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报刊文摘
历史专栏作家雪珥的文章《雍正的军机处》近日突然红了起来，人们在网络上或转发或分享，若有所思地重新咀嚼200多年前的故事：身为“三无机构”的军机处如何使皇权得到了前所未有过的强化？“勤、速、密”的工作模式又为何被赞“近代政制上的大创举，在权力制衡方面有着丰富的现实价值”？
43岁的怡亲王允祥、57岁的大学士张廷玉、60岁的大学士蒋廷锡，大概没有想到，当他们三人走进隆宗门边那几所极为简陋的小板屋时，将开启中华帝国中枢机构大变革的帷幕。
这是1729年，雍正七年的夏季。
中华帝国的庞大兵团，正向西北方的戈壁瀚海推进，讨伐准噶尔部。作为最高领导核心的雍正皇帝，需要时时与他的重要大臣们商议。因此，雍正下令，在隆宗门外设立一个专门的办公室，供允祥、张廷玉、蒋廷锡密办军事之用，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中央军事领导小组”。这就叫“军机处”，一个在今后的中国历史中权力最大的机构。
从“三无机构”到“权力核心”
尽管在1732年军机处成为正式机构，并且从未中断（除了乾隆元年中断1年），但军机处自始至终都是“三无”机构——无编制、无定员、无预算，所有的干部都是兼职，从法理上看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临时咨询机构。无独有偶的是，1861年在英法联军炮口下成立的“总理各国实务衙门”（总理衙门），也是一个自始自终都是“三无”的机构，所有干部也都是兼职。
尤其具有大清特色的是，作为“三无”机构的军机处，长期扮演实质上的最高行政当局角色，同样的总理衙门，也长期扮演着外交部和发改委的角色。这体现的或许正是大清特色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
一、在正规的行政机器难以有效施政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这类临时机构，提高行政效率、至少提高最高当局的行政效率；
二、这种“三无”临时机构的设立和撤销，绕开了复杂的流程，不涉及对整个行政架构的高难度调整，便于进退；
三、这种“三无”临时机构不会过度增加行政成本；
四、这种“三无”临时机构便于最高领导人绕开固有的行政流程、实现其在人事组织上的各种意图。在需要的时候，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现有官僚体系的冲击，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施加对现有官僚体系的打击，攻防兼备，矛、盾并举，相当趁手。
这种做法，在后世也颇有效仿者，比如蒋中正的侍从室及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之类。
开端于雍正皇帝的“军机处”，名义上只是个处理军务的机构，西方人也曾将此翻译为“Office of Military Secrets”（军事机密办公室）。但西北战事结束后，雍正皇帝不仅没有撤销这个临时机构，反而进一步壮大，并迅速成为大清国的行政核心。西方人对大清国的观察是与时俱进的，不再是直译，而是译为“The Grand Council”（大议会）。军机处的定位，迅速成为“威命所寄”的权力核心。
皇权前所未有地强化
自从有了军机处，皇帝的权威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强化。
清代独有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几任皇帝的持续努力下，在军机处的襄助下，终于在雍正朝名存实亡，连橡皮图章也不是，终于在1791年正式废除。
中国传统中对皇权最具制衡效果的相权，也在军机处的设立后受到史无前例的压制，内阁彻底演变为一个日常行政部门，而丧失了决策权——尽管它的重要成员往往是军机处成员，但他们参与决策的身份仅仅是军机大臣、皇帝的私人顾问。
历史上困扰皇权的其他因素，比如外戚、宦官等问题，终清一朝，都受到严格的控制。实际上，自从建立了军机处，清帝国对于无序的权力斗争的唯一风险，就在于如何控制军机处本身。
解决的办法依然是对权力进行分解，防止出现无限的权力。内阁虽然蜕变为纯粹的行政机构，但依然与军机处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格局：军机处有实无名，内阁有名无实，一个动口而不动手，另一个动手而不动口，口与手的分离，有效地避免形成新的权力垄断。
此外，与军机处相互制衡的，还有“御前大臣”。御前大臣掌管了相当的财力、物力乃至军力，可算是真正的“内廷”，而军机处则相当于连接内廷与外廷的“中廷”。根据清制，“军机大臣及御前大臣彼此不令相兼，所以杜专擅而防雍蔽”（庆桂《国朝宫史续编》）。
对军机处本身的钳制手段，还有其“三无”特性：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兼差，无论人事关系还是工资奖金，都不在军机处，各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和单位，相互之间也并无明确固定的上下级关系，所有人、包括章京的任免都由皇帝一人裁决，这导致其内部结党的难度大大增加。
在制度的多方约束下，军机处的确在成为一只有力的臂膀的同时，并不伤及政权肌体。光绪朝御史张瑞荫对军机处做出了相当中肯的总结：“自设军机处，名臣贤相不胜指屈，类皆小心敬慎，奉公守法。其弊不过有庸臣，断不至有权臣”。
工作作风——“勤、速、密”
军机处的高效，不仅来自于结构上的扁平，而且还来自于迥异于常规官场的工作作风，那就是“勤、速、密”。
中国历朝历代中，清代皇帝最为勤政，在其职业生涯中，几乎每天都在上班，如雍正皇帝这般，还涉嫌死于“过劳死”。皇帝勤政，军机处就只好受苦，配合皇帝的作息时间，起早摸黑，经常两头见星星。
军机处的工作要求，是当日事、当日毕，不管有多少公文，都必须在当天完成，颇有现代企业的严谨精神。有时，一天的奏折多达百余件，也不能过夜，必须连夜处理完毕，当然，皇帝本人也在熬夜。至于发生了重大或突发事件，更必须彻夜值班，一日之内皇帝或许会数次召见，工作压力和强度十分巨大。即便皇帝在出行途中，军机大臣也必须随伺，在路途之中也顾不上“看花”，工作不辍。
“勤”是工作强度，而“速”则是工作效率。除了“当日事当日毕”之外，军机处要求时刻有人值班，军机章京们分了班，三班倒上班。军机处所拟的谕旨，除“明发”要走内阁、部院等层层下达程序外，直接密封发给各地督抚的“廷寄”，都要由兵部限时专递。
这种“快递”的时限要求，都由军机章京们在公文信封上注明每日必须完成的里程数，所谓“四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乃至最高等级的“八百里加急”之类。实行这样严格的“数字化管理”，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这既是对军机处的效率要求，也是对整个国家机器政令畅通程度的严峻考验。
“密”，则是军机处工作的最大特点。军机处的一切公文，都必须在办公室内完成，不得带回家。军机处的办公地点，戒备森严，外面有专门的护军把守，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太监宫女，都严禁私入，甚至连洒扫庭除、端茶送水等服务，都规定必须由15岁以下、且不识字的小太监担任，称为“小么童”。一过15岁，“小么童”就必须立即换岗，不得继续留在军机处。
军机处的保密工作，在乾隆晚年倦勤时曾被破坏，俨然成了打探各种政治小道消息的集市。嘉庆整垮和珅后，立即重申了军机处的保密纪律：军机大臣不准在军机处办理部院稿案；各部司员不准至军机处回事；自王以下文武满汉大臣不准到军机处找军机大臣谈话；军机章京办事之处不准闲人窥视；留京王大臣不准要军机章京办理陈奏事件；军机章京不准将公事携回私寓办理等。他甚至派出御史，进驻军机处，这既是对军机处的监督，也是对其他官员违反军机处保密条例的监督，这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纪检干部上门办公的先例。
军机处“民主”+皇帝“集中”=“民主集中制”
对于军机处的设立，无论中外，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其加强了清代皇帝的独裁。对此，美国当代汉学家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似乎并不认同。她在其名著《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中，对军机处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她看来，军机处的设立并非加强了皇帝独裁，相反倒是大臣们融入了皇帝的最高决策过程，实际上削弱了这种独裁，自雍正之后，皇帝独裁的情况就比较少了。军机处的功绩，在于建立了一个高效运转的政府。当时的清帝国，其国土和人口皆类似如今的美国，这产生了海量的信息，对信息进行筛选和处理，成为最高决策层的关键。军机处协助皇帝抓大放小，将有限的资源投放到最根本和主要的地方，是决策者对海量信息的有效应对。
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不可否认，在自秦帝国以来的2000多年历史中，清帝国的军机处是近代政制上的一大创举，其在权力制衡方面的诸多设计，迄今依然有着丰富的现实价值。
在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方面，清代的军机处或许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成为中国五千年来最为精简、扁平的政府机构：只有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两层，有官无吏，“其制无公署，大小无专官”，甚至连办公场所都不称衙署，只叫“值庐”或“公所”。
军机大臣，通称“大军机”，正式称谓“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资格略浅者，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基本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中特简亲任，为兼职，保留原职实缺，无定员，无固定任期。首席称“领班”，末席则俗称“打帘子军机”——进出时给同僚们掀开帘子，待大家都进出后自己才跟在最后。军机大臣人数很少，雍正刚建立军机处时，只有3~5人，后来多的时候也仅11人，成为一个精干的小团队。
军机章京，通称“小军机”，即军机处的秘书。最初多由内阁中书中选调，乾隆年间改为由内阁及各部院衙门保举，军机大臣考核合格后，由皇帝亲自选用。在经过严格的政审和考试后，入选的军机章京往往是中央部委中最为优秀的青年干部，不仅思维敏锐、文字了得，并且具备相当的行政经验，对业务十分熟悉，工作作风严谨扎实，方能应对高淘汰率的筛选及军机处的高强度工作。
有意思的是，军机章京最初就规定一概不用高干子弟。应该说，军机处对“官二代”的拒绝，一方面有利于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在最高权力中枢结党，另一方面也给普通家庭子弟参与国家大政提供了更多机会，这对政权的延年益寿是大有好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