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何云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只讲“新表达”，公众微信号“上海观察”2016年5月27日推送发布。也见何云峰：深入社会现场，方能解决“真问题”，《解放日报》2016年5月31日第10版“新论”。《红旗文摘》2016年第7期转载。

近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习近平同志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还明确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这表明，中央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非常重视。面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任务，我们每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思考自己肩上的重大责任。笔者以为，为了实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首先着重于实现以下四个转变。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亟需从停留于书斋为主转向深入社会现场为主。长期以来，我们对哲学社会科学有一种误解，即以为文科研究是拍拍脑袋、耍耍嘴皮子就可以出成果的事情。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确把自己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书斋里翻翻资料。在某些人的传统观念里，甚至以为文科科研是不要花多少钱的事情。其实，这是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不了解。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社会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活动需要大量地深入社会现场，包括大量采用访谈座谈、社会观察、田野调查、实验研究、数据统计分析等等许多许多复杂的方法和手段。只有深入社会第一现场，获取第一手资料，才能透过社会现象看本质，才能发现规律，找到更好的完善和改进社会现实的途径和方法。在真正的研究意义上，文科比理工科要复杂许多。因为社会现象无法被放入实验室，无法将事物发展的条件理想化后再去研究，而必须在社会现场中去观察、调查和研究。所以，许多时候，文科研究反而会比理工科更加费钱费时。笔者以为，要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首先大力提倡研究者走出书斋，深入社会现场，从第一手资料中去探究社会变革的规律。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不尽如人意，可能跟研究者对社会现场深入不够有极为紧密的关联。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亟需从追求标新立异转向强调求真探索。长期以来，人们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另外一种误解，即以为文科研究就等于新观点、新创见，并倾向于把新观点等同于新思想。现实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的确有一些研究者甚为了追求所谓的新意、新体系、新概念，只要西方有什么新东西就开始大量“贩卖”；还有一些研究者只管杜撰新概念，自作自话一番，随意表达一通，即认为自己是在做研究了。这些都是不端正的研究态度。求真探索性的研究首先必须区别于纯粹个人观点的表达。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注重的是要将个人的意见表达同严谨的求真探索区分开来。其实，有的所谓新观点，无非是一个新意见、新表达而已，却没有严密的逻辑支撑，也缺乏可能的事实基础。这样的形式上标新立异，并非科学的求真态度。其次，求真探索性的研究必须以过去已有的研究为基础，自作自话而不顾过往的所谓新观点，往往会停留于经验猜测性层面，无法在探索真理道路上走得更远。有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某些问题几十年前被研究过，几十年后又被翻出来“原地踏步”。这就是因为研究者的自作自话所致。与此同时，求真性探索还特别强调尊重多样性，并在多样性中逐渐凝聚共识。在没有得到科学验证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权将自己的观点宣布为真理，更无权将自翊的观点强加于别人。这跟自然科学一样，真理是必须要经得住实践经验的，而是不是靠权势和自翊，就能标榜为真理。此外，求真性探索的研究必须强调问题意识，要以真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为研究活动的聚焦点。跟所有其他科学研究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总是从一个问题到另一个问题地不断求索。离开这些求真探索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繁荣发展，恐怕只能是黄粱美梦而已。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亟需改进研究方法，从思辨为主转向多样化方法并存。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以思辨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形成典型的哲学式研究范式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单向度发展的局面。现实中，有的研究者甚至拒斥和贬低实证方法。有的研究者虽然愿意采纳实证方法，却缺乏科学的严谨性，往往因研究程序和理论建构的随意性，而被质疑，从而使研究结论不容易被承认。其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不断改进研究方法，尤其要注意方法的多样化。理论性的研究方法可以采纳，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受到尊重。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归纳和演绎是相辅相存的。研究的问题决定研究的方法，而不是把个人的主观偏好当作研究方法的选择标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要真正深入社会现场，通常离不开多样化的实证方法的采纳。用恰当的方法，严谨的程序，可靠的数据（事实），自洽的逻辑，和正确的科学态度，广泛深入社会现场开展调查研究，研究真问题，才能真正捕捉到繁杂社会现象背后的社会发展规律。每个研究者应该有自己擅长的研究方法，同时也要有自如地驾驭演绎和归纳的双重研究能力。只要简单地分析一下世界上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强的那些研究者们，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包括：往往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往往同时注重归纳和演绎思维方法的运用，几乎所有大师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有非常扎实的实证研究功底，同时也有非常超群的思辨和演绎能力。这跟我们目前的状态有很大的反差。值得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认真反思。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亟需从封闭式话语体系转向世界化的开放话语体系。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科学（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和宣传话语不分的状态，而且基本上流行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主要话语体方式。一种是传统的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话语方式；另一种是高度西方化的话语方式。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某些研究领域，研究者已经开始转向西方化的话语体系，研究者运用的主要是西方理论，研究范式和话语方式几乎都是非常西化的。但另外一些领域的研究者则相对“老套”，其话语体系甚至几乎无法与国际对话。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两种话语方式可能都需要转变，既不能以完全西化的话语体系去研究我们的社会现象，也不能以别人听不懂的话语体系自娱自乐。比较恰当的方式是，我们的哲学社会研究在话语体系上既要有中国特点，又要能够跟世界对话，要让世界看得懂听得懂。中国话语世界化，可能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长期努力的重要方向。为此，必须处理好宣传话语、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等等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要在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大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厘清三者关系的前提下要特别注重学术话语自身的世界化。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外一种语言的问题，而是话语方式的整体性转换。没有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的恰当转换，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恐怕很难走向开放的世界化话语体系中去。

总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亟需从停留于书斋为主转向深入社会现场为主，从追求标新立异转向强调求真探索，改进研究方法，从思辨为主转向多样化方法并存，主动从封闭式话语体系转向世界化的开放话语体系。只有这样，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才能有更大的作为，才能逐渐融入世界舞台。

来源：何云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只讲“新表达”，公众微信号“上海观察”2016年5月27日推送发布。也见何云峰：深入社会现场，方能解决“真问题”，《解放日报》2016年5月31日第10版“新论”。《红旗文摘》2016年第7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