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有四大贫困：

经济贫困：主要以收入、消费、福利等经济学手段来衡量。在国际上，大都运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别。在正常情况下，基尼系数大多近于０．３。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２００５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０．４７，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相比之下，印度的基尼系数为０．３３，美国为０．４１，巴西为０．５４。中国总劳动力中，大概８０％的劳动力属于低收入水平，他们甚至没有达到税收的门槛。目前还有２６１０万人，人均年收入在６６８元以下，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据统计，城乡之间收入水平的纵向平均差距有２０多年的时间，城乡横向的收入加上福利的差距达到６倍以上，全国１０％最高收入组和１０％最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是９．５倍，２０％城镇最富裕的家庭拥有全部城镇金融资产的５５．４％。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最穷的１％人口的平均年收入增长率只有３％，而最富的１％人口的平均年收入增长率达到１２％。

能力贫困：主要是指人文发展因素，包括教育、卫生、健康、营养等。从教育来说，教育花费成为农村致贫的首要原因。数据显示，２００５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只有２９３６元，而教育花费的比重达到３２．６％。从卫生来说，农村卫生是中国最薄弱的环节，农民的保健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有明显的差距。从健康来说，在中国的贫困地区，营养和健康是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目前乡村医疗体系逐渐瓦解、新的医疗服务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贫困地区的健康状况是这些地方部分人无法摆脱贫困的根本原因。

区域贫困：中国的贫困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从地区分布来看，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贫困县。据国务院扶贫办调查，连年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农户７６％生活在山区，有４６％的农户人均耕地不足１亩。目前还有７００万左右的贫困人口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在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战略提出之前，投资和优惠的财政政策均向沿海发达地区倾斜，以牺牲内陆省份为代价。这种倾斜式的政策措施和影响目前仍然存在并发挥作用。政府投资偏重于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大量集中于沿海地区的资本密集型投资限制了广大的西部、东北人口直接从中受益。我们承认，不均衡发展是必要的，但经济转型不一定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发展为代价，一部分地区的富裕不一定要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定程度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有益于经济增长；但区域非均衡超过一定极限之后，非均衡的继续扩大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甚至会出现负增长。其合理性应该首先建立在能够保障贫困地区人口最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基础之上，而作为保障贫困人口生活的重要支柱的社会保障也独立于扶贫政策之外，与扶贫的目标有较大偏离。如果政府存在公共服务的区域偏好，在开发扶贫战略实践中仍然体现这一倾向，其结果是贫困人口愈来愈多。联合国开发署指出：用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中国最富与最穷的省份之间的差距几乎相当于西方最发达国家与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差距。

权利贫困：主要是指弱势群体被排除在社会经济福利之外。为什么带有一些严重歧视性的制度安排在一些地方能够长期“贯彻”呢？原因有很多，但人们权利意识的薄弱以及权利意识环境不发达是根本。因为，只有当每一个公民把生存权和基本发展权神圣不可侵犯当成首要任务时，并具有强烈的权利实现意识时，政府才会真正致力于保护权利，才会真正把发展民生经济作为政策和制度构建的前提。倘若公民及其社会没有或者严重缺乏权利意识，那么，国家宪法赋予的权利形同虚设，既得利益集团才会肆无忌惮。正是由于人们缺乏权利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贫困人口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进而难以摆脱贫困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