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学界的一个学术共识。但在具体深化路径的探索方面却存在相当的难度与复杂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部分学者开始转向对国外学者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状况的关注，希望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译介和批判的基础上“为我所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最先组织开展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译介工作，李君如、石仲泉、许全兴、萧延中、叶卫平、毕剑横、陈葆华等一批学者较早关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成果方面，除了各家刊物零星发表的译文与概况介绍外，中央文献出版社内部发行了十辑国外毛泽东研究丛书，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萧延中在1997年主编了四卷本的《外国学者评毛泽东》，将这一时期的已有译作以及部分国外最新文献结集出版，为深化国内对西方毛泽东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来源。
     笔者在本文中试图根据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毛主义”概念内涵的演化历程，结合西方学者对此领域研究成果的自我反思，对他们的研究思路进行分析与梳理。笔者认为，国外毛泽东研究主要是在以下两大路向上展开：一是从“文字表面的事实”与“文本深度结构”的维度出发去“还原 ”一个本真意义上的毛泽东；一是从“读者中心”的立场出发，对毛泽东的文本与实践做“扩张性”解读。如果说第一条思路还是力图客观再现毛泽东本人的哲思轨迹和认知结构的话，那么后一条思路则表明：“毛主义”在当代已经越来越成为左派思想者表达自己独特理念的一个“象征物”，更多地具有解释学意味。由此“两大路向”出发，笔者尝试引出西方学者阅读毛泽东的三种模式，即：经验主义阅读、深度阅读与扩张性解读，并对三种阅读模式与西方“毛主义”概念的生成机制做批判性探讨。
    
     一、经验主义阅读：“毛主义”在政治夹缝中的最初生成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边倒”，导致美国“丢失去中国”（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33页。）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因此，这一时期美国“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功能性特点就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这一领域的学者最先开始面对毛泽东的文本。在其内部争论中各方都采用了经验主义的文献阅读模式互相驳斥对方观点，认为只要进行广泛的阅读就能把握“毛主义”的实质，从而用毛泽东著作中的原文作为评判各种不同解释的客观标准。这样一种对于毛泽东文献的阅读，其特点是强调文献的完整丰富性。比如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以期用增加最新材料的方法来推进研究的深入。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在这一阅读模式下，国外学者完成了大量的具有“填补空白”性质的文本搜集与考证工作。同时，这一模式的缺点也很明显。即，它认为，在文献面前，研究者可以对文本的意义具有绝对所有权和控制权。他们赋予毛泽东的文本以崇高的地位，认为文本是毛泽东写就的，其意义也就是毛泽东写作时所赋予的意图，此外的任何增补都是一种修正和歪曲。这种经验主义的阅读模式在本质上属于传统的知识论范畴，其政治上的直接后果就是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教条主义”。
     “‘毛主义’这一术语，是西方人，或更准确地说，是哈佛的学者们为了方便而随手创造出来的。”（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前言。）持自由派立场的一批哈佛学者最先使用“毛主义”概念，其初衷是为毛泽东勾画一幅不同于所谓极权主义领袖的思想肖像，强调毛泽东思想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以表明中国革命不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阴谋”。这一工作在1951年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者施瓦茨（B.Schwartz）在其《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一书中最初完成。“毛主义”概念的提出，试图说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是不同于马列主义传统的又一种“主义”。施瓦茨认为，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是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与传统文化的独特产物，它与马列之间并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他却由此出发把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列主义割裂开来，把中国特色绝对化，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不过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对于“麦卡锡时代”的美国社会而言，提出“毛主义”概念的做法在政治上是具风险性的。因为这一概念不仅具有浓厚的学术意味，而且还有着更多的政治色彩，这尤其容易引起右派的敏感。比如美国学者威特福格尔（K.A.Wittfogel）就曾明确指出，所谓“毛主义”的说法不过是一个“传说”（K.A.魏特夫：《“毛主义”的传说》，《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4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页。），毛泽东完全是照抄照搬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此可以断定中共与苏共是一家。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以施瓦茨为首的哈佛学派与右派之间的争论。即所谓的国外毛泽东研究四次大的论战中的第一次。
     就争论各方来看，他们对“毛主义”概念的理解，也就是对毛泽东思的思想及其来源进行性质定位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解。正如费理察（R. M.Pfeffer）所指出的“为了深刻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努力理解马克思著作”；（《外国学者论毛泽东》第4卷，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年版，第133页。）二是他们对毛泽东的理解；三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但是，由于他们都停留在文字表面的阅读，所以，就漫化般地勾画出了作为“经济决定论者”的马克思和受中国唯心主义传统深刻影响的“唯意志论者”的毛泽东。各方都满足于对马列文本、中国传统文化和毛泽东著作做文字表面的阅读与理解。为了在这些著作群中找出不同点并努力形成不同的乃至对立的解释，结果各方都运用不同的原文和“语录”来加强自己的观点。
     在这一背景下，文献研究，特别是文献的搜集、考证与整理的工作就显地格外重要。一部分学者较早进行了毛泽东文稿的选编工作，比如美国的施瓦茨等人编辑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21-1951）》、施拉姆(S.Schram)编辑了《未经修饰的毛泽东：谈话与书信集（1956-1971）、陈志让（Jerome Chen）选编了《毛泽东著作：选集与书目》；日本学者竹内实在《毛泽东集》及其《补卷》中，用中文以二十卷的篇幅整理出版了1912 年到1949年期间的毛泽东文稿；德国学者马丁也用中文与德文主编了七卷的《毛泽东文选》，等等。总之，他们在这一阶段相继用多种文字（主要是中文）出版了他们所能找到的并自认为是可靠的、第一手的毛泽东文献集。但是，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毕竟只是展开研究辅助性手段，不能代替思想史的深层探讨。这是因为，如果说原文中的中立的“文字事实”可以作为不同解释之间孰优孰劣的“终审法官”，那么，现在由于对立双方皆以经典文本和最新文献为依据，使得读者作为“受众 ”一方不知所措，无法判断哪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因此，“毛主义”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怎样？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说明。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毛泽东本人著作的复杂性，这导致了关于毛泽东著作文本存在着解释的“合法性”问题；另一方面，做为定位参照系的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本身也各自存在着解释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国外“中国研究”领域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判断很难对读者真正具有说服力。
     对西方毛泽东研究者而言，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加以定性与评价的确是不容易的，因为这往往需要一定的理论前提做为支撑。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解决与回答直接取决于研究者对如下问题的讨论与判定：首先，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性质是什么？什么马克思主义当中“变”与“不变”的东西？评价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的标准是什么？以上几个问题主要解决的是一个“参照系”问题。当所有研究者在参照系界定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时，就无法判断研究者之间在其成果上的异与同。其次，从发生学认识论意义上讲，研究者先在的“认知框架”对于他们所进行的关于毛泽东文本的阅读有什么样的影响？每一研究者都不可能是“镜像式”地去反映和观察客体，研究者先在的认知背景毫无疑问会“潜入”所谓中立的、客观的认识中。第三，具体历史语境在阐释毛泽东著作时是否是极为重要？等等。这些理论前提的准备无疑是相当复杂的。从经验主义阅读模式出发，许多研究毛泽东的文章几乎没有考虑到这些关键性的理论问题，而当他们在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基本上是“非理论”的论述时，却往往又显得那样过于独断和自信。
     由于没有确认和说明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定解释的理论前提，从而导致研究者各自独断地维护自己的解释，独断地抨击与自己对立的解释。由此得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你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是错误的，因为它不符合我的设定，而我的阐释符合这种设定，因此我对你错。在这里，经验主义阅读模式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某些人的经验比其他人的经验更可靠？”（里普·巴尔克利：《论〈实践论〉》，《激进哲学》1977年秋季第18期，第1页。）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便是，研究者会因为彼此不同的“事实”而发生争执。这种做法不仅是独断的和循环论证的，而且使毛泽东的研究者远离了更为重要的任务，即在阐释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必须对作为这种阐释之基础的设定加以陈述和说明。
     澳大利亚学者尼克· 奈特(K.Nick)在对这一领域研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敏锐地指出，这种在缺乏明确理论思考与理论准备的情况下所做的研究，其基础就是一种经验主义认识论。（尼克·奈特：西文毛泽东研究：分析与评价，《毛泽东思想研究》，1989年第2、3、4期。）其根本缺陷在于，它认为研究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只须借助于对经验事实的客观考察即可完成。比如美国学者施拉姆坚持认为，对毛泽东原著文本可以做到真正的、纯粹客观性的理解是可能的。（《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235页。）在尼克·奈特看来，这必然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使得研究者以为通过直接面对文本“事实”，便可以客观地说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对研究者来说，文本阅读毫无疑问是相当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离开文本阅读而进行的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诠释是抽象的和非历史的。但是，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上的阅读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从不同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视野出发，那么，由此得出的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阐释无疑会在较大程度上产生分歧。这也就客观上导致了施拉姆、特里尔等第一批毛泽东研究学者的学术成果只能停留在“政治传记”的层次上，停留在编年史的层次上，而没有触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深层逻辑结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引入崭新的理论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经验主义在毛泽东的研究领域所导致的最为严重的后果即是理论的贫乏。（《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4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
     针对这种经验主义的阅读模式，法国学者路易·阿尔都塞早在《读〈资本论〉》中就已经进行了批判，并指出其根本缺陷所在，即经验主义的阅读方法含有这样一种假设：从字面上阅读著作的表层意思足以揭示作者的原意。但它没有认识到，著作作为一种复合结构是由许多层次的潜在意义构成的，只关注著作表层意思的经验主义读者将无法读出著作的潜在含义。我认为，在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最早从经验主义认识论这一方法论基础对西方毛泽东研究进行了思考，这是该领域最为深刻也是最为清醒的方法论反思，它直接开启了西方毛泽东研究从经验主义模式通往深度解读模式之门。
    
     二、 “中国研究”与“毛主义”深度解读模式的形成
    
     二十世纪60年初中苏分裂的发生，导致所谓中国革命的“阴谋说”不再具有意义。苏联的阴影不复存在，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再是“钢板一块”。由此导致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所使用的“毛主义”概念之政治意味进一步淡化。由于中国问题不再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这使得“毛主义”得以进入学术话语批判的场所，“毛主义” 的研究也就越来具有学术思辨倾向。部分学者开始自觉地在研究中引入新的理论资源，用更为直接的和自觉的理论方法去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其实质是开始探讨“毛主义”文本背后所特有的“问题框架”与“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第26页。）开始注意与毛泽东的第一手文本保持距离，不再迷信于毛泽东文本在文字表面上的事实，而是将毛泽东的思想置放于更为广阔的思想史背景中，以期凸显“毛主义”文本的深层逻辑实质，从而在本真意义上“还原”出毛泽东的思想肖像。这一阅读方法受结构主义的影响，颇类似于“本文中心”式的阅读模式。这一部分学者的治学态度总体而言还是比较严谨的，他们收集并使用了大量毛泽东本人的文献史料，在其研究中也没有严重脱离毛泽东的文本与历史实践，从而与“扩张式解读模式”划清了界限。
     基于对经验主义阅读模式的批判，一部分学者开始运用深度解读模式在“毛主义”研究领域试图“重新提问”，他们提出问题的角度，一般来说不是停留在现象层面上对历史文本进行简单定性，而是坚持追求一种深度解释。换句话说，就是对文献文本与历史行为所显示出的现象进行理性解析，尽可能透过现象去发掘出文本中内含的意义。深度模式不同于经验主义模式的根本之处在于，它试图超越传统经验主义的，或者是“政治传记式”的研究模式，更为自觉地在其研究中引入了崭新的理论分析模式，从而强化了阅读与认知主体在自身知识结构与观察视野方面的更新。
     在60年代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第二次论战”中，“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左派学者，比如费理察、沃尔德(A.Walder)、韦克曼（F.Wakeman）等人对自由派的“毛主义”概念的加以批评与修正，认为施瓦茨、施拉姆、迈斯纳(M.Meisner)等人为了强调中国共产主义的独创性从而把“毛主义”从马列主义系谱中独立出来的做法，是一种思想方法上的机械论，在学理上很难站地住脚，理由是它无法解释说明1921年以来在中国本土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逻辑关联。他们从重读马克思出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还是当作一种科学方法？从而强调了“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层面的同质性。这一做法直接触及到了这一论战中双方必须共同面对的核心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左派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中，首先引入的理论资源就是早期欧洲“新马克思主义”（比如卢卡奇、葛兰西等）。受其影响，左派学者开始对经济基础在历史过程的因果联系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产生疑问，希望能对马克思主义给出一种重新解释，以不同于斯大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框架。我认为，这是国外学者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引入理论资源，构建深度研究模式的开端。
     接下来，J.B.斯塔尔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与“社会心理学派”的心理还原主义作品都体现了这样一条为毛泽东研究引入理论资源的思路。斯塔尔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的研究，以西方政治哲学的体系和模式做为参照系，从萨特的存在主义、韦伯的功能主义等角度出发重读毛泽东。尽管这一研究还比较表面化，但毕竟是开启了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在 20世纪的60-70年代，美国汉学界的“社会心理学派”的学者们，比如卢西恩·派伊（L.Pye）、理查德·索罗门（L.Soloman）、罗伯特·利夫顿（R.Lifton）等人，则尝试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引入毛泽东研究领域。应当说，这也有利于弥补经验主义研究模式在理论资源方面匮乏的状况。类似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派”试图超越传统关于社会历史的宏观认识图景，强调毛泽东的个体心理机制及其性格特征在社会运动中的影响力。这一点当然是具合理性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和否认个人，特别是英雄人物和伟人的性格特征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但前提是必须承认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矛盾的根本运动机制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对于这一点，前苏联学者耶基莫娃较为明确地指出，研究“毛主义”产生的客观条件时，不能忽视心理因素对毛泽东的影响，除了客观根源与条件外，毛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主观因素，换言之，依赖于作为“毛主义”思想体系的主体与代表者的毛泽东的个性。（《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2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页。）实际上，心理历史分析并不要求取代传统的历史分析，而是意在以弗洛伊德关于基本心理结构的无意识理论来研究个体与社会集团的无意识动机。社会心理学派的学者们的主要兴趣在于通过毛泽东的无意识结构与精神生活机制把毛泽东与他那个时代的人民群众联系起来，以考察领袖的个体心理与其生活时代的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这的确是一个“真问题”，是对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进行“重新提问”的一种重要尝试。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缺陷在于他们在心理学上的“还原论”把社会原因还原为心理上的原因，忽视了客观因素对“毛主义”的影响，并且唯心地夸张了人格在历史上的作用，把毛泽东的主观心理经验绝对化。因此不可避免地在历史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根本忽视了“毛主义”形成的特定社会历史语境。
     阅读毛泽东，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面对在毛泽东长达60年的文字生涯当中完成了大量的个人文献。在这个漫长的时间跨度中，随着历史背景的迁移，毛泽东的思想观点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在解释他的全部原著时，经验主义阅读模式与深度阅读模式的共同点在于，一致认为还原出本真意义上的毛泽东是可能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应当把毛泽东的生涯和思想阶段化，并在发展中寻求连贯性；后者则强调可以把全部文献当成一个统一的文献整体，并可以从中抽取出代表了毛泽东思想精髓的观点来。美国学者韦克曼就属于后一种类型，他认为，毛的青年期与成熟期之间的连续性比非连续性或发展更为重要。在他看来，“思想的产生一般会受到行动者本身通常几乎意识不到的某种假设的理论框架的支持。这此假设及其起源往往能被当事人意识到并直接描绘出来，尤其是在当事人理智地反省时是这样。因此，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必须以更加广泛的宏观的思想史研究为基础。”（《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 4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624-625页。）深度解读模式要求研究者与毛泽东著作文本要在阅读中保持一个适中的距离。也就是说，毛泽东本人思想肖像的勾画并不是可以直接从他的著作文本的表面事实中就可以获得。必须将毛泽东及其“主义”置放于中西思想史的大背景中，这就很类似于阿尔都塞“症候式阅读法”中总问题的转换，或者是“问题框架”的变更。在这里，以经验主义为认识论基础的视觉模式失去了对认识特权的占有，而科学认识的条件则是“问题结构”的转换。阅读之后得到什么，不是由主体的视觉决定的，而是由问题结构决定的；主体只是这种结构功能的承担者。
     由于前一阶段研究从经验主义的阅读模式出发，导致在关于“毛主义”性质地位问题形成的众多分歧与争论很难获得解释，因此，“中国研究领域”部分学者开始意识到必须深化 “毛主义”研究，试图构建自己的理论。于是，西方学者在毛泽东著作阅读的方法上实现了极为重要的结构主义转向，即从具体结论的层次转向深层的“问题框架 ”。从文本的表层与字面含义深入到文本的深层逻辑框架，以揭示“毛主义”文本与实践的“意识形态”。在此阶段，与上一阶段同质的地方在于：他们也相信对毛泽东文本进行真实地理解是可能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毛泽东的著作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只有研究者深入地研究毛泽东的著作，才能揭示文字背后的真实意图，从而揭露出作者创作时特有的“总问题”和“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深度研究模式”。矛盾的是，这样一种“再现”模式由于强调阅读与研究的客观性，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削弱读者的作用，从而掩饰读者分析的意识形态基础。这种研究模式倾向于把毛泽东的著作看作是具有某些明显特征的、类似于列维·施特劳斯传统的一种结构，认为著作是具有确切特性的客体，这种客体必须通过分析加以识别，并依据这些特性来加以界定。而且这种客体一旦创造出来，就具有了“水晶体”一样的坚固性。（《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4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
    
     三、“毛主义”的扩张性解读：60年代精神的当代重温
    
     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社会无可奈何地进入了一个“学院化”、“话语化”的时代。宏观政治经济层面的阶级革命无法实现，不得已转入了微观多元的文化革命与日常生活革命的时代。在这一背景下，第三世界视域中的“毛主义”洗去尘埃，改头换面重新出场。因此，首先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重读毛泽东。其实这一工作早在1952年毛泽东的《矛盾论》公开发表以后，就已经引起了部分西方学者的关注。法国学者阿尔都塞甚至受此启发，创作了“矛盾与多元决定”和“关于唯物辩证法”两篇文章；（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80年代，詹明信与德里克重读“毛主义”当中的文化革命理论，欲图重温西方 “六十年代”精神。其中德里克甚至把毛泽东与葛兰西加以对比，认为二者在意识形态与领导权问题上产生了共鸣。詹明信强调了第三世界为第一世界提供的象征性意义，把“毛主义”当成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异国情调”（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页。）。这是“毛主义 ”研究的一种“读者中心论”（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模式或者是“扩张性解读模式”。作为“象征物”的“毛主义”更多地具有了解释学意味。从这个角度出发，这一部分学者对西方60年代精神重新加以定位，从第三世界的现代性重建的意义上重新评价文革与“毛主义”。我认为，真正让西方学者感兴趣的并非具体的毛主义本身，而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创造的政治领域的“新修辞”。比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变成了资产阶级与革命的对立，新的政治判断标准也就从阶级和党派转移了个人生活方式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学者并非是中国问题专家，他们的工作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一直被认为是较为次要的，没有对毛氏研究的主流构成影响。
     在西方学者看来，如果说在50年代毛泽东的理论特色还不够清晰的话，那么60年代中期以后文革的发生则使毛泽东的理论特色得以彰显。中国在1966年爆发的文化革命运动部分地与68年西方学生运动产生了共鸣。在20世纪的六十年代，在这样一个“普遍解放的时刻，全球能量释放的时刻”，“毛主义”一下子成为所有重要而崭新的意识形态之一。一个“在中国发现世界”的思路在西方学者的现代性思维中发出了格外清新的声音。“毛主义”在68年西方学生运动的大背景下被重新解读并生成崭新意义。一时皆认为“毛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思与批评领域具有了重要标志性与象征性，使得毛泽东本人与马克思、马尔库塞一起成为学生运动的“导师”。过去那个只是有着狭隘地域性的民族主义的“毛主义”一跃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毛主义”。“西方中心论”视域中的“毛主义”从此进入了左派学者的全球性批判视域。中国问题的解决不再只具有东方中国意义，而是涉及了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也就是说，一些学者认为“毛主义”不仅探讨了中国现代性的“出场路径”问题，而且对全球范围内的现代性反思也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很明显，在这一阶段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对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革命”的评价。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受“新马克思主义” 思潮的影响，美国左派学者费理察在论证毛泽东的革命战略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时，突出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重要性，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的伟大改革。甚至认为，假如马克思处在中国的50年代毛泽东的地位，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也会搞继续革命。在论证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致时，利用了姚文元的观点，说：“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四次大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他们无意于区分科学的毛泽东的思想与“极左”思想之间的界限，在反驳对方观点时常常出现不分场合地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来解释毛泽东晚年某些错误理论的做法。
     但是，随着中国国内在80年代初期对文革评价的形成，这一领域的相当一部分学者否定并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尽管与1968年前后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也曾把“毛主义”引为“同道”。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与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的形成，再加上后来“苏东解体”与柏林墙倒塌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导致西方“毛主义热”迅速降温，对于“文革”的评价也迅速发生逆转。不少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之外的批评家，比如理查德·罗蒂把毛泽东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提并论，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治疗比疾病还糟糕”。丹尼斯·布鲁德沃思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位老人发动的，这位老人的“浪漫主义，他关于人和道德力量的理想主义，他对阴谋诡计的爱好，他对外国人的厌恶和对知识分子的蔑视，都意味着一种致命的不成熟”。（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118页。）多数国外毛泽东研究者在此时大都认为，文化大革命纯粹是毛泽东为达到个人目的所使用的工具，即在高层领导权力的斗争中消灭政敌的工具，而且在毛泽东看来是“党内走资派”的那些官僚们则都是清白无辜的受害者。所谓的“普遍民主”不过捣毁了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法律和机构。因此，毛泽东的社会改造规划不过是要剥夺人们选择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权利。
     在当代西方，如果说“毛主义”做为一种政治热潮正在不断衰落下去的话，这对冷静的学术思考与理性反思或许并不是什么坏事。一部分西方左派知识分子，比如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阿里夫·德里克以及弗里德里克·詹明信这样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却没有跟随关于“文革”的否定性评价这一潮流。相反，他们坚持认为应当重新从积极肯定的角度评价“毛主义”与“文革”。他们不满意东西方国家对于“毛主义”的判断与处理方式，认为“当下遍及世界的宣传攻势要把“毛主义”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加以斯大林化，从而败坏其名誉。”（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339-395页。）在这一部分学者看来，文革时期的“毛主义”当代意义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对于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来说，“毛主义”是极富号召力的。毛泽东在取得合法政权以后无论如何都不同于封建帝王，绝不能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解成封建主义的历史传统。他所进行的实践也绝不是俄罗斯民粹主义或是传统农民社会主义在当代复辟。或者说，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必然性与基础性地位在毛泽东的思想结构中从不曾缺失。社会主义改造与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甚至包括再后来的“文革”，这些历史事实都不能说明毛泽东就是一个 “唯意志论者”。原因在于，毛泽东的这些“尝试”与“开拓”是对第二国际包括斯大林时期的“经济决定论”与“机械决定论”的一种反拨。或者说，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现代化从来都是毛泽东所追求的目标，只是毛泽东看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缺陷，而不愿重复西方的“现代性一般”。正是由此出发，他们认为，毛泽东发自内心地希望在中国本土构筑起一种崭新的、别样的、自己的“现代性”。其最终理论旨归在于使中国从标志西方现代性的资本结构中脱钩，从而试图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一项伟大的破除西方现代性模式的反霸权议程。
     其次，对于第一世界国家，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毛主义”同样是极富魅力的。这是因为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其目的在于试图避免“科层社会”所带来的官僚主义，试图发现和加强干部与群众的联系方式，发动群众监督官员，发动群众参与决策，防止产生新的官僚阶层。从而破除社会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并力图“使国家恢复活力，更新社会关系的乌托邦欲望”。（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而这些问题恰恰也是第一世界国家在当代同样面临的新情况与新问题。由此，在不少左翼学者的心目中，由于毛泽东抓住了当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与道德问题，从而决定了毛泽东做为伟大的哲学家与战略家的地位。同样，“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了毛泽东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执着追求平等、民粹和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最重要的、最具创新意义的尝试和范例。这也就是所谓的“在中国发现世界”。
     通过以上的描述与分析可以看出，持扩张式解读模式研究者主要不再是试图寻找毛泽东著作文本背后的表面或深层的本质，而是强调读者在文本面前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如果说国外毛泽东研究在其最初形成时期还是力图客观再现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轨迹和认知结构的话，那么在当代它越来越成为左派思想者表达自己独特理念的一个“象征物”，更多地具有解释学意味。读者在毛泽东的著作文本面前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读者每一次有创见的理解都会赋予“毛主义”概念以新的意义。读者的这些理解在阅读毛泽东文本的过程中导致了对不同的侧重点的强调，产生了不同甚或是尖锐对立的解释。持扩张性解读模式的学者认为，从解释学的角度出发，在文本面前，任何一种阅读都不得不与解释的主观性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语言及其运用本质上是理论性的，词语、概念或段落的意义源自读者的推理，而不是文本固有的含义。因此，所有对毛泽东的理解都只能是可供选择的、并无特殊地位的解释，而不是具有经验正确性和内在有效性的解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克·奈特指出，对毛泽东著作文本及其具体实践的 “阅读”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在意识形态上也不可能是绝对中立的。解释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一项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外国学者论毛泽东》第 4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129页。）因此，“客观地考察事实”是不可能的，这只能是一种模糊的或才是肆意的误解。对于这一部分学者来说，必须承认并阐明隐含于阅读中的推理性假设，而不是无益地倡导阅读的客观性。
     在这里，对于毛泽东的“阅读”就不再是要寻求对真实历史语境中的“毛文本”本意的确切理解，而是每一“读者”将自身的理论框架置入“文本”理解的过程，从而赋予“毛文本”以活力，并揭示出它的含义。 “读者”远非“作者”本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的、起支配作用的因素。这样一来，“读者”从个别“文本”中就能获取多重意义，每种意义都体现了“读者” 理论框架的作用。在我们看来，这当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对于毛泽东著作文本及其实践的误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没有看到、也不愿意看到文革“灾难深重”和反人道的一面。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确的是，进入西方学者视野的“毛主义”并不需要分担对中国现实理论与实践负责的承诺。或许在中国不具备合理性的东西，却有可能在西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詹明信等人对于文革的当代反思确实有点“借他人之酒排解自己胸中积郁”的味道。这一部分学者理论的形成，无疑正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权力结构的否定性产物，“其理论上的有效性和说服力，其方法上的示范意义来自（但仅仅来自）对西方社会现实和思想传统的现象上的分析、历史层面上的把握和学理上的批判”。（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思想封闭症》，《中国与世界》2000年8月号。）正如我们不能相信西方人对中国的指指点点一样，我们也不好苛求西方学者视野中的“毛主义”为中国历史做出承诺。
    
     四、一个简短的评价
    
     在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施拉姆、尼克·奈特、韦克曼、斯塔尔等学者都做过符合西方学术规范的反思。我认为，其中最富深度和启发意义的是尼克·奈特的两篇论文：《西方毛泽东研究：分析与评价》（《毛泽东思想研究》1989年第2、3、4期）和《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经验主义和叙述方法》（《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86年7月第16期）。在这两篇文章中，尼克·奈特从方法论反思的角度隐约提出了“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和“读者的作用”这样三种关于毛泽东文本的阅读模式。可惜尼克·奈特本人并没有沿着这一条思路深化下去，从而明确提出关于模式划分的问题。基于此，笔者在本文中尝试从尼克·奈特的观点出发，明确提出毛泽东著作文本阅读的上述“两大路向”和“三种模式”。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方学者通过学术反思与批评，在保留观点上分歧与冲突的同时，也形成了彼此之间的吸收与融合。就具体的研究者个体而言，已很难将一个学者完全划归某一模式。
     通过对以上三种阅读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前两种模式尽管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属于同一种研究路向，即试图在真实的历史语境中“还原”出一个本真意义上的毛泽东。应该说这一路向的出发点是可贵的。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以及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基本原理。相信通过对“毛文本”的历史性解读，可以给出一个本原意义上的毛泽东。就第一种阅读模式而言，它的特点是长于经验考据，短于理论思辨。这一模式过分强调结合具体背景讨论“毛主义”概念的内涵。它主张用分时段的方法来考察毛泽东的思想，重视思想发生与转变的历史性与历时性。持这一模式的许多学者在文献考据方面的成功具有重大“填补空白”的意义。但是由于这一模式以朴素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做为理论前设，导致这一领域研究对方法论资源重视不足，使得研究者们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彼此不同的诠释与理解，而不是静下心来去思考有关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评价问题上的种种对立解释的理论正确性和有效性。在他们的批评与反批评之间，读者无法确定谁对谁错，因为这一模式下所引发的争论仅仅表明卷入其中的研究者之间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仅此而已。对于第二种阅读模式来说，它试图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在“历史现象”背后揭示出“毛主义”的“本质”或者是 “文本”的深层逻辑框架。这一模式的特点是长于理论，忽视历史。在还原与抽象的过程中存在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比如说它主张把“毛主义”当成一个连续不变的整体，认为“毛主义”文本的背后有一个具有支配性的深层逻辑框架与“总问题”，从而想当然地把毛泽东的“错误”与“正确”联系起来，甚至是将文革的根源追溯到“两论”之中。但这一模式的重大意义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比如它从“重新提问”的角度出发，强调了一种“本文中心”的阅读方法，从而实现了对于“ 作者中心”的阅读模式的超越，也为“毛主义”文本的研究引入了崭新的理论资源，从而有力地深化了我们对于毛泽东著作文本的逻辑实质的把握。
     第三种模式的阅读则属于另外一种研究路向，即对“毛主义”的扩张性解读。就这一阅读模式而言，它的特点是长于解释多样性，导致某种程度的相对主义。这一模式从西方社会本土的“文化多元主义”立场出发对于“毛主义”的重新解读，从某种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从而过分夸大了“ 毛主义”的当代价值。美国历史学家施拉姆曾经说过：“想象，当然可以是勾画乌托邦的丰富源泉，并且可以是对研究工作的一种有价值的补充，但如果做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基础，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外国学者论毛泽东》第4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因此，怎样避免自己的研究流于脱离历史实践与具体文本的“想象”，对于持扩张式解读模式的研究者而言，是一个必须慎重与警醒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当代西方学者借助于第三世界“毛主义” 的自我批评与现代性的反思，尽管在当代中国并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但其潜在意味与长远意义却不可忽视。因为全球现代化进程尽管有空间地域上的区别与时间上的先后之分，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与特殊性，但在同属于“现代性一般”的意义上，他们的矛盾与问题又不能不对后发现代化国家具有启示与警示的意味。
     根据以上“两大路向”、“三种阅读模式”，西方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毛泽东及其著作文本及其实践的研究，并形成了他们对“毛主义”概念独特的使用方式。以我个人的理解，其各自视角皆有合理性一面。当然，对于他们的缺点与不足也需要我们去做批判性探讨。总而言之，了解国外学者的观点，有助于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拓展思路，开辟新视野和形成新的思维方式，从而推动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真正走向深入。最后，还必须交待的一点是，把国外学者的“毛主义”研究划分为以上三种模式只是出于研究的方便而做的尝试性选择，也可以说还只是一种“大胆假设”，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小心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