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汉字到底应该保持大陆已推行通用多年的简体字还是复归台港澳仍然使用的传统繁体汉字的争论在亚洲和北美地区的中国人圈子重又燃起。与以往争论不同的是，这次争论不仅仅局限在简繁汉字本身是非、利弊的争执上，还增加了中国统一和向联合国申报遗产的考量因素。
   
    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希望看到台海两岸能复归统一，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所有炎黄子孙的意识里，两岸中国人的文化历史都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而文化历史最重要的载体是语言文字。台港澳和中国大陆虽然都同样使用方块汉字，但其中有2235个汉字的字形不完全一样。大陆舍繁从简，对那2235个字搞出一套笔划较少的汉字简化方案；台港澳舍简从繁，固守自魏晋以来一切汉字的传统写法。这就造成了两岸中国人在文字使用上的“一字两制”（并非“书不同文”），因此有人认为，中国要走向统一，可以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大陆和台港澳着手解决文字上的分歧，把“一字两制”变成“一字一制”，先实现文字的统一。
   
    去年年底，台湾行政院放出消息称将于今年旧历新年后推动向联合国申报正体字（繁体字）为文化遗产的活动，预计4年内达成目标。台湾文化大学教授邵玉铭声称此项行动并非要以正体字取代简化字，而是“正简并存”，共同维护中国文化遗产。台湾的这项申遗计划应该是对2008年3月大陆21位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一份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的承前启后吧。
   
    2005年4月至8月，笔者与彭小明及其他人士在《欧华导报》月刊上曾进行了有关简繁汉字的讨论。在该讨论中，笔者写了《繁体字与简体字----择繁或简抑或亦繁亦简》和《再论繁体字与简体字》两文。讨论过后，欧洲几乎所有原使用繁体字的中文报刊和网站随后全都改用简体字排版（港资和台资的报纸除外）。这次重又燃起的讨论已引起全球中国人的关注，笔者想从《历史地看汉字简化》、《艺术地看汉字简化》、《功能地看汉字简化》、《对比地看汉字简化》、《理性地看汉字简化》、《社会地看汉字简化》6个方面再给以论述。
   
    一.历史地看汉字简化
   
    古有仓颉创字一说。不管其真与否，我们确知的是，我们的祖先创字时不从拼音原则而是从象形原则出发。最早的华夏象形文字是甲骨文和钟鼎文，随着人们在生活中对文字日益增多的使用，甲骨文与钟鼎文演变为大篆、小篆，进而又演变为隶书而最后在魏晋时期便形成楷书而稳定下来。
   
    主张恢复繁体字地位的彭小明称“简化汉字，造成中国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认知断层。……切断了由长期行政统一和厉行科举而保持的汉字基本规范传承。”照他这么说，秦朝把周朝的大篆简化成小篆，汉朝把秦朝的小篆简化成隶书，魏晋又把隶书改成楷书不都应看成是使中国人断知历史文化的罪行？中国古代历史恰恰就是从记载在龟甲、青铜器、木简和纸帛的不同文字变体上整理出来的。不管任何时代，人们从事对汉字的简化绝不可能是为了摧毁文化，而是纯粹出于一个共同的基本动机：即为了易学和便于使用。汉字简化的目的也不外就是为了让广大百姓更易于掌握这个交流工具和载史工具。至于一个民族能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自身的历史文化，这主要受政治体制、学校教育和舆论环境的影响，与文字的简化毫无关系。
   
    在科学不发达以及时间价值不受重视的封建年代，人们对汉字笔划繁多、百姓识字率低等问题并不放在心上。中国旧社会的科举制度本来就是比较适合让少数士大夫阶层大展才华而视广大百姓为刍狗的制度。试想，如果社会一旦涌现出众多能识字读书的启蒙普通百姓，封建旧体制的统治者能不感到害怕？由于中国的封建行政体制和科举制度过于巩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笔划繁多而又难学的汉字没有人提出疑问，掌握4、5万个难写难认的汉字似乎仅属统治阶级和资质较高人的份内事。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democracy民主）先生和“赛”（science科学）先生访问了中国，中国才有人提出汉字是否应该简化和拼音化的问题。
   
     汉字是必须靠书写练习来掌握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捷径可循。所以，汉字越简单，人的练习负担就越轻，从而也就减少对学习写汉字的抗拒心理或懒得学心理。教过外国人学汉语的人都知道，教他们说话容易，但教他们写汉字就难得多；很多学员一看到一个字要写那么多笔划，就头痛打退堂鼓了，有些学员学写不到几个字，就中途而废了。在今天这个讲究效率的时代，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在读写汉字的时候都慢慢地去琢磨每个汉字的结构含义，这是文字学家的事，完全不需要普通人也跟着他们那样做。任何想了解汉字创字原则的人随时都可以找到一本辞典或有关书籍去了解，绝不会有人阻挡他。
   
    自从人们越来越广泛地使用电脑以来，不少人认为既然电脑输入简繁汉字的速度不比任何一种拼音文字慢，汉字的简化看来完全没必要，是多此一举之事。这种看法把人的使用与机器的使用这两种有区别的使用混为一谈了。对人的使用来说，所被使用的事物应是越简易与越方便越好（英文所谓的user-friendly）；对机器、尤其对高智能机器的使用来说，被机器使用的事物无所谓繁简难易，一切只需依靠机器所具有的软硬件功能就能自动处理了当。但人不具有像电脑那种高效高速处理事物的能力。在学会把汉字输入电脑之前，每个中国人都必须花不少时间先一笔一划地学会汉字是怎么写的，这可不是电脑能替代的事。
   
    也许哪一天科学家能成功地把习得汉字的程序芯片植入人脑，那时我将相信繁体字再繁也无所谓了。但您愿意做那样的“机器”人吗？《康熙字典》中收录的47305个汉字中，真正有实用功能的大概有7000个。《简化字总表》的2235个简化字只占这7000个汉字的不到三分之一。可见当时简化汉字所迈出的步伐是十分慎重的，没有硬把7000个通用汉字全简化掉。专家们主要是收集和整理了已经在民间长期流行使用的简体字，对其中一部分只作了一些修改而已。
   
    文字改革触及到人的习惯问题，要改变人的习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旧习惯势力之强有时能推翻一切已实行的改革。由于中国大陆推广的简化字是基于在民间长期流行的简体字，经过这半个多世纪的实践，13亿民众已习以为常，丝毫未感觉到使用这些占汉字总数不到5%的简化字与中华民族的文字传统有什么背离或脱节。只要人们能捐弃政治意识形态的成见和跳出自我陶醉的怀古情结，就能意识到大陆在汉字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在扫文盲、普及教育、便利书写和规范字体等各方面，汉字简化都起到促进或助推的作用。
   
    三.美学地看汉字简化
   
    汉字除了具有交流和记载工具的功能之外，它还具有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的功能。楷书汉字自魏晋出现以降就一直处于长期不变的稳定地位，与后者这个艺术功能很有关系。从魏晋到唐朝，也就是楷书从出现到巩固的时期，这期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个大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和柳公权。他们把汉字的书写提高到很高的艺术水平，汉字的书写遂又成为一门高雅的民族艺术，从而也就奠定了繁体楷书不容置疑的正统地位，尽管在后汉以后草书与行书的书写已流传开来了。
   
    确实，繁体有繁体的美。由横、竖、折、钩、撇、捺、点构成的多笔划汉字，如果能由书法家艺术性地表现出来就会像一幅美丽的画。用小篆写出来的诗更可兼具古朴苍劲之美，但要一般人字字都能认出来可不容易了。就连位居科学界泰斗的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面对用小篆书写的诗也被难倒了。2005年5月11日宋楚瑜到清华演讲期间，顾校长赠给他一幅小篆书法，内容是清末外交官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诗《贈梁任父同年》。他在念到第二句“侉離分裂力誰任”时卡住了，经人提醒才得以圆场。想不到欣赏含古典风韵的繁体曲线美也会给人带来尴尬。
   
    写简简单单的一个‘一’字，从你开始掂掇笔毫落于纸上的份量起，接着考虑从左划到右时的粗细长短以及最后在右边收笔时的手劲用量，这个‘一’字要写得好，真有如一字千钧啊。况且，写出来的结果还得与周围其他写出来的字综合起来看才能予以评定。其实简单也有简单的美。达文西仅仅把蒙娜丽莎的双眼画得那么神妙，一张嘴的微笑画得那么捉摸不透，这幅画便成为脍炙人口的绘画佳作。前些年不少张艺谋迷喜欢看他为普契尼的歌剧《杜兰朵》布置的那种气势宏伟、绚丽多彩的排场；但如果能在朴实与不太多视觉刺激的氛围中倾听和品味剧中男女高音演唱“今夜无人入睡”、“爱情永固”、“他的名字就是爱情”等这些名曲，不也是一种美的享受？
   
   
    
   
     简繁汉字，要显出其美，全在于书法家的功底。一个没有书法功底的人，尽管他写的都是繁体字，他的字会引起美的共鸣吗？写繁体字的书法家可以参照历代书法家书写的艺术作品、碑帖或从其中获得灵感。而想以简体字创作书法艺术的人就没有多少可参照的作品了，他必须依靠自己的技术和美感进行创作。这就要求艺术家有独创性。但有多少汉字书法家愿意抛弃因循守旧和临摹仿照的方便之路呢？
   
    我们知道在唐朝时期，妇女的体形以丰满为美。这在唐朝的绘画艺术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在今天，妇女要使体形丰满或超丰满容易得不得了，一种速效法就是常光顾麦当劳。但现在有哪几个妇女向往拥有一个丰满的体形？现代人的审美价值与唐代人的大相径庭，现代妇女都害怕体形太丰满，苗条则是她们的梦寐追求。可见，美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多少带有时代的烙印。
   
    同样，古代文化给我们留下了无数优美的诗词曲，但你能要求现代人也非得像古代人以唐诗、宋词、元曲的方式作诗词曲吗？现代人写的现代诗词曲不也另有一种意境美吗？不可否认的是，文言文有文言文的美，但白话文亦有白话文的美。
   
    现今使用手机的人越来越多。由于手机必须设计得小巧方便，屏幕的大小就受限制。在手机屏幕阅读汉字信息，笔划繁多的汉字在小屏幕上显得拥挤不堪，其视觉效果是密密麻麻、挤在一堆，犹如一团黑方快，何美之有？反而是简体字的线条轮廓清晰得多，宋体楷书之美尽显出来。这说明，凡事物的发展变化符合其自身内在发展的规律的话，其就有可能满足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总而言之，在艺术上，繁有繁的美，简亦有简的美。繁简各具千秋，各领风骚。
   
    四.对比地看汉字简化
   
    谈到简繁汉字，免不了也要想到日本、韩国和越南。日本、韩国和越南都是中国的近邻，与中国文化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古时候，这三个地区的居民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最开始都借用汉字作为自己语言的文字。
   
    但日语和韩语属阿尔泰语系，有黏着语的特征，与汉语很不相同。黏着语的一个特征就是其词包含有表示语法的附加成份，即词缀。汉字不具这些功能，对这种黏着语来说也就不能满足其需要。因此，大和民族与高丽民族很早就知道对汉字得进行改革。日本在10世纪创造了自己的表音文字，即借用汉字的偏旁创制出的拼音文字----片假名和平假名。高丽人的祖先在7世纪末期就已创造了一种简化汉字Hyangchal，到了朝鲜世宗大王统治时期，一种完全新的朝鲜表音文字“谚文”Onmun于1446年诞生了。
   
    不过日本的片假名、平假名和朝鲜的谚文虽在民间已开始使用，汉字（吏读文字）却仍是两国文人和高层阶级较常使用的文字。一直到了20世纪，汉字在两国语言的使用过程中才日益减少。日本在1946年的文字改革方案中把保留使用的汉字限定在1850个字，1981年则修正为1945个字。南韩的情况与日本基本一样，1948年独立后，“韩文”Hangul（改称后的“谚文”）与部分汉字同时使用。1970年朴正熙总统企图废除学校的汉字教育，但没成功，1972年又恢复中学生学习汉字（共1800字）的措施。北朝鲜则于1949年推行完全使用“朝鲜文”（同是改称后的“谚文”）的方针，废弃汉字。但1968年又恢复部分汉字教育（中学1500字，大学1500字）。
   
    从日韩朝的经验看来，日韩语言既有创立自己表音文字的需要，同时亦不能完全割断其语言文字与汉语的联系，所以在日韩朝出现了表音文字结合象形表意文字使用的情况。越语与汉语同属孤立语语系，一音一义的词多，也没有变位变格这类语法现象。越语还有六声，与粤语很接近。越南在唐朝之前一直受中国统治，所以汉文化对越南的影响很大。从10至13世纪末，越南人出于民族自我认同的需要，在汉字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型文字，叫喃字，是一种汉字和新创象形表意文字的混合体。喃字与汉字便在越南并行使用了嗣后几个世纪。17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出于传教需要，用拉丁字母给越南语注音，这种注音文字得以在当地使用，越南人从此又多了一种拉丁化的拼音文字。自那时候起，汉字、喃字、拉丁化拼音文字三种文字在越南同时存在。到了19世纪末，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后，拉丁化文字开始获得很大的推广。1945年越南独立后，越南政府选用了拉丁化文字作为他们的官方文字，称为“国语字”Quoc ngu。
   
    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例子应该让我们认识到文字不是一成不变的，汉字满足不了他们本国语言、文化和教育的需要，自然地他们就得对汉字进行改革。一个弱势文化的国民创造一种有别于强势民族的本民族文字是一种增强本民族自我认同和凝聚力的手段。在实践的过程中，日韩民众发觉到由于他们民族的新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新创出来的，要完全割断与表意汉字的联系虽然完全可以做得到，但那样做则要舍弃方块汉字所能起的识别与表意功能的优势，所以至今日韩还是决定把一部分汉字保留下来。越南自创的喃字既起不到表音又达不到简化的效果，所以越南人只能在汉字和拉丁化国语字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也就是在“见字生义”和“见字能读”这两个优点之间作出取舍。1945年独立后，他们选择了国语字作为他们的官方文字。
   
    与日韩越对汉字所进行的改革相比，汉字简化只不过是一项小小的无伤大雅的手术，手术后方块汉字的固有形体一点都不受损。1956年出台汉字简化方案后，中国语言文字专家还提出一套汉语拼音方案，于1958年通过并予以应用。这套比较科学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取代了ㄅㄆㄇㄈ注音符号和威托玛拼音系统Wade-Giles System，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成了方块汉字的得力助手。平心而论，从大陆这几十年的汉语和汉字使用情况来看，中国大陆的语文教学是很成功的，最明显的例证是现在听广播或领导人说话不像以前要那样费力地去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