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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对形而上的追求本性是宗教存在的最深层原因 |
添加时间:2007/11/1 22:26:11 所在栏目：『宗教理论研究』 阅读：4481 作者：科学、宗教与社会价值观研究室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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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谈到宗教信仰时指出：“即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 这就告诉我们，人类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本性。对“形而上”的追求，就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但这一本性不是人类作为“类”而与生俱来的（即先验的），而是人类在千百年的进化过程中随着智力的提升和社会情感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首先，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和国家人们机体组织的同构是人们具有相同的人性基础。人类是两百亿年宇宙演化的结果，依一百年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恩格斯的说法，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当代科学研究表明，新皮层、缘脑和爬行动物脑，是人脑的三个层次。新皮层是从猿人到智人阶段进化的产物，它管辖着智力、想象力、抽象力和计算力，相当于人的意识部分；新皮层下的缘脑由哺乳动物遗传所致，控制人的情感；而缘脑里面的爬行动物脑根源于爬行动物，人的原始冲动皆发源于此。它造成了人的无意识部分。这种人脑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同构性是人性最深沉的自然基础。正如中国的孟子所说：“”
其次，人与宇宙本质上的一体关系，使天人关系成为不同种族的人们以不同形式最早思考的共同问题，它成为人类对“形而上”追求的最稳固的本性。现代科普知识已告诉我们，宇宙是人类的诞生地。人与宇宙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的肉体组织，是宇宙物质高度组织化的产物，它是适应地球环境的结果。人的肉体组织的各项功能，只有在地球的温度、湿度、气压、磁场、重力场、太阳辐射、大气层的物理的、化学的条件下才能正常运转。其中任何一对关系如呼吸、血压和大气层之间、人的骨髓和地球重力场之间、人的皮肤和太阳辐射之间等在进化中形成的适应关系破裂，那人的生命存在就将发生危机或无法维持。同时，人维持生命所需的水、空气和食物本质上也是宇宙物质供给，人的生命所到底，是宇宙和地球的生态链条上的一环。人与宇宙本质上是一体的。值得注意的是，人的意识的产生，既使人成为地球上发展水平最高的生命，同时，也使人意识思维着的思维出现了主、客二分的现象。由于意识相对独立于物质，使人在这一现象中既有自豪，又产生孤独。站在主、客二分的立场上，人面对自身之外的星空、大地、草木、江河，不由自主地会问：我的存在与它们有什么关系？ 我的存在的意义依赖于它们吗？我是什么？我来自何处，去向何方？……如此等等。在这样的思考和考问中，形成了人对宇宙的一种向往与回归之情，一种永恒的“天人合一”之愿。这一情况，我们可以从地球上几乎所有宗教都把“上天”、“天堂”作为人的最后归宿的理想境地的现象中得到印证。这就是隐藏在人心最深处的人的一种“类”本性——人的信仰本性，这一反映在人的形而上追问中的人对宇宙的向往和回归之情，在地球上的各种不同信仰中得到了不同的处理，就是在今天的地球人的航天试验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的踪迹。
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有一种观点 认为，如果在“知识论”视野内讨论科学与宗教，我们难以找到彼此沟通的渠道。因为在“知识论”的视野中，科学属理性范围，宗教属盲目崇拜的迷信范围，二者难以相容；但是在哲学存在论或生存论的范围之内，二者的共同点却显而易见：第一，观察和解释自然力是宗教和科学产生的共同原因。只不过，科学在自然界自身寻找原因，而宗教则把原因找到了世界之外。第二，运用想象力和抽象力对存在进行探讨是宗教思维和科学思维的共同做法。问题在于科学的本性在于尊重事实，科学通过证实和证伪揭示存在的真相；而宗教则另辟蹊径，以种种超自然力自圆其说。但在科学史和宗教史上，也可以看到二者不谋而合的命题和思想。如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承认灵魂不死和灵魂轮回，并说他的灵魂在其他人身上活了207年，他还认为灵魂就是太阳光的尘埃。这些说法，已有某种对物质结构的暗示。第三，协调人与人的社会的关系，使宗教与科学的共同目的。在人的社会内存在着两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宗教通过种种关于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比如，在中国的佛教中，不杀生是重要诫律，信佛者吃素，是中国民间常见的现象，中国的道教，也讲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但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合作和冲突，造成观点和意见的各个不同，这一初衷或被遮蔽，或在具体的诠释上无法彼此相容。但在针锋相对的观点背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共性的存在。
再次，人的生命的有限性、脆弱性以及必然有死的结局，也是人对世界形而上追问得以世代不绝的重要原因。在丹沃尔所著的《科学史》中有这样一段话：人是许多原因的产物，这些原因对于要达到的结局并不预知：他的起源与生长，他的希望与恐惧，他的爱情与信仰，不过是原子偶然配合的结果；热情、勇敢、思想与感情的坚强，都不能维持个人生命免于死亡；一切时代的一切劳绩，一切精诚，一切灵感，一切人类天才的光辉，在太阳系的火熄灭时，都注定要绝灭：人类成长的大厦，将不可避免的埋没在残破的宇宙废墟中——所有这些情况，即使不是绝对无可争论的，其确切的程度，已使任何持异议的哲学，都没有站住脚跟的希望。——在茫茫宇宙中，人只是一粒尘埃，生物学知识也表明，人偶然的产生，却将必然的死亡，在这一最终结局面前，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他有自我意识，他不仅意识到生，而且意识到死与死之不可避免，这一严酷的事实，不得不使人会思考：生为什么？死又为什么？人生难道就是海德格尔所说是“向死而在”吗？这一“形而上”的追问，成为人类永恒的主题。中国民谚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国民族英雄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所关涉的，都是这一主题。
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也都把有限与无限、生与死作为其哲学的重要语题之一。无论中外，无论古今，无论社会精英还是普通老百姓，对生死问题的关注与追问，正说明了人“形而上”的追求本性，说明了人的信仰本性。对死的恐惧与对生的向往，企图超越生死而达到灵魂不朽，成为一般人的共同愿望，由此，构成了宗教得以存在的在“类”水平上的第三方面的深层原因。这些原因，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以不同的话语体系表达出来，但实质，并无根本改变。
除了上述所提及的人自身的原因之外，现代都市生活的某些特征，如同化学反应的催化剂一样，由加速了反应的过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宗教在总体上有很大发展。目前约有上亿的信教者，有30多万宗教教职人员，有3000多个宗教团体，约有十多万处宗教活动场所，各宗教团体还办有74所培养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院校。 在上海，、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等五种主要宗教的信教者，都呈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为什么在现代化的大都市，信仰宗教者有增无减呢，除了第一部分谈到的原因外，上海都市生活的特点，也是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大城市中，推动信教人员人数增长的原因。如果说，本文的第一部分所谈的问题涉及人类学的话，那么这第二部分所谈及的问题，则涉及社会学问题。这些特点包括：
第一，都市生活的快节奏化。人们可以从每天上海马路上、地铁里拥挤的人流中得到感性认识。上海都市生活的快节奏表现于上海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建设的速度、街市变化的程度、股市的涨落、地价的飞升以及消费时尚的日新月异中表现出来。可这还仅仅是问题的表层，这些象南京路上霓虹灯一样的变化，对习惯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和传统节奏中生活的人而言，会在心里上产生一种放大效应。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一切依靠单位，单位有会堂、澡堂、托儿所，而且单位还分配住房，并在各种节日送上现金形式或实物形式的各种属福利待遇的职工礼品，人们对单位充满依赖与归属感。但是，原先单位里品种繁多的福利待遇一般被抽去，让已经产生单位依赖感的族群，一下子被推到社会，从单位人一下子变成社会人，这一快速变化将会使人产生脚不着地的手足无措的不安定感，这种不安全感衍生出的对安全感、依赖感的呼唤，往往会在宗教仪式与宗教团体的活动中得到慰籍，从而导致从不信教到信教的某种心理变化。
第二，都市生活的隔离化。都市不仅生活节奏较快，空间小，而且彼此相对独立，真可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当上海的旧式里弄一个个被拆迁，人们一个个搬到新房，依单元独门独户居住，原来在大家庭式街坊市井中生活惯了的人，一下子有一种被隔离、被孤独的感觉。这种变化，同样会使人产生一种“失重”之感。如果说，这仅是对一般市民而言。那么，在年轻一代中，由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各种公司的出现，培育出一批城市白领，他们在office中工作，大办公楼内彼此每天埋头于自己的电脑与电话，久而久之，天天见面的彼此也会形同陌路人而产生疏远感。这种疏远，可以说是由虚拟空间及被优雅、精致的隔离挡板围起来的现实空间所造成的。一种被同类隔离和疏远的感觉，会使人不知不觉地走近上帝或其他神灵，这也是都市社会或都市文化中特有的社会心理效应。人作为社会性群居的“动物”，群居会令人产生安全感与稳定感。当现代化的居所和现代化的工作环境是人们彼此疏离之后，人的社会化本性会使其通过其他方式找到新的安全感和稳定感。走进宗教就是通道之一。在现代上海，不少人走进教堂，并不完全熟悉教义或仪式，而只是想找一个能使他产生安全感和稳定感的心理环境，于是他们走进教堂，成为准信教者
第三，都市生活的强变化性。都市生活的快节奏性往往只是从量的方面对都市生活作了描写，从质的方面看，它的强变化性也是特征之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机遇与挑战并存，风险与成功同在”，是人们在日常交流中经常提及的话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管理经验的缺乏和法制漏洞的存在，制造出许多胆大者的暴富，也制造出许多暴富者的跌落。加之改革开放之前，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那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一些人政治上大起大落，又大落大起，另一些人经济上大起大落，又大落大起，使一般人感受到“命运”的变化无常。命运的无常表现了生活的不确定、无把握，这是人们不愿面对但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希望对命运有所了解和掌握，使发自人们内心深处的愿望，是造成人们需要信仰的最深刻的心理根源。在中国，一些人皈依佛教，就由此而生。佛教的人生哲学实际上可以说是关于“苦”的哲学，是探寻人生痛苦现象之原由和消灭这些痛苦之方法的学说。据说佛教的创始人悉达多王子，曾游历四方，离家修行，后又在菩提树下盘腿静坐、沉思默想，通过7天7夜，终于觉悟到人生痛苦的根源在于自身的“无明”。认识到世界万物都是变化无常的，人生皆“苦”，谁没有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呢？人要从苦难中解脱出来，只有走个人修行的正道，达于涅磐之境。这样，就把人对变化无常的怨恨，期望转向自身，转向内心，彻底转变了世人的方向。佛教以它那关爱一切有生之物的博大、宽厚、慈悲心肠，对人生之苦给以理解和同情，并把人引向离开尘世、看破红尘、淡漠人生，将个人的全部心思、经理、精力、时间用于个人解脱的所谓修行的做法，很合一般人由于要求消除对生活强变化性所带来的焦虑的心理欲求，这是一些人皈依佛教的原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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