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信息与美国民主》中译本前言”这篇博文中曾提到我要介绍一下宾伯尔的观点。现在就将他对技术的看法做个简介，尤其是关注他是如何将其与即将在中国出版的《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中体现他的观点的。

    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宾伯尔（Bruce Bimber）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与技术决定论的三个方面”（Karl Marx and the Three Faces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将他所谓的“技术决定政治”的观点充分表达为三种形式，第一，规范性表述（Normative Accounts）；第二，联合后果表述（United Consequences Accounts）、第三，逻辑后果表述（Logical Consequence Accounts）。
   
    宾伯尔认为规范性表述与文化相关，而联合后果表述则将技术视为没有预期的社会产出，这两种表述均不是决定论的。逻辑后果表述是自然的普遍规律，这一表述是决定论意义上的。可是根据宾伯尔分析，他将逻辑后果表述指在自然律的基础上对技术规则的实证描述；而规范性表述，则将文化和政治含义注入到技术概念中去了。宾伯尔认为，向艾吕尔（Jacques Ellul）、芒福德（Lewis Murnford）、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温纳（Langdon Winner）等人，对类似于他所谓的技术决定论的“规范性表述”。
   
    关于技术的看法，比如，哈贝马斯在《通向一个理性社会》(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中认为，当技术自身的发展规范脱离了政治和伦理规范，效率和生产力这一目标统治着各种关于选择、意义和目标的讨论时，技术就可被视为具有了自动的、决定性的力量。宾伯尔说，虽然芒福德、马尔库塞和温纳本人并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但他们的话语中常常隐含着技术进步是自动的、其影响是决定性的这类意思。所以有人认为，那些为技术的影响深表担忧的人往往也是技术决定论的信奉者，他们希望在增进人性的同时，将技术进步置于严格的监控之下。
   
    可以看出，这个“规范性表述”的技术决定论中的“技术”，指的是人类的一种行为规范或思维定式，具体说就是一种技术理性或所有行动以效率和生产力为中心，人们的所思所欲促成了技术社会的诞生。与规范性表述很不一样，“逻辑后果表述”和分析哲学眼中的世界图景比较相似。哲学家范因瓦根（Peter Van Inwagen）如此定义决定论：当过去和自然法则给定之后，未来的可能性只有一种。那么技术决定论就是，一旦技术发展的历史、现状及自然法则给定之后，社会变化的方向就只有一种可能性。在这样的表述中，技术指的是机器和其它技术器械，这股独立的社会动因和文化因素无关，不管人类的价值判断如何，技术社会都必将诞生。社会的各个层面，从制度、社会交往和个人行为，都是技术塑造的，而人的特性和社会安排被视为第二位的因素。
   
    不同于前两种表述，第三种形式“非意向结果表述”并不关注技术作用于社会的过程，其着重点在于，技术后果是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所以这是一种“非决定论” (indeterminism)。宾伯尔提到，柯亨（G.A. Cohen）认为技术决定论有两个定义标准：它必须是决定论的、也必须是技术的。即一方面历史是由物理和生物条件决定的，而非由人类意志决定的；另一方面，技术在过去决定未来这一过程中是一个必要因素。在这里，技术指人造器物(artifact)，而撇开了技术知识、技术过程及组织和控制等内容，因为这都是一些重要的社会特征。只有把技术和社会因素截然分开，才能充分展示其决定论的特征。宾伯尔分析认为，依柯亨的两个标准，在他所列的三种表述中，只有 “逻辑后果表述”才是真正的技术决定论。
   
    宾伯尔也知道，真正符合“逻辑后果表述”的技术决定论几乎就不存在，因为它把技术对社会的作用及技术的自主性推到一个极端的状态。按这种分析，技术决定论就是一个没有存在价值的概念。经过宾伯尔的分类和辨析，规范性表述和非意向结果的表述这两种阐述技术角色的理论就不会受到技术决定论的混淆和干扰了。既然如此，可以看出宾伯尔他的基本理念倾向于将描述性的“逻辑后果表述”确立为技术决定论，这样就必然把文化和政治含义注入到技术概念中。因此，他的关于技术决定政治的理念更加注重文化等非技术的因素。例如，他的著作《信息与美国民主》就是一本将文化、政治如何左右技术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