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桂兴（漳州师范学院 中文系，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近几年来，蒋泥“写老舍”的成果可谓“丰硕”：既有三本书出版，也有若干篇文章发表，洋洋70万余字。特别是他通过“炒作”，使读者仿佛觉得在老舍研究界出现了一位新秀，运用“最新资料”，解决了老舍研究中许多未曾解决的重大问题。但仔细一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笔者认为，蒋泥的“写老舍”是一些改头换面、重复出版的“成果”，“想当然”成分异常明显，文献资料讹误与学术失范十分普遍。特别是错误百出的《老舍的沉浮人生》，由于冠以“献给老舍诞辰110周年”的名义，既误导了广大读者，也给海内外老舍研究造成了混乱，以至于出现了短暂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由此看来，轻视文献资料建设，必然要付出惨重代价；而纠正学术不端，更是刻不容缓。
关键词：老舍；蒋泥；文献资料；学术不端；现代文学
注：[基金项目] 根据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和发言修订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6BZW04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桂兴，男，山东沂南人，历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等职，现为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在当前急功近利的学术氛围中，“投机”者的“功利性选择往往超过了其它因素”，[1][P48]致使文化界趁机冒出了一批所谓“写手”—他们不想再去坐“冷板凳”，走正常的学术研究之路，而是希望寻求一条所谓立竿见影的捷径。为此，他们既不在学术研究的基本功上下功夫，也不顾及一般的学术规范，而是凭借拼凑、改写甚至抄袭别人的现成文章和著作，去“组装”或“整合”成自己的所谓“成果”。然后，又通过“炒作”一夜成名，俨然成了研究某个方面或某个领域的专家、名人。
蒋泥先生“以老舍为写作对象的成果”（以下简称“写老舍”）具有代表性。在不足5年的时间里，他既有《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老舍卷》（以下简称《老舍卷》）、《老舍之谜》和《老舍的沉浮人生》3本书出版，也有若干篇文章发表，洋洋70万余字。特别是他通过“炒作”，使读者仿佛觉得在老舍研究界出现了一位新秀，运用“最新资料”，解决了老舍研究中许多未曾解决的重大问题。
但仔细一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笔者认为，蒋泥的“写老舍”是一些改头换面、重复出版的“成果”，“想当然”成分异常明显，文献资料讹误与学术失范十分普遍。特别是错误百出的《老舍的沉浮人生》，由于冠以“献给老舍诞辰110周年”的名义，既误导了广大读者，也给海内外老舍研究造成了混乱。
一
蒋泥既是编著者又是责编的《老舍卷》，于2004年2月由蓝天出版社出版。[2]该“丛书”聘请国内著名学者和教授担任“总顾问”和“顾问”—尽管他们未必“顾”得上“问”，但光环是够耀眼的。
我们暂且不去探讨“大师与名家”是否可以“速读”，也不去评论“选文”是否典型、“赏析”是否得当、“方家评说”是否具有代表性……但只要稍微浏览一下书中的文献资料讹误，就足以令人大跌眼镜。
在学术研究中，观点不同是正常现象，但文献资料却是唯一的。特别是涉及到时间、刊名和书名等，那是一定要准确无误的。可惜，《老舍卷》在这方面的差错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例如，将书名“《老舍与二十世纪》”误为“《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2]（P1，P 4）把老舍在“1950年8月2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老舍选集〉自序》”中的一段话，误为出自“1934年12月15日出版”的“《刁斗》1卷4期”上的“《我的创作经验》”，[2]（P18）《老舍全集》第4卷出版于“1999年1月”误为“1999年4月”，[2]（P34）《骆驼祥子》于“1936年9月”在《宇宙风》开始连载误为“1937年1月”，[2]（P41）老舍于“1965年3月24日至4月28日”访问日本误为“1964年”，[2]（P57）《怎样写小说》载“1941年8月15日”《文史杂志》第1卷第8期误为“1945年”。[2]（P71）
《老舍卷》出版不足3年，蒋泥将其改头换面为《老舍之谜》作为“大师之谜”之一由中国书店出版。[3]但是，《老舍卷》出现的文献资料错误不仅在《老舍之谜》中依然存在，而且伴随着篇幅的调整又增添了许多新讹误。例如，将老舍“1922年”领洗皈依基督误为“1912年”，[3]（P27）书名“《沧海往事—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误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2006年10月”出版误为“2005年6月”，[3]（P111）篇名“《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误为《扫除人民胎气的垃圾》，[3]（P132）《茶馆》于“1956年12月”脱稿误为“1954年12月”。[3]（P136）
《老舍之谜》出版不足2年，蒋泥再次改头换面为《老舍的沉浮人生》作为“飞扬与落寞丛书”之一由东方出版社出版。[4]尽管他特别“说明”：“本书资料来源面比较多，文中都尽量标注出处”。[4]（P327）然而遗憾的是，《老舍的沉浮人生》不仅继承了《老舍卷》和《老舍之谜》所存在的文献资料“硬伤”，而且连新增加的讹误也一脉相承。例如，将老舍在“1961年2月12日《北京晚报》”上发表的《勤俭持家》中的一段话，误为出自“1943年1月13、15日重庆《时事新报》”上发表的《我的母亲》”，[4]（P22）将老舍“1934年初秋”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任教误为“1936年初春”、[4]（P131）“1962年4月”出席“广州会议”后途经上海误为“1963年4月”，[4]（P191）《老舍文集》第15卷“1990年11月”出版误为“1991年版”。[4]（P134，P138）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最早作为《老舍卷》第四章的《作品年表》，虽不足7页文字，[2]（P265～271）明显资料讹误却高达20余处。例如，将社名“上海杂志公司”误为“上海杂志”、[2]（P267）“新丰出版公司”误为“新丰出版社”、[2]（P268）“人民文学出版社”误为“人民出版社”，[2]（P269）《老舍文集》（第1卷）出版于“1980年11月”误为“1981年2月”[2]（P271）……然而，这份差错惊人的《作品年表》，几乎未做修改就以《老舍著译年表》为题先后收入《老舍之谜》[3]（P199～206）和《老舍的沉浮人生》中，[4]（P316～322）继续以讹传讹。
与此同时，书中出现的“常识性错误”[5]（P118）也比比皆是。例如，将人名“张伯苓”误为“张佰苓”，[2]（P20），[3]（P27）“马悦然”误为“马锐然”；[2]（P39），[3]（P73），[4]（P123）篇名“《旅行》”误为“《旅游》”；[2]（P28，P265），[3]（P42，P199），[4]（P92，P 316）；刊名“《自由中国》”误为“《自由中华》”，[2]（P44），[3]（P99），[4]（P175）“《国闻周报》”误为“《国文周报》”；[2]（P266），[3]（P200），[4]（P317）剧名“《金声玉振》”误为“《金声玉震》”；[3]（P113）书名“《蛤藻集》”误为“《哈藻集》”。[2]（P266），[4]（P317）
对此，是否可以视为“误植字”呢？笔者认为不可。因为“误植字”是指偶然将字排错，而蒋泥书中的错误却是大批存在的，并且在他的3本书和若干篇文章中是一错到底的。因而，很难用“误植字”来解释了。
此外，蒋泥还发表过《老舍的晚年岁月》[6]（P93～116）和《老舍生命里的三位女性》[7]（P7～30）等文章，不仅与书中内容大同小异，而且连文献资料讹误也基本相同，故不再赘述。
二
蒋泥“写老舍”的成果不仅存在严重的文献资料讹误，也明显地违反学术规范。
从《老舍卷》易名为《老舍之谜》重复出版时，绝大多数章节除去更换小标题、改正个别文字和增删部分段落之外，其它均为《老舍卷》已有的内容。例如，《老舍之谜》中“写在前面的话”，[3]（P1～3）系由《老舍卷》第1章“引子”、[2]（P1～2）第2章第2节“著者略历”及“赏析”[2]（P82～83）的部分内容整合而成。《老舍之谜》之一“出生之谜”，[3]（P3～8）系由《老舍卷》第1章“不凡的诞生”[2]（P2～7）修订而成。《老舍之谜》之二“出道之谜”，[3]（P11～27，P 33～43），系由《老舍卷》第1章“慈善阔大爷”、[2]（P7～15）“学生时代与最初就职生涯”、[2]（P16～21）“海外之路”、[2]（P21～24）“最初的创作与阅读经典”[2]（P25～29）等拼接而成。
蒋泥采用同样方式，又将《老舍之谜》易名为《老舍的沉浮人生》后重复出版。例如，《老舍的沉浮人生》第1章“旗人世家与非凡小儿”，[4]（P4～23）系由《老舍之谜》之一“出生之谜”[3]（P3～8）修订而来。第2章“喷薄的朝阳”，[4]（P24～59）系由《老舍之谜》之二“出道之谜”第1—2节[3]（P11～27）修订而来。
如果说，《老舍卷》署名为“蒋泥编著”，选入部分范文是编辑体例所要求的话，那么，《老舍之谜》和《老舍的沉浮人生》均为署名“蒋泥著”的个人专著，再如此大量引用老舍作品和他人成果显然就不合适了。这不仅与著作体例相左，而且侵犯了读者、研究者和老舍家属的合法权益。例如，《老舍之谜》中“艺术化的京城满族与老舍”一节共5页，蒋泥只写了100多字，其它都是引述舒乙和关纪新两先生的论述。[3]（P28～32）“初恋刘小姐”一节共15页，[3]（P47～61）引用老舍的《微神》和《无题（因为没有故事）》就占12页。[3]（P48～61）《老舍的沉浮人生》中“崛起山东”一节共57页，[4]（P111～167）引用老舍的《骆驼祥子》近20页，[4]（P138～158）引用老舍其它作品近15页，[4]（P111～133）引用他人作品2页。[4]（P165～167）“冰火世界”一章近38页，[4]（P204～241）引用老舍作品就占20多页。[4]（P207～239）
特别是在《老舍的沉浮人生》第一、二章中，蒋泥直接引述了老舍《正红旗下》的大量段落。其中，绝大部分既未有“引号”也没有“注释”，让一般读者很难分辩出究竟是老舍的原文呢，还是蒋泥的撰写。蒋泥只是像前两本书那样，[2]（P3），[3]（P8）在注释中笼统地说：
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所选老舍文章，皆出自《老舍全集》，人民文学出版1999年……[4]（P9）
显而易见，这种做法是违犯学术规范的。凡是引用他人观点、资料等，无论曾否发表，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版，均应详细注明，包括作者姓名、文章题名或书名、发表刊名或出版社名、发表或出版时间、起止页码等。
一般来说，作者会借“再版”的机会来修订自己的著作—或改正错误，或弥补不足，或增添内容，使著作更趋完善。然而，蒋泥并不这样—他不仅在“再版”时未能改正原书中的文献资料讹误，致使这些“硬伤”以旧貌遗传到新书之中，而且在改头换面中继续出现了许多新错误。
更奇怪的是，一本书在不足5年内先后以不同书名由三家出版社重复出版—内容大同小异，不断修修补补，却无一处文字说明它是在原作基础上的“修订”，这就侵犯了广大读者的合法权益—读者要购买的是“新书”，而不是一再增补的“修订本”。
与此同时，蒋泥在注释方面也明显地违犯学术规范。
书中有的注释只标明文献篇名和出处，不出现原作者。例如：“《马彦祥谈老舍》，载《剧坛》1984年第4期”、[4]（P113）“《老舍在美国—曹禺访问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4]（P196）—均未注明采访整理者克莹、侯堉中。“《论国民党话剧政策的两歧性及其危害》，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4]（P182）—未注明作者马峻山。
也有的注释只出现文献篇名和作者，不标明出处。例如：“粱实秋：《关于老舍》”、[4]（P136）“《忆老舍》”，[4]（P170，P 241，P 303）“程绍国：《鸿雁存影》”，[4]（P180，P 227，P 255），陈徒手：“《老舍的苦戏》”、[4]（P220～221）“《〈茶馆〉诞生始末及命运》”，[4]（P229）“巴金：《‘最后的时刻’》”，[4]（P282）“郁达夫：《怀鲁迅》”。[4]（P315）
还有的注释是只标明文献出处，不出现文献名和作者。例如，蒋泥引用老舍致赵清阁的书信时说：“四信出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六期文献资料专号”。[3]（P113），[4]（P187），[7]（P29）实际上，这些书信初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时既有文献名（《老舍致赵清阁书简四封》），也有作者署名（老舍著、张桂兴注）。尽管蒋泥在“写老舍”时曾先后三次使用过这些书信，注释中也参考了原注释—连“待考”二字也沿用了，[3]（P109～114），[4]（P187～189），[7]（P25～30）但他却始终不让原文献名和原注释者出现，从而侵犯了原注释者的合法权益。
众所周知，在学术研究中借鉴前人或他人的成果是很正常的。所谓创新，就是站在前人或他人的肩上去“登高”。因此，这种对前人或他人的贡献视而不见的态度，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
三
蒋泥从事编辑工作，按理说应该熟悉资料使用原则和学术规范。那么，他为什么会明知故犯呢？笔者从他的《快乐的想当然》一文中找到了部分解释。他说：
自有电脑、网络以后，写传记就方便、容易了，把关键词输进去，搜巴搜巴，全能出来。还会告诉你，哪里查得见，省去好多事。[8]（P138）
如果要写《蒋泥传》，他“告诉你诀窍”说：
先把网上含有“蒋泥”的所有内容包括著作，一一下载，而后分门别类地参照、整理、归类，或以时间为序组织到一块，稍稍加进自己的注解，一部不算太赖的《蒋泥传》就滚烫烫出炉了。[8]（P138）
原来，蒋泥把从网上“搜巴”一下资料就可以写《蒋泥传》的运作方式，移花接木地用之于“写老舍”了。由此可以看出，他“写老舍”的许多资料都是从网上“搜巴”出来的。
当然，在高科技手段日益发达的今天，利用网络来搜集文献资料，无疑是一条重要的渠道。但是，如果信手拈来就用，不去认真核实考证，肯定会出错的。
比如，蒋泥在书中谈到老舍与赵清阁的“亲密友谊”时，曾参考过陈子善先生的《月上柳稍》一文。笔者说这段资料是蒋泥从网上“搜巴”出来的，估计不会引起争议——因为陈子善告诉笔者，这篇文章载网络版SOHO小报，并通过电子邮件将原文传给了笔者。[9] 笔者将蒋泥在书中“引用”的文字与作者的“原文”加以对照，不仅可以看到两者间的明显差异，而且连原文中“老舍和曹禺一九四六年初”“联袂访美”也误为“1947年”了。[4]（P186）
再比如，蒋泥在《老舍的沉浮人生》中说：老舍与赵清阁“合写了剧本《虎啸》（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桃李春风》以及《万世师表》—冰心说后者写的是‘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事迹’”。书中还注释说：“参见1987年1月19日致巴金的信”。[4]（P180）笔者查《冰心全集》未收，后来在网上“搜巴”到了这封信。[10]
冰心与老舍友情颇厚，与赵清阁交往也很密切，她的回忆自然是十分宝贵的资料。同时，老舍与梅贻琦也是好朋友。特别是1941年6月初，梅贻琦与罗常培一起力邀老舍赴西南联大讲学，使老舍在昆明度过了两个多月的愉快时光。[11]由上述情况来分析，假如老舍与赵清阁当时一起以“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事迹”来合写剧本《万世师表》，那是很有可能的。
然而尽管如此，还是不能确切地断定他们是否真的合写过这个剧本。也许这只是当时的初步设想，后来并未付诸创作；也许是在创作过程中因故辍笔，系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这种情况，在老舍一生中是屡见不鲜的。[12]（P268～280）
特别是时至今日，包括《老舍全集》和《老舍剧作全集》在内的所有老舍著译资料中均未有该剧本的任何点滴记载。因此，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蒋泥就根据网上“搜巴”到的材料，将《万世师表》作为老舍剧作写入专著，显然是不严肃的。
关于赵清阁生前编定的《中国著名作家书信集锦》书稿，出版中屡遭坎坷。不仅书名几次更迭，出版时间也一再延后，最终以《沧海往事—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之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13]
蒋泥在未看到该书出版本的情况下，就根据网上发布的消息写进了《老舍之谜》：“2005年6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其出版，易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3]（P111）但该书后来正式出版时，书名和出版时间均有变化。对此，蒋泥未能及时予以改正。特别是到《老舍的沉浮人生》出版时，《沧海往事》已经出版两年多了，蒋泥在书中仍然沿用过去的错误书名和出版时间，[4]（P190）那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像蒋泥这样从网上“搜巴”一下资料就写作的大有人在。例如，《文汇报》“新书摘”专栏在摘编蒋泥的《老舍的沉浮人生》时，实习编辑“在网上找了两段较为简短的文字来用”，[14]结果把笔者文章里的两段文字也“搜巴”到蒋泥的“书摘”中去了。[15]由此看来，从网上“搜巴”文献资料，必须认真核对。否则，不仅错误百出，而且会侵犯他人著作权。
四
对一位作家进行综合解读，需要多方面文献资料的积累。特别是像老舍这样的文学大家，一生的创作活动不仅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甚至于涉及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若干方面。为此，除需要掌握丰富的老舍生平创作资料外，还要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和20世纪中国史。
尽管蒋泥多次声称，他对老舍“无条件地喜欢”，或者视为“情人”，[16]或者把老舍与曹雪芹作为自己“早年生命里”里的“红”色“双子星座”。[4]（P325）但恕笔者直言，蒋泥 “写老舍”的资料积累是远远不足的。据他本人讲，在中学里，他只是偶尔接触到老舍的几篇作品；[2]（P82～83），[3]（P1），[4]（P325）在大学本科阶段，“学的是电讯工程专业”；[17]（P13）直到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硕士研究生后，才步入规范的专业训练。而真正“投入许多时间，阅读、分析老舍及其相关作品”，“是从2002年起”。[4]（P325）但据笔者看来，即使在这六七年里，他也未能专心地去搜集文献资料，因为他还从事着其它很多重要工作（“发表文学作品两百多万字”、“多次获各类文学奖”等）。[18]
在这种资料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写老舍”，其难度可想而知！为此，蒋泥除大量引用老舍作品和他人成果外，还以“想当然”的方式，像进行文艺作品创作那样，去“大胆想象发挥”，[8]（P139）以至于错误连篇。
比如，蒋泥多次在书中说：“七七”事变后，老舍从青岛又到了济南，但“局势并未好转”，于是“他只好再转移，一个人挤上火车，先在武汉，着手组织、创办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2]（P42），[3]（P95），[4]（P167）
众所周知，“文协”是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最早是由阳翰笙等人发起，并在国共两党负责人周恩来和邵力子的大力支持下开始筹备的。[19]后来，经周恩来与冯玉祥商谈，才提议请老舍出面主持“文协”。[20]（P245）但时间上应从1938年3月27日“文协”成立[21]，以及4月3日“文协”第一次理事会上老舍被推举为常务理事、总务部主任开始。[22]（P429）为此，说老舍为“文协”作出了卓越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说老舍到武汉后“着手组织、创办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再比如，书中对老舍1939年下半年到抗日前线慰问的介绍：
参加了作家战地慰问团，途经7个省20多个地区，历时近半年……[2]（P43），[3]（P95），[4]（P169）
其实，老舍参加的是“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而不是“作家战地访问团”。前者是由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分为南北两路慰劳团。老舍参加的是北路慰劳团，团长为贺衷寒，一行15人。[23]（P286）后者是由“文协”组织的，团长为王礼锡、副团长为宋之的，一行13人。[24]这两个团体根本不是一回事，怎么能混淆呢？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蒋泥对老舍生平创作资料知识的欠缺，导致书中自相矛盾之处随处可见。仅举几例：
其一，蒋泥在引述老舍致赵清阁书信时，有这样一段注释：
赵清阁原注：1957年老舍先生奉命写了一个“新喜剧”《西望长安》……
《西望长安》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1月号。[3]（P114），[4]（P189）
写作于1957年，发表于1956年？可能吗？
实际上，《西望长安》写于1955年下半年。鉴于赵清阁的原注有误，史承钧先生在校订《沧海往事》时特地用“补注”形式加以说明。[13]（P60）对此，蒋泥本人不去考证，对他人的考证成果又视而不见，仍然按照赵清阁有误的原注去注释，当然要出差错了。
其二，蒋泥在《老舍的沉浮人生》中谈到老舍在大跃进年代的情况时说：
1958年“大跃进”，老舍频频出席各种座谈会、誓师会，许多作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跃进计划，老舍没有计划，但他不甘落后。譬如他给河北梆子剧院跃进剧团写了首“诗”：
全民齐跃进，戏曲奋争先。
壮士劈山去，英雄拦马前。
红旗明晓日，粉墨好青年。
八月秦皇岛，歌潮浪接天。[4]（P219）
由于这是老舍给“跃进剧团”的题诗，诗句又是歌颂“全民齐跃进”的，蒋泥便肯定它是写于1958年“大跃进”年代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这首诗写于1963年夏天，载1963年11月20日《河北文学·戏剧增刊》第1号。[25]当时，老舍应邀出席河北省文化局在秦皇岛召开的戏剧创作会议。会上，老舍观摩了河北省梆子剧院青年跃进剧团演出的《宝莲灯》、《拦马》等剧目，然后题诗相赠。
但蒋泥在不了解本诗写作背景和发表时间的情况下，仅凭几个“跃进”词句，就“想当然”地断定它写于1958年“大跃进”年代，实在是太草率了。
其三，蒋泥在书中谈到老舍与宗教的关系时说：
1922年的另一件大事是，老舍领洗入教，做了一名基督徒，从而改变了他的人生路向。
据《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4年第七期载：“舒舍予……年二十六岁，北京人……”
他抱定为民为国牺牲之念，更名“舍予”。……
他写过一篇《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宣传“华人自办教会”，主张自培自立。这是老舍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可惜没能存留下来。[4]（P58～59）
首先，老舍取“舍予”为“字”，并非始于1922年皈依基督后。据1919年4月出版的《北京师范校友会杂志》第1期刊载的《校友姓名录》说：
舒庆春，字舍予，二十一岁，京兆宛平人，通讯处：西直门内老虎庙路南。[26]
由此可以看出，老舍取“舍予”为“字”，至少在1919年初就开始使用了。但以“舍予”为笔名，则始于1921年4月发表新诗《海外新声》时。[27]
其次，在本期校友会杂志上，还同时发表了老舍的2篇散文（其中一篇系与杨金垚合写），[28]和9首旧体诗。从目前所发掘的资料来看，这才是老舍最早发表的作品。即使老舍后来发表的新诗《海外新声》[27]、短篇小说《她的失败》[29]和《小铃儿》[30]等，也都早于1924年发表于《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7期的《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以下简称《纪略》），[31]何来《纪略》“是老舍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之说？
再其次，1980年代中期，《纪略》为日本老舍研究者渡边安代和高桥由利子两先生在日本的国际基督教大学图书馆发现。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王志远先生也在国内图书馆找到了《纪略》。[32]（P208）后来，《纪略》被收入《老舍全集》第19卷。[33]（P278～284）显而易见，《纪略》被重新发现已经20多年了，收入《老舍全集》也10年了，怎么能说“没能存留下来”呢？
最有意思的是，蒋泥虽然引用了“《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4年第七期”刊载的对老舍的介绍文字：“舒舍予……年二十六岁，北京人……”[4]（P58）但他并不知道，这段文字恰恰就是用来专门介绍《纪略》作者舒舍予的，名之曰《著者小记》。[34]由此看来，《纪略》是本，《著者小记》是末—因为没有《纪略》的发表，也就没有《著者小记》的介绍文字。但由于蒋泥对文献资料不熟悉，尽管两者都刊登在同一期《年鉴》上，他却只知道《著者小记》的内容而不了解《纪略》的发表，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本末倒置”了。
五
造成蒋泥“写老舍”错误众多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未能认真地去筛选、鉴别和考证，就“想当然”地直接使用了部分已经出版或发表的欠准确的资料，以至于造成以讹传讹。
蒋泥在述说老舍与赵清阁的关系时曾大量转述程绍国先生整理的《鸿雁存影》一文。[35]该文后来收入《林斤澜说》一书中。[36]整理者程绍国在该书“后记”中表示：不仅有“靠近史诗”的愿望，而且林斤澜先生也告诫他说：“必须真实”。[36]（P365）但笔者认为，《鸿雁存影》的部分内容有悖于整理者的初衷和林斤澜的期望。
例如，《鸿雁存影》中说：
1988年11月5日，沈从文去世。林斤澜和汪曾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36]（P175）
实际上，沈从文先生去世后，子女根据遗嘱，“只将沈先生逝世的消息通知了亲属和沈先生的好友，既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也不开追悼会”，[37]（P220）何来“遗体告别仪式”？如果将子女、亲属和好友前来“送别”也称之为“遗体告别仪式”，不仅会造成混乱，也违背沈从文的遗愿。
更离谱的是，沈从文是“1988年5月10日”去世的[37]（P220），不知道《鸿雁存影》中“1988年11月5日”去世的记载从何而来？[36]（P175）书中再三强调说林斤澜与沈从文的关系“非常亲密”，[36]（P169）假如连去世的时间都记错了，又何以见得“非常亲密”呢？
令人遗憾的是，蒋泥居然把《鸿雁存影》作为“写老舍”的重要依据之一，其后果可想而知。
1．蒋泥在书中引用《鸿雁存影》的话[36]（P191）说：
“文协”成立前夕，由于老舍是当时的中间派，国共两党都能接受，所以推举他做了协会总负责，据林斤澜说，这时“周恩来便想法让24岁的女作家赵清阁做了老舍的秘书，由赵主编宣传抗战的文艺月刊《弹花》”。[3]（P101），[4]（P177）
其一，赵清阁当时并不是中共党员，为何要周恩来想法安排她去给老舍做秘书？况且“文协”是民间组织，并不是政府机构，根本就没有什么“秘书”之职，只有“住会干事”一人，开始为萧伯青，后来为梅林。[38]至于赵清阁，当时担任“文协”组织部“干事”，[39]并不在老舍主持的总务部。尽管连蒋泥本人对此说法也有点怀疑了，可是他还是写到了书中。[4]（P179～180）
其二，赵清阁当时主编宣传抗战的文艺月刊《弹花》，那是经卢冀野教授的推荐，接受的是私营书店华中图书公司老板唐性天的委托，并非是周恩来的旨意。正如赵清阁所回忆的：“有一天我和卢冀野在张静庐家遇到唐性天，谈起刊物事，我们极力鼓动，卢冀野并推荐由我主编，唐性天知道我编过刊物，认识不少名作家；几经磋商，他便决定办一个纯文艺刊物（张静庐似乎办了一个戏剧刊物），让我主编。刊名《弹花文艺》（以后简称《弹花》），寓意抗战的子弹，开出胜利之花。”[40]（P166）
2．蒋泥在书中借用《鸿雁存影》的记述[36]（P191）说：
1938年7月，武汉吃紧，赵清阁随老舍到了重庆。[3]（P104），[4]（P180）
事实上，赵清阁是为了延续《弹花》的生命才决定与好友杨郁文一起入川的。为此，1938年7月10日老舍在武汉同春酒馆为赵清阁饯行。鉴于当时船票紧张，赵清阁到宜昌后候船半月之久，直到月底始到重庆。[41]（P201）而老舍则是根据“文协”理事会的决议负责“文协”搬迁事宜。[42]7月30日，老舍与何容、老向和萧伯青一行四人携带“文协”印鉴和文件离开武汉，于8月14日抵达重庆。[43]由此看来，老舍从武汉启程时，赵清阁已经在重庆了，根本不存在“赵清阁随老舍到了重庆”之事。笔者认为，这是他们俩人各自为工作或事业而进行的再次流亡，且时间相异，任务有别，各自结伴同行。对此，不能没有依据就硬和男女之情扯到一起。
3．蒋泥在书中转述《鸿雁存影》中林斤澜的话[36]（P184）说：
邓友梅打成右派，老舍著文批判，发表在《人民日报》。[3]（P153），[4]（P251）
据笔者查阅，老舍在《人民日报》上著文批判过过胡风、丁玲、陈企霞、吴祖光和刘绍棠等人，○2并没有看到点名批判邓友梅的文章。
（四）蒋泥在书中采用《鸿雁存影》的记述[36]（P177～178）说：
1954年8月21日，老舍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这是中国首次“选举”人民代表，他感到很激动，有了思路，要写一部《一家代表》的戏。如林斤澜说的，《茶馆》的前身是《一家代表》，或者说《一家代表》催生了《茶馆》。[3]（P139），[4]（P227～228）
事实是，老舍的《一家代表》写于1951年夏天，两幕六场，其中第一幕发表于1951年10月1日、11月1日《北京文艺》第3卷第1、2期。老舍说他写这个剧本的意图是：“借着这短短的话剧，我希望能尽一点扩大民主政治影响的宣传责任。”[44]（P308）而《茶馆》则完成于1956年，它通过北京裕泰茶馆的变迁，深刻地反映了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三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情况。[45]显而易见，《一家代表》与《茶馆》并不存在什么“催生”关系。
无独有偶，张彦林先生的《锦心秀女赵清阁》也存在着明显的文献资料讹误。[46]蒋泥不仅称赞它“资料最为翔实”，[3]（P100），[4]（P176）而且也成为他写老舍与赵清阁关系的重要参考之一。特别是蒋泥在书中采用了张彦林关于赵清阁出生年月的错误记述：“赵清阁，1914年农历五月初九生”，[3]（P101），[4]（P176）无疑是欠妥的。
对于赵清阁的出生时间，《赵清阁文艺生涯年谱》中有着确切记载。[41]（P198）这份《年谱》经赵清阁“核阅”过，因而比较准确。关于此事，赵清阁也与史承钧交谈过，说她出生于1914年农历4月15日，1950年代人口普查时由公安局改为公历5月9日。○3为此，史承钧在校订《沧海往事》“老舍四封信之一”时，特意在“补注”中说明：赵之寿日为五月九日（农历四月十五日）。[13]（P55）然而，蒋泥对这些准确记载一律视而不见，他在书中依旧采用张彦林不正确的记述——将赵清阁的出生时间从“公历”改为“农历”。这样，无疑是会造成混乱的—因为1914年“农历五月初九”为“公历7月1日”，这与“公历5月9日”相差50多天。
六
以上，笔者列举了蒋泥“写老舍”的文献资料讹误与学术失范现象。尽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却已令人触目惊心。
在“演义”、“戏说”类作品盛行的今天，假如蒋泥把他“写老舍”的成果归之于这一类的话，那倒是可以让人理解并原谅的。然而，他不—他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他要争“正统”，要抢先进行“自我炒作”。
《老舍之谜》出版后，蒋泥撰文说：“我的这本《老舍之谜》初稿成于2003年，2006年作了两次较大规模的修改。运用最新资料，结合自己对老舍作品的阅读体会，我解开了许多新话题。”[16]
在《老舍的沉浮人生·后记》中则进一步说：“从2002年起，我投入了许多时间，阅读、分析老舍及其相关作品，顺带着对他这个人进行了研究，写过不少文章，先后在《社会科学论坛》《闲话》《良友》等杂志发表，反响都还不错。”[4]（P325）
这无疑会给人造成如下印象：蒋泥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社会反响也不错。最终，使他的《老舍的沉浮人生》跻身于三台话剧（《骆驼祥子》、《龙须沟》和《茶馆》）、一部曲剧（《茶馆》）、一个展览（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展）、一本书（《老舍的沉浮人生》）的行列，成为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的重要成果之一。[47]
在进行“自我炒作”的同时，蒋泥还善于利用媒体进行“炒作”。比如，《老舍之谜》问世后，不仅报刊上称赞该书“揭开老舍的别样面孔，得出一些不一样的结论”，[48]而且还荣登某晚报的“热书排行榜”。[49]
《老舍的沉浮人生》出版后，责任编辑率先带头推荐，[50]多家报刊争相报道或转载，○4称赞该书“精心介绍、剖析老舍成长过程里的曲折机缘、情感历程、作品的艺术特色以及其1949年以后的诸多表现，最后从多角度复制出老舍沉湖前宏大的历史场景”。[47]但很容易看出来，各家报刊报道的内容大同小异，甚至连标题都差不多。这其中的奥妙，不言自明。
这些“炒作”，既误导了读者，也给海内外老舍研究造成了混乱，以至于出现了短暂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自1929年朱自清先生首开“老舍研究”先河以来，[51]已有80年的历史，也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可是，当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的时候，冠以“纪念”名义出版的《老舍的沉浮人生》却是这样一本“错误百出”的书，自然是令人十分遗憾和痛心的。
尤其发人深省的是，作为老舍研究者，许多人至今仍然掂不准蒋泥“写老舍”成果的份量，看不出它究竟错在何处。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那就更难识别蒋泥“写老舍”的真伪了，因而只能蒙在鼓里。由此看来，轻视文献资料建设，必然要付出惨重代价；而纠正学术不端，更是刻不容缓。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也并不抹杀蒋泥其它方面的成绩，更谈不到与他有什么恩怨。写作本文的目的是呼吁关注文献资料建设，纠正学术不端现象，促进学术研究繁荣发展。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也期待着与蒋泥对话。正如蒋泥所说：“批评和接受批评的人，在公开、独立、自由、自愿的前提下，是能把真理越辩越明的。”[52]
————————
注释：
○1 本文刊载时略有删节改动，此为作者原稿。
○2 老舍：《看穿了胡风的心》，载1955年5月21日《人民日报》；《个人与集体——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载1957年8月17日《人民日报》；《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载1957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勖青年作家——在“批判”刘绍棠大会上的讲话》，载1957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3 上海师范大学史承钧教授与笔者的谈话。
○4 蒋泥：《追问老舍的世界》，载《北京文学》2009年第3期。蒋泥：《老舍生命中的三位女性》，载2009年2月25日《文汇报》第11版。舒晋瑜：《评传〈老舍的沉浮人生〉 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1月21日第2版；《新书出版 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2月4日第1版；卜昌伟：《蒋泥新作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载2009年2月3日《京华时报》第A25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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