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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做当代贾瑞!——“中国模式”是个虚假的伪命题 |
添加时间:2010/7/20 14:52:06 所在栏目：『钱宏GDE研究』 阅读：8931 作者：子烎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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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有关“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一波一波地热起来了。我也凑凑热闹，27日特意邀几位朋友去文汇讲堂听旅瑞华人张维为先生有关“中国模式”的演讲。然而，遗憾的是，听着听着，感觉就不大对劲，作为外交战线出身的张维为先生怎么似乎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啊？我甚至感到，他有点儿“站着说话不腰痛，隔靴骚痒瞎比划，煞有介事自个擂，皱起眉头偷着乐”。
不听还不去多想，一听怎么越想越感觉“中国模式”是个虚假的伪命题，有点象是坡足道人赠送给贾代儒之孙——贾瑞的一面“假作真是真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风月宝鉴！
以下随便写几句。
人类迄今为止关于发展模式的探索，无论是姓社或姓资，还是重市场自由或重政府管控（本是英美模式之世纪钟摆）；无论是地缘政治（亲情帮派式的选拔）或政党政治（多党、一党或两党式选举）抑或两厢混合，还是福利国家（突出机会公平，强调共同富裕）或民族国家（突出赶超效率，从强制普遍牺牲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无论是重工（前苏联）或重商（美国），无论是先发探路（欧苏美日）或后发优势（亚非拉新兴经济体国家），都没有超出发源于西方的工商文明形态，没有超越现代主义的行为追求。
那么，看看歌颂“中国模式”的人们吧！我不想分析提出、窃喜、得意忘形于“中国模式”（“北京共识”）者们的国别，但他们洋墨水喝得太多，他们近似黑色幽默地大祭“民族主义”大旗，似乎发现新大陆，仿佛独他们爱国爱党，他们到底意欲何为呢？他们除了经济学的硬道理和黑格尔式的存在即是合理，不懂价值观为何物，不懂人的尊严为何物，更不懂何为社会生态和生态文明？于是，逻辑混乱地用中国高增长的GDP，去嘲讽（比较）实行“一人一票”的所有国家（试想，印度人均寿命50岁与一人一票有什么必然关系？），用外国“贫民窟”的数据来和中国的城市建筑面积来比较（他们心里定然视强制拆迁过程中的“钉子户”为刁民）……却断不能也不敢不想回答这样的事实：“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而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却不足5成，就诊率更低”的国情。套用中国模式论者的一个句式（中国相当于100个欧洲中等国家）：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这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超过1亿人口的精神病患者，放在一起，可以成为世界上的第七个人口大国（人口前六位是中国、印度、巴西、美国、俄罗斯、日本）——精神病患大国。这是何等奇迹？多么壮观的人类历史画卷！
面对“十二连跳”，想起刘军洛先生年初刚好说了：“再过3年中东化工产品要向市场倾销，他们只有中国30%的成本。崇尚实体经济地时代改变了，美国人说汽车是包袱，造船是包袱，什么都是包袱，计算机制造业也是包袱。是脑力控制社会的时代了，美国脑力控制如何安安排日本人、中国人、中东人大搞恶性竞争！然后再安排中国人——跳楼自杀。”
呜呼！而侯宁兄告诉我：“2007年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将生产精神病患者》！为什么？常识、常理在中国社会都被扭曲了！”我说：侯宁兄呀，中国模式论者用得更多的是声称以反腐败为己任的透明国际（德国）的数据，他们的数据连年得出中国人的幸福感和对政府满意度均居世界前列。呵呵。
忽然想到，“中国模式论者”真可谓是铁了心了××××××道德”而成为谋取名利的单纯的工具。于是“官八股”和“洋八股”充塞于世，一代文风因失其“精气神”而衰败。］
有人惊奇，中国的“毛粉”为何越来越多？有人说，“毛粉或许只是一种抗争方式，是新一代人成长过程中的独立宣言。毛粉的出现，一如西化主义者，西化主义者也未必对西方了解多少，但因为他们生长在一个高度暴权的时代，为了与暴政相抗争，他们举起了自由主义的大旗。而现在的毛粉，会不会是为了与前者的自由相抗争，所以重归马列主义阵营的呢？”
我差不多要同意这个分析！而且，不好意思，在很大程度上，我也是个毛粉。因为毛泽东以民生、民权为帜，赶走了蒋介石，又以国家资本主义（名为社会主义或斯大林模式）原始积累方式，完成了中国持续百年的民族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任务（梦想）。是的，为此中国人付出的代价空前！
但是，这种空前的历史代价，与继续打着国家公有的招牌谋取私利而妨碍完成民权、民生历史任务相比；与官方官家（具体化为政府部门、官员、基层政府）继续实行资源垄断又“权责不对称”而让非自组织的社会、公民自行去付出国家转型且定型的超级成本相比；与当下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高低贵贱渐趋世袭罔替之势、社会底层生存位置空间越来越小、社会生态环境日渐恶化相比，一言以蔽之，历史代价与现实的政府公信力丧失、制度性腐败以及亿万民众的被剥夺感、离弃感相比，毛粉可能根本不以为然（很遗憾，这不能不让那些有过历史创伤的人们感到郁闷甚至愤怒——这是一个历史账与现实账的轻重缓急问题，以及要不要咎替罪羊的问题）！
只要所谓“中国模式”的目标，依旧是现代主义，依旧没有超越工商文明形态（范畴），现在谈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就不过是所谓“西方模式”（前苏联模式、美国模式、新加坡模式、欧洲模式、日本模式）的杂拌儿、四不象（支撑这种四不象社会结构的是公共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知识和媒体“精英联盟”，劳动和劳动者、社会底层、草根网民“被XX”）；就只能是对常识、常理的扭曲；就只能公然认同“口言善，身行恶”之“国妖”行径（“儒商”就是一个不伦不类彻头彻尾的好听的伪概念）；就只能是向钱学森临终前的“百年之问”交白卷。而毛粉们（事实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怕仅仅追求“造反有理”的快感，哪怕仅仅给人一种突破现行格局、优化社会结构的希望）就有存在的理由！
中国模式是一个虚假的伪命题。
在这一基本点上，中国当代的左派（要回到毛时代）和右派（以西化为普世标准）是很难理解毛粉的精神动机，其实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本质上都是以“复制西方”为立身之本，只不过“选择复制”的方面不同罢了。我承认毛粉有民粹（或叫平民）主义倾向，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精神价值，而这种精神价值未必就是一切回到毛主义！
人非牛非马，可以任意驱遣或宰杀；亦非草木，可以任意放牧或糟蹋；更非宠物猪，可以任意宠幸或鞭挞。马克思关于“有生命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命题和价值目标，并非“对一个渺茫的黄金时代的憧憬，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实现的一种世界的坚实基础”。我想说的是，中国人有点出息吧！千万不要总是想偷懒，躺在先辈们在他们那个时代创造温床上被复制、被和谐，现时代的人要活在当下，做自己时代要求自己做的，真正的毛粉，必是敢做敢为、敢于创新、敢于承担之时代骄子，而非象现在的左派、右派、中国文化派那样“取法于上”“取法于古”的懒虫！
当然，更不要做贾代儒之孙——当代贾瑞！
当今时代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灵健康！共生主义者不舍弃任何人，普通人，也包括警察、富商、高官！
只有共生法则才能把生命、生态、人类社会的目的性及其内在价值进行良性组织。从生物间利益互利关系形成的生态组织，到人类社会共生体，亦是共生法则进化生成导致的质的跃迁。可惜，经济学（显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财富形成的原因，而问题在于洞悉人类的组织行为何以必要且成为可能！
所以，以其现在急于求成费尽心机搞一个“中国模式”去“霸王强上弓”，搞牵强附会哗众取宠似是而非忆苦思甜的花花比较，不如在生态文明新起点上，重建历史宏大叙事，用社会学思维方式去整合经济学思维方式，做点有实质性进步的事：
比如从抓文风、学风、党风、民风、官风建设入手，延续15大提出的“公有制实现方式”探索，开启“党执政实现方式”的探索，改变经济社会价值评估参量，建构全生态社会经济体系，用价值观为工商文明现代主义硬道理导航——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我的意见：地球人，无论生活在哪个国度，无论处在什么的社会阶层，如今都被工商文明给惰性十足地宠坏了，奢侈攀比你争我斗加口是心非成性（性格即命运），在增长、对抗、施恶三大极限凸显的今天，断不可持续！
如果中国或别的国度，什么时候能引领地球人普建共生关系，过简约主义的高尚生活，什么时候才真正有了中国模式——一种超越现代主义的工商（科技）文明形态的新（生态）文明形态的生活方式。
我的新书：《创建一个共生世界——从风月宝鉴的隐喻说起》，将于2010年10月1日前正式出版。
2010年5月31日凌晨于上海静安开关居
又及：
张维为先生演讲的题目是《全球发展中的中国模式》。本想对张维为先生的观点、方法和立场进行比较认真的批评。但看到一位朋友作的几千字笔记整理，越发感觉张先生的设问和立论，基本与我们天天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现实感知经验大相径庭，几乎完全脱节，而他对“全球发展”也没有提供更多有信息量的话语。我只能很遗憾地说，张先生这次演讲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
张先生企图用自己跑了100个国家的个体经验和片面选择(象文革时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的纪录片《中国》那样)搞横向比较，用他臆想的历史经验和片面知识搞纵向比较，而后消解取代中国人民的现实感受，简直近似笑话。而他把自己出席一些外人办的神仙会议中说的某些“外交词令”拿来说事，几近邀功请赏之嫌！
一个完全脱离中国社会生活实践（在一个单位生活或个体奋斗）的华裔人士，竟然祭起“民族主义”之旗，企图告诉天天生活在片土地上的人，“即使无名肿毒……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生活在这片大地上人应当乖乖受训：“我们（用词是我们，实际自己不在其中）现在的生活已经是最不坏的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已经没有比上不足，只有比下有余了”，从而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现实感受。真是应了列宁所说的“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那句老话。至于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博士说了什么更不大好听的，我就不去引用了！
“中国模式”云云，只能说明那些习惯了外国人说的都是真理的人士，作为现代主义西方工商文明或西方中心主义一级、二级、三级批发商（买办）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西方人作为思想理论提供商，如今除了“一人一票”批发不了，其他都已经断货了。张先生外语系的，做过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当然是一级批发商，可人家已经断货了那也没法子。怎么办呢？西方人士只好免费送给中国人一顶取名“中国模式”的华丽大帽子，看看他们戴不戴——反正不戴白不戴，戴了也白戴！
我想，稍有常识的中国人都不会戴（认同）。中国的左派不会戴（认同）、中国的右派不会戴（认同），中国文化复兴（精气神）派不会戴（认同），中国最聚集人气的民间“毛粉”更不会戴（认同），因而中国政府一线工作的官员也不可能戴（认同）。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是人，不是猴！
最后也学着喜欢引用“透明国际”报告的维为先生，一再地鄙薄所有实行“一人一票”的国家效率如何低下，贫民窟多得超过50%，纽约不如上海……是的， 中国的效率之最堪称世界之最。但是也请看看世界银行2006对张先生诟病的俄罗斯的报告吧：世界银行在其公布的俄罗斯经济状况报告中指出，［俄国的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根据该报告，1999年－2006年，俄国经济年均增长６％，八年增长了48％，而同期人均收入却增长了500％，扣除物价因素，人均收入实际增长200％。八年间，人均实际工资和实际收入增长为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四倍。俄国的经济增长不仅做到了全民分享，而且，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使人民在教育、医疗、社会救济等方面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例如，俄国各地每个季度都调整“人均最低生活标准”，即“贫困线”。目前，莫斯科人均月工资为２万卢布，而莫斯科2006年第三季度贫困线为月收入5124卢布，接近月平均工资的四分之一。折合成人民币，莫斯科的最低生活标准为1700元，与北京市最新的贫困线448元相比，高出1252元，北京市的贫困线标准相当于莫斯科的26％。据报道，除了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国政府提供的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从俄国人所享受的保障看，目前俄国已经没有穷人了。俄国取得的这一成就，是在经济严重衰退之后出现的。按照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数据，俄国1990-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7％。其中1990-1993年下降10.1％，1994-1997年下降5.3％。1997年只相当于1989年的52.2。伴随着经济的衰退，俄国的不平等程度也在急剧变化。但是，俄国在短短的八年间，竟然迅速地消除了贫困。］
俄国的成就证明，转轨后的国家确实已经变成了“造福人民的工具”。
刚才上网，偶然看到薛兆丰先生 写给陈志武 教授微博说，［请读《简明经济学百科全书》（http://sinaurl.cn/hsAgY）中“工会”的条目。它是这样开始的：“虽然工会在民谣和故事中被歌颂为苦难者的无畏英雄，经济学家却不这么看。” 另外，你见到的罢工没有暴力，是因为暴力的功能已经被政府接手了］。还有说“列宁开了政府暴力的先河”。我说：暴力的功能本来就是政府特权，还有税收也是，但有一点不是政府专属的，那就是资源！
政府暴力垄断，本是为了公共安全；政府税收垄断，本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服务）。这是任何一国之公民都必须也可以接受的。然而政府资源垄断，不但不能接受，而且是自私而愚蠢的。因为，资源一旦被政府垄断，那么，要么资源闲置，政府不作为，要么乱作为，这是中国1949-1978年前中国政府的基本行为特征。
1979到1989年，由于“文革”导致中央政府财政危机，社会底层生活难以为继，“改革放权”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于是，政府一度放弃部分资源垄断，允许社会底层有限度利用一下，中国社会喷发出空前活力和希望。然而，随着中央政府财政危机趋缓，面对社会底层深化改革的呼声日趋强烈，上层集团和人士的改革共识也开始分化，最后遭受1989年重创。经过三年徘徊政府不作为后，自1992年始，在小平压力威逼之下，中国政府各级官员在既不能乱作为，更不能不作为，他们猛然发现，中国政府资源垄断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于是，丢开“姓社九资”的心理顾虑，找到了一条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为文化搭台，权力与资本（尤其是外来资本）合起伙来演双簧的权贵资本主义之路。于是，在中国GDP增长率指挥棒的飞舞之间，权钱勾兑（包括寻租）、官商合谋（包括国企改革中的MBO）成不可避免之势。于是，1990年代至今，从“民进国退”，到“国进民退”再次冲击波面前，社会中层生存空间日趋窄小，创业受限，随之就业机会也压缩了，社会底层亿万民众被抛弃到世界的边缘，政府公信力日渐衰落……中国的社会基础秩序和道德底线也开始成为问题。于是，底层人与底层人相互祸害、残杀就是成不可避免之势。这些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无数的“群体事件”、“恶性事件”、“维权-维稳事件”只是这一过程的表象。本来，不管效果如何，中央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旨在纠偏。可美国一场震憾全球的金融海啸，却莫名其妙诱发出一种“社会主义救资本主义”的臆想，进而拼凑进2004年在西方出现一个虚假的伪命题——中国模式。这个“中国模式”，在部分国人心中，迅速成为中国原有意识形态的替代品。试问，在改革共识与动力快要丧失殆尽的今日中国，“中国模式”能成为中国人、中国社会的共识与生产、生活、生态的动力吗？
据说，中国模式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结合体。据说，它有八大特质：强势政府、实践理性、民生为大、保持稳定、渐进改革、优先顺序、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它有七大理念：实事求是、和谐中道、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励精图治的良政、政绩合法性；它有四轮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且不说所罗列所谓“八大特质”、“七大理念”、“四轮推动”是否事实判断，仅在此以“八大特质”为例，作合并同类项后稍加分析，看它们是否中国特有而外国绝无：
第1、4个特质强势政府、保持稳定可以合并。意思是中国“有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有效的政府”和“处理好了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稍微了解一点前苏联历史的都知道，这是列宁主义的“先锋队”思想及其实践，在俄罗斯大地上存在了70多年，而且试问世界有哪个国家，哪届政府不要保持稳定？
第2、5、7个特质实践理性、渐进改革、优先顺序可以合并。意思是中国讲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先试验，然后再逐步推广”。中国自身确实本来就有“实用理性”传统，但稍微了解一点近300年科技史、工商产品开发史的人都知道，这是英美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的传统；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英国传统的国家进行改革大部分都是渐进式，这与他们奉行的经验主义哲学有关。前苏联和俄罗斯传统都是突出优先顺序的，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城市改革，难道用的是“休克疗法”？
第3个特质民生为大。意思是中国“集中精力关注民生”。这个先不管是已然的事实，还是或然的可能，也不去说美国、东欧，请问迄今为止，这一点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和地区有实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国家做得地道？
第7、8个特质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可以合并。事实是对外开放在先，市场经济在后。但说“市场经济”是中国模式的特质，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经验。
所以，中国模式论者说的“八大特质”，没有一个是中国特有而外国绝无的。
其实，有没有“华盛顿共识”（威廉姆森1989）意义上的“美国模式”都是个问题。所谓“华盛顿共识”比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经济学”要窄得多。仅仅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间很少部分人之间的“共识”——用以衡量经合发组织一直认为适当的系列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取代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导拉美经济政策的发展经济学旧观念。
然而，从雷默先生2004年5月在伦敦论坛说出“北京共识”的时候起，他的这一比较方法，甚至这一句式：“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就一直被后来的中国模式论者延用至今。只不过其比较范围不断地扩大，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干脆搞出一个与“中国模式”相对应的“美国模式”来，到了张维为先生这里，干脆把美国模式简化为“一人一票”的政治说词（意思是实行一人一票所有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有中国的效率高），并且继续扩大为“西方‘民主’遭遇中国‘实事求是’”（不知“民主”和“实事求是”，是如何扯上同一个逻辑层面进行比较），更扩大为“中国的崛起也是中国话语崛起的过程”（也许，这大概才是中国模式论者的真正目的。是一种多少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物）。
但是，中国模式论者，说来说去，无非要说的就是，近三十年中国的经验或案例表明：强势政府与市场资本的结合，亦即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当代中国人感知经验中的“GDP增长率催生的权钱勾兑（包括寻租）、官商合谋（国企MBO）”，亦即“政府公司主义”，是最有利于GDP增长的模式。其他都是牵强附会强往上扯淡！
最后，我希望赞扬中国模式的外籍华人去中国底层走走,改变一回来就急着安排巡回演讲拿出场费外加官员迎来接往地游山玩水——参与中国财富分配还昧着良心说瞎话！他们最好弄清楚，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影响力、政府机构和官员的公信力，在当代中国人（包括官员自己）心目中，尤其是在亿万社会底层民众心目中，尚存几许？然后再说话不迟、再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分配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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