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06 年8 月在沈阳召开的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暨系主任联度会议上,笔者参加了关于社会学教学与社会学研究中国化问题的专题研讨,深受启发。会后把当时自己的发言作一整理,尽管很不成熟,但还是想在这里与大家进一步交流,以期得到指正。笔者以为,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在总体上涉及到社会学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关系,在具体分析时又会遇到比较复杂的情况。从社会学重建以来,已有多次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的讨论,随着社会学的普及和研究的深入,现在这种讨论已不仅仅限于一种西方的学术如何适应中国社会的问题,而是反映了这种西方的学术在中国现实需要的压迫下,如何对中国社会进程进行积极的社会学干预。
社会学是19 世纪欧洲工业化所造成的传统社会解组时期的产物,又是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理性在社会人文领域的反映。它既体现着欧洲的文化传统,又是经世致用的现实思想理念。从这个背景上观照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就会发现不论在历史的维度上,还是在现实的需要上,当下中国在文化传统、自然科学理性、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特别是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背景等等方面,都与西方有所不同。尽管相同的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话语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涵,这些话语大体指涉的内容不外是知识和社会的特殊关系和一般关系,或者说是社会理论的特殊性和通则性的关系。
在特殊性的问题上,亚历山大在《社会学二十讲》开宗明义就说到社会理论是什么? 他首先把理论界定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一定社会条件下的某个学者的思想。这个说法突出了理论内容和解释者知识前见的相对性,体现了历史特殊论和个体视角差别的要义。的确,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追求的目的———自然规律本身与自然史一样久远,它的亘古不变的秩序在自然界诞生的那天起,就等待人类去认识和发现。而社会科学作为对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总结,它一方面与人类的精神现象的神秘性相联系,这就是社会学的人文路线所坚持的要通过主体之间的理解沟通、比较分析去认识社会过程的历史和现实的规律。另一方面,人类行动所蕴涵的意义又总是受一定的时代和环境制约。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的实证路线坚持结构制约行动的原则,通过研究主体在外部对研究对象的假设/ 验证,以不断试错的方式,逼近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和结构对行动的影响。这样,在历时性的维度上,随着结构的变化,以往的所有社会知识都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而在共时性的维度上,不同社会空间的结构不同,对行动的制约意义也不同。于是,在源流上作为一种西方学术的社会学,在其研究中国的问题上,的确存在由于产生条件的不同而需要一个如何将之中国化的问题。
在通则性的问题上,问题就麻烦了许多,我们还是回到上述亚历山大的论域中讨论。他说“理论是科学的核心”。如果把科学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过程,根据科学活动的目的和对象,又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么这里的理论在排除了自然科学理论以后,能进入科学活动过程的大体有以下几种理论形式。
一种是体现研究目的和价值判断要求的主体立场和相应的观念体系。按照特纳的知识是来自经验或者是来自评价所作的分类,这种知识在来源上属于既有经验成分,又有评价性成分的意识形态。而按照科学主义的要义,评价性的知识是不能被证伪的,只有能够被证伪的知识才可以进入科学研究的过程。在经典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对价值中立问题的探讨,已明确了研究目的以及研究对象的选择是不能离开价值判断的。在科学研究过程的两端,也就是在选题阶段和研究成果如何运用的问题上是不可回避价值判断的。价值无涉所指的是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客观立场。
另一种是作为思维形式规律的科学。在特纳的分类中,它属于既不是来自经验,也不是来自评价的形式逻辑学。此外,作为某一门科学知识的知识体系的元逻辑,以及作为规避社会内容的特殊性而舍象时间和意义的社会关系形式的社会学,也可作为一种另类排除在外,例如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因为,思维形式规则的稳定性作为人类理性能力的反映,它只是科学活动过程的条件,而不是科学活动验证对象本身。
还有一种通则形式,就是作为科学活动理论预设背后的哲学理念。从一个方面说,哲学作为一种理念形态自觉或不自觉的进入科学活动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主义的研究通常并不以哲学层面为对象,哲学研究属于元逻辑的范式,它是可以自我扩张、自我完善的知识体系,而当代科学研究是以具体的经验事实的证伪范式为标志的。从另一个方面说,抽象思辩的哲学具有在高层次上作为整体概括的条件,因而,它有可演绎的广泛的解释力,但是,这种广泛的解释力是同缺少分化的传统社会、同质性强的社会相联系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分化,随着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问题的扩展,哲学已逐渐退出现代社会科学的主流体系。因为它解释问题的广泛性,同它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是背离的,当它可解释的问题越多时,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的意义就越少。作为传统时代的知识体系,哲学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值得说明的是哲学在中国的境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它的特定的政治生活体制和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方式,要求一种统一的思想理念作为社会思想整合的工具,因此,一种强调历史和客观必然性的哲学体系的普及化和日常生活化成为社会生活基础知识建构的基本内容。但是,随着中国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市场化社会机制在传统体制逐渐让予出来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发展,使以抽象概念为社会生活中心的时代被注重现实社会生活利益关系的时代所取代。过度发达的哲学和职业哲学工作者面临着时代的考验,冠之以哲学的社会科学正在成为知识考古的对象。与之相反,作为多元知识体系和重视经验研究的社会学的发展在和谐社会建构的要求下则正逢其时。
作为科学研究过程的社会学研究中国化问题的中心论域,也就是能够进入科学研究中心的,是作为人类实践活动总结的反映事物内容和有效性的经过抽象概括的社会理论,它既不是来自于评价性的知识体系,也不是来自于逻辑学的思维形式的演绎,而是对于不同时空形式下有经验事实基础的社会结构关系的理论概括。如果把科学研究看作实践的操作化过程,把科学界定为验证已有的理论和发现新的规律的实践活动,那么,不论是证实还是证伪,具有经验研究基础的处于论证过程中心的理论“通则”,实际上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来自于经验的理论。
也就是说,只有具有相对性的社会理论才可以进入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中心成为“通则”。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形成的财产关系决定政治关系、思想关系、法律关系的市民社会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19 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也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机制以后的主流社会理论之一“, 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生活管理理念,成为当时有广泛影响的与简政放权相联系的社会学说。
这种通则不仅在内容上是有经验研究基础的,而且在形式上它具有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序和逻辑预设的特征,是自然科学理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反映。社会学古典学派三大传统从不同的方面秉承和改造了欧洲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然科学主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试图揭示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在人的意志之外的必然性,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M ·韦伯和涂尔干分别在理解和实证的路线上,通过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发现了个体行动的意义和集体表象在社会科学的解释和说明过程中的重要性,由此奠定了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而在理解和实证路线的发展中,实证路线更有科学主义的特征和规范的操作程序的可行性。
现在的问题是,在广义上,社会科学的理论思维受已有社会惯习的影响,往往使社会理论的通则性发生变型,不同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与现实的属于一定社会历史的特殊条件一起发生作用。比如李泽厚把西方的思想传统概括为形式理性,比较注重归纳和分析;把中国的思想传统概括为实践理性,比较注重理解和适应。在此人们都熟悉从禅宗开始注重内省思辩到惠能六世已演化为注重日常生活化的故事,而M ·韦伯认为西方突出工具理性,中国强调适应理性。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逻辑没有逻辑学,有建筑没有建筑学,有技术而少科学的实例是不胜枚举的。（注1）
这样一来,在广义上,社会科学的普同性不仅包含了不可回避的历史相对性的问题,而且,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还有了东西方之分,似乎东方有东方的普同性,西方有西方的普同性。在狭义上,工业革命以来受自然主义影响的狭义上的社会科学恰恰是中国比较缺乏的,这也是社会学研究中国化过程中发生阻力的主要问题所在。有诸多论者把这种缺失看作是中世纪以后东方衰弱西方昌盛的关键因素之一。于是,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还不仅仅是知识和社会关系的普同性和特殊性的问题,而且,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还存在知识理念的价值选择和判断的问题,因为,自然科学理性在社会生活领域应用的意义,不仅是引导人类以理性形式思维,更主要的是避免判断误区和减少人为的制度性失败,否则,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所谓自然科学理性又有何意义,社会过程和自然过程的区别又何在呢?
在上述意义上,回顾社会学研究中国化问题的讨论大体可分作以下三类内容:第一类是以东西方两种文化类型的差异为背景的中国化问题。这方面又分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大传统和新中国历史的小传统。（注2）这种大小传统都因为与有科学主义背景的社会学有所区别,才相应地产生了社会学研究中国化的问题。第二类是作为社会学的通则的传播和普及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比如在上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对西方后现代学术的传入,使后现代话语成为当时的社会学的标志,而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是不能停留在单纯介绍西方学术的层面上的。第三类是在科学主义经验研究意义上的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 问题。这实际是以具有相对性的“通则”性理论如何在中国经验下被证伪的过程。那些在西方形成的或在本土形成的有时空相对性的理论,在相关的问题和论域中只是作为分析中国问题的参照或者说是分析工具,它处于一定的科学研究过程的中心,体现着理论和经验事实之间的张力,不论在什么程度上被证伪或证实,都可作为社会学研究中国化或进一步本土化的过程。
在作为第一类的中外文化差异所产生的社会学研究中国化问题中,东西方两种历史文化的融合互补已无须什么争论。在近五十年的新传统所产生的社会学研究中国化的问题上,实际上是原有主流理论的相对单一性和论证方式的演绎化(哲学化) ,使以科学主义经验研究为特征的社会学研究在受传统思维习惯影响比较广泛的受众中比较陌生以至读不懂。如何对待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话语和属于近五十年新传统的主流话语,以及如何对待大众的思维习惯话语之间的差异所产生的“社会学研究中国化”问题呢? 笔者以为,这既有社会学者如何在坚持应有的学术规范的前提下,把社会学学术话语转换为政府话语和民间话语的社会责任问题,也有政府职能部门如何适应价值中立的判断方式了解和习惯社会学经验研究的程序和表达方式的问题,当然也有整个社会科学水平的普及提高,对相对缺乏现代科学主义精神的大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极改造问题。
作为第二类社会学研究中国化的问题,实质是体现着社会学传播过程中的阶段性倾向与现实社会对社会学要求的矛盾。大凡一种外来文化的传入,特别是作为一种与本土文化传统有较大差异的理论体系的传入,总要有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它大体经历的是从本土需要——语言转换——传播普及——理解转换——发现问题——验证求解——直到证伪通则的本土化过程。本土需要是前提,语言转换、传播普及的过程是不可或缺的,它不仅取决于时间,在统计上的广泛性可能是更重要的标准。从发现问题到证伪通则是本土化的基本过程。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紧张,其主要方面体现了社会需要的紧迫和理论转换过程功能发育的不健全。这种不健全的现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条刻板地运用外来的理论,把相对性的经验实体化,而不是仅仅当作分析参照的工具;二是对本土社会的问题缺乏深入的理解,这既有经验现象向理论转化的问题,也有本土社会过程发展得是否充分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的叙述顺序也体现了这两个问题发生的时间顺序。笔者以为,当前话语下的社会学研究中国化问题,正值由前一个阶段向后一个阶段过渡的时期。具体表现是,经过上个世纪90 年代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入传播,社会学的知识体系有了快速的普及,全国高校的社会学系由上个世纪80 年代中期的十几个,发展到现在的80 多个,社会理论传播过程中的后现代热已经退烧。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已相对稳定了的社会结构所体现的独特性,在启示人们作出新的理解。
作为第三类的社会学研究中国化问题,其核心意义是如何发现中国社会的新问题和真问题,去证伪曾经作为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的那些“通则”。笔者以为,当下社会学研究中国化问题的中心要义,是借助已有十几年积累的社会学的传播普及和理解转换,去发现、验证和求解对当前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学理论的通则,在中国社会最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和穿透力的时代发挥这个学科的历史作用。
最后,笔者再结合社会学的教学与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谈谈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撰写过程中的体会。在研究方向大体确定以后,作为真问题的研究对象和与该研究对象相关的文献梳理,成为研究过程的两个基本要点。其中,相关的文献梳理,实际就是确定该项研究的参考性“通则”的范围和有效性,文献的相关度和针对性是确定通则的权威性根据。而对研究对象详细深入的认识,不仅是了解对象特殊性的过程,也是发现研究对象的问题与参考性通则的紧张关系,质疑通则的过程。如果把通则和问题都做了精细化的研究,两者之间的张力就会推动研究过程发展,使现实对象问题的研究深深嵌入以往的通则之中,当然地,这就会推动通则被证伪的过程,从而与时俱进地支持社会科学的发展。
注释：
注1：在这个问题上,吉国秀博士同笔者讨论中曾说道美国学者诺索洛( F. S. C. Northrop) 将这种差别解释为东西方对待知识的不同态度。西方将知识看作一种假设,偏重事物中非直接经验得来的理论成分,并用抽象的概念和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有质疑性的理性特征。而东方的知识来源于直觉经验,重视事物中直觉经验所感知到的美感成分,这一部分不能够用语言文字完全表达出来,像一种具体而综括的记录。笔者以为,诺索洛的看法有一种还原论的意味,似乎以东西方两种人的生物理性能力的先天差异为归结。然而,现代分子生物学在遗传学上的最新成就说明,不论是现代的白人还是黑人,他们有共同的祖先,在生物机能的遗传上有无差别的理性能力。这样上述东西方的差异,只能产生在文化形成的外部环境方面。而已有的所谓爱琴海的兰色文明和华夏黄色文明的结论,只能说明两种文化形成的历史,以及在现世的滞后影响。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当代世界,造就封闭因循的东方文化的历史环境已时过境迁,建构主义时代可以打造和融合各种新的文化。
注2：在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中,大传统多用来指官方或精英文化,小传统用来指民间或者和地方文化,它们是共时性的同一文化的不同层次,而笔者在此是指同一文化的不同历史阶段。
作者：刘平 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院长 教授，原文出处：《社会》2006.6（第26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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