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发表了侯旭东先生的长文《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该刊页4—28），对帝制时代的中国是“专制主义国家”这一观念是如何产生、并如何被国人接受的，作了详细的考察和梳理。文献博洽，方法高明，钩沉发凡皆中规矩。这一“知识考古”式的观念史研究方法，流行于时下，不仅对于我们重新梳理思想史有很大帮助，也拓展了我们整个史学研究的视野。但对于文章的一些具体内容与结论，仍有些拙见似可供引玉。

     侯先生在内容提要中阐述了该文的写作主旨，他认为：“19世纪末以来，秦至清的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为专制政体、皇帝为专制皇帝的论断影响广泛、流行不衰，并成为大陆中国史理论概括的基本观点之一。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一说法产生、传播的历史及其后果加以分析，指出此一论断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18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以后经由日本广为不同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并通过辞书与历史教科书渗透到大众中，罕有质疑者。这一说法实际未经充分的事实论证，不加反思地用它来认识帝制时代中国的统治机制只会妨碍研究的深入。”
    
     侯先生虽然在正文中谈到，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梳理传统中国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观念本身被接受及其传播过程，不涉及对中国传统政治运行机制的研究与分析（页 5）。但这样一个主题的文章，必然会对传统政治本身的研究有所启发。尤其是侯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该观念极大阻碍对中国传统政治进一步深入研究。文章第三部分“中国接受专制说的背景与后果”，便是这一论点的注脚。
    
     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国人接受与传播‘专制说’的考察”，通过细致的文献爬梳，侯先生大体恢复了晚清以梁启超、严复、王韬等人为首的一批重要学者是如何受明治时期日本学界影响而接受传统中国为专制国家之说的历史过程，也考察了这一思想是如何散发并为更多的人接受的。但侯先生考察的结论却是，以“专制主义”定秦以来至晚清二千余年的中国政体，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而只是梁启超等人通过日本学者的译介，接受了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侯先生立论的基本理由在于，传统中国政体或者说是中国政治机制运行的实际模式，与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专制主义”相去甚远。亚里士多德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东方国家归入他所谓的“专制主义”，乃是基于他对中国政治历史与政治实践的无知。侯先生的这一观点在文章的第一部分“西方‘专制政体’说与‘中国专制说’”得到了充分阐述。
    
     侯先生在强调传统中国政体与亚里士多德描述的经典“专制主义”不同时，却忘了最基本的一点，亚里士多德始终强调无论是民主制政体，还是君主专制政体，其表现形式都不是唯一的，而是各有多种复杂的表现形态：“我们预先确定君主政体只有一属或数属（多种）。这不难认明，王制实际上包括若干不同种属，它们为政的方法各不相同。 ”（Politics，3，14；1285a1，吴寿彭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乔治·萨拜因（George Holland Sabins）在《政治学说史》（A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中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总结为“维系某种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等级组合有多少种方式，就有多少种国家。”（邓正来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147。）将专制主义的概念僵化定型，看来并不符合亚里士多德本意。
    
     这不禁让人想起前不久林甘泉先生曾撰文，批评冯天瑜的专著《“封建”考论》中对“封建”一词的类似误解。（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年；林先生的文章《“封建”与“封建社会”的历史考察——评冯天瑜的<“封建”考论>》，刊于《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页 145-160。）针对冯天瑜所说历来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定义，既不合“封建”一词的中义，也不符合该词的西义，且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林先生指出，作为含义极其复杂的“封建社会”一词，概念本身与实践认知不断磨合，并得到修正，本不存在纯粹而标准化的所谓“封建社会”，不仅中国研究如此，即便在欧洲历史的研究中亦复如此。林先生在文章中引证了布洛赫和布罗代尔的说法，颇具说服力，另外还引了孟德斯鸠的一段话，对我们讨论专制主义也颇具启发意义：
    
     有一天我将用一本专著来证明，东哥特人的君主国的计划和当时其他野蛮民族所建立的一切君主国的计划，是完全不同的；来证明，说“这一件事情在东哥特人是如此，所以在法兰克人也是如此”，是如何的荒谬。（《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中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页317。参考林文第二部分“封建社会的‘ 中外义’如何‘通约’”。）
    
     看来被侯先生批评为对中国存在偏见的另一位西方代表人物孟德斯鸠，对于各种君主专制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而不能单纯划一这一点，也是有充分认识的。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研究，建立在对一百五十八种城邦法典的比较分析基础上。晚清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的反思，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为极限，始终不可能像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那样将不同政体进行归类、对比乃至于理想选择，不可能对皇权-官僚体制作彻底否定，只能在其中打圈圈，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漫长时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认知边界内，中国始终独大，没有一个完全异质、且同样强大的文明可供对比，那也就谈不上有它种政体的选择可能。这或许是造成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与部分欧洲知识分子认知差异最重要的背景之一。而到了晚清以降，人们有了对比，这么多有名有姓的大知识分子，为什么在短短一两年之内就接受了孟德斯鸠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专制政体？这本身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侯先生却说，这是未经深究的皮相之论。但这么多一流学者，在这么大的观念转变问题上，有如此一致的决断，如果毫无事实基础作为他们的认知前提，难道是他们集体认知失范？恐怕不这么简单吧！我们不否认，观念会局限人的视野，经常诱导人们有选择性地认知事实，但归根结底，观念本身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事实催生了观念，还是观念催生了事实？梁启超等人，这些比我们更深入那个体制中的人，思想水平至少不亚于现代学者的人，他们的认知，会是跟中国的实情完全脱节的吗？
    
     侯先生批评晚清以来接受中国专制说的学者没有清醒的自觉意识，被西方话语牵着鼻子走，陷入“自我东方化”的困境。但侯先生却始终没有给读者指明摆脱这种“自我东方化”的光明大道在哪里，也能提供一套有效的非西方话语式的政体分类学说来应对东、西方差别研究。
    
     更重要的是，当东西方变得越来越紧密的今天，在互相认知要求更高的时代，我们所谓摆脱西方话语的自我认识方法难道就是关起门来照镜子吗？在自我认识的途径中，是否存在一种优先于（逻辑的或者价值的）他者目光的自我认识么？脱离了他者，我们如何认识自我，侯先生考虑过这个问题吗？难道确立中国自身解释权或者 “主体性”的努力就要以将业已卷入新时代的我们与他们斥之为东方主义与反东方主义么？那种排斥或者说将他人目光视为异己，而确立自身认识优先性的努力会是有成效的么？
    
     侯文在指出“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人对东方人的偏见”的同时，也承认早先欧洲颂华者与贬华者的观点，各具片面性（页8）。但综合全文，批判的重点似仍落在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贬华一派。而对于颂华者的片面性，未置一辞。我们知道，包括利玛窦在内的传教士以及伏尔泰等启蒙时期欧洲思想家，之所以向欧洲描绘美好的中国形象，其目的在于针对欧洲的现状，而并不在于客观译介中国。其中深具溢美之辞而不尽客观之实，恐怕是他们自己心知肚明的。这一事实，不知侯先生的文章是没有照顾到，还是有选择性地忽略，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是后者，那就难免会让部分读者产生该文是否具有辩护动机的疑惑。
    
     出于革新之故，梁启超等人对中国历史的描述，或有偏激之处。我也不赞成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作简单化处理，各个时期的中国政治运行机制，是需要具体分析的。侯先生是六朝史研究专家，六朝时期的政治运行模式与清代政治运行模式大相径庭，或许正是除了身份性特征之外，侯先生不赞成梁启超观点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作为一种类型区分，亚里士多德指出，东方的政治体制与雅典式政治不同，这本身并没有错。两者不同确为事实，这也正是侯先生何以强调中国学者当摆脱西方语境，避免自我“东方化”的前提所在。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对一些成见式的观念作修正，但作为一个术语，“专制”一词用来对帝制中国作轮廓性描述，又有什么大问题呢？至于说到东西方政体孰优孰劣，或碍于“专制”一词大带贬义，这本身是一个价值判断，无论持何种观点，都无法用科学研究证明其对错。侯先生说，中国人接受“专制”说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其实这些牵涉到观念判断的问题，根本不是科学研究可以解决的，试问可以用科学研究证明秦至清的中国政体不是“专制”政体嘛？同样不行吧。如果按侯先生的思路，以细部特征来确定政体专制与否，那么不但中国早期历史与晚期不同，即便一姓王朝如西汉与东汉、北宋与南宋之间，具体政治运作模式也大相径庭，甚至于东西汉、南北宋各自早期、中期、晚期政治亦自各有特点，难道这些都要划成不同的政体吗？
    
     但总体来说，侯先生的文章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观念史研究的典范，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运作模式具体问题的研究，也仍有很大空间。在相关研究上，不要囿于“专制”一词而对传统中国的政治研究趋于简单化与模式化，在这一点上，侯先生的文章给我们作了很好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