在过去的一千年中，世界最重要的历史运动亦即文化建设，是西方的崛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大西洋地区的人们即所谓西方人，经常从其他地方的人们那里秉承思想（精神文化）和技术（工艺文化），从而不成比例地引发推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变局。而人类新的千年即将开始，我们似乎看到新千年中的第一个世纪将是亚太地区的崛起，那么我们，当真能够刷新人类文化建设的记录，开创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吗？
我们期望，当我们感到困惑、信心不足和需要建树之时，愿我们想起：我们是有背景的！记住，我们总之是有背景的，背景越宽广深厚，在出的创新性就可能越高。
——摘自《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1994）
 
目录
引  子
一、文化是什么？
1、文化是一条心河，一种精神支柱
2、文化是物质、精神和工艺的同心共生体
二、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动力学机制是什么？
3、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
4、文化发展的动力学机制是社会生态的自组织力
三、大中华文化需要怎样的价值范式重建？
5、人类需要新的智慧引领向前
6、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a、 全球视野
b、 中华情怀
c、 善待他者
d、 和合共生
7、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现行硬道理导航
e、 和谐中国的社会建设应当倡导共生价值观。
f、 解决人类异化和片面发展需要共生价值观。
g、 解决全球性问题出路在于认同共生价值观。
8、良知、文明、共生——中华民族百年不逾的主题流变
h、 三大现实背景
i、 三大价值目标
结  语
引  子
1980年代，中共中央宣传部奇迹般地出了一位“三宽法则”的部长朱厚泽先生，倡导文化宽松、宽容、宽厚政策。2010年5月9日厚泽先生仙逝，我当天在《三宽法则兆国运 厚泽精神驻人心——悼念朱厚泽先生》中写道：“在我看来，这个‘三宽政策’，从人类的政史、治史与精神文化创造的关系上看，实属三大规律，三种法则和法宝。”
20多年过去后的今天，读到云杉先生在《红旗文稿》上发表“文化三自论”，倡导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欣喜之余想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此当可看作“文化三宽法则”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历史性发展，是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结合起来，探索文化发展自在规律、自动演化、自觉创新的一次有益尝试。
自19世纪中叶始，中华文化遭遇“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经“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慈禧新政”、“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继续革命”、“思想解放，告别革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历经一百多年的历史沿革，中华文化可谓经历了多次“价值重建”。其基本特点是，始终没有超出对于西方工商文明的“复制”与“选择复制”范畴，同时，一百年间，为了选择复制的侧重点不同或大同小异，呈现出激进与保守（左与右）的激烈争斗与暴烈对抗局面，并为此付出几千万中华儿女的宝贵生命。目前，这一过程，尚远未完成。
我们常常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还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当西方工商文明自身一而再地暴发世界性危机，出现“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之时；当中国社会年发群体事件超过30万起，精神病患轻症过亿、重症达1600万，国民收入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比差，呈越拉越大之势；当所有曾经认为至宝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儒、法、道、释、基、伊、马、列、孙、斯、毛、政府、市场、自由、平等、博爱、专制、民主、科学、技术及“特殊材料”的救世主、道德楷模、能人代表）再也不被中国人狂热追捧，再没有那么神圣，甚至在心中或崩溃、或消逝、或事实上束之高阁，除了金钱、权力、智谋，一切都似乎皆可以“忽悠”二字以蔽之后……作为至今仍然以“复制与选择复制”为基本特色的东方大国——中国，还能拥有强有力的世界价值吗？GDP排名世界第二、乃至第一，资本、科技、军工、企业规模上的赶超西方，算不算世界价值？
窃以为，云杉先生“文化三自论”正是在这样一种大历史背景下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其立意，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人民经过革命、继续革命和告别革命三阶段近百年的选择性复制，伴随中华民族意识形态蒙太奇式的系列重建之后，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背景下，大中华价值重建乃至东方价值重建的接力。
让我们回到文化的元问题。文化是什么？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动力学机制是什么？大中华文化需要怎样的价值范式重建？
一、文化是什么？
尽管有关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文化”有一百多种说法和定义。但今天，我们讲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依然要从“文化是什么？”这个元问题开始。

1、文化是一条心河，一种精神支柱
大凡文化的创造者，都不是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从纳音取象、结绳记事、立功立德立言，到各种风尚潮流的形成，真正的文化创造，莫不始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由生活感受、体验、观察，进而求索、反思、建构，终至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这种“神明之德”、“万物之情”，即是人类成为万物之灵，赖以文而化之的精神支柱。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政党，只有当拥有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时，才能获得强有力的世界价值!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文化作为精神支柱，离不开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文化的活的母体。每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传承，都是活生生地通过一代一代的母亲传递给下一代的，而书本、工艺作品，只是一种物化的载体。
惠特曼说,“全世界的母亲是多么的相像！她们的心始终一样，每一个母亲都有一颗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经验都可以证明，母亲言行的点滴渗透，正是我们每一代人精神支柱得以延续的来源。比如对我而言，刚刚往生的母亲，此生给我最大的精神财富，就是敢于相信人，相信自然，也相信自己，尽管她生于乱世，但她遇事处之泰然，安之若素，她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凸显她特有的人格魅力，可谓“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从未改变对人、对自然、对自己的信念！这种信念就是人自立于天地的精神支柱！诚然，如果“逼上梁山”，她比任何人都不惧怕战斗，且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她有草根情怀，精英情调，更有贵族气质。大概，这也就是人们耳熟能详，却又往往不甚了了的所谓“文化”。
文化，即文而化之，文明化育之谓也！文化，是活的历史，文化永远鲜活地存在生长于每一代人的心里！
文化是一条心河，我们这些个体生命或群体组织，或是食客、看客，或是河岸上的林木、泣猿，或是装点这条心河的轮渡或轻舟，或是滋润养护这条心河的慈母……有道是“两岸猿声泣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所以，文化之心河，不可能被任何人或群体组织长期拦截私藏而后越流越窄小，而只会越流越宽广，正所谓“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所以，谈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本身，必须要有从文化母体中秉承的精神骨架作支柱着眼。我们经常讲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从我们的认识过程看并没有错，但从逻辑关系上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不是相提并论的四个板块，而应当是一个生产、生活、生态同心共生体。
文化，作为我们的精神支柱，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同心共生体的轴心，依次为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最外层的是反映政治、经济状况的社会生活，文化则从内到外贯通始终，决定着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品味、质量、前途的深度、广度、高度。
国家文化如此，民族文化如此，区域文化亦如此。比如，东方世界各文化区域发展到今天，可谓同体共生。这种同体共生的文化，不只是书本章句范畴上说的，而是就其精神内涵及生活实践说的，是活生生的现实。
东方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及其精髓所在，是从太平洋西岸到印度洋东部沿线，总人口超过二十亿的东亚、东南亚和大中华区人，多为儒、道、佛、资、社 “五位一体”，即以儒学亲情规范行为准则、用道家修炼养生“充电”、借佛家行善感悟来修持心性来世、采资本（主义）文化参与现代政经生活、集社会（主义）文化求民生公平正义，在理想意义上，这可以说是一种众生适用之共生、共栖、共济的生活方式。

2、文化是物质、精神和工艺的同心共生体
我在《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1994）中，也曾试着对文化给出一种学理化的解释。所谓文化，在其现实性上，是物质、精神和工艺的三位一体或同心共生体；而在其可能性上，就是人的这样一个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的由秉承者向在出者永续追寻文而化之的创化过程。
文化，及传统、时代或时尚、自然、世界、宇宙、历史等都是背景的不同存在方式。有了人就有了文化。人也是文化的人，因此，背景即文化，文化即背景。天文、地文、人文皆是文化、是背景；人类的生产、生活、生态也皆是文化、是背景。背景作为文化，在其实在性上，可以用三个概念来分别加以表述，即：
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是人类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的空间（载体）形态或文明形态。物质文化是一种依存于空间的有形文化，包括一切与人发生关联对人有明确、具体价值的感性事物。物质文化与人的衣食住行用相连，具有直接现实性。
精神文化（Spiritual Cuture），是人类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的意象（观念）形态或理念（意识）形态。精神文化是一种以时间为基础的、无形的文化，与所谓广义科学、艺术（宗教）、哲学及其机能即人的感知、情趣、意志、思想、经验（知识）、观念、尊严相连，具有纯粹性、超前性、预设性和永恒性。精神文化包括一切与自然、社会、个人、国家、世界、文明、演化有关的，没有明确、具体经济价值的理念性事物（包括气、知、性、真、善、美、慧、德、神）及民族性的集体无意识和时代性的社会心理氛围。
工艺文化（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是指人类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的组织（技术）形态或社会形态。工艺文化是一种以时间为基础，以一定空间为阈限的、无形而又有形的文化，包括一切能将精神文化转化为物质文化的工具、手段和机能，以及与人的生活、生产、安全、语言（符号）、科研、著述、义行、探险、游戏、技艺、教育、福利、管理、规则、风俗等有关的一切组织（结构）方式、运行方式和承传方式。工艺文化具有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的二重性，如文物、书籍、场馆、公园、通讯设施、传播媒体、实验室，以及小到家庭、球队、俱乐部、公司，大到军队、政府、教会、跨国集团、联合国等一切社会组织都具有这种二重性。工艺文化最具历史性，是民族、文明、习俗、风尚及社会生活存在方式的具体显现。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属于工艺文化范畴。我们通常说的社会历史形态或时代特征，也是依据在各个历史时期在社会生产、生活、生态相互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工艺技术形式来划分的，如原始社会、奴隶（城邦）社会、封建（井田）社会、帝国（包容）社会、资本（商品）社会、社会化（“均贫富”）社会、大同（共产化）社会、共生（互助化、伙伴化）社会；如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体验服务（福利）社会；如自然经济时代、工业和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时代、体验经济时代；如采集狩猎文明形态、农耕读文明形态、工商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形态。
人类一切文化形态，无论是语言、资本、家庭、建筑，还是国家、城市、跨国组织，都是物质、精神和工艺三大文化形态的一体化，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工艺文化的同心共生体。
如语言，这一区分人与动物的基本文化标志，其物质文明形态——文字、语汇、声音、符号（图腾、徽章、Logo）等；其精神理念形态——语义、象征、指令等；其工艺组织形态——语法、规则、约定俗成、语境等。
如国家，这一超越民族（家族）、人种、界域的最大的社会组织单元，其物质文明形态——人口、财富、地理位置及自然文化遗产，各种职业化的国家机器如议会、政府、法院、军队、企业，公民和各种利益阶层（集团及其政党），标志性建筑，综合国力等“硬实力”；其精神理念形态——社会理想、观念、价值取向、民俗时尚风气等；其工艺技术形态——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生育）组织，及其组织规则（制度、约法、规程、习惯等）和结构功能等。国家的精神理念形态和工艺技术形态都属于所谓“软实力”。
再如资本，这一当代社会生存方式中最显赫的文化形态，资本的各种货币形式及其代表的社会财富，可用币值表示的不动产和一切可能转换成用币值表达的自然、社会、人文及天文资源，是资本的物质文化范畴；资本理念包含的“机会均等”、“自由竞争”、“等价交换”、“创富以人为本”、“生产利润最大化”（与之相应的“行政许可与公民利益”）、“公平与效率”（与之相应的“公平、公正、公开”）、“藏富于民与社会化生产”（与之相应的“小政府大社会”）、“契约与诚信”、“模式化扩张”等基本观念，还有“为富且仁”、“恭喜发财”、“同舟共济”等社会心理氛围，是资本的精神文化范畴；资本在现代生产、生活过程中直接成为经济社会组织的结构方式（如“现代企业制度”其核心内容就是“以资本为纽带”、股东权益保障、经理人职业化和生产标准化与产业化，并以此进行组织结构的），资本理念在资本生产中的全面实践（如资本生产要求社会生活在生存机制上，彻底完成“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从人身依附到人身自由”的历史性改变，资本使人类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成为可能）等等，显然是资本的工艺文化范畴。
人类文化的物质、精神、工艺三位一体性，意味着人类生产、生活、生态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事务都具有系统性特征，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是一个系统工程。
比如，资本的文化三位一体性，意味着资本及“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一种生产关系，也是一种有全球意义的生活方式；对中华民族来说，它还是一种需要学习、适应进而拥有的系统生存机制”。我们对资本文化的理解和把握，需要从资本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工艺文化三位一体的特性出发，才能使其真正成为当代中国人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顺便说一句，我们强调“资本文化三位一体性”，充分认识资本的文化三位一体性特征，对于正在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人来说，可能有助于摆脱超越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的——某些至今“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的“先辈们的传统”观念，从而在当前经济社会的组织活动中，“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完成由承者向在者的蜕变，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同时，三位一体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工艺文化，又是一个文化同心共生体。
精神文化处在这个同心体的核心，包裹着它的是工艺文化，处于最表层的是物质文化。三大文化交织为一体，作相向运动。精神文化是同心体最活跃的部分。一定的精神动机，引发一定的工艺运作从而产生一定的物质形态（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可从这里释之）；而某些物质形态因其体现（象征）着一定的精神动机而成为一定的工艺形态；某些工艺运作转换成一定的物质形态后又可能促成新的精神动机的诞生。
三大文化同心共生，就这样相向运动着，共同决定着人类的存在方式及其水准，并凝聚、浓缩和逐渐和谐地固化在个人或社会组织的各种开放性或封闭性定势之中，从而保障了人类及其文明的生存、延续和发展，越来越丰富多彩。这一同心共生的过程，与中国古人描述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旨趣是完全吻合的。
定势与通常说的范式，具有异质同构性，都是文化传统的节点或结点，但由于着眼点不同（定势着眼于精神心理行为，而范式着眼于概念原理），我们认为定势更符合文化的本性，更切近背景的历史展现方式。我们可以从横的方面，对背景进行多种阐述，也可以进行纵深的分析并得到许多原理命题，建立许多新学科，如将“定势”原理用于研究历史，可建立“定势历史学”；用于社会、审美，可建立“定势社会学”和“定势美学”（或臻美学）等等。如单从“工艺文化”再细分，当我们将组织划分为“组织结构和组织职能”，将个人划分为“个人和个人角色”（在共和国条件下可划分为“公民个人和公民角色”）之后，可得到“组织职能专一化与个人角色多样化原理”，并据以建立“职能管理学”和“角色政治学”，用以研究和判断各种现有社会组织的真伪、个人术艺的高下多寡、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这条原理还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标志，因为原始社会的整体情形恰恰是“个人角色单一化和组织职能弥散化、全能化”。 
随着我国社会工艺（技术）文化的进步，经典作家所创造的传统概念或理论模型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需要，比如“生产力”，原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与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相结合而构成的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人是生产力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照此，就很难涵盖我们现在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脑力劳动者”、“嘴力劳动者”（指节目主持人、演说家、歌星等）、“管理是生产力”、“社会关系也是生产力”等等，因为，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这些社会形态学概念，应当有机地统一到工艺文化范畴加以考察，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再如，邓小平机智而无畏地提出“不讨论”经济体制性质的“姓社姓资问题”，更从实践上洞察到其问题的伪科学性和现实危害性。其实，不管是所谓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说白了都是个工艺（技术）问题，即都是社会工艺组织的建设和创新问题。它同时涉及人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工艺文化三大文化协调发展，既简单又复杂，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参看拙著《参与——现代人的追求》中“参与自然的造化”、“参与社会工艺的改造”、“参与精神文化的更新”等节。该书为纪念“1985’联合国国际青年年”而作，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正式出版）。也正是在社会工艺组织改造的意义上,我们才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用“总设计师”称谓邓小平不应当是比喻意义的。
我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云杉先生才说：“文化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且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GDP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终极目标。他还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话论证说“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
二、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动力学机制是什么？
云杉先生在论述了文化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提出“经济文化化”的命题同时，引出了“确立文化发展目标、谋划文化发展战略、提出文化发展举措”的问题。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云杉先生提出了一个“激活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与“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这样一对关联概念，亦即尊重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与顺应文化发展的动力学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化三自论”与“文化三宽论”及百年来“中华价值重建”之间，是一种历史性接力。
如果把“人民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看作是“经济民生”、“政治民生”，那么云杉先生在此提出的“保障好人民的文化权益、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生活质量”，就可以叫作“文化民生”和“社会民生”。同时，由于民生问题的根本，是民权(包括三种“公民个人”权力和权利：人权，即生命权、生存权；事权，即行事权、拥有基本资源行事权、选择行事方式权；物权，即获得财产、免于贫困权）。文化民生、社会民生，主要表现为国民事权。
窃以为，云杉先生把“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与“基本文化权益”作为关联概念提出，是一个了富有智慧和勇气的理论创举！一个合规律性（如“三宽法则”）与合目的性（如“自由创新”）统一的表达，也即是一个与共和国相称的合符法理逻辑的结论：包括文化民事权在内的国民事权（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的宪法性表达。是积极探索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动力学机制的创造性努力。

3、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
文化自觉的核心问题，是人作为文化主体，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云杉先生说得好：“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的，推进文化建设必须强化主导、壮大主流。”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的今天，文化的主导、主流，就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任何文化专制、文化单边主义，都既不符合今日世界潮流与文化发展的规律，也在实践上根本行不通。
指出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意味着把文化探索中的合规律性与全目的性、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结合起来了。如果说，在这种“多元一体、多样共生”的文化大格局中，还存在优势文化或强势文化，那么，这种优势文化之所以优势，在于其涵摄的核心价值，具有文化覆盖性的感染力，在于其毫无阻隔地自然抓住人心，且温暖和照亮我们的灵魂，在于其体现了人类的普遍旨趣与价值！
云杉先生极富历史感地指出，“做到文化自信，关键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前面已经说过，文化即文明化育、文而化之，也就是说，文化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即需要代代相传、秉承，又需要代代创新、丰富的过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肯定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信念，来自对于文化、创化、演化过程的自信。本来、外来、将来的价值基础，都来自这个“文化自信”。我想说，云杉先生一个“不忘本来”，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命题，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命题，即：我们的文化传统究竟是什么？是复合传统，还是单一传统？是一成不变的传统，还是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传统？
不过，对于有人提出“文化边界”、“文化版图”、“文化主权”等问题，我倒是有点不同看法。文化有边界、也可以呈现版图状，但文化没有“国界”、没有“族界”、没有“主权”。这种情况在宗教（文化）上表现得很典型，历史上国与国之间屡屡发生异教迫害、强迫改变信仰的事件，但从未发生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允许，乃至迫害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皈依与自己相同宗教的事件。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萨满教文化等等影响较大的宗教是如此，孔孟文化、老庄文化也是如此。因为，文化，文化，即是文而化之，文化的本质和生命力，就在于跨国、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地传播、流通与融合。这正是云杉先生提出“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拓展我们的战略利益”所必须。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时代，一个拥有优势文化或强势文化的国家、民族、政党，一个拥有强大精神支柱的国家，一个有“文化自信”的国度，决不搞“文化保护主义”（至于说，某种文化创造被转变为文化性商品（服务），需要保护原创者的权益前提下，别国别人才能与之分享，那已经不属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范畴，而纯粹是个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还有，下文“吸收外来”，在表述上，显然与之发生不可避免的逻辑上的重合，联系下文“着眼将来”，有时间与空间上的矛盾。比如“德先生与赛先生”、“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党政治”、“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北京奥运精神”、“网络化、信息化的潮流”，显然不是中国的“本来”，而是“外来”，或者说起码既是“外来”，又是“本来”，抑或既是“本来”的“外来”，又是“外来”的“本来”。
以我的浅见，只要是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的“文化事件”和“文化运动”，无分中外古今，对包括我在内今天的后生来说，都是“本来”。而这些“文化事件”和“文化运动”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应当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属于“将来”。
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自信的基点，是“返本开新”、“推陈出新”，比较合适。所以，对于每一个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前进的新生代个体生命而言，所谓“文化DNA”，都既是“本来”，也是“外来”。
避免这种逻辑表达上的矛盾和尴尬的最好方法，可能是采用背景主义（1994）的立场与方法——即不管是什么文化，无非是物质文化、工艺文化、精神文化的同心共生体，而一经拥入我们的感知，就无分古今中外、“本来”、“外来”，一律作为信息或资讯，加以背景化的处理，而秉承之，而后经过个体生命身心灵自组织活动，亦即云杉先生说的“开放包容的胸怀、辩证取舍的态度、转化再造的能力”，从而在出背景、推陈出新，实现“将来”可能的文化创新。
文化创造的热情来自创造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尊严感，当GDP增长率作为社会生活与人生目标的价值参量时，当精神文化创造的主体被当作“教育对象”时，创造者的尊严何在？当目标、方向、方法、路径等等一切都规定好了，“自强之本”——即云杉先生期待的“文化兴盛的可靠保证”：人民大众作为历史主体的精神文化创造，实际上也就被取消了。这正是“我们所有出版社的年销售额加起来还不及一家贝塔斯曼，我国海外商演的年收入总和还比不上国外一个著名的马戏团”的根源，也是大才子如王蒙先生，终了也只有“半部杰作”《活动变人形》的根源。
因为，文化创造是一种个体行为，作为这种创造行为主体的所谓“知识分子”，需要创造的自由空间。自强之源，只能是来自文化创造者个体生命（无论是否知识分子）的自组织力。云杉先生提出“最大限度地把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的问题，极富历史感，这个“最大限度”，比继续革命时期的“驯服工具论”，开始预留了一点空间，但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全面推进的情况下，需要定下一个不会因人事变动而变化的“底线”，或一个避免“人亡政息”的“红线”。
时至今日，中国本该诞生三部史诗性作品：第一部是土地革命以来中国农民及乡村生活的史诗，农民及其乡村生活是稳定这个国家的基石；第二部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及其精神心理传承的史诗，文化及其精神心理是支撑这个国家的背脊；第三部是1840年以来中国民间社团及其公共空间的史诗，社团及其公共空间是平衡这个国家的支点。
可惜，事实却是，以中国最具传播力的电视为例。全国总共五千多个频道上，播放的除帝王历史剧、神怪武侠剧，就是明争暗战的国共斗争杀戮片，剩下的只有那些以严肃地搞笑的方式解构“爱情”、解构“友情”、解构“组织”的所谓贺岁片，以及将丑陋娱乐化、审丑化的小品（比如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言行不一、坑蒙拐骗、机会主义现象娱乐为“忽悠”，麻痹人们最基本的道德情操，客观上使之合情合理地击垮了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是其典型），真正能吸引观众视听且能引发人们道德反省的，反而除了台剧、日剧、美国大片，竟然多半是1998年金融风暴后确定“文化立国”后大量生产的韩剧。
我非常钦佩近年来首倡“公共外交”且不遗余力推广其理念的赵启正先生。在我的理解中，在公共外交的意义上，每一位走出去的中国人，无论是官员，公众，还是精英，其言行举止都犹如一张发出去的“文化名片”，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那么，在这张“文化名片”上写着什么样的内容呢？起码应当有鲜明独特的价值诉求、独立人格精神和文化自信这样的内容。而我们在对外文化传播方面，至今大体限于海外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唐装”、“汉服”、杂技、体育……在所谓精英文化交流上，依然不是“对话”，而是“听话”（拼的依旧是外语水平），比如外国人说“软实力”、“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的学者们也跟着添油加醋，并对自己的同胞振振有词地鹦鹉学舌照本宣科……不知当代中国人为何如此不济？
难怪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治国方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2002）一书中谈到所谓“中国威胁”的时候说，中国不会构成冷战时期苏联的那种挑战，她解释说：“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感染性的理论。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布热津斯基说：“罗马文化高于周边文化，文化优越性使得罗马帝国的使命感成为合情合理，也加强了帝国的力量。”英国不仅把欧洲的“绅士文化”推向全世界，英语更成为世界性语言，当今美国正以其“大众熔炉文化”推进自己的影响力，并向全世界传播其“自由、民主、人权”的思想观念——它们先后分别被称为欧洲梦和美国梦！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从文化创造源头，亦即文化发展规律和动力学机制上反思的大事。
所以，既然讲“塑造”，就应当给“自强之魂”的“自强”之“自”（“当家作主”的国家、民族主体，即人民、公民、国民）留下“塑造”（创造、创新）的空间，而尽可能少一些对“魂”的规定性内涵，规避“照本宣科”式的党八股。不过，“自强之路”也不仅仅是个“科学发展”的问题，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何最近七八年的实践证明，其结果依旧只有“发展”没有“科学”？即使有科学，可在理论上说，科学与民主一样，也是一种工具，从科学这种“工具”中，也许能推导、引申出经济繁荣和GDP增长率，推导出结构调整和“五个统筹”（效果如何且不说），但推导、引申不出文化发展所需要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和谐社会”。问题还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如何协调，即如何将工具理性纳入价值理性的航道，来领航。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正是当下中国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中最突出的矛盾纠结处，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大慈悲才可能加以一揽子解决；而且，需要时间表、路线路，急不得，等不起。
作为秉承者（或曰“承者”）时，我们做人的骄傲只属于前辈和文化传统，只有作为富于自己本质的在出者（或曰“在者”）时，我们才能真正感到自己作为“万物之灵”的自豪。因此，只有为了“来者”（后来者）去努力完成由“承者向在者的蜕变”，我们才无愧于天地万物，无愧于人，也无愧于类的历史——不是被历史书写，而是书写历史（摘自《我们从何而来，关于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1994）。
总之，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意味着把文化探索中的合规律性与全目的性、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结合起来。

4、文化发展的动力学机制是社会生态的自组织力
如果说，发现，并勇于阐明“多元一体、多样共生”这一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具有“厚德载物”的品质；那么，提出，并要求“激活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更显现“自强不息”的精神。
云杉先生在文化自信之后，提出了文化自强的命题。我想说，文化改革是手段，但用“文化政绩工程”来推动文化发展，也许有一些短期效果，但那不是创造。文化自强之源，最后要落实到文化创造者个体生命的自组织力上。这里，我想结合中外历史现实，再次概述一下自组织均势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自组织力理论，源自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它比较恰当地描述了系统必然趋于死寂时，如何在开放的条件下使系统恢复活力，并推动系统朝良性循环发展的现象。自组织现象，或者说自组织法则，普遍存在于一切自然、社会和人类活动之中。是任何系统永葆青春活力的内在推动力量，故曰：自组织力。
对人类而言，从个体到群体，从群体到类（系统），所谓自组织，是一个不断扩大拓展的“自觉、自立、自由三位一体”的过程，与自觉、自立、自由的相伴随的内在组织对应物，是人类特有的世俗上帝：即“良知、良心、良能的三位一体”，而与自觉、自立、自由相伴随的现实（外在）组织对应物，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所谓“知识、财富、权力的三位一体”。这就是自组织力在人类社会的内在逻辑结构与外在功能展开。
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自组织力是人类的尊严所在，是东方人崇尚的尊严主义和西方人崇尚的自由主义的共同基础。
因此，我们认为，自组织理论用以概括人类系统及其国家、社会、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也同样适用。从人类生产、生活、生态关系的历史沿革上看，由于无论是内在的良知、良心、良能发挥，还外在的知识、财富、权力的拥有，都呈现出由个体到群体，由少数群体到多数群体，由多数群体到全民、全生态的过程，因而，人类自觉、自立、自由的自组织性，也呈现出由脆弱到坚强，由疲软到坚挺，由周期性到永续生成的共生过程。
人类自组织活动，从三个层面作用于社会文化系统，即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涉及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工艺文化”，此三者是一个同心共生体。
物质文化，以文明形态为标志：狩猎-采集-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生态文明。在农耕文明与工商文明的交替融合时期，人类形成了四大文明轴心。文明轴心的形成，是以精神文化的自组织（创造）为核心纽带的。
精神文化，以思维方式为标志：采用雅斯贝尔斯（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一书中的轴心理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在精神上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中华文明轴心期，出现的老子、孔子、墨子三种思想体系，刚好分别代表了人类内在组织良知、良心、良能展开的三个思维向度；而希腊文明轴心期，则出现了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印度文明轴心期，出现了释迦牟尼等；希伯来文明轴心期，同样出现了许多先知先觉等。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精神文化，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期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这些古代精神文化都出现了“大爱”、“人文关怀”、“终极关怀”的自觉。从而在道德、理智、宗教上完成了一次对原始文化的系统超越与整合，而超越与整合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欧美、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那些没有实现超越整合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玛雅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只给考古家、博物家和艺术家提供想像的记忆空间。
精神文化创造的外化，形成各种自觉的制度性的包括军事组织、政府组织、宗教组织、行会组织、学校组织、技艺组织、王权-皇权式微后，还有政党组织在内的各种各样社会组织形式，这就是工艺文化的出现。
工艺文化，人类自组织社会形态的阶段性划分：以中华为例。
第一阶段，文明史前社会，特点是：氏族-神话-英雄三位一体，历时：约170万年前～公元前21世纪；
第二阶段，文明轴心国家共和主义社会，结构方式：王权-分封-民本三位一体之公私分明体系，历时：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1年，包括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
第三阶段：世俗家国宗法专制主义社会，结构方式：皇权-官权-民生三位一体，历时：公元前221年始皇统一六国～1912年末代皇帝退出历史舞台止；
第四阶段：民族国家共和主义社会，结构方式：民族-民生-民权三位一体，历时：1912～今（但是，由于中国“世俗家国宗法专制主义社会”的历史惯性与世界各个文明的非自然杂烩及人为片面的选择，形成了一种非常态的亚社会文化形态，这就是以“城乡二元结构”-“政府市场二元结构”-“官民二元结构”为基础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第五阶段：全生态社会共生主义社会，结构方式：物权-事权-人权三位一体，历时：如果2008始，那么～永续。
第二、第三阶段，相当于农耕文明时代，其社会人格载体形式为宗法体制，地缘政治的族际权力关系，高于公私权力关系，且最高权力拥有者几乎不受任何制约，维系其关系的精神文化，主要是宗法荣誉和宗教信仰；第四阶段，相当于工商文明时代，其社会人格载体形式为利益共同体，民族国家政治的权力关系，高于宗法和公私权力关系，同时，又要受到一定制约，维系其关系的精神文化，是理性革命和市场法则；第五阶段，就相当于生态文明时代，其人格社会载体，是公民共生体，全民化政治人际、我他关系高于利益权力关系，维系其关系的精神文化，是自组织的公共生活和社会良知。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的封建社会，自先秦结束后，兴起的是具有无比包容性的“内圣外王”和鲜明无为而无不为特色的帝国时代，经过汉、唐鼎盛时期，至宋，中华帝国便由盛转衰。五代十国后，蒙古帝国的崛起，将北方草原军事专制主义，带到了除西欧外的欧亚大陆，特别是对中国（其次是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影响，起到了历史转捩点的作用，即从此，中国进入一种世界独一无二的，既保留了过去“外儒内法”与“兵家谋略”传统，又殖入了北方草原军事专制主义，由两者混合而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宗法专制传统。历经元、明、清三代，近700年的浸蚀，不仅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封建政治和帝国政治道统，更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法统，中国的帝国政治完全蜕变成宗法（集团）专制政治（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也由“士<绅>、农、工、商”社会，蜕变为“兵<警>、农、工、商”社会）。
宗法专制政治的内在法统逻辑，就是人称流氓文化的“成王败寇”，亦即道统永远服从法统，为法统服务的文化。不要说元、清两代直接的北方少数民族专制，即使是明代朱氏汉族统治集团，在其立国意识形态中，连奉行说过“民为贵，君为轻”亚圣孟子学说的士大夫都不能见容。
中国目前，处于自组织社会形态的第四、第五阶段，介于有序无序之间的交织状态。这是一个从全球化到全民化的过渡时期，在这种社会形态的过渡时期，一般会出现三大危机：即文化哲学危机、经济伦理危机、政治道德危机。
常言道，危机也是生机。那么，我应当如何克服三大危机，并把它转化生机呢？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的思考与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到目前为止，人类克服重大社会工艺危机的办法，都是回到文明轴心时期的精神文化，因为文明轴心时期创造的精神文化，就象一个处于青春期的人，面对自身问题时，第一次暴发出以生俱来的综合生命自组织力，蕴含着可以组织起创造一切奇迹的可能性，有一种通过当下整合与超越而自我更生的能力。
今日中国，是一个考验中国人智慧、勇气和慈悲心、普惠心的历史时刻。
那么，面对当下中国遭遇的三大危机，基于中国执政党17大率先全球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思维，我坚定地认为，首先应当在精神文化上树立三种思想观念，第一，在发展观点上，树立生态文明主义，以克服当下的经济伦理危机；第二，在基本立场上，树立社会共生主义，以克服当下的政治道德危机；第三，在理论方法上，树立背景组织主义，以克服当下的文化哲学危机。
与此相适应，对内，要有充分的智慧和胆略实现社会大和解，真正克服斗争哲学和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对国家民族精神的癌变侵蚀；对外，要有广阔的视野和前瞻的责任，力推全球生态政治超主权组织建构，以期用生态文明的公民共生体超越与整合工商文明时代的利益共同体。
生态文明主义、社会共生主义、背景组织主义三种思想观念形成四句话十六个字，构成中国现时代的处世哲学或处变哲学：全球视野、东方神韵、善待他者、和合共生。其方法和目标，就是：“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这里，我要再次重复这一结论：保持自组织活力，形成自组织均势，是地球人类生态系统得以永续存在与发展的充要条件。如果说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知识形态、自立财富形态和自由权力形态，是一个社会共生主义的运动体系，亦即一个全生态全民化社会建设系统，那么，自组织力及其法则，对于人类、国家、民族而言，建立超越与整合农耕文明宗法社会和工商文明利益共同体的公民共生体，就是生态文明形态必然的结构方式。
对中国而言，如果说我人过去几十年在“一盘散沙”的条件下较好地发挥了“政府自组织力”，形成“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论者所描述的积极成果，同时也造成了近年来左、中、右人士所诟病的社会性消极后果，那么，如今到了亟需政府、社会、公民组织创新的时候了——在发挥政府自组织力的同时，引入“社会自组织力”和“公民自组织力”，并使其潜能充分发挥作用。
我以为，这就是中国当下和下一步可能形成的新的“社会契约”，亦即新的改革共识与动力！
三、大中华文化需要怎样的价值范式重建？
云杉先生说得好，“价值观是时代的产物，只有反映时代的要求，才能引领社会进步”，他不无豪情地指出“面向世界，关注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阐明自己的核心理念和价值主张，敢于在超越他人中引领潮流。”“为人类文明发展有所贡献”。我们假设，云杉先生文中提到的“如果政治制度变革需要6个月，经济体制变革需要6年，那么文化的改变至少需要60年”这一形象说法是成立的，那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正好累积了60年、30年、100年，应当进入一个大发展、大繁荣、大建树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期，大中华价值重建势在必行，而非无限推迟出场！
同时，爱因斯坦说：“你不能用跟造成问题相同的思维，去解决问题”。文化、文明、科学的演进史告诉我们，批判、解构不能代替建设，不能代替范式的创新（参阅《历史行进中的“破”与“立”》及《中国的真实经验与当代使命——从走向共和，到走向共生》）。真正的革命，必是创新——范式的创新！成败总是阶段性的，胜利乃价值积累。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只有当拥有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时,才能获得强有力的世界价值!我们不需要与谁一比高下、雌雄，我们只要国民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实现和基于实力的机会均等，仅此带来的基于实力的报酬，将无以伦比。

5、人类需要新的智慧引领向前
人类500年来的近代化、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形成了两种思维方式：一是人与神、灵与肉、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一是科学主义的切割式专业分工、学科化教育体制、被工商文明宠坏的惰性和奢侈攀比带来的利益博弈等等，形成的碎片化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带来的问题，就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片面性发展和人格扭曲的问题。
这一切，昭示着人类正处于又一个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新的智慧引领向前，新智慧从何而来？
八个字：必集大成，方得智慧。让我们从人格与国格开始。
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一个人之人格与一个国家之国格，都有一个是否富有魅力的问题，这首先涉及到个人形象和国家形象。
个人形象、国家形象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的整体相关性不言而喻。
所谓“不言而喻”，是指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人际交往和国际交往中，彼此承认后，就不再需要时时挂在嘴边，大家心照不宣。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你没有足够的信心知道别人是不是真的承认你的利益，但即使是这样，当你动辄就把利益或核心利益挂在嘴上，以至动辄以“伤害感情”相要挟时，你的形象魅力，乃至做人、当国应有的尊严，人家嘴上不说，心中却已荡然无存。
当一个人意识到，并开始谋求自身利益（“自己活得好”）时，自由主义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而当一个人同时意识到并承认他人、他者也拥有这与生俱来的权利（“也让别人活得好”）时，平等主义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迄今为止，人类在自由主义道路上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以理性、科技、工商、金融、贸易、正当、效率、法制等为标志的现代经济文明；人类在平等主义道路上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以神性、道德、信仰、民主、正义、公平、良治为标志的现代政治文明。尽管在历史进程中，现代经济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并非总能达到完全同步推进的水平，但却依然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不会错位到哪里去。如果发生错位且错位较大，那必是系统性、结构性问题，非重铸、再造、更新，不可持续。
自由主义强调学无禁区，在人际关系上不设任何边界，而平等主义强调习有禁忌，在人际关系上却有明确边界，这就产生了一对伦理价值上的矛盾。于是，协调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矛盾，便成为现代人身心灵健康成长所必修的人格功课。这也是现代教育的根本出发点。所以，一个人格成熟的现代人，必是一位能够较好地协调好自由与平等关系的人，必是一位富有尊严和幸福感的人，因而必是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人。
当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同时成为所有人的处世哲学时，每个人的自由就成为一切人自由的必要条件；每个人的平等就成为一切人平等的充分条件；而尊严主义、幸福主义就随之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于是乎，每个人的尊严、幸福也就成为一切人富有尊严、幸福的充要条件——这，就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能够达到的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而能够体现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的处世哲学，我以为就是共生主义或共生学说（symbiosis theory），而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运动的出现，总体上也呈现为趋于共生主义。
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在各个历史阶段和不同文化区域，表现为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或处世哲学。但是，从哲学上看都是自由主义处世哲学及其变体（包括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资本主义、福利主义、精英主义、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民权主义等）和平等主义处世哲学及其变体（包括群体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民粹主义、草根主义等），在各个国家异彩纷呈的表现，同时，都有其自身的问题，且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现实运动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我一再强调，人类（不是哪个国家）亟需寻求新的智慧引领向前，以适应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当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意识到谋求自身利益，同时，意识到并承认他人、他国也拥有同等、对等的权利时，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即：人格形象与国家形象，人格魅力与国家魅力，乃至俊杰气度、大国风范！
那么，何谓共生主义？前面已经说过，共生主义是对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及其各自异彩纷呈的变体的整合与超越，是一切人富有尊严与拥有幸福的哲学表达。因而是一种全新的智慧和世界观、价值观。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2周年，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明年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100周年。为了完成工商文明为内容的现代主义，中国人在过去的100年内先后完成了对自身传统社会的两次毁灭性的颠覆。一个是以市场利益为导向的30年，一个是以革命理想为导向的60年，反思100年、60 年、30年，我们不能不承认，革命和市场，分别扮演着传统社会解体的冲击力量和现代社会整合的动员力量。革命导向（演变为“政府管制主导型经济模式”）与市场导向（演变为“市场自由配置型经济模式”）及其混合体运行的成就和问题，是同样巨大的，现在问题是，这100年我们在推行现代主义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大家现在都讲中国崛起，还有几近起哄似地跟一些老外在辩论所谓的“中国模式”，我们二十多万亿的GDP，两万亿外汇储备，这都是看得见的成就，但是它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或者说付出了沉重的自然代价、社会代价和人文代价，即成本透支。那么，下一步我们到底会往哪里走？

6、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时，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作为一个时代命题就提出来了。这些年大家都在讲复兴，但复兴远不只是整体经济的强大，更是一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古老智慧复兴，是中国人新文化形象的复兴，是中国崛起时代共生处世哲学的复兴。为此，我们在此抛砖引玉，提出十六个字：全球视野、中华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
j、 全球视野
世界是一个整体，天下大道，就是全球共生。由于互联网、卫星传播、大型喷气式飞机、高速公路、高铁，以及跨国经济流通和文化频繁交流，人与人、国与国的距离在迅速拉近，地球村已然不是一个概念而将成为活生生的实况，世界再没有什么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各个国家和地区密切联系在一起、谁也不能完全孤立。钱学森先生曾对此称作“大社会”，这个大社会，将逐渐打破地区、国家的界限，日益促进全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为走向世界大融合，奠定物质文化、工艺文化、精神文化的坚实基础。
我想，“大社会”，应当成为今日中国人了解和对待事物新起点。是的，在过去的一千年中，世界最重要的历史运动亦即文化建设，是西方的崛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大西洋地区的人们即所谓西方人，于确立自身的文明共和制度的同时，经常从其他地方的人们那里秉承思想（精神文化）和技术（工艺文化），从而不成比例地引发推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变局。然而，在人类进入世界大社会之际，亚太地区的崛起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世界大社会，是世界历史发展到网络时代的产物，是和解共生年代的产物，是国家主义、平等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融合的产物。世界大社会的到来，表明人类的交往由民族、国家内的交往发展为跨越民族、国家、个人及民间团体、城市社区、组织界限的普遍交往的事实状态，是人类交往的普遍性、世界性理念和立场的体现。我们首先倡导的是一种“全球视野”，即不仅富有东方文化底蕴，更将天下、世界、社会了然于心，毫无阻隔地克服和超越自身狭隘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心态。
只有这样，才有资格、有能力、有胸怀进入整合色谱斑斓的世界文化，引发推进人类文明的新纪元——世界大社会的共生、共栖、共济。那么我们，当真能够刷新人类文化建设的记录，开创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吗？今日中国人，世界有期待。
k、 中华情怀
全球视野离不开固有文化的精神支撑。人要富有尊严而自信，富有尊严而包容，富有尊严而显现自处高贵的幽雅气度，所谓中华情怀或东方神韵，即在于此。
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在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著名历史性对话中，曾专门讨论过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尊严。其实，中国自古就有人兽之辨，孟子有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君子存之，庶民去之”。“几稀”的意思，是只那么一点儿，相当少，几乎少得可怜。但就是这么一点儿差别，君子能够自觉到，寻常人却没有这个自觉。自觉到什么？就是在乎性理、性情、面子、做人的尊严。东方之道德伦理思想与哲学精神的核心，即在指出人的尊严，维护人的尊严，将天、地、人并立于世。如果说，自由主义可以视为西方文明的灵魂，那么，尊严主义，则无疑可以视为东方文明的神韵和情怀。肇始于古代希腊文明的文化精髓，是讲求自由，其自由主义的文化大潮烟波浩荡源远流长。而发轫于亚细亚的东方文化，骨子里讲求的就是尊严，亦即先秦诸子时代展现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那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性理、性情、“浩然正气”、“自在风骨”和神韵情怀。这风骨正气，神韵情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尊严主义，即遇事把人的尊严放在首要和优先位置，东方的尊严主义的传统甭管是历经两千年家国专制乃至极权利害的压制利诱，还是列强践踏，仍然灰蛇走线倔强挺立于中华大地，无论东西南北中左右，还是江湖庙堂农工商，绵延不绝，浴火重生。集大成者，乃今日仍令人无限神往的“唐宋气度”，那种自信与包容，亦曾是东方神韵情怀的灵光一现！
我们说，中国人亟需精神重建，首先就要复兴这种富有中华情怀的尊严主义，这种讲求人格尊严、国格尊严、文化尊严，就是人人自我负责而富有尊严地生活着（一种永远的现在进行时）。如此，中国的官场文化、商场文化、艺（娱）场文化、社区生活等等，就没有那么复杂，中国人就不必那么累于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权谋或谋略，中国的地缘政治、人缘政治，乃至整个生产、生活、生态也将为之改观。每个人的尊严是一切人尊严的前提，所以，尊严主义必然导出自信、包容、自处高贵的文化精神。只要这种“神韵情怀”成为每一个中国人行为方式的现在进行时，中国人的精神重建也就开始上路了，现时代的天下相安世界共生之道亦必行于世。
l、 善待他者
东方神韵情怀的展现，需要内在心灵的安顿。在现时代，中国人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智商和情商，还需要唤醒内在的灵商，中国人也需要自己的“世俗上帝”。因为，人类面对的一切危机，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危机，人性的危机，价值的危机。当代中国精神重建的核心命题，依然是华夏先贤大哲提出的良心、良知、良能。即：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发动良知是为了发现良心、确立本体；发现良心是为了发挥良能、重建世界、重建社会。良心、良知、良能三位一体，就是中国人的世俗上帝，此亦即海外华人所说的“良知教”。这一世俗上帝的第一原理或道德律，就是“善待他者”。
所谓他者（the other），是指“我者”(Myself或Ourselves)以外的所有的生命存在，所有的人，所有的社群，所有的国家，所有生态，所有物事。是“五伦”关系即“官民、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关系之外的“第六伦”，即陌生者，亦即“群伦”关系，尤其是相对“我者”，处于弱势的陌生人群、弱小国家以及“我者”的“过节者、厌恶者、仇恨者”，“异族”、异国、异类及其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以及“第七伦”即物事，“第八伦”即神的关系。我们中国人曾经把“他者文化”，界定“狄”“狨”“蛮”“夷”“匪”“伪”“非人”“异己分子”“蕞尔小国”……并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么，如此相处的结果，迟早是要么“我者”彻底征服，甚至彻底消灭“他者”，要么“我者”被“他者”征服或消灭。然而，人不能也不可能只限在自己的自然生命及亲情之内，每一种我与自身、亲情之外的个体、社会及自然事物即“他者”的关系，都成为一根生命的经纬线，从而构成生命的世界图景（锦）。当我们把一根一根的生命线抽取、剥离下来时，生命之“锦囊”便空无所有了。所以离开健全的人伦关系、人情关系，就没有了人生，也没有了社会；离开了人在他者中所创造和传播的文化，就没有了天下，没有了世界。
人性无善恶，因良知而有向善、从善、至善及臻于完美生活的秉赋。何为善？善，就是他我、群己合适的和合共生关系的实现。那么所谓“善待”，就是公正地对待、兼相爱地对待、无私地对待、真诚地对待、平等地对待、自主地对待、无差别地对待、无障碍地对待。生命是地球优于群星的标识，生命是地球最美丽的花朵，人类作为生命意识形态的“我者”，是从第一次发现“他者”的存在，开始确立“我者”的存在，即从“他者”观照自身的快乐体验中，重新发现了“我者”，也发现了“他者”是“我者”存在的条件这一事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每个人善待他者的行为是一切人善待他者行为的条件，于是，善待他者的行为便成为人类一切公民共生体、幸福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今日中国人，应当树立起这样的信念：善待他者的人格形象、国格形象（包括外交形象）、文化形象高于一切。是人际交往、国际交往的最高准则。
m、 和合共生
如果说“善待他者”还有目的，那么其终极目的就是：普天之下，和合共生。
今天，人类的生产、生活、生态已然走向“三大极限”，同时还有三大融合：一是经济生活领域里的“增长的极限”与全球融合，一是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里的“对抗的极限”与天下相安，三是文化生活领域的“施恶的极限”与全民身心灵安顿。尤其是后两者，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受着地缘政治为核心的权力关系转圈子，而争斗不已，单是刚刚过去的20世纪就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以核军备竞赛和意识形态争斗为内容的“冷战”，尽管早在60年代就清楚地知道核战争无最后赢家，而互联网时代可能出现的黑客“超限战”，更是只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就可以在一夜之间让一个国家的核心部门归于瘫痪，“对抗的极限”的底线，“施恶的极限”的底线，是任何群体或个体生命如果得不到善待，他或他们的身心灵如果无从安顿，即使你强势到结成国家集团，或不可一世的帝国（如美国和前苏联），也可能在瞬间瓦解。于是，人们不能不重新认识到保护地球、呵护生命、尊重生态高于一切，不能不重新认识到众生和合共生——和解共存、和衷共济、和谐共享——的价值高于一切。
这里，我必须强调，和合共生的第一步是“和解”。正所谓“劫波历尽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和解，表现在文化观念上，就是承认所有人（包括敌人）的生存权利，不以人为敌、以邻为壑，而以谋求共存共济、互补合作为出发点；在政治经济上，再次确立“公民主权高于官员主权”的运行秩序，所有阶层及国家，不再谋求获得特殊利益的权力为政治目标，从而以生态政治、生态经济超越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总之，和解，即恩格斯曾深情表述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以及人与自己的和解，在和解的基础上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全面的互助关系、伙伴关系、共生关系。是谓“和解的年代”，也是我所谓和解哲学、背景主义哲学的现实诉求！和解的年代，是建设的年代——即提升智慧改变思维方式、改革体制、创新制度的年代。有句英文谚语，叫做“Live and let live”（“自己活得好，也让他者活得好”！），和合共生，真正体现出人类“敬畏生命”的宗教情怀和“他者高于一切”的哲学伦理原则。
纵观世界历史的近代脚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惟有全民和解后，才能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心全意奔全球。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如此，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如此，天鹅绒改革后的俄国也必将如此（不要眼睛看着鼻子底下）。中国要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也必须“对内实现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而社会大和解与魅力国形象，都是离不开教育——广义的关乎国民精神健康的教育。
正所谓，经济再好也只能管今天，科技发达尚可管明天，惟有教育方能管后天，管未来，我们的教育，应当着眼于和合共生——这一中国精神重建和文化再造的时代主题！

7、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现行硬道理导航
我非常欣赏云杉先生这样提出问题的气魄和境界：“在国际社会中，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设计，有自己的文化力量。”
完成中国人新的文化形象塑造，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文化、文明的超越与整合，我们将本着这样一种共生哲学，从这样六个层面渐次展开探微索幽，即：一切从身心灵的健康开始；一切从语言的改变开始；一切从世道人心（社会诚信心理氛围）的改进开始（或一切从收复道德失地开始）；一切从全民全生态社会的人权、事权、物权开始；一切从现代政治文明（结构）的建构开始；一切从发挥公民、社会、政府三大自组织力开始。一句话，让我们把迷失的发展目标和常识性生活找回来。
n、 和谐中国的社会建设应当倡导共生价值观。
共生价值观坚持多元、个性、合作、互助、互动、共济、共栖、共生的原则,以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全面和解与“全生态和谐发展”为目标,促进个体生命自组织力发展作为集体、国家、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以社会生产、生活、生态均衡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提倡发挥三大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的相互作用，既保证社会整体充满活力,又确保国家安定有序,最终实现和谐中国、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从礼乐的价值取向，到物欲的价值取向，再到共生价值取向，是中国生命文化的回归，也是（包括当下中国在内的）世界生态文化的重建。
o、 解决人类异化和片面发展需要共生价值观。
20世纪是对抗、战争、发展的世纪。主客二分、我他二分的思维模式,使人类在改造世界取得骄人经济奇迹的同时，过分地扩张了人类中心主义，强势集团中心主义，人类弘扬的主体性是一种异化了的片面发展的主体性,这种片面性肢解了人的自我个性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不仅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和战争,而且导致了人与他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紧张对峙,人变成了“异化人”,个人在社会发展中只得到片面的、畸形的满足。唯有整体主义、背景主义的共生价值观才是解决人类异化和片面发展的不二法门。人类从“改造世界”到“敬畏生命”，再到“善待他者”的价值重建，将昭示一条这样的真理：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灵健康。
p、 解决全球性问题出路在于认同共生价值观。
世界各国从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能源危机，以及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甚至核恐怖主义）、国际经贸的博弈中诞生的气候政治（一说“碳政治”），其精神文化支撑点，在新的国际关系政治实践中，仍然首先是借助（环境）科学名义、（国际）法律手段和（自由）市场机制得以通行，但是，其哲学伦理基础，却应当是共生思想和共生价值观。因为，只有共生价值观才能为科学、法律、市场、政府行为设置全球道义底线。从而避免人类再次陷入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纠结症”的困惑之中，保持地球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生态与自然大循环重新趋于一致，以及正常可持续发展。不管各国政客专家如何展开博弈的技巧，但各国领袖们应当在新价值取向上达成“世界共生”的共识，将气候政治纳入生态政治的国际语境之中，用“共生世界”为“无核世界”导航，乃至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

8、良知、文明、共生——中华民族百年不逾的主题流变
近年来，面对“中国问题”，政治家、理论家们只是忙于举什么样旗，走什么样路，喊什么口号；然而，不管是什么人，代表什么阶级、阶层、群体、场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喊什么口号，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否偏离过、偏离了中国人民必须直接面对的三大现实背景及其三大价值目标，从而用我们超常的热情、智慧和勇气不断在出背景、创新价值！
q、 三大现实背景：
第一，在社会基础力量（物质）上，是否偏离民族、民权、民生的主轴；
第二，在国家政体运行（工艺）上，是否偏离保障主轴有序运动的宪政轨道；
第三，在民族文化品性（精神）上，是否偏离良心、良知、良能的原动力。
r、 三大价值目标：
第一，当我们走向国家政治现代化时，是否偏离现代文明的目标。
第二，当我们凸显中华文化生态化时，是否偏离多元融合的目标。
第三，当我们应对社会网络全球化时，是否偏离群伦共生的目标。
中国的三民主义，是由师夷制夷与发奋自强的反复激荡，而在辛亥革命的妥协与抗争中成长的；中国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由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孕育，而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诞生的；今天，中国的社会共生主义，则是由改革开放与多元文化的滋养萌动，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问世！
如果说三民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合金）饱含感性的力量，而共产主义（经历了新民主主义、苏式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阶段）具有理性的光芒，那么，社会共生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民主义、英特纳雄耐尔合金）则富有德性的光辉！三者承前启后相得益彰。
从“新旧三民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经了一个异常曲折且付出巨大社会交易成本（自泸沟桥事变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的若干年，甚至于新世纪、新时期的今天还在付，且远远没有付够）的过程；那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大社会主义”，亦即“社会共生主义”，但愿中国人民不必再付一次社会大革命的代价，因为，这于情于理于爱于思当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讲到核心价值观，我注意到云杉先生提出的这一形式诉求：“塑造核心价值观还有表述形式的问题，要尽可能鲜明、简洁、凝练，让人们易懂、易记、易表达。”
中华价值重建，有赖于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不仅要深涵智慧的浸润，而且应当是简洁、明快、相互连贯、普遍认同、谨记笃行的几个基本理念。如英联邦提出的天赋人权、拓展观念、绅士精神；如近代中国提出的民族、民生、民权；如法兰西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如日本提出的“忠、勇、诚”；如美利坚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公民，有了这样简明互动的基本理念所涵摄的核心价值为根基，不管他们内部生活、生产、生态博弈中出现怎样的矛盾、冲突和问题，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社会阶层，人们总是能找到共同接受、各得其所的共同语境和解决之道。同时，面对世界，就有了自己的主心骨和民族魂，并显现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也必将绽放出人类德性的光辉！
从“中国问题”百年不逾的主体流变来看，中华价值重建也需要几个具有最大世界公约性的基本理念，以我愚见，这就是——良知、文明、共生。
良知，鲜明的中国元素，且以红色为标志。人们秉承某种文化背景过程中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的自组织动力学表达，其中整合、浓缩孟子良心教、王阳明心学、胡塞尔现象学之精粹。良知，即是以实行社会大和解树立魅力国形象为路径的整体开放心理氛围与善行。
良知的现实价值取向是：建立全球范围内的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和谐共生永续发展的组织行为。相当于“好的国家主义”。
文明，突出的海天元素，且以蓝色为表征。与野蛮、奢侈、蒙昧、垄断相对，是良知激发的火花、光明，是人们通过分工、合作、互助和睦、自由地生活于某“公共空间”中的行为状态，以及到达这一状态相互照耀的过程与结果。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的当代政治制序与责任。
文明的内在逻辑要求是：自觉回避上层精英相护权贵化的各方便法门，建设公平契约和法律最高的社会基础秩序。相当于“好的资本主义”。
共生，综合的时代元素，且以绿色为象征。以全生态社会建设和“善待他者”为基石的新型包容性群伦伦理关系与美德。共生，是生态文明条件下的天下（社会）相安、相宜、相帮之道；共生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共生主义，是一种健康、高尚、简约、低碳、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全新生活方式。
共生的现实文化背景是：走和解、自由、开放、共赢并落实为生产、生活、生态和谐共生与世界分享幸福的道路。相当于“好的社会主义”。
我渴望生我、养我、育我的国土，人民与国务活动家、企业家与外交官，无分精英或大众，权贵或草根，强势或弱势，在“良心、良知、良能”基础上早日取得一种重叠共识，并在自己对内、对外的言行中一以贯之地走向未来，走向全球、走向共生。
共生公式：生态文明行为X每一个人（我）=拯救世界的力量！
我相信，良知、文明、共生三位一体（善美术的朋友请帮助设计一个LOGO，拜谢了！），将成为中国和中国人新世纪新时期受到普世欢迎的文化标识或文化名片，而它的背面写着三个字——中国梦！
结  语
最后，我想说，如果中国人能较快较顺畅地理顺自己的内部事务，如果中国注定要在全球化背景中复兴或重新崛起，成为继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后那样引领世界的优势文化大国，那么，中国带给当今世界的，绝不再是以军事强权、政治强权和经济强权为先导的文化，而一定是一种更加上进、更具兼容、更有德性的全球良知、文明、共生的普世福音——中国率先全球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构想，是为着普及一种健康、高尚、简约、低碳、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共生主义全新生活方式！
果然如此的话，我想引用“中国学”开创者费正清先生发人深省的话结束这篇小文。他说：中国既然有独一无二的过去，它必将有独一无二的未来。这个未来，就是引领人类超越和整合工商文明的现代主义，率先走向生态文明的共生主义新天地。为此，我送给读者诸君一句话：
善缘广结 为本
箫韶九成凤来仪

2010年12月18日-2011年1月6日上海-北京开关居

2010年11月19日钱宏应邀作客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栏目组，录制讲述《中国现时代的处世哲学》，这里是嘉宾介绍短片解说词：
钱宏，50年代生人，网友称其为“布衣学者”、“思想达人”，自称“耕读农夫”、“思想动物”，一个跨学科、超学派、多层次的三维精神性存在。年方15少年就去种田做地道农民10年，21岁做农民工一年，而后由小学到大专教书育人又10年，做记者、编辑20余年。70年代涉足中医药、马恩列斯毛鲁迅和哲学；80年代做思维科学和政治经济文化研究；90年代走进历史，主持国家九五计划重点项目《国学大师丛书》（1990-1997），作《重写近代诸子春秋》，丛书出版28卷并获国家图书奖，同期完成自己的哲学背景主义基础建构；新世纪进入最前卫的潮流生活，担任《双休日TOUCH》社长、总编辑。
钱宏现客居上海、北京，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交友不拘东西南北中左右，知遇随缘江湖庙堂农工商，始终关注的却依然是发生在身边的国家大事、天下大事，以及所有人的身心灵健康，惮精竭力，寻求当今世界与中国面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三大关系危机的因应之道。首倡健康、高尚、简约、可持续的共生主义生活方式，主张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就是——“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发愿致力于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改善和提高身心灵健康；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公权组织，臻趋善政与良治之正果。
钱宏为“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称号获得者，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凤凰新媒体（凤凰网）首席评论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特聘研究员，中国儒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交流部部长，中国名博沙龙副主席，世界共生价值研究院筹建发起人。钱宏著有《参与——现代人的追求》（1985）、《交际——现代人的取向》（1989）、《一个精神病裂变症患者的自述》（1986）、《重写近代诸子春秋》（1990）、《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1994）、《爱与思语——追寻可能的世界》（1997）、《清流传》（译，1997）、《众神之夏——“猴子审判”以及科学与宗教的论战》（译，2001）、《爱域絮语》（2001）。
他的《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2007）、《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2007）两书被中国文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图书馆、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收藏（均有收藏证）
《中国：共生崛起——破解世纪难题系列》即将2011.1季度出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