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于1911年10月10日爆发,次年2月12日,清廷就正式宣布退位,时间不过四个月。比起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的末世,清朝的灭亡似乎来得更为迅速。但实际上晚清的革命和清朝的灭亡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酝酿,王朝逐渐衰落,社会问题和矛盾逐渐积累,加上最后阶段的新政改革带来的问题,终使清朝一朝覆亡。应该说,清朝的灭亡,既是专制统治本身所造成,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社会等等各方面变动的结果。
一、改革迟滞失却统治基础
中国历代王朝的建立,大多凭借武力。但是要维持王朝的统治,却不能仅仅依靠武力。获得民众的支持是上选,最低限度也应该得到民众某种程度的默认或容忍,否则王朝很难维持统治。清王朝自是凭借武力而建立,士大夫阶层和民众也曾激烈反抗。清中叶以后,士大夫阶层和民众逐渐认可了清的统治。但是鸦片战争以后,这种认可渐渐改观。
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断受到列强的侵略和欺辱。要摆脱这种局面,就必须学习西方,实行改革,富国强兵。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整整20年间,清政府基本上无所作为,没有在了解西方上下工夫,更谈不上去学习。直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才有李鸿章等开始致力洋务新政。而洋务新政也是个别人的或局部的行为,改革力度远远没有到位。甲午战败以后出现了维新运动,却又被保守派粉碎。其结果是中国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一再被动挨打,一次次签订屈辱的条约。
影响最大的是庚子(1900年)事变。这一年,清廷中的保守派先是企图利用义和团向反对慈禧太后废立阴谋的列强泄愤,同时企图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实现废立的阴谋。清廷曾在煌煌上谕中称义和团为“义民”,并发给给养。但是,待到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后,清廷又被迫下令镇压义和团,使民众大量牺牲在清政府的屠刀之下。这种出尔反尔的举动,更使清廷的威信大降:排外让有新思想的人士不满,镇压义和团又令民众失望。因此,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以后,清政府就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孙中山有一段回忆,反映了这种情况:“经此失败(指1900年兴中会反清起义)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指1895年失败之起义),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指兴中会起义)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馀,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建国方略之一·有志竟成》,载《孙中山全集》六卷,235页)
清政府反应的迟滞,有文化思想方面的原因,也有民族矛盾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制度上的。君主专制体制的发生自有其根由,但这种体制的主要目标是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或者说是所谓社稷的长治久安,它的缺点是缺少灵活性和面对新形势的适应性。清政府反应的迟钝与此有很大关系。事实上,直至20世纪上半叶,在非西方国家中,成功地实行变革,摆脱了被西方侵略局面的国家,只有一个日本。清政府既然应付不了新问题,必将被时代淘汰。换句话说,是君主专制体制经不起新变局的冲击。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如果致力全面改革,转弱为强、延续统治的机会有90%;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实行全面改革,机会有60-70%;甲午战争后,机会还有50%;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再改革,机会恐怕不到20%了。而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就是在不到20%机会的条件下,迫不得已推行的。
二、新政本身的问题
在已经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实行的新政,本身又存在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改革措施主次不分。1901年以后,当清廷高层终于明白再也不能闭关锁国,必须改革时,就把设学堂、派游学、废科举、建新军、设商部、振兴实业、警察制度、新刑律等中国有待改进的事情,一股脑推出。宣布预备立宪以后,又有地方自治、设审判厅、调查户口、简易识字学塾等等。清政府在经济还没有显著发展、国家财力十分薄弱的时候不分主次推出了那么多的措施,其结果是欲速而不达,甚至起到了相反的效果。不仅如此,在腐败官僚的操控下,有的措施实际是走形式、做表面文章,或新瓶装旧酒,其效果如何不言自明。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改革加重了人民负担,导致下层民众广泛的不满,这是新政的第二个问题。甲午战败、庚子战败,合计赔款白银近七亿两,清政府的财政实已濒临崩溃,而大力推行新政,又进一步加剧了财政的困难。新政为财政带来的压力第一为军费,新军比较旧军需要的经费多得多,旧军裁撤又慢,导致军费激增。除办新军外,其他新政措施,如巡警、学校、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奖励实业等,无一不需要增加开支。再加上赔款负担,可以说财政问题是清政府无法解开的死结。
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想了很多办法,增盐税、增杂税、增摊派。但杂税的增加和各种摊派,却招致从一般民众到新兴商人的广泛不满。太平天国和捻军被镇压以后,各地的骚乱、造反和公开反抗官府的行动本已大大减少,但是晚清最后十年又呈增加之势,大小规模的抗粮、抗捐风潮此起彼伏。湖南抢米风潮、山东莱阳抗捐风潮更是震动全国。这些风潮预示着更大规模反抗的来临,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新政的第三个问题是改革缺乏坚强的领导,可以说是由最不适合主持改革的人来主持改革。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有极高超的权力控驭能力,却对世界的状况缺少起码的了解,也缺乏她的满族祖先那样的进取心和开拓精神。她的改革,只是在形势压力下不得已的行为,前提是绝对不能损害她的权力。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去世后,摄政王载沣不能很好控御局势,清廷内部矛盾重重,缺乏稳固的权力核心。而在清政权已大大衰弱的情况下,最后几年掌权的少壮亲贵更不懂得与社会各方调整关系,以缓和社会矛盾。这都使改革很难顺利、有效推行,也使清廷很难处理突发事件和应付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另一方面,清廷推行新政的时候,腐败也如同瘟疫一样蔓延开来,偌大官场,能够廉洁自律的寥寥可数。腐败加剧了社会的不满,降低了清政府的统治效能,也使新政改革的成就被大大抵消。可以说,清廷存在的最后几年,人心已散,大厦将倾,革命党人再奋力一击,自然顷刻瓦解。
三、新政带来的社会裂变
新政的推行带来了清政府始料不及的新问题。
第一是新政中产生了力图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派。教育改革是新政较有成效的措施之一。因为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派游学,产生了一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这些原本准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在这十年里猛然放弃了旧学问,转而学习研究有用的新知识,并前所未有地将眼光放到了整个世界。他们反对列强侵略的民族主义感情十分强烈,这些20岁上下的青年人认为,中国的贫弱状况和屈辱地位,就是清政府造成的,只有推翻这个政府,中国才能振兴,才有希望。同时,社会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的新知识人,却没有给他们合适的地位,甚至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合适的职业,他们的不满因此更加强烈。革命派就是这样形成的,其主体就是留日学生和国内学堂的学生。这些读书人又有很多进入新军,于是南方新军几乎成了革命青年的天下。1905年,同盟会成立,革命青年们有了一个统一的组织,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
第二是新政中产生了与清廷分庭抗礼的立宪派。绅士是社会精英,对社会有巨大影响的他们原本也是清政府统治的基础,或某种意义上的合作者。绅士本来是保守的,但是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略,使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意识到中国必须变革。于是他们积极参预了地方上的新政,就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身也发生了悄悄的但却是重大的转变:他们不再是维护传统的旧绅士,而是参与变革的新绅士。新绅士们虽然愿意维护清朝的统治,但他们的心中也滋生成长着不满情绪,尤其是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去世以后,一群少壮亲贵控制了政权,新绅士不相信这些纨绔子弟能带领国家走出危机,更谈不上富国强兵。因此,他们迫切希望参与甚至控制政权。1905年以前,绅士还是分散的、各自为政的。1906年以后,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准许成立合法政党,成立准议会的机构省咨议局和中央的资政院。这给了新绅士一个机会,使他们形成全国性的集合。再加上报纸、杂志、电报等大众传播媒介和信息手段的迅速增加,新绅士成为全国性的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这就是立宪派。立宪派希望中国实行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立即召集国会并由他们控制国会,由国会产生责任内阁。他们相信在他们的领导
下,通过渐进的方式,能够使中国走出危机,走向富强。而清政府则坚持当时日本或德国式的君主有更大权力的君主立宪,为此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国会大请愿,与清政府反复争执。当参加政权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立宪派的不满也迅速增长。革命爆发以后,他们大多数站到了革命阵营,对各省脱离清政府独立起了重要的影响。
第三是新政中形成了政府内部的异己势力——袁世凯集团。清政府存在的最后几十年里,由于长期养尊处优,满族贵族的人才已渐渐枯竭,清政府不得不更多仰仗汉族官员。在十年新政期间,袁世凯凭借自己的才干,使他任职的直隶成为新政的模范省,他一手训练起的北洋军,成为军阀性的武装;又搜罗了一批人才,形成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治军事集团。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与少壮亲贵集团的矛盾公开化。待到武昌起义以后,北洋军不仅不愿为清廷卖命,而且还从内部逼迫清廷退位。
以上三种新兴势力都是在新政中产生的,后来都成了清政府的对立面,并且在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中发挥了或主导或附从的作用。说到底,清政府的现行体制已经控驭不了新的社会,它只能退出历史舞台。最后,我想用马克思1853年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里的一段话结束本文:“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