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本不该说沉重的话题。可是我一想到孩子们的未来生存空间和社会生态环境，就又不禁要对那个“站着说话不腰痛”的中国模式再发表一点意见。

说一个红色段子，抄一段历史掌故

说，2007年一老美到中国旅游，用10万美金兑换了82万元RMB。在中国吃喝玩乐一年，花了15万元RMB。2008年回国前，因人民币升值到1:6.7，老美用剩下的67万元RMB换到了10万元美金。来时10万元美金，回去还是10万元美金，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另一位老美更牛，也拿10万元美金换了82万RMB，花60万元买了套房子，吃喝玩乐了一年，花了22万元，想回去了，房子不能带走就卖了。他卖得100万元RMB，换回15万元美金，白吃白喝了一年，还净赚5万元美金。
美国人脸有得色地说，我们玩，也是在赚钱……中国人也很高兴，因为我们的GDP增长了，且年年“保8”了，私底下窃喜相告，实际年年“超10”了啊……其实老外2004年敏感到，中国人创造了经济奇迹，就叫“北京共识”好了……金融海啸从美国席卷全球后，老外惊呼“呵呵，现在要靠社会主义救资本主义”了……在外国的中国人跟着很自豪地告诫国内同胞，那是“中国模式”啊，它确实有些毛病，但是，用伟大的英国首相兼历史学家丘吉尔的话说，这可是世界上“最不坏”的模式，你们要珍惜呀！
GDP价值参量体系，在政府公司主义条件下，演变成有权、有钱、有话语权的人自娱自乐、自我表扬、自我提拔的法宝和自折自损、慢性自杀的***。

话说，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如九泉有知今日“中国模式”云云，定然不知可，无折可奏也！

“中国模式”依旧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一顶华冠

张维为先生在文汇讲堂演讲《全球发展中的中国模式》这件事，对我触动还不小。我本想对张维为先生的观点、方法和立场进行比较认真的批评。但看到一位朋友作的几千字笔记整理，越发感觉张先生关于“中国模式”的设问和立论，真的与我们天天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现实感知经验大相径庭，几乎完全脱节，而他对“全球发展”也没有提供更多有信息量的话语。我只能很遗憾地说，张先生这次演讲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可凭他的特殊经历和今天的影响力，感觉还是得说一说。
张先生企图用自己跑了100个国家的个体经验和片面选择(象文革时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的纪录片《中国》那样)，搞横向比较，用他臆想的历史经验和片面知识，搞纵向比较，而后消解取代中国人民的现实感受，简直近似笑话。而他把自己出席一些外人办的神仙会议中说的某些“外交词令”拿来说事，几近邀功请赏之嫌！
一个完全脱离中国社会生活实践（在一个单位生活或个体奋斗）的华裔人士，竟然祭起“民族主义”之旗，企图告诉天天生活在片土地上的人，“即使无名肿毒……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生活在这片大地上人应当乖乖受训：“我们（用词是我们，实际自己不在其中）现在的生活已经是最不坏的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已经没有比上不足，只有比下有余了”，从而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现实感受，而断言“中国模式可能是‘最不坏’的模式”。
张维为先生很喜欢引用“透明国际”报告，一再地鄙薄所有实行“一人一票”的国家效率如何低下，贫民窟多得超过50%，纽约不如上海……是的，中国的效率堪称世界之最。但是也请看看世界银行2006年一份有关被张先生诟病的俄罗斯的报告吧：
世界银行在其公布的俄罗斯经济状况报告中指出，［俄国的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根据该报告，1999年－2006年，俄国经济年均增长６％，八年增长了48％，而同期人均收入却增长了500％，扣除物价因素，人均收入实际增长200％。八年间，人均实际工资和实际收入增长为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四倍。俄国的经济增长不仅做到了全民分享，而且，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使人民在教育、医疗、社会救济等方面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例如，俄国各地每个季度都调整“人均最低生活标准”，即“贫困线”。目前，莫斯科人均月工资为２万卢布，而莫斯科2006年第三季度贫困线为月收入5124卢布，接近月平均工资的四分之一。折合成人民币，莫斯科的最低生活标准为1700元，与北京市最新的贫困线448元相比，高出1252元，北京市的贫困线标准相当于莫斯科的26％。据报道，除了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国政府提供的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从俄国人所享受的保障看，目前俄国已经没有穷人了。俄国取得的这一成就，是在经济严重衰退之后出现的。按照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数据，俄国1990-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7％。其中1990-1993年下降10.1％，1994-1997年下降5.3％。1997年只相当于1989年的52.2。伴随着经济的衰退，俄国的不平等程度也在急剧变化。但是，俄国在短短的八年间，竟然迅速地消除了贫困。］
俄国的成就证明，转轨后的国家确实已经变成了“造福人民的工具”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于2001和2009年两度去俄罗斯，并住在普通俄罗斯人家里，和他们朝夕相处。我不知道透明国际的报告，是不是比世界银行的报告更权威，但我的经验感受告诉我世界银行的报告并不虚假。
不客气地说，“中国模式”云云，只能说明那些习惯了外国人说的都是真理的人士，作为现代主义西方工商文明或西方中心主义一级、二级、三级批发商（买办）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西方人作为思想理论提供商，如今除了“一人一票”批发不了（过不了海关），其他都已经断货了。张先生学外语系的，做过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当然是一级批发商，可人家已经断货了那也没法子。怎么办呢？西方人士只好免费送给中国人一顶取名“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是后来的贴牌）的华丽大帽子，看看他们戴不戴——反正不戴白不戴，戴了也白戴！
我想，稍有常识的中国人都不会戴（认同）。中国的左派不会戴（认同）、中国的右派不会戴（认同），中国文化复兴（精气神）派不会戴（认同），中国最聚集人气的民间“毛粉”更不会戴（认同），因而中国政府一线工作的官员也不可能戴（认同）。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是人，不是猴！

5万台“公权与资本结合的发动机”推动GDP高增长

文章本想写到这里结束，但刚才上网，偶然看到薛兆丰先生写给陈志武教授的微博说，［请读《简明经济学百科全书》（http://sinaurl.cn/hsAgY）中“工会”的条目。它是这样开始的：“虽然工会在民谣和故事中被歌颂为苦难者的无畏英雄，经济学家却不这么看。” 另外，你见到的罢工没有暴力，是因为暴力的功能已经被政府接手了］。还有人说“列宁开了政府暴力的先河”。
我且顺着这个话头再往下说：暴力的功能本来就是政府特权，还有税收也是，但有一点不是政府专属的，那就是资源！
政府暴力垄断，本是为了公共安全；政府税收垄断，本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服务）。这是任何一国之公民都必须也可以接受的。然而，政府资源垄断，不但不能接受，而且是自私而愚蠢的。因为，资源一旦被政府垄断，那么，要么资源闲置，政府不作为，要么乱作为，这是中国1949-1978年前中国政府的基本行为特征。
从效率上讲，资源垄断的最好后果，必是公权与资本的结合，放弃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去谋求政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1979到1989年，由于“文革”导致中央政府财政危机，社会底层生活难以为继，“改革放权”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于是，政府一度放弃部分资源垄断，允许社会底层有限度利用一下，中国社会喷发出空前活力和希望。然而，随着中央政府财政危机趋缓，面对社会底层深化改革的呼声日趋强烈，上层集团和人士的改革共识也开始分化，最后遭受1989年的重创。
经过三年徘徊政府不作为后，自1992年始，在小平压力威逼之下，中国政府各级官员在既不能乱作为，更不能不作为，他们猛然发现，中国政府资源垄断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于是，在资源比较优势理论与非民粹主义的合谋中，丢开“姓社姓资”的心理顾虑与羞涩，找到了一条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为文化搭台，权力与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合起伙来演双簧的权贵资本主义——叫政府公司主义之路。
西方有句谚语，叫“细节决定成败”、“魔鬼都在细节中”。要想解开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和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经济奇迹之谜，发生在同一时间节点上的两个细节：一是1992-1993年全国各地先后放开粮价，取消粮票，农民开始流动到外地或进城打工（可以直接用货币购买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加上后来的高校扩招，为招商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二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大幅上升，尽管中央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上升更多，但是各级地方财政也有了充分扩展的余地，从而大调动了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原本由中央政府一台超级发动机推动的中国经济，这回一下变成了5万台发动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种类政府之总和）。这就是政府资源垄断条件下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即“市长型市场经济”。
于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用语中，“市场经济”作为主体，是非常识意义上“市场经济”，那么，“社会主义”作为定语则完全空壳化了——既非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也非“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而是一个“社会”缺位的，没有“社会”的“社会主义”。有人管它叫“权贵资本主义”，确实不无道理。
中国特色“市长型市场经济”或政府公司主义的鲜明特点，就是地方政府与资本（跨国资本）的结合形成“财政割据”，使中国的经济制度从原先的所谓计划经济转变成全国性的“财政联邦”。后来，两届中央政府实施的一次次“宏观调控”，以其说是调控“市场”，不如说是调控“市长”！
所以，每一次宏观调控之初，都遇到“市长市场”或明或暗程度不同的抵制，而每一次宏观调控阶段性收兵时，又立马遭遇“市长市场”变本加厉的反弹！
在中国GDP增长率指挥棒的飞舞之间，中国权钱勾兑（包括寻租）、官商合谋（包括国企改革中的MBO）已成不可避免之势。于是，“升官”和“发财”两大人类历史上最有内驱力量的引擎集成到一起，5万台大功率发动机一齐开动，带动数不胜数的分摊着GDP指标或招商引资指标的政府性或非政府性工作机，毁灭性地放胆发掘资源（即发挥比较优势）无所不用其极，不舍昼夜地运转、运作起来，成就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的经济奇迹和奇观！
于是，我们幸运地生长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又生活在见证奇迹的年代！
1990年代至今，从“民进国退”，到“国进民退”两次冲击波面前，中国的社会底层亿万民众被抛弃到世界的边缘，社会中层民众生存空间日趋窄小，创业受限，随之就业机会的压缩了，政府公信力日渐衰落……中国的社会基础秩序和道德底线也开始成为问题。于是，底层人与底层人相互祸害、残杀就是成不可避免之势。这些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无数的“群体事件”、“恶性事件”、“维权-维稳事件”只是这一过程的表象。
本来，不管效果如何，中央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旨在纠偏。可美国一场震憾全球的金融海啸，却莫名其妙诱发出一种“社会主义救资本主义”的臆想，进而拼凑进2004年在西方出现的一个虚假的伪命题——“北京共识”，进而演绎成“中国模式”。
可笑的是，在西方漂亮词藻的鼓捣下，我们的“中国模式论者”心中，却不但迅速幻觉为已经丧失公信力的原有意识形态的替代品，而且，幻化成中国“一枝独秀”的民族主义标杆，而掩盖、拖延中国社会内部实质性的解决问题。真是应了列宁所说的“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那句老话。

“中国模式”真是中国特有而外国绝无吗？

那么试问，在改革共识与动力快要丧失殆尽的今日中国，“中国模式”能成为中国人、中国社会的共识与生产、生活、生态的动力吗？
据说，“中国模式”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结合体。据说，它有八大特质：强势政府、实践理性、民生为大、保持稳定、渐进改革、优先顺序、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它有七大理念：实事求是、和谐中道、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励精图治的良政、政绩合法性；它有四轮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且不说所罗列所谓“八大特质”、“七大理念”、“四轮推动”是否事实判断，仅在此以“八大特质”为例，作合并同类项后稍加分析，看它们是否中国特有而外国绝无：
第1、4个特质强势政府、保持稳定可以合并。意思是中国“有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有效的政府”和“处理好了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稍微了解一点前苏联历史的都知道，这是列宁主义的“先锋队”思想及其实践，在俄罗斯大地上存在了70多年，而且试问世界有哪个国家，哪届政府不要保持稳定？
第2、5、7个特质实践理性、渐进改革、优先顺序可以合并。意思是中国讲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先试验，然后再逐步推广”。中国自身确实本来就有“实用理性”传统，但稍微了解一点近300年科技史、工商产品开发史的人都知道，这是英美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的传统；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英国传统的国家进行改革大部分都是渐进式，这与他们奉行的经验主义哲学有关。前苏联和俄罗斯传统都是突出优先顺序的，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城市改革，难道用的是“休克疗法”？
第3个特质民生为大。意思是中国“集中精力关注民生”。这个先不管是已然的事实，还是或然的可能，也不去说美国、东欧，请问迄今为止，这一点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和地区有实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国家做得地道？
第7、8个特质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可以合并。事实是对外开放在先，市场经济在后。但说“市场经济”是中国模式的特质，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经验。
所以，中国模式论者说的“八大特质”，没有一个是中国特有而外国绝无的。
其实，有没有 “华盛顿共识”（威廉姆森1989）意义上的“美国模式”都是个问题。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并不能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经济学”简单地划等号，它仅仅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间很少一部分人之间的“共识”——用以衡量经合发组织一直认为适当的系列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取代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导拉美经济政策的发展经济学旧观念。
然而，从时任美国《时代》周刊助理执行主编乔舒亚•库珀•雷默先生2004年5月在伦敦一个论坛说出“北京共识”的时候起，他的这一比较方法，甚至这一句式：“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就一直被后来的中国模式论者延用至今。
只不过其比较范围不断地扩大，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干脆搞出一个与“中国模式”相对应的“美国模式”来。到了张维为先生这里，干脆把美国模式简化为“一人一票”的政治说词（意思是实行一人一票所有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有中国的效率高），并且继续扩大为“西方‘民主’遭遇中国‘实事求是’”（不知“民主”和“实事求是”，是如何扯上同一个逻辑层面进行比较），更扩大为“中国的崛起，也是中国话语崛起的过程”（这大概才是中国模式论者的真正目的。是一种多少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物）。
但是，中国模式论者，说来说去，要说的无非就是，近三十年中国的经验或案例表明：强势政府与市场资本的结合，亦即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当代中国人感知经验中的“GDP增长率与权钱勾兑、官商合谋互为因果”，亦即“政府公司主义”，是最有利于GDP（也是美国人的版权）增长的模式。其他都是牵强附会强往上扯淡！

谁在为“中国模式”买单？谁在消费“中国模式”？

说到这里，我不禁要问：究竟谁在为还将继续为“中国模式”买单？谁在消费“中国模式”？
中国的政府公司主义，是在比较优势理论与非民粹主义合谋中诞生的一个历史怪胎。所谓“历史怪胎”，是指其非正常，非常识、非历史常态的特殊产物。
我说它是历史怪胎，是因为它必定在实践中放弃政府的公共职能和职责，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当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官员）都去逐利、谋利时，这个社会官民之间、个人之间互助、信任、共生关系，定然将随之被“冷冰冰的现金交易”所摧毁。一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火辣辣的权谋交易”摧毁了一切人间温情。
于是，我们看到一座座钢筋混凝土丛林的背后，祖宗留下、本该呵护传给子孙后代的大好河山，被简化为土地资源（分解为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农业用地、林业用地，且不断地变性、变卖、变钱）加以摧毁；而亿万富有人格尊严的青壮年国民更是简化为人力、劳动力资源加以毁灭性使用，留下包括民族基因库在内的无穷尽的健康隐患！
李鸿章扼腕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历经百年，终于结出这样一颗堪称中国奇迹的“财富正果”！
我们确实在见证奇迹：中国人得到的是，财富总量排名世界第三（也许不久就是世界第二、第一），而失去的更加宝贵，中国人作为民族生命共同体的生态循环、价值取向与历史关怀——几乎丧失殆尽！

中国确乎在拯救世界，然，中国人拿什么拯救自己？

那么好吧，中国人暂且吞下这颗“正果”，那么，接下来自然要看看都是谁能分享、谁在分享“正果”的盛宴了。
中国的财富分配过程确实非常特殊。本文开头说的那个段子，讲的就是分享者的故事。连续30年GDP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30年发展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入国库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拿走了？跨国资本拿去了？民间资本拿去了？这自然毫无疑问，但又不完全，除了这个大头，剩下来的沉潜起来了。那么，这一部分数目肯定还不算小的财富到哪里去了？除了沉潜在大家都熟知的土地、房子、票据、信托、货币、基层政府“小金库”之中外，还有大量存量、增量财富沉潜在中国大大小小的政府性机构、单位之中。而无论是中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只要与其中一项沾上边，就是在程度不同地参与中国的财富分配过程，分享权钱正果的盛宴。
所以，我希望赞扬“中国模式”的外籍华人，去中国底层走走,改变一下回来的行程安排：不要急着出席这个论坛，那个课堂，安排巡回演讲拿出场费外加官员或准官员迎来送往地游山玩水——参与中国财富的分配过程，中国这种事儿多了去。不要急着参与分一瓢羹——名利双收——当然，如果参与了，最好别昧着良心说瞎话，或瞎说话！
你们最好弄清楚，中国官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政府机构和官员的公信力，在当代中国人（包括官员自己）心目中，尤其是在亿万社会底层民众心目中，尚存几许，是何原由使然？那时，如果你们还能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你们很可能就会自觉改变或放弃自己“知识买办+爱国者”的双重身份，换张净爽的名片，然后再说话不迟，也就是再参与分配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奇迹——的成果不迟！
祝孩子节日快乐！也救救孩子！
2010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