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早期的两篇文章中（1977，1982）论及，晚明历史中许多方面的问题只有置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大量白银从外国流入中国”这一背景之下，才能获致充分的理解。[2]我的观点是，通过推进货币增长，提高商品交换效率，以及促使中国官员实行延误已久的赋税改革等方式，日本和墨西哥银元在成就中国晚明声望的充满活力的经济膨胀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一经济膨胀的影响施及明朝各个地区，但对南方和东南地区的影响则尤为明显，在此，城市人口激增，农业也更加商品化，工商业则一片繁荣。
     尽管日本发展模式与中国不同，但是针对同时期日本经济发达的地区，（畿内、关东、山阳）亦可得出与上述十分相似的结论。确实，这一结论为神甫陆若汉Joao Rodrigues, 1561-1634，一位曾于1577—1610年在日本生活和工作过的杰出的翻译者兼牧师，在1620或1621年一语道破：“法律、官府、风俗、文化、商业、财富以及辉煌重现于整个王国。由于商业发展、社会安定，人口稠密的城市以及各式建筑处处可见。尽管平民和农户因缴纳年贡而贫穷，但亦有家资富饶者。地主财力雄厚，腰缠万贯。整个王国拥有大量的财富，新的矿藏被开采，一切物品王国应有尽有。”[3] 如同在中国一样，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快速发展的货币化经济，它伴随并有力地推动了由织田信长（1534—1582，おだのぶなが），丰臣秀吉とよとみひでよし，1534—1598，德川家康（1542—1616年）所发起的政治统一运动。如同伊藤多三郎和榎木宗次已指出的，安土桃山时代1576—1603和德川幕府早期（1603—1635）所赖以闻名的诸多事宜——充盈谷物的销售和分配，大规模军事力量的组织和调度，为数众多的城堡和城堡城的修建，军人和农民阶级的分化，以及“参觐交代”制度的定型——无不仰赖于16世纪末叶即已发达的较为成熟的货币经济。（伊藤多三郎，1966，第141—144页；榎木宗次,1980）因而“德川幕府统治初期大多数领主疯狂敛财”实乃不足为怪。 (博讯 boxun.com)

     众所周知，这其中的一些领主（以及德川自己的家族）将相当一大部分财产投资于对外贸易之中，其结果之一便是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日本出口白银剧增。例如，在1603年德川幕府统治确立后的几年之中，出口白银几乎接近2000000公斤（小叶田淳，1970，第8页；岩生成一，1958，第328‑330页；岩生成一， 1959，第63‑67页）。[4]明朝统治者对贸易的限制，导致日本大量的出口白银首先流向澳门、台湾或东南亚，但其中的绝大部分最终流至中国，在这里白银被用以购买商品，从而刺激了日本本国市场的扩大。16世纪末至17世纪40年代，日本进口的生丝大多源自中国，每年进口量从约60000—90000公斤增至280000公斤左右，于此也不难看出当时日本市场形势走好。岩生成一，1978；山脇悌二郎，1972，第9‑11页；加藤荣一，1976，第44‑47页；加隆和舒霍顿，1935，第51页[5]。
     考虑到上述以及将在下文中讨论的其它事实，我对“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中日贸易戏剧性的膨胀对两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尚存一丝疑问。在中日贸易中，尽管日本有助于提供给中国大量急需的白银，而中国又给日本提供了奢侈的商品、生丝以及纺织工业技术指导（太石慎三郎，1980，第19‑20页）。然而，降至17世纪40年代，中日两国都遭遇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诱发经济问题的原因之一是气候。最近，研究十七世纪欧洲的学者，鲜有不虑及所谓“小冰期”对经济史和政治史产生的影响。“夏季平均气温每降1摄氏度，将会延迟庄稼生长期达3至4周，并致使农作物成熟时的最大高度降约500英尺。即便今日，农作物临近成熟的收割期每推迟一天，农民的粮食产量将每公顷下降63公斤。夏季平均气温每降低一度，将致使北欧的作物生长期延迟约30天。相较今日而言，在17世纪，农业生产方式更为原始，并且更多的边缘土地被垦种，因此气温的下降对农作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巨大。”（杰弗里•帕克，1979，第22页）。
     天气变冷，不是导致“小冰期”农业产量下降的唯一气候因素。与大多数农民最终适应的长期降温趋势同时相伴的是，全球季风类型的重大转变也如同气温变化一样导致了产量猛地逐年急剧下降。当一个地区可能出现了正常的干燥之时，而另一个地区或许正遭受着异乎寻常的寒冷或潮湿，甚或两者皆有。这种短期气候变化对17世纪欧洲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尤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舒尔曼， 1981，第253—257页；罗西尼，1981，第729—736页）。
     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因为伴随小冰期而来的灾难并无国家或国际的分界线。例如，在日本，北部地区连年异常的冷冷夏日以及其它地区的洪涝和干旱，使得17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日本粮食产量急剧下跌，这最终导致了宽永时代的大饥荒，因之大量的人口和牲畜死于饥饿和疾病。山口啓二、佐佐木润之介，1971，第55-59页；朝尾直弘1975，第368‑376页；长仓保，1982，第75‑85页；冈岛，1967，第49‑50页,第561页；远藤元男，1982，第58‑64页）。宽永时代的饥荒是在日本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饥荒。是时，在经历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快速的城市发展和人口增长后，更多的日本人相较以前更加仰赖于他人提供食物。
     此外，这一大饥荒正好发生在日本粮食生产中心由南方和西方向北方和东方转移之时。这使得因天气寒冷而导致重要农作物损失的可能性大为提升。（荒川秀俊，1974，第19‑24页,1982，第32‑34页；谷里，1978，第201‑204页）。随着17世纪30年代末气候和农业条件的恶化，幕府被迫采取赈济贫民的权宜之策，并颁行特别法令。这些政策被有的学者视为幕府实施善待“次要的小农阶级”的政策乃至进行日本社会一体化组织和控制政策的转捩点。（《德川时代纪实》，卷40，第159页，164页，213页，258页，269‑275页，280‑281页；山口啓二、佐佐木润之介，1971，第55‑62页；朝尾直弘，1975，第40‑42页）。[6]
     或许正因如此，这也是日本历史学家颇感兴趣的议题[7]。在此显著的是，事实上同时期大阪、京都、广岛以及许多其它城市的粮价上升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京都大学近世物价史研究会，1962，第72‑74页；山崎隆三，1983，第49‑57页；长仓保，1982，第79‑80页），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岸本美绪，1978，第1‑33页，1979a，第67‑75页；魏丕信，1984）。在这些地区，恶劣的气候条件有时也同样影响着农业的生产，[8]至17世纪30年代末，中国一些最为富裕的地区出现食物匮乏，并遭遇流行疾病的侵袭（井村，1936‑1937；伊懋可，1973，第310—311页；邓海伦，1975；魏丕信，1984）。然而，与日本官方相形见拙的是，明朝官员们在应对这一局面时几乎乏善可陈。[9] 粮价腾跃，各种非法行为与日俱增，最终在1644年4月一支来自经济破坏严重的西北地区的起义军攻陷了北京城。六周以后，北京城再次易手于满族入侵者，自此中国政治史掀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