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小云 齐顾波 徐秀丽 来源：中国农村观察
内容提要：
本文从发展研究的角度出发，梳理了行动研究的概念、行动研究背后的哲学与实践反思、行动研究与常规研究的区别，并探讨了行动研究所面临的挑战。本文认为,行动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需要研究者构建一套全新的知识、态度和技能体系。在行动研究中，“研究”与“行动”的边界已变得相当模糊，研究者与实践者相互协作、又各有侧重，共同推动研究目标的实现；这个“目标”也不再仅仅遵从常规研究中“发现知识”的旨趣，而是尝试将“发现知识”、“应用知识”、“传播知识”等本来在“科技转移模式”中不同阶段的目标在同一平台上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结合。
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自20 世纪30~40 年代滥觞以来，被广泛应用于教育研究、组织研究、城市社区研究、发展研究、医务护理研究、酒店管理研究、国际技术转移研究、信息技术开发研究、未来研究和心理、行为研究等多个领域。与国外多层次、多领域的探讨相比，国内对于行动研究的关注几乎全部集中于教育领域。
事实上，在笔者所从事的发展研究领域，行动研究也在近二十多年的摸索中积累了丰富的本土经验，比如在参与式技术开发（participatory technology development，简称PTD）和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简称CBNRM）领域中，行动研究已经成为发展研究领域所共识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行动研究在发展研究领域中的成熟地位，同时，随着人们对其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入，行动研究也在制度化、主流化的过程中引发了若干讨论。
这些讨论包括：行动研究是否是低水平的研究？行动研究是否适合在学术性教育研究机构内推广？行动研究是否是发展研究方法中的核心和基本要素？是否只能在有项目支持的前提下才能在农村社区开展行动研究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从侧面说明了行动研究本身的复杂性和内部的异质性。本文将从行动研究的概念、行动研究背后的哲学和实践反思、行动研究与常规研究的区别、以及行动研究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四个方面勾画出行动研究的概貌，以助益上述探讨的深入。
一、行动研究的概念
由于行动研究的复杂性和应用领域的广泛性，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行动研究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在国外文献中，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同时也是行动研究最早的倡导者之一Lewin（1944）认为，行动研究指的是“研究课题来自实际工作者的需要，研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研究由实际工作者和研究者共同参与完成，研究成果为实际工作者理解、掌握和实施，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改善社会行动为目的”。英国在教育领域倡导行动研究的领军人物Elliott（1991）认为，“行动研究是对社会情境的研究，是从改善社会情境中行动质量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一种研究取向。”
为了强调行动研究的理论性成果，Baskerville et al.（1999）认为，面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时，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难以奏效的时候，最好的研究方式是一方面做出干预，引进变化，另一方面，在参与干预的同时，研究者应该去观察这个变化过程中的相关课题。他们认为，行动研究一方面能够解决当地情境下人们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也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原本目的，如理论贡献等。只是，他们在仔细区分了“所信奉的理论（espoused theory）”与“应用中的理论（theory-in-use）”之后强调，所谓一个“好的应用中的理论”本应是“植根于社会现实的理论”（grounded theory）。
参与式（行动）研究的产生推动科学知识能够更好、更直接地服务于当地人群。其核心要素是要促进职业研究者与非职业研究者共同完成以下工作：①确定研究的优先序，明确主要问题；②分析导致问题的原因；③采取行动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包括短期内的方案和长期内的方案；④从行动中学习，并根据实际需要随时调整方案。从预期来说，该方法将达到以下目的：①提高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即促进研究成果能被更多地采用和接受；②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即能够更好地利用项目资源或降低项目执行的成本；③利于增强各个行动主体的能力，即通过理论与方法等方面的锤炼提高其研究的能力。”由此可见，当行动研究被引入发展研究领域时，各方的参与式协作和能力建设得到进一步的凸现。
与此概念相对应，安迪（2004）在农牧生计改良项目和李鸥等（2004）在参与式水资源管理项目中都强调了行动研究中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能力建设，而这种能力建设不仅体现在个人层面，还体现在组织层面；不仅是行动层次的学习，还包括更深层次的理论学习，“只是这个理论并不与实践隔离，而是通过实践浮现或系统总结出来”。
综上所述，行动研究是职业研究者、实践者各方在共同接受的道德规范下通过共同协作，在现实环境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通过个人或集体对这个过程中相关方面的敏感性反思一方面贡献于特定社会情境中行动质量的改善，另一方面也促进研究水平的提升（主要体现于提高研究与实践的相关性、针对性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和参与各方能力水平的提高的活动。
正如Defoer（2002）提到的，行动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将研究与教育或培训结合到了一起，从本质上看，它不仅是一种作研究的新思路，同时，“它还是一种教育的方法”。而这种教育方法即在真实的情境中“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然而，国内大多数学者在引用行动研究的概念时，却明显地倾向于强调行动研究参与方中的“实践者”，例如，刘素霞（2003）认为，“行动研究是为了帮助实践工作者了解自己的教育理论与他们自身日常从事的教育实践之间的联系，意在将研究行动和教育背景整合在一起，使研究能在实践中迅速发挥作用，并且它意图通过帮助实践工作者成为研究者，缩小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的差距。”
在行动研究的目的上，国内的文献也大多仅仅强调行动研究对于（教育）行动情境的改善和实际问题的解决的作用，而对于研究质量、理论水平提升上的贡献则强调得较少。一方面，这与国内行动研究文献单一地集中于教育领域、从而使参考文献中同质性的观点互相强化相关；另一方面，这也可能与国内一直强调“研究的理论水平”的大背景下，为有意突出行动研究与常规研究的区别而过于强化“行动”要素、而非“研究”要素有关。国内文献上的偏颇大大削弱了行动研究丰富的、多层次的内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出现了诸如“行动研究不注重理论水平”、“行动研究是低水平的研究”等片面性判断。
二、行动研究背后的哲学和实践反思
严格来说，一个学术词语的完整含义是其概念与特定历史背景（context）的“合作显现”，上述概念的阐述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行动研究的内涵，但对于学者为什么要这么界定而不那么界定，却不甚明了。本部分将通过梳理行动研究背后的哲学和实践反思，从理论上进一步解读行动研究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实用性。
正如前所述，行动研究内部具有丰富的层次性，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流派具有不同的侧重，例如，行动研究早期（1940~1950 年）非常强调科学性和民主性，被誉为“行动研究之父”的Lewin就非常强调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强调通过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来解决社会问题，改善人类关系。因此，早期的行动研究也被称为“科学的行动研究”。随着社会背景和行动研究追随者本身背景的变化，1980 年后逐渐出现了“批判性的行动研究”或“解放性的行动研究”，其民主性的特质得到了强化，而对于“科学方法”却一直持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有人对“科学方法”不以为然，拒绝使用数字统计等定量研究的语言，但“科学方法”在行动研究中一直若隐若现，以不同的方式被传承下来（刘良华，2002）。显而易见，不同流派的行动研究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这就使得对其进行历史和哲学的反思变得错综复杂、异常困难。以下反思主要集中于认识论层次和发展实践层次。
（一）认识论层次的反思
对行动研究认识论层次的反思主要集中于对“知识”问题的探讨，包括知识是如何产生、由谁产生、知识与实践的关系如何等。在19 世纪早期经验主义时期，科学研究以“求真”为最高旨趣，研究者往往站在“知识的发现者”的角度，研究“他人的行动”。由于期望获得“客观的”、超然于个别之上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知识”，研究者都有意识地与实践者及其实践活动保持一定的距离，或“保持相对独立”。与此相对应的科技理性有三个基本假设（西雄，1983）①：①实际问题可以有通用的解决办法；②这些解决办法可以在实际情境之外的地方（例如行政或研究中心）开发出来；③这些解决办法可以由出版物、训练或行政命令等途径转变成实践者的行动。这种科技理性的做法带来一种信誉上的等级制度：发展理论和制定决策的人地位最高，专家比实践者的可信度要高。
早期经验主义的认识论、科技理性及其相应的信誉等级制度实际上造成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研究成果与实际应用的对立。这种对立的实质是否认了实践者的研究能力、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只将其视为研究理论的简单执行者，他们的任务就是应用那些在权力上高于他们的“局外人”（包括学术和行政管理人员）所预先界定的知识。这种唯“真”的认识论和科技理性逐渐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一致质疑。著名学者布尔迪厄将这种研究指责为“概括性幻想”（synoptic illusion），他认为，学者们的这种与实践相分离的“概括性幻想”造成了学术分析体系“客化”的现象。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研究不应该局限于追求逻辑上的真，而更应该关怀道德实践的善和生活取向的美，理性必须返回生活世界才能获得源头活水，研究是为了指导人们立身处世的生活实践。在这个过程中，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与其他各种反思科技理性的哲学思想一起，推动了行动研究认识论的孕育和发展（Baskerville et al.，1999；陈向明，1999；丁锋，1999；李培东，2005）。
20 世纪，随着人类学和自然主义研究的繁荣，环境的作用以及被研究者参与价值等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同时，社会科学的发展促使人们开始质疑研究者决定论的观点，一系列反科学主义、反思理性的思想应运而出。胡塞尔认为，“现象”是指呈现在人的意识里的一切东西，现象学的任务就是从“现象”中找出“本质”，亦即对现象进行合乎理性的探讨，从而为科学提供理性的根据。可见，在现象学看来，理性与感觉完全统一在了“现象”这一基本概念当中，而回避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争论。存在主义则进一步明确把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当作最真实的存在，并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哲学（李小云，2005）。
而解释主义则直接推动了个案研究这个意味着“民主参与研究”范式的诞生。尽管如此，解释主义及解释性研究是对既定理论的肯定性解释。被研究者没有否定、质疑的真正权利。此后出现的批判主义则直接提出，在研究中要以批判的反省来代替生命经验的重构。因而，研究者不仅仅只是尊重被研究者的意见，而且应该让被研究者参与到研究中去，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研究者所谓“知识霸权”的地位得到了挑战。批判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Habermas，1981）①在提到三种知识旨趣（interest）时认为，相对于技术认知旨趣和实践认知旨趣来说，解放认知旨趣关注的是以批判为导向的知识，它具有批判反思的能力，是社会科学发展最重要的知识，它能认识到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权力主宰，进而向权势挑战，而这也正是行动研究最本质的认知要素，因而，Cornwall et al.（1995）认为，行动研究尽管形式多样、纷繁复杂，但对研究者来说，最实质的体现是他们具有一套与常规研究者所不同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准则；而对于实践者来说，行动研究则意味着被赋权或解放的过程。
（二）发展实践中的反思
行动研究的发展也缘于传统实证研究面对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时的失效、技术转移模式的失败、乡土知识的兴盛以及发展中国家探索内源式发展道路的尝试。
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核心是将复杂的社会存在进行分解，然后从局部的认识和研究开始，再向整体扩展，最后依据这些研究将局部的认识还原为所谓的真实世界。而随着环境问题、贫困问题在发展过程中的加剧，学者们开始质疑实证主义在认识复杂社会经济问题时的有效性。比较共识的观点是，在针对一个确定的、单一的问题时，实证主义方法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对于复杂的发展问题，则无法使用这种还原性的方法。
与实证研究面对复杂问题时的失效相对应，基于常规研究之上的研究成果很难应用于现实环境中，尤其是在一些生态脆弱、复杂多样的环境中，从而带来了研究成果与应用之间的巨大鸿沟（见案例1），即技术转移模式的失败，这显现了上述科技理性的三个假设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地位。二战后，勒温等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也发现：一方面，许多科研人员仅凭个人兴趣或仅仅为了出书而研究，这样的研究实际上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实际工作者空凭一腔热情工作，而不去研究自己身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又得不到研究人员的帮助，他们因而无法“有条理、高效率地工作”（张秋凌，2001）。技术转移模式的失败还体现于各种政策执行差距的产生，即自上而下制定的政策在执行中难以完全落实，甚至与原来的政策预期大相径庭（Learnmonth et al.，2004；List，2006；Hordijk et al.，2006）。这些理论、决策与实践之间以及成果与应用之间的脱节提醒研究者开始反思自己的研究模式，反思研究者与实践者（或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受影响群体）之间的关系。
案例1：现代技术面对复杂环境时的“不适之症”调查表明，杂交水稻在云南的许多贫困山区很难推广运用。现代技术在农户生产规模较大以及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相对同质、且对外界条件控制较强（例如灌溉）的地区往往表现出优势。而大多数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及自然条件高度异质化，农户的生产规模小，基础设施差，单纯强调现代技术的推广势必带来失败。分析一下杂交稻的情况不难看出：①山区水稻种植呈现千层梯田的垂直分布，气候有“一里四季天”的特点。将适应于相对均一气候条件的技术运用于此，自然有不适应的现象。②山区农业属雨养农业，降雨的时间无法对应杂交水稻生育期对水的需要时间。③杂交水稻对化肥反应敏感，而农民土地规模很小，如果使用贷款购买种子、化肥、农药，即使获得比本地品种高的产量，也只能自给自足，还贷则无能为力。
实践反复证明，要增强研究与实际问题的相关性，实践者（当地人）的参与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他们最明白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而研究成果的利用也最终需要他们来落实。具体到发展研究领域，研究界开始关注乡土知识在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Cornwall et al.，1995；Blaikie et al.，1997），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研究者对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拥趸。
在这种新型的行动研究模式中，研究者与当地人之间的关系、现代科学知识与本地乡土知识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地人不再简单地被作为“信息的获取对象”，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参与主体；研究者也从当地境遇的“局外人”转变为“参与者”，从只对“发现知识”感兴趣转变为担负起解决实际问题的责任。由于研究过程与行动过程紧密结合，两者融为一体，研究成果的应用不再是个问题。同时，行动研究从另外一个角度回答了一个经常困扰研究者的问题：“理解何以可能？我如何可能理解‘他人’？‘他人’是谁？我与‘他人’是什么关系？”行动研究者参与到研究的过程之中，研究者通过体验和共同行动了解自己以及自己与对方的关系，通过合作性的研究和评估达到对世界的理解（Reason，1994）①。
从更高的实践反思层次上看，行动研究的出现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发展中国家期望摆脱被发达国家观察和研究的“客体”地位，构建自己全新的研究范式，促进研究的本土化，从而打破本国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教育依附关系（Pryor，1998）。二战后，许多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开始了艰难的发展之路。但是，在殖民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氛围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西非的研究者发现，自己的研究经常囿于西方理论之中，难以解决本国的具体问题。而行动研究在此背景之下成为这些学者们的选择，因为他们相信，行动研究以其针对现实境遇展开研究的理念有利于他们逐步发展自己本土的理论和内源式发展的框架。从这个层次上说，行动研究背后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对于本国发展方式的反思和探索。
三、行动研究与常规研究的区别
对“行动研究是什么”的追问，吸引人们到它“所不是”的内容中、到它的对立面中去寻找行动研究与常规研究的区别（刘良华，2001）。但需要注意的是，“对比”仅是了解问题的一种方式，实际上，行动研究和常规研究都是集体名词，内部又有许多不同的流派和观点，存在很强的异质性。因此，准确来说，表1 所列的对比仅仅反映了一种“程度”上的区别。
对研究人员来说，行动研究与常规研究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自己与当地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自己在研究中的作用不再是常规研究中“局外人”的角色。在常规研究中，科研人员能够控制的因素越多，研究的条件越好，研究的结果的可靠性被认为越高。而行动研究是一个分权的过程，必须将决策权与其他相关者分享，让他们根据当地的状况、乡土知识和优先考虑来进行决策。外来者和政府部门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控制权和决策权（安迪，2004）。而分权不等于科研人员不作为，行动研究中，研究人员所起的是“协助者”或“触媒”的作用（Cornwall et al.，1995；Pryor，1998；Heale，2003；Vernooy et al.，2004；安迪，2004；Markless et al., 2006；牛瑞雪，2006）。
研究者应该认识到当地人不再是常规研究中“冷冰冰”的客体，不再是“生硬刻板”的“信息收发员”，而同时也是研究的主体，也具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合作研究的过程中，他们会与研究者协商对话，尽量扩大自己的“行动空间”，争取实现自己的想法，从而使研究目标和研究过程相互塑造，研究过程因而呈现出非线性、不连续的过程（王伊欢等，2005），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各方利益追求平衡的过程。由此可见，在行动研究中，所谓的“研究”与“行动”之间的边界在外表看来已变得相当模糊，各个利益主体在统一的过程中相互协作，又各有侧重，共同推动研究目标的实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目标”也不再仅仅遵从常规研究中“发现知识”的旨趣，而是尝试将“发现知识”、“应用知识”、“传播知识”等本来在“科技转移模式”中不同阶段的目标在同一平台上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结合。
四、行动研究当前所面临的挑战
所谓“范式”是指一系列内在一致、相互支撑的概念、价值观、方法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前面的阐述可以看出，行动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行动研究者的认识论、价值观、知识和研究技能、甚至研究过程都与常规研究者具有很大的不同。行动研究的研究主体多样化，不同的主体从自身（机构）的性质、背景出发具有不同的切入点。严格来说，在现行的社会分工框架及相应的话语体系下，学术性研究主体（研究所、大学等）与实践性主体（NGO、政府部门等）在从事行动研究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一致。本部分主要从学术研究机构的角度出发探讨行动研究当前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挑战一：行动研究的科学性与理论性
行动研究自兴起之始就存在“合法性”危机，行动研究者“写在实地”的研究成果往往不被学术界承认，教授职称评定仍然依靠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传统研究的文章。行动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理论性一直备受质疑。20 世纪50~60 年代，行动研究在兴起后不久就受到了实证研究和相应的科技传播模式的强烈冲击，一度衰落，后随着理性主义反思和反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才又进入人们的视野。
实际上，当Stenhouse （1981）将研究定义为“系统而公开的探索”时，他提醒人们注意：行动研究既然称得上是一种研究，它首先应该具备一般研究的资格。美国教育研究方法论专家Borg（1981）等人则直接明示，“行动研究即实践者用科学的方法对实际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这里，尽管研究的主体被局限于“实践者”，但行动研究的“系统性”以及它对“科学方法”的包容性被特别地加以强调。行动研究尽管与“基于实验室的实验研究”的旨趣相去甚远，但行动研究并不简单拒绝“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收集资料以及分析资料时使用必要的统计分析技术。
此外，由于行动研究不仅抹平了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区别，而且引入了价值观念和权力的维度，因此，评估它的科学性已不能完全按照常规研究的标准进行。在行动研究中，知识的构建与知识的检验紧密结合，相互渗透。行动研究的严谨性表现在行动研究的过程中实践者是否可以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实践理论中存在的错误，并能随之进行理性的反思（陈向明，1999）。从根本上说，行动研究只是看待研究的一种视角和思路，除了实践贡献之外，研究者是否对理论有所贡献完全取决于研究者自己的研究取向和研究素养。如前所述，行动研究从未排斥过对理论的关注，相反，行动研究的实践品格决定了惟有实践才能为好的理论提供新的生长点，深刻的理论原本就植根于社会的现实。
挑战二：多方合作中的现实桎梏
行动研究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参与和合作”。与常规研究不同，行动研究者会发现自己不仅要像常规研究者那样关注实践中的研究课题，同时还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当中。从多个行动研究的实例来看，多方合作尽管保证了研究成果的顺利应用和推广，促进了各方的能力建设和相互理解，但也同样存在许多现实性的桎梏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①参与各方（主要侧重于研究机构、当地政府、NGO 等机构）的机构目标、机构性质、机构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参与疲软，在没有足够的利益互动的刺激下，面对竞争性的工作日程安排，多方合作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②在参与社区，当地人主要关心的是生计水平的改善，而研究单位在行动研究缺乏制度支持的背景下可能更注重自己能发表的科研成果，两者之间有时并不一致，在这种没有发展项目（短期可见的、当地关心的资源）支持的行动研究中社区就会对参与缺乏动力。对当地的实践者来说，行动研究要真正发挥作用有两个重要的前提：实践者有能力、有意愿去研究自己身处的环境，并能够采取积极的行动去改变它。这些前提无法存在，行动研究就会名存实亡。除动力因素外，当地人缺乏参与的信心也会导致行动研究搁浅。③此外，研究者作为协调者，其协调技巧的不足往往导致行动研究失败。在行动研究的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下，研究者是否能够意识到自己应该具备的不同角色、发挥的不同作用，直接关系到行动研究的质量。
可见，行动研究尽管有许多理想的优势，但在现实的落实中也正如它本身的内涵一样需要一个“在行动中不断调整”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需要探索机构合作的新型模式，例如构建网络，也需要争取研究者全新能力建设的制度支持和行动研究真正与社区接轨的制度支持，例如在科研资金的预算中设置社区发展资金等。
挑战三：行动研究的伦理困境
行动研究由于其解放性的本质往往促使实践者开始反思自身现实中的权力结构，在行动研究无法提供其他辅助改革、并缺乏循环往复长周期支持的情况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实践者推到一个充满风险的境况，从而对其产生消极影响。此外，当行动研究强调社区参与时，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是，社区内部也是异质性的，如果没有特别的关注，弱势群体往往被排除在行动研究的干预之外。
（关于本文的内容在节选时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