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出路：改变思维方式，把国际碳政治纳入生态政治框架
建议国际社会墨西哥会议前酝酿“全球生态政治超主权基金组织”
钱 宏
（在2010年第四届泛户外产业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哥本哈根的渲嚣已经尘埃落定已经快三个月了，一纸对谁都没有约束力的所谓“确保全球平均温度的升幅不超过2摄氏度”的协议算什么？我不能不说，那座有着“海的女儿”追求人的灵魂的城市，那座有着在当代科学史上至今传为美谈的“哥本哈根合作精神”的城市，这次真的蒙羞了！
如今，墨西哥气候会议还有几个月又要拉开帷幕，为了避免人类在墨西哥会议上重蹈覆辙，有必要在思想观念总结一下哥本哈根会议的教训。
本来，我对地球人公元纪年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寄以很高的期待，早在预备会议前的一个半月，我就发表了一篇《假如中国主席胡锦涛在哥本哈根谈世界共生》（2009年11月2日凤凰网和《经济观察报》网），我希望“哥本哈根峰会结出新的世界伦理成果。不管各国政府领导人和谈判专家如何博弈，但至少在价值观上达成一种富有时代特质的共识：人类行将进入一个共济、共栖而共生的全新时代！”当我意识到哥本哈根的博弈不可避免，我于会议开幕第二天一早又写了一篇《拯救地球, 亟待克服我们被宠坏的惰性和奢侈攀比的蒙昧》（刊登于《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12月14日，由《中国经济时报》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学习与研究》杂志社合办的专栏《多视角审视低碳经济》头版），那时，我依然相信“不管会议在具体目标上是否达成预期效果，但有一点，是可以期待的，这就是，人类从此树立一种具有实质进展的精神范式和处世哲学，让世界各地的政界人士乃至数十亿人相信，共同抗拒全球变暖是一项值得投注心力、物力、财力的事业。”
然而，当我感到“哥本哈根会议被误导到所谓‘双轨制’、‘单轨制’的各主权国家利益博弈的死胡同”，我对这次有史以来人类各方酝酿最充分、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旨在全球行动、国际协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国环境会议，再也不抱任何希望。
人类最大的可笑之处，就是出了问题找个替罪羊，然后口诛笔罚，最后声称这个替罪羊应当承担承受的义务、责任、惩罚等等，似乎这样一来问题就不存在了，就万事大吉了。面对气候变暖温室效应，人类习惯性地终于找到了二氧化碳这个替罪羊和几个“养羊大户”，可是，人类自己终是改变不了“吃羊肉”的惯习，而各自为了“养羊权”（排碳权）而争吵不休。就象人类找到了焦油和尼古丁是导致癌症的祸根，却依旧乐滋滋地做着瘾君子。
果如此，人类注定要进入一个“后哥本哈根时代”：博弈啊博弈，不在博弈中同归于尽，就在博弈中空手绝望。
我还是那句话，关起门来说，有些话，也许根本就当不得真，比如，有人说“现在就一定要咬住让西方国家还历史债。发达国家出钱给发展中国家减排不是恩赐而是还债”，这话能认真吗？真要算起来，人类过去三百年排放二氧化碳的总和，恐怕都不及近二十年世界各国排放的总量，而近二十年所谓发达国家并没有增加更多排放而是相对减少了排放。有数据显示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增长、分布特点与GDP增长的关系可以看到：

1751年：3 million metric of tons至2008年：8230 million metric of tons

（1）2007年CO2排放总量为299.14亿吨；（2）排放量最多的两个国家为中国和美国，均约为20%，两国排放总和占全球排放的41%，将近一半；（3）而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共排放196.21亿吨，占总量的65.59%；（4）CO2排放比例大于1%的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总排放量占全球的81.39%。
再看一下CO2排放量与全球实际GDP的关系（下图以1980年为基准年，令1980年的CO2与实际GDP为1，以后年份的数据与基准年相比，得到的比例）
 

由此图可以看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实际GDP正相关，且CO2的增长速度要小于实际GDP增速，这可以由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转型、能源转型予以解释。

其实,问题很清楚，所谓气候政治或者说国际碳政治，其要害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基本点：1、首先是世界排碳前20名的主权国家自身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2、其次是因海平面上升南北纬20度之间受害国家的生存危机问题。离开这两个基本点，都是扯淡。而且势必脱离《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1972）》理念及成果框架。
哥本哈根会议反映的问题，恰恰是忽略了这个基本点，而把所谓的气候政治误导至主权国家的利益博弈的轨道上。只要稍微想想，就会发现,他们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碳排放的绝对总量，对一个地区或国家环境或小气候的破坏是多大就是多大，绝不会因为换一个算法，比如不算绝对总量，算人均量，或者一味强调算历史帐，而减轻或改变破坏的程度。
在这次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提出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实际上更多地是为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勿庸讳言，中国自己确实是世界排碳大国。所以，中国会前主动提出自己到2020到2030单位GDP在2005基础上减排40-45%的目标时，一再强调，这完全是“自主行为”，是本国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因为中国看到了二氧化碳排放形势：1.目前二氧化碳排放在世界上所占比例最高，达21%；2.从能源结构的角度看，煤使用比例世界最高,煤燃烧排放的CO2占全部化石燃料排放的75.83%；3.从地区分布角度看——高度集中,前三位占33%，前五位占50%；4.从产业分布的角度看——高度集中。这表明，中国已经不把“经济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与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对立起来。当然，这个目标能否达到，技术和资金层面都还存在难以逾越的困难，而更需要政策目标的改变、改变增长方式、改变价值评估参量体系。比如，说服世界银行和国际评级机构改变目前通行的GDP、GNP价值评级标准，说服世界各国政客和专家确立地球文明形态，如以生态文明取代工商文明。否则，哥本哈根的唯一成果：确保全球平均温度的升幅不超过2摄氏度。只能是一纸空文。
中国这一“自主行为”，我想，无疑应当受到各国政客、专家和民众的欢迎和借鉴——减排二氧化碳，首先是优化各国自身的生产、生活、生态循环模式。
一个个主权国家及其公民自身的生产、生活的总体状态，即人类参与其间的生态循环，才是碳排放问题的关键所在。人们应当反思那种建立在“消费社会”和“需求促供应”基础上的经济思维模式及其价值评价体系。比如GDP参量真的是衡量发展乃至主权单位信用评级的唯一标准吗？
欧洲这些年来，处心积虑地一步步把增长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气候问题，引向国际语言的“气候政治”或干脆叫“碳政治”，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误区、误导。
这种误导，很可能是欧洲自恃在“低碳经济”上拥有技术和资金优势，一厢情愿地希望继续借“气候政治”形成对自己有利的新国际框架，置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乃至退出《京东议定书》的美国于被动地位。骨子里，欧洲依然是以西方渴望权力和征服的逻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iton）和对抗性思维方式主导世界的近代路径的延续。
是的，迄今为止，近代以来，欧洲以不断创新概念著称于世，几乎每到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他们都能提出解决发展方向和构成世界秩序的新概念。比如“主权国家”、“科学”、“法制”、“市场”、“资本”、“标准”、“国际框架”等等，也确实使全人类受惠于此。然而，中国古人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回，欧洲错了。欧洲（也许只是政客们）这回似乎完全忽略了一个全新事实，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地年轻中兴起的“乐活一族”（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新激进分子”（New Radicals）那些有感染力的行动，已然表明：以人类社会和生物圈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贺洛斯文明（Holos-civilization）即“全生态文明”，亦即“共济共栖共生文明”的时代已悄然走向全球每一个角落。在生态文明、生态政治条件下，那种想凭借技术、资金和科学法理优势谋求地区或国家超级利益时代，同企图凭借政治强权（美中俄），经济强权（美中日），能源强权（俄沙特），人口强权（印中巴西非洲），以及全球大市场（美日、中印巴）等等优势而谋求地区或国家利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以为，离开地球生物、人类、生态，气候问题就失去了意义，气候问题只是碳排放的一个结果。所以，“人类参与其中的生态循环，才是碳排放问题的关键”，一个更准确的表达应当是“生态政治”。我想说的是，既然“人类参与其中的生态循环，才是碳排放问题的关键。”那么，作为国际语言的政治基础更真实的表达，应当更具体地表述为“生态政治”。
生态政治，作为国际语言行为基础，落实到主权国家层面，可以用一句稍加修改的中国谚语来表达，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兼顾他人瓦上霜”；落实到各国主权公民层面，就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克服和摒弃我们被近代唯利主义思维方式诱发的现代工商文明所宠坏的惰性和奢侈攀缘的蒙昧。如果世界各国公民都相信这样一条“共生公式：乐活细小行为×我(每一个人)＝改变世界的力量”，并且如此行动起来，那么，被人为地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的各国政客和专家们的工作将会轻松得多，这次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的博弈表演，也不会那么幼稚可笑。
基于此，我以一个中国公民的名义，郑重提议：把欧洲人提出的，连美国人都只是被迫使用的“气候政治”概念，及其相关国际框架的谈判，纳入到全新的“生态政治”的理念及其全新的国际框架之中，走出国家利益博弈的死胡同，以促进世界社会各主权国家和主权公民切实地行动起来。
生态政治的哲学伦理基础，就是共生、共栖、共济的智慧、勇气和慈悲心，其现实表现，就是“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名中国公民，我想，后哥本哈根时代，应当在“全球生态政治”理念下，结出新的世界伦理成果。各国政府领导人应当在价值观上达成一种富有时代特质的共识：人类行将进入一个共济、共栖而共生的全新时代！
在“后哥本哈根时代”，但愿依然固守“气候政治”的各国政客和专家们，能从埋头博弈导致哥本哈根失败的集体蒙羞中警醒过来，抬头看看人类到底应当走向何方。人类有没有可能提出一种既能包容“气候政治”中所含蕴的理念、范式、原则，又不回避小范围的谋略博弈，同时，能够重新承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1972）》理念及成果，显然代表全人类全世界发展方向的价值观或处世哲学？
这种新的处世哲学，我冒昧地以为，就是上世纪以来人类出现的宽容的智慧、和解的智慧、变化的智慧，以至共生的智慧，即生态文明所要求的共生的思想、共生的理念、共生的哲学、共生的价值观，并且，把这种全新的处世哲学概括为这样十六个汉字：
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
那么，在生态政治国际语境下，我郑重提议：各国政要和各路专家能不能在下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墨西哥会议——之前，酝酿设立一个“全球生态政治超主权基金组织”？
在“生态政治”思维框架内，根据碳排放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及危害，人类应当把注意力聚焦这样两个基本点上：1、首先是世界排碳前20名的主权国家自身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2、其次是因海平面上升南北纬20度之间受害国家的生存危机问题。
所以，这个“全球生态政治超主权基金组织”，起码包括这样两大机制：比如用“减排基金”来承担前20名排碳大国的减排成本，从全球范围内作资金、技术、最低经济发展标准的平衡和调节；比如“生存移民基金”来承担和支付南北纬20度之间温室效应受害国的置地、移民成本。
总之，改变思维方式，把气候政治纳入生态政治的框架，也许立马海阔天空。
如果世界各国公民、政要和专家们，真能促成这样一个“全球生态政治超主权基金组织”的建立，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将是一个“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德馨万世”的划时代的历史事件！

2009年12月17日晨草就，2010年3月5日晨修改于天通缘开关居

附录：
新寓言一则：两分钟说清哥本哈根会议
如果一百多人在漏水的船上讨价还价谁该往外多舀水，那是明摆着的蠢，事实上没人会这么干，连船上那最自私最无耻的人，也会拿出最大公无私的精神拼命舀水的。但是事情如果再复杂一点，就会有新鲜的现象了。如果船上的人算计一下，在这条船沉没前，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安全抵达港口，危险属于下一船乘客时，有很多人就会停下来安静地欣赏海景了。
哪怕这条船在抵达港口前的确会沉没一部分，比如灌满一个叫“马尔代夫”的船舱，其他舱室的人，基本上都会无动于衷。
更复杂的是，如果这艘船超重，需要乘客们把身上的金银细软抛下船的话，扯蛋就来了。穷人们说，富人钱多经得起糟蹋你先扔，至少得再扔40%；富人则说穷鬼你那堆破烂儿又沉又不值钱你先扔；穷人说我扔也可以但你富人得拿出年收入的0.5%-1%，即3000块补偿给我，还得教会我发财致富的秘诀，富人说你丫做白日梦吧老子已经一年白给你100块了，多了别想，你救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穷人说老子才刚坐这船没两天，你狗日富人坐好几年了，生生把新船坐成了破船，现在多出点血是天经地义的；富人说以前天杀的知道这船是会坐破的，再说如果不是我们富人天天捣鼓这船，你这帮农民今天还在刨地球，能懂航海术、看西洋景？今天这船要沉了也是我们发现的，要不你们这帮賤人淹死了都不知道咋回事。
蛋还没扯完，眼见船越来越漏的厉害。于是船客们聚到“日本房间”，穷人们靠着人多强行通过了一份《京都协议书》，要求富人赶紧扔东西，穷人却可以不扔。最富的富人米利坚说，这是明显的仇富嘛，天下哪有这道理，俺不玩了。穷人说你B一家最重，负担就占了全船的近1/5，你不扔谁扔？米利坚说我的东西是最重，但也最值钱。俺以全船1/4的值钱物件才占了1/5的重量，凭啥我扔？你们看看那叫拆哪的穷鬼，以不到3%的价值也占了近1/5的负担，为啥不让他多扔？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拆哪一听急了：穷兄弟们别听他的，俺们可都是穷苦人家出身，你们要是把我推出来，以后你们中有人小偷小摸耍流氓谁罩着啊？好歹这船是大家的，你米利坚就是东西最多最重，这船也属你坐的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看我干啥？凭啥？你凭啥？这最怕船沉的不是咱穷棒子是富人，他们经不起大规模人员伤亡。
为了尽快把蛋扯完，船客们最近又在一间叫“丹麦”的房间开了一个会。据最新消息，把蛋扯完的机会已经很渺茫。最重大的成果将是形成一份《哥本哈根共识》，这份有所有船客签名的共识说：“我们都发现并且承认，这船在漏水，而且是会沉的。”
这份共识发表后，船客们纷纷接到恭喜电话，表扬他们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并且坚定地捍卫了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