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场由美国起初的次贷危机、后来的金融危机所引发——正在引发、或者说是已经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正在迅速地蔓延开来。若干企业的相继破产倒闭，就是这场危机到来的一种强烈信号。与此同时，一种犹如世界末日一般的悲恐情绪也在迅速地弥漫开来。全球股市的一再暴跌，就是这种普遍的悲观情绪的一种心理证据。

     这场危机也正在向中国蔓延；这种情绪也正在向中国弥漫。
   
     确实，这场经济危机有其可怕的一面。但另一面，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全球经济危机的结果，总是在若干旧的世界大国遭到重创、元气大伤的同时，一个或者一些新的世界大国崛起，一种新的世界格局取代旧的世界格局而诞生。
   
    于是，我们所关注的是：这次危机之后，世界将会怎样？中国将会怎样？
   
     显然，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这次危机。对于中国来说，结果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中国同样被卷入长期的衰退，那么这就真的是一场“危机”了，它对于中国未来的不仅经济、而且政治的深远影响可能将是非常可怕的。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的未来存在着两种可能的极端结局：要么是当局否定三十年的改革路线，而退回到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要么是自由主义道路乘虚而入，其结果极有可能是作为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而正在崛起的中国如前苏联那样土崩瓦解地解体。无论哪种结局，中国都会丧失三十年改革的丰硕成果，乃至于中华民族发奋图强的百年梦想将会再次落空。这决不是危言耸听，“2008年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拐点”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曾多次谈到过中国现代史上的“三9现象”，亦即曾有三个带“9”的年头（1919、1949、1989）都是历史的拐点；明年又是一个带“9”的年头，中国的情势将会怎样？或许，“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世纪之问又会赫然凸显出来吗？
   
     另一种可能则是中国能稳得住，那么这次危机对于我们来说就恰恰是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这是我们的祈愿，也是我们应该为之倾力的方向。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采取行动。这取决于我们对这场危机之原因的准确把握。
   
     为此，世界人士都在纷纷探究这次危机的根源所在。最肤浅的认识，莫过于将这次危机归咎于现行的金融体制；稍微深入一点、但也同属肤浅的认识，则是开始反思并批判“里根—撒切尔主义”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路线，由此而开始重温凯恩斯主义的教义，甚至断言“历史的钟摆”又会摆向“国家资本主义”之类的东西。还有一种人士，开始重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教导，缅怀其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理念、“共产主义”理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如今某些人庆幸于资本主义的“破产”，与当年某些人因苏联东欧巨变而庆幸于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乃至宣告“历史的终结”一样，是同样的天真烂漫的幼稚想法；而且，这两种想法存在着一个共同点：都是基于“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的对抗思维模式。殊不知，对于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本身究竟是什么，也都充满着无休无止的争议。
   
     所以，我们所真正关心的不是、或者说不应该是这样的问题。我们所应当注意到的乃是：不论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钟摆”如何摆动，也不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境况如何，其中有一个不变的问题，那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探询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与发展，究竟依循着怎样的“天命”？此“天命”是如何显现为某种所谓“规律”的？它又是如何具体表现为经济危机的所谓“周期性”的？最终，我们所关心的是：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当今世界的这些民族国家的命运如何？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命运如何？
   
     而这也正是儒家的群体生存关怀，正如孔子所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然而众所周知，儒家的仁爱同时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体之仁”，这也就是儒家本来意义上的“博爱”（韩愈《原道》），据此，我们应当普遍关注当今世界所有一切民族国家在这场危机中的生存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差等之爱”，这也就是儒家的“家—国—天下”（《大学》）和“亲亲—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的关怀序列，据此，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首先关注我们中华民族自己在这场危机中的生存发展问题。危机之后中国将会怎样？这是我们的最为切己的问题。
   
     然而不论“一体之仁”、还是“差等之爱”，为群体生存计，所有一切制度、体制、战略、策略等都不是目的，而不过是手段而已。“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内部的种种差异，都不过是具体的“道路”，然而并不是根本的“道”。什么是道？在社会生活的层级上，道乃是这样一条“路”：“夫义，路也”（《孟子·万章下》）；“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
   
     那么，究竟什么是义？义就是儒家所倡导的正义原则（早在荀子那里，“义”就已多次表述为“正义”了）：
   
     义者，宜也。（《中庸》）
   
     这个正义原则是说：所谓“正义”的，就是适宜的、适当的、恰当的，因此就是正当的、公正的、公平的。这其实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所谓“无适无莫”，就是无所“专主”、无所“不肯”、无所“不可”（朱熹《论语集注》），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毋固”（《子罕》）、“不器”（《为政》），亦即不拘泥于任何现成既有的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包括任何“原教旨”式的“规则”；所谓“义之与比”，就是唯义是从（《论语集注》）。例如对于“言必信，行必果”的言行“规则”，孟子就说：“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简而言之，一切皆以义为转移。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不择手段、怎样都行，因为这里的“居仁由义”给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乃是“居仁”，在这里也就是对于群体生存的关怀；第二才是“由义”，也就是适宜于我们的当下的生活情境。
   
     所以，我们认为，儒家的一般正义原则，就是这样两条，缺一不可：
   
     1、出于仁爱情感；
   
     2、合于生活情境。
   
     所谓“生活情境”，包含两个方面：（1）共时性的地域特点，这通常表现为不同民族国家的不同生活方式；（2）历时性的时代特点，这通常表现为不同民族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
   
     当前最大的生活实情，就是这场正在、或者已经袭来的危机；这场危机的情势之中，既存在着全球性的共通情境，又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间的特殊情境。因此，具体到这场经济危机中，儒家一般正义原则就体现为：
   
     1、出于对于民族国家的仁爱的群体生存关怀；
  
     2、合于目前世界、眼下中国的生活情境之（1）民族国家的生活方式与（2）民族国家的历史境遇。
   
     这正如孟子所说：“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至于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面对这场危机，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世界到底该怎么办？中国到底该怎么办？我个人当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治国安民的“法宝”。然而，儒者同仁，群贤俱在。因此，我想说的仅仅是：值此危难之际，儒者不应该麻木不仁，而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探寻危机的原因，商讨应对的策略，慎思明辨，献言献策，群策群力，共渡时艰，努力让危机转化为契机。
   
     借用邓小平的说法，那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总之，在当前的情势下，我们唯一应当遵循的，就是儒家的正义原则，为此，我们应该牢记孔子的教诲：“唯义是从”而“无可无不可”。
   
     愿中国康宁！愿世界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