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历史问题存疑及看法——读王桧林等任主编的新版《中国现代史》之己见感想

张小鼐

2007年07月07日

zxn_9999@126.com

自按：我不是专业学者而涉及到这样专业的学术重大系统课题，只是很多都为专家学者的东西却并未成为共识，所以在教科书中存疑甚多，有些还颇为令人费解，使之觉得难于接受了，因而自已才决定试着去谈点个人的观点，希望尽可能说明些问题。仅管这不会是我可以做好的，也无经验与基础，绕来绕去只得请有心人耐烦，看到最后的印象如何了。所谓个人观点也是社会上的，我只是把一些学者的东西由另碎集中后，突出成较为有代表性并能全面体现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而已，希望从中让大家对一些东西（与过去的观点）有全面更新的企图之。历史研究重大课题的成论，在中国不少是要重议和再认识的（因为过去我们缺失学术的正常争论现象），但现在尚未发现有学者能真正敢于创新，似乎都在墨守成规一样，我这也就是有点耐不住了吧。本文第一部分主要提出些问题和看法（是以我看我说我的观点而言之）；第二部分乃不得不对历史课题研究进行必要的回顾和了解（亦直接夹述夹议自己的异见）；第三部分则把我对此课题始末草稿整理附上，有利于大家对我的思想更有把握。面对如此重大学术课题本人不具任何社会影响力，只能尽心竭虑为之。最后遇到眼前发生空前的中共理论大争鸣（也是现今历史上一个更新时代）故颇多感言欲与众共识。我们理论上的缺陷现在社会与实践中都显而易见，不断引起争议和矛盾，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件大事，但并未从上至下得到解决，这是非常叫人极其担忧的。提纲挈领：本文观点不能接受中国近代历史分期以五四运动为现代界标的起点；历史上“阶级斗争”乃阶级社会的必然反映，并非就都能推动社会进步；农民起义如李闯王进京推翻明朝，反而导致清兵入关，实际在中国历史上蒙受的是一场空前浩劫与灾祸，造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真正落后。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是现代史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与组成部分；军阀时期在现代史上有它不能否定的另一面；孙中山的旗帜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现代化的正确方向，更是中国和平统一与民族复兴的社会思想基础；中国现代化必须建立宪政的法制化社会；建国后执政党要完全树立国家概念，正是这个问题上无论中共还是国民党，都有可为结论性的深刻教训：只有使政党政治置于国家之下，回归于民主宪政的法治社会去，才能真正代表全体人民与国家利益，这却正是世界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之一，更可为现代化理念的社会标志，也是意识形态的革命；和平环境下党权军权与民权三者在国家意识里，只能是国家实行人民主权的法治社会关系，这是改革开放的政治方向，使宪法基本精神能真正体现于社会当中，让人民有真正的权利，从而明确个人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中国从来不是一党制（党与党平等），法权管民权（包括党权军权），人民军队则应由国家绝对指挥，使政权成为法权，党权回归于政权与民权的正常范围之内，从而改变以党治国的传统与缺失等。上述内容由来已久，我曾多次上书，这次又就中国现代史的话题从历史上来认识。中共面临自身的彻底革命与思想理论挑战，实际关系共和国未来与改革开放发展及中国社会的出路。我非专家，无法从学术角度要求上真正阐明问题，却以自已的空间和自由甚至于惘顾左右而言之，首先是想要从思想文化和宪政意识上来结合历史加以认识。应该说政治改革需要时间，我们已赢得充分时间，适当时候使执政党还政于民，回归人民之间，为和平统一祖国奠定基础。但这只是个人设想，也当是民主宪政势在必行的趋向和归宿。

（一） 《中国现代史》的历史分期问题

关于中国现代史，在大陆现通行以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为近现代历史分期的界标，而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叙述概论、编撰成书，是中国通史之组成部分。认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此开始，与所谓旧民主主义运动绝对分开，使中国社会民主主义变革的过程，被分裂为两个截然区别的独立部分。这种明显割断历史的做法，造成中国现代史由于政治原因，出现两种各有内涵的编写，事实上都不能成立的。就学术而言，正是有些学者过去理论上一大谬误的思想根源，乃历史事实从来就只有一个中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始终是统一的。对台湾省当局来说，台湾省是不可分割的中国领土，不要置民生国是不顾痴心妄想，沐猴而冠，饮鸩止渴，自取灭亡，成为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千古罪人。情势不同了，今昔两别，只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便可与中共平起平坐，对等谈判，和平协商，为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作出努力，芳名丹青。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再版发行的、由王桧林任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史》，其“前言”指出：“由于从50 年代中期起，各高等院校历史系，都是把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的历史，称做中国现代史，我们沿袭了近几十年习惯用的名称。我们编写的这部中国现代史，1至6章是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至12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所谓“沿袭”即认同，可为大陆通用的历史分期定案成论。是否有其它保留意见或看法，“前言”中也做了较详实的说明，使读者看该书时先有所了解。这种态度是从实求是，非常可取的，不失一大进步的做法，应该表示赞同。仅管其内容与观点和前言所认识的看法，显见出矛盾性的一些问题存在。然而，王先生是大陆现代史研究当今可称“头面”人物之一，完全可以看得出来，较之过去的一些观点显然在与时俱进，有了很多很大的突破。这一点我深有感受和体会，读他的书亦不只这一本的。

我个人认为，上述这种历史分期的“沿袭”是否史实为是？今天在学术上还能站住脚吗？尤其是于思想政治的原因，由此而产生一些对历史研究中的严重不良后果，已显而现见。明摆着看到，有很多问题都亟待重新探究，事实求是的。这不仅是本人多年来一直思索揣摩的一个历史课题，海内外也都曾有学者对此表示过质疑。现今更值得就此学术问题，确实认真地展开再讨论，需与大家复议、进行商榷的一大存案。但我首先要提出，这种情况完全是历史造成的，在权力政治下思想上要求“一边倒”、“一刀切”，学术研究也就产生“一阵风”、“跟风跑”、“随大流”的现象，致使今天历史研究及分期问题存疑。它不是任何个人作用或个人行为的事情，与任何某人都无直接责任。只是政治不能阉割历史事实，歪曲社会真相，历史研究必须全面完整性地、务求做到客观公正而能科学理性的认识，回归学术规范的要求。历史教育应是完整的系统工程，必须以史论史明朗于史之。作为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乃不能抹杀、更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也绝对要完全包括在内，是其中一个主要内容组成部分的。一个中国只能是一部历史，没有中华民国史，就不能成立中国现代史了。尤其随着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发展形势的要求，过去通行于大陆的这种所谓“沿袭”的历史分期与内容概述，很多都成了学术研究的重大问号，甚至根本不能立足了。必须推翻重论，还历史一个公道，这是历史学者的责任。就历史而言中国现代史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为中华民国史，它不容否定之。必须史实为是回到历史里边去，是属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的主要内容组成部分之一（可称中国前现代史，亦为现代史组成内容部分）。历史事实求是绝对不容篡改不容剪辑，或断章取义去改变历史。最重要的是做到完整而真实，任何分割历史的做法，都是始终站不住脚的。

（二）

中国是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当中，逼迫着痛苦地进入到近代历史中去的，这是社会发展落后的反应（即后发被动型，这种落后的原因也就是历史研究的一大功课）。尽管历史证明中国并不同于印度，殖民帝国主义在世界上行不通。但近代改良主义的“洋务运动”与“百日维新”变法等，虽不能也没法挽救封建专制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却不断地激起了中华民族各阶层最广泛的爱国社会变革要求，发挥出旧中国在民主觉醒的伟大启蒙作用。知识分子（士绅阶级）在近现代社会变革历程上始终担负起主导型的重要角色，乃最早醒悟积极图变自强的政治群体与先锋队伍。改良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动力，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国不亡之民族革命斗争精神的一种反映和表现，唤起了全中国人民的觉悟。这种历史价值一定要充分肯定绝不能够去低估的，即逐步改良是社会发展自身必然的进程。它在艰难地推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步，更为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革命让开了道路，也是中国没有被殖民化的真正原因，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对中国历史发展有深远的重大贡献（中共学者称旧民主主义时期）。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理论开始真正为大家所接受，三民主义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旗帜，是全体中华民族大众参与的革命运动，从而揭开了中国社会现代历史变革的恢宏篇章。辛亥革命的成功有其必然性的历史因素，而一举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这是孙中山先生巨大的历史功绩，更是中国历史上现代社会变更的光辉起点与真正界始。也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在历史上无与比肩的。所以五四运动并不能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发轫，只是现代史上一个重要阶段的光辉标志。实质上新旧民主主义运动都离不开革命先行者中国现代化之父孙中山先生，他是真正从一开始就领导组织发动与推进中国社会民主主义变革，成为伟大历史拐点的光辉旗帜与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写符号，也是至今还一直产生伟大作用的现代历史巨人。辛亥首义就是受到孙中山思想理论影响而爆发的，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英勇开篇与第一声响亮的战斗号角，壮烈地发出了彻底摧毁旧社会的革命宣言，并联合北洋军逼迫着清末帝退位。辛亥革命的胜利开创着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亚洲出现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有如一轮旭日照亮了整个东方。伟大列宁非常振奋，也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向孙中山表示出由衷的敬意！就是北洋军阀时期，这种社会巨大变革的深刻影响也是随处可见之。普遍而广泛的革命作用，把中国社会推向了现代化征程曲折而艰难的历史前途，拉开了中国现代史的帷幕。这里要指出：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首先也是由孙中山先生直接发动起来的。他领导中国国民党组织北伐，同军阀复辟势力进行坚决斗争。随后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正确方针路线，在现代历史上国民革命进入了新的伟大转折阶段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接受孙中山的建议加入国民党，有力地促成北伐的伟大胜利，奠定了中华民国的政治基础，从而使一个崭新的社会体制开始在千古华夏诞生着。

（三）

中国现代史前期我认为有如下一个情况值得研究：从学术上看魏源曾经提出过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是在近代史上基本得以肯定的。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或许中日甲午之战的失败，正是有这种片面性偏失的简单看法之因素。而在历史学术研究中，也存在这种大过简单片面看法的情况。历史学家范文澜曾称林则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当时林一面积极备战，增设西洋大炮等；一面设立译馆，了解西方政治军事经济情况，据说他可为第一个运用国际法与英国人作斗争的中国人。而国人视英使对中皇不行跪叩之礼，乃是洋人的膝盖不能弯曲之，殊不知是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礼仪。林却在1839年9月上奏折中也居然说：“夷兵除枪炮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还认为“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就是因为这些荒谬的看法，林主持修建的官涌两座炮台，根本不能防御敌方从炮台侧后方发起地面攻击的设施，结果战事一开，很快被英军战舰和登陆部队双重打击下陷落。

学术求真务实。史当载事，方可再以实立言，而故文是言信，亦中表见于世之。立言而非是，未能事实求是，更以奇诡取胜之作，概予摒弃之列矣！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更应该注意的。夷乃古代士人自以“天朝上国”、礼仪之邦的错误心态，把中原之外的少数民族及外来异族视为蛮夷，即未能开化的落后民族，后来指一切外来异族的蔑称。并衍生出“尊王攘夷”之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的政治观念，甚至视夷乃蛮荒不开化之地。形成一个极少数人主宰国家一切的上层权力场，决定整个国家与人民的命运。这样便出现盛极而衰的历史恶性循环怪圈（所谓“周期率”现象简而言之即权力腐败现象）。不免弊政丛生，吏治腐败，朝纲废驰，军备不修。统治集团却大都醉生梦死，荒淫无度，以致民怨沸腾，一触即发，明朝就是这样被内部阶级斗争推翻的。而此时边陲民族斗争的主要势力则悄然崛起，虎视眈眈窥伺内陆中原富庶之地，见有机可乘便借故趁虚而入夺取天下。满清入关即是这样成势的，并反过来残暴地进行民族杀戮，以酷政恶吏征服奴役其他民族，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

中国近代史的落后也就在封建专制与民族之间的互相争斗中沿革旧制，被长期的传统文化所桎梏，终致亡国亡族之危矣。从现代历史来看，一个国家的落后首先是文化思想落后，而再致于必定政治落后的。中国的历史便如此，传统观念自视文明古国，天下中心，发达优越胜于异邦。周边国家乃“蛮、狄、夷、戎”，亦为宗藩隶属关系了。中国是“天下共主”，“德化蛮夷”，“涵养四方”，藩属国要来朝贡，立新国王还得经由中国皇帝册封。这就是说古代中国从不知道有西方外交概念的现代意识观点（闭关锁国而致，甚至连世界与西方都真弄不懂的），当然也就没有专门办理外交的政府职能机构，以依传统观念关系只有宗主对藩属的管理（称理藩院），所谓理藩即外交也落后了一个社会时代。乾隆朝英国使臣不辞辛劳万里来奔祝贺中皇八十大寿时，却闹出了君臣跪叩礼节争执的笑话，也显见到中西方思想与文化的差距。这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清政府闭关锁国不敢开放的政策，把西方世界完全置之度外了，东西方文化思想无法交流而又腐败无能，造成国民愚昧无知终致民族落后挨打。

进入近代史的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一方面不得不与英、法等国打交道，另一方面却思想观念和政体并未能有任何改变，还不知道要如何去应对适从变化的局势要求，却吃败仗亦不屑与西方社会“外交”，仍视列强乃狄夷，竟然把中外交涉这种最重要的国家政治权力大事，都由地方代行处理。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外交活动遽增，清政府初以地方事务先期让五口处理，后才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因五口位于南方以广东省多为交涉地，所以开始就由两广总督兼任），传统体制终于打开了一个小缝隙。而随着上海口岸的开发形成外交活动重心北移，五口通商大臣又改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设五口通商大臣其目的是将对外交涉局限于“地方”不让外国人进京城，在清政府看来那些蛮夷之邦是根本不能与朝廷直接打交道的。迂腐至此足可见清政府已无法担负起国家责任，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之际。

西方国家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迫使中国签订《北京条约》，西方国家取得了派公使驻华的权力。它对清政府来说可谓是一次体制冲击波而产生的巨变，即不得不学西法政体去应对之，百姓有人也亲眼见到了被描述成魔鬼的西洋人样。于不平等条约体系下北京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标志着中国仿照欧洲国际关系体制开始处理对外交涉事务，较之“朝贡体制”无疑乃为一个重大转型。而清廷根本不懂得西方政治与国家主权概念，把所谓“夷务”与通商等同一回事，甚至认为只与“狄夷”保持通商，而非外交政治关系的名分。这里面不仅观念上风马牛不相及，且使政府专职外交机构（实际上完全代表国家权力的国家行为），既做不到事权的完全统一性，更使许多外交权力主要掌握在封疆大吏之手。直隶总督便成了清政府的“外交部”，一度担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俨然为国家外交全局的把持人，历史上的“北洋系”即得名于此，后来也正是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成了清王朝的一大掘墓人。亦是闭关锁国不开放结出的社会政治恶果，完全不懂得国际关系准则（很多人当时连起码的常规常识也不知道）。明末清初期西方文化已通过传教士在中国发展，正是遭到康熙等人的反对和蔑视走上闭关锁国的，完全是为了封建统治集团利益而至有后来国家与全民族的历史大灾难了。康熙等人藐视西学认为与传统文化相悖，乃奇巧淫技会导致祸国殃民。而真正看出西学作用的光绪欲变法却遭到保皇派的扼杀。但后来还是在一些重臣的压力下走向西化之路，历史时代却没有再给任何机会。满清王朝晚期经受着“欧风美雨”的吹打浸袭，早已朝不保夕在风雨交加之中飘摇欲坠。其中“北洋系”终成中央政府难于驾驭的政治力量，对晚清以及后来民国的影响殊深，末了倒成清朝西归上路之“催命符”。如此结局是当初只知道维护传统礼制和面子，却把外交一直局限在地方而设立南北洋大臣所万万没有想到（可以说当时也是想不到的），此亦清朝灭亡的因由之一了。

历史其实并不“吊诡”，清皇无能只得靠大臣执政，这也是中国历史即传统政治一大特色。而面对中国历史我不仅有种沉痛，还更有悲哀和伤心。千年历史产生不出新的文化，不敌才几百年历史的新兴国家，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较世界历史里把中国落后与西方发达国家比，各方面都可谓是望尘莫及而只得望洋兴叹罢了。确与中国不同的是历史上当中国因鸦片战败向美国赔款时，美国政府却以清庚子赔款为经费，在中国培养一支到美国留学的社会现代变革人才。换句话说美国社会精英们，却早就为自己拓展世界市场，而在非常前瞻性的全球性计划中，培养中国自己的西方现代化人才了。这正是他们真的在以已之长技“授夷”，使“夷”变成“以夷治夷”的筹码（美国朝野当时不少精英认为应退还大部分中国赔款，用于组织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并在国际上曾力主维护中国疆域完整，提出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主义，且资助中国办西医院与现代教育学府等，让中华文化涅槃重生，可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开端。其中既有美国自身利益，对中国也起了很大作用，影响深远。看美国同英、法、日、俄、德等国的对华立场、态度、政策与利益是互有区别不同的，只是一些学者或许没有这样去进行具体比较研究之）。中国的现代化与美国人前瞻性战略思想的这种“远见卓识”，早已结下了不解之缘。大批庚子赔款的留美学子都成了中国现代化开拓的第一批人才、甚至于中国各学科担纲领军的奠基者，始终影响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所谓“脱美国化”，决不能脱中国现代化，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美国是近现代史上首先揭开新兴资产阶级革命，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国家。恩格斯1888年访美印象著文称：“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人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美国人“具有伟大民族的良好品质和素质。”尤其在文化思想方面是有可领先于当今世界的。而美国的社会精英也不亏具先见之明，确出不同凡响的先声夺人及惊世之举止，称得是一个高智商的现代化老大之国。同时也与各国之间拉开了明显的差距，始终有严重的利益冲突，这一事实是不能否定的，在全球化浪潮中更要认识到，外交上我们一定要走出意识形态的局限，以相互利益为前提（这里面就我们来说即以中国利益作基础的，此乃国际惯例。北洋军阀时期外国势力都支持袁世凯，而并不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道理就在其中。他们必须以自已国家的利益作取舍，袁当时是实权派可定中国政局）。中美之争不在武力，也不仅为实力而首在智力，即“软实力”概念，为美国人上世纪末提出的，可为当今一种全新社会意识，是在西方权利政治下多元价值观等条件之上成立的。软实力之核心当在“实力”二字，它有着社会综合性国力各方面很硬韧的要求指标，对中国而言则任重道远，与先进国家之间差距还很大的。

我本人是这样看的，它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中美关系发展如何首先影响的也是我们自己。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始终是无可抵御与抗拒的。（与友人谈及此，他还讲了民间猫虎授艺的故事，戏谑大笑）。宋健曾有过这样的评说：“毛主席读史是‘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无论是世界史抑或中国史，充满了算不清的旧帐，写不完的悲剧，剪不断的怨情。如果认真起来，对春秋战国以来的重大事件都要爱憎分明分清敌我，你会感到周围全是敌人难得一个朋友。事实上哪国没有被侵略过？就连至今的英国也曾被罗马帝国（公元前一世纪一一五世纪）、北欧海盗（公元五世纪一一九世纪）和法国人（1066年）入侵，被占领达800年之久。如果中国人今日仍以‘受害者的心态’去研究包括科学史在内的科学问题，那就可能走偏方向，远离与时俱进这个时代精神”。这一看法很重要，我们应以向前看的心态来对待外交关系，这是中国利益。中国社会变革在改造自己国家面貌的同时，直接影响并关系于整个世界。随着我国国力不断增强，国际间总会免不了有一些麻烦甚至阻力的。但大国外交上不仅需要实力为后盾，这里边更重要的是“软实力”为手段，即需要一种能以柔克刚刚柔并济的谋略和手腕。亦可称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求同化异，互利双赢共荣的和平外交政策。古人云：化干戈为玉帛不战而克之也。（《炎黄春秋》第7期43页伊里文中指出：“1944年法西斯已成强弩之末，国际形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外交官和记者时指出，战后中国建立民主政府，首要目标就是实现国家工业化。我们需要美国的援助与经济合作，这对于中美双方都有好处的，也会大大促进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实际上中美关系过去的历史皆为冷战结果，中苏坚持共产主义信仰，西方欧美等国乃反共，意识形态曾经造成过人类战争的灾难性痛苦历史，是上世纪最为悔恨的记忆，也是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

（四）

这里必须肯定，古老的中国社会，于近现代历史中是多灾多难的，现代化的脚步迈出得异常缓慢而沉重，付出了无比巨大的代价。当时，历经了一场急风骤雨的暴烈革命洗礼之后，旧的封建专制政府机器被彻底摧毁了，而新的民主政制却尚待建立之中，必然会产生一个历史“真空期”，于是新旧交换的更替时，历史常会出现反复甚至回到旧的社会秩序里去。中国古代史，可谓基本上就是这样“换汤不换药”的一种恶性循环中，趋向落后的。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就曾重蹈历史复辙，在中华民国史上，留下了一段北洋军阀执政的历史时期。开了时代倒车，却并非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一点也是大陆史学界值得深入探究的，过去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看法根本不对。（孙中山受美国文化教育，开始无法把权力放在问题焦点上，而是以改革旧社会为已任，后来才转变了立埸。袁世凯以权势定取舍，为自己图富贵名利，改革是大势所趋袁当然也很清楚。里边就有思想区别的。）历史就是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辛亥革命中革命派力量很弱，没有可能立即建立自己的政权和军队，这是当时的条件决定的。如果与掌握着军队的北洋军阀势力进行对抗，革命可能就会失败，并使历史步伐倒退和推迟，中国人民都要蒙受又一场“锅里斗”的自相残杀的历史苦果。孙中山看清了这一点，主动与北方军阀势力代表袁世凯合作，提出由袁世凯当民国元首的建议。也因为袁世凯的立场是支持清末帝退位，实行民主变革的。不但满足了袁世凯个人的政治野心与欲望，达成一种暂时的妥协，同时亦在历史上保卫了辛亥革命取得的成果。

妥协是改良主义在社会变革中经常成功采取的有效办法，从而避免剧变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和动荡。研究历史者都知道晚清皇权已经旁落，实际上掌握在北洋军阀之手。正是袁世凯出面迫使清末帝退位的，否则不可能会那末顺利实现结束帝制、建立民国的历史创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改良主义的成功表现。但袁以后却取消对清室的优待，几乎把他们推向反面，出现日本控制的伪满政权。就此话题我认为其中情况史当再说，至少有失信义于天下之先，单方面撕毁达成的协议不能成革命的理由这是应该承认的，若按承诺清皇室不致会公开投敌。历史过程中有很多地方要全面认识提高思想。尤其革命造成对全社会的破坏性伤害，及负变差式反作用力现象与很长时期难以恢复等更值得评估。非主流意识也是人类思维能力的反映，有同样价值的。无论革命或改良都只能在具体历史中去客观评价和认识，学术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理性思考、研究与提升。

民国政府成立之后现实条件与整个社会变革都是一场彻底的挑战。袁世凯并不是一个革命的政治家，更不是改革的思想家，只是稍逊于拥兵自重的一个军阀，对新事物还有所期待罢了。在国家政变期间暂时陷于一种呈分裂状态时，军阀势力都想以各自利益为主甚至于地方称雄，出现彼此争霸内战不停的局面，一时反而更有点弄得民不聊生了。各帝国主义势力便趁机进一步入侵中国，分别操纵军阀割据势力形成瓜分中国之势。袁世凯与日本军国主义勾结，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暗中秘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21条约＂以换取日本的支持，妄图复辟帝制自己登上皇位。结果造成列强争夺战中的反日，与国内革命派的联合讨袁，使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制并失败身亡。袁世凯死时很有悔恨之意，也知自己走错了路的，一代枭雄没有保住身后名节，也是我们很值得镜鉴的。而北洋军阀势力却仍然掌握着政权继续受到日本扶持，中华民国只是徒有虚名了（地理大发现之后国际社会关系，便成了所有国家都产生着直接影响的一种主导因素。尤其是后发被动型的国家可为现代社会的一大因素，是都无法摆脱的客观现实）。1912年清帝退位之后，在北洋军政府执政时期，除袁世凯之外还出现过三次都有保皇党参与的、企图复辟帝制的大闹剧。二次不果，第三次于1917年7月1日上演之后，总共不过12天就被赶除掉。这里边都有一个叫张勋的军阀参与，他的军队留着辫子称＂辫子军＂，思想顽固守旧，不肯接受新事物。历史上总有些乱世之人治国不行却是扰国的材料，张勋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挑梁小丑”，不识时务者。而每当社会变革期间时都有一些食古不化、不肯学习、不思进取者的人出现，会要顽抗到底以至制造事端发难，此当亦可认清防范之。

至而改良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开始退出于政治舞台，再没有能够真正可表现它的机会（包括孙中山曾亲自北上并病逝在北京途中之行，以及后来毛泽东重庆谈判、北京谈判等）。这是历史时代思想文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结果，决定了改良主义的命运无法改变中国历史的现实，且形成今时之社会状况。改良主义者有人骂为投降派，被革命主流意识所一直彻底否定与唾弃。或许亦是历史的悲哀，落后的抉择最终同样落后：这就是激进主义与极端化，不惜牺牲一切代价彻底破坏后再建设全新的社会。而社会变革的规律根本不会是任何人所主观设想得出来的。如同皇帝只能是一个，在中国却人人都梦想当皇帝就好。过去任何革命成功上台后，往往又会要去恢复旧的秩序，实行专制的权力政治。这就是中国古代历史，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从根本上发生彻底的政治转变。这里边就历史而能看出、也可以去比较认识改良主义对社会变革时代的真实性作用力（即价值）。前不久史学界王焱对北洋时期的历史撰文，介评陶菊隐著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很值得一看。他就指出，一个社会的政治领域、文化领域与社会发展，并不一定是同步的。这一时期很象德国魏玛民国时代，宪制初立，但宪政与共和民主还都很不成熟。政治的大起大落、动荡纷扰，很不稳定。而看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生存状况，当时的军阀武人，多少还保留了一些对于读书人的礼敬，在学术文化上政治干预较少，所以，那一时期的学术文化能大放异彩。由此想到北洋统治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有点类似于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了。

（五）

“提起‘北洋’，人们自然会想起‘北洋水师’、‘北洋政府’、‘北洋军阀’，（甚至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等一系列与清末民初政治紧密相联的词汇，足见‘北洋’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之深。而清王朝的覆亡与其一手打造的‘北洋系’却大有干系，这种历史的讽刺的确令人深思。”（雷颐：《“北洋系”是怎样兴起的》）。实际上这兴起之因也就决定了一种结果，它首先是无法选择的。我个人认为，历史上关于北洋军政府时期，当时军阀集团因站在革命军势力一边，平和地促成了清末帝退位的历史性变更，代表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可为改良主义在中国社会上的历史成就了，使中国社会由近代自上而下较平稳地解决了历史转换的时代大更迭，进入到现代历史的彻底变革之中，应该说这是有大功的。军阀势力中有进步的一面，即改良主义是占主流的。但他们不相信革命派与民众的作用，把自己视作英雄，自命不凡，对新事物、新思想并未真正接受和认识，必然要走向反面。这也是以史实治史的重要课题，做到以史辨是非真伪，明智识理，为后世明鉴之！袁世凯当时就有他进步的一面，对于平稳实现满清改民国的社会更替作出了个人贡献，这一点历史要肯定的。军阀中大多数人都是有爱国之心的，历史上也出了几个有名的人物，如冯玉祥就得到民众的肯定。他极力主张并促成孙中山北上，意图南北联合，以救国家。曾就任国民联合军总司令，在北方树起配合南方革命军北伐的旗帜。他与中共保持密切关系，改编整顿队伍，共同主办有“第二黄埔”之称的军校，由邓小平等人任教官、领导主持培养人才、奋起抗日等。实际上军阀执政，乃中国文化传统思想及社会条件所决定，强权政治即军权决定政权。所谓“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就是由一个湖南军阀叫谭延闿总结出来的，它在中国是一种历史传统。后来被称为暴力革命形式的“列宁主义”（有学者认为实质是布朗基主义）的一大原则，并以此划分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与否，殊不知中国历史本来就有这种思想的。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二、三代领导集体都是始终信奉这一信条的，毛泽东甚至说蒋介石在这方面也值得学习，还认为“老粗出人物”。

历史就是历史，此一时彼一时，就现代社会的思想，改变这种用军权支撑政权的权力政治，正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具体内容。这是我们总结认识北洋军阀执政时期的一个基本立场，但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可以说恰恰相反，完全避开了这一问题的实质，甚至仍然坚持用枪杆子掌握政权为真理。什么是历史呢？我很怀疑，历史与现实的作用和关系首先是思想认识上的。政权（包括党权）与军权应该服从于国家与社会，由宪政明确限定回归于民权基础之中。这种观点我们今天要确立之：建国后必须有完整的国家概念。《随笔》今年第2期，刊有张鸣写的《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一文，就主要针对北洋军阀执政时期的历史，提出了他的点滴思考，有关的一些看法与我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所见略同了。（有关这一话题最近也较热，我就看到过好几篇史话议论，是谈及于该阶段中一些重新认识的观点，也有较新的观点示众，使人能开眼界获益匪浅）。他说：“如果粗线条地概括，民国北洋这段，从北京政府的角度上看，大体上是袁世凯4年、皖系4年，直系4年，奉系4年，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依次各唱了4年的戏。”“比较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着下降线行进的。袁世凯时期，民国元年的国会，是全国普选的。尽管农民们未必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由别人包办着投的票，但普选的形式毕竟在，人为操纵的痕迹不大。其实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们的意志，选出了他们心目中应该做议员的人（有的地方人还在国外留学，已经被选为议员）。到了皖系上台，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弄出来一个安福国会。轮到直系出头，居然公开贿选，议员成了猪仔。冯玉祥联合奉系倒直，首先推出来的临时政府，居然连代议制机关都没有，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首领是大元帅。套一句俗话：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不见得都是我们教科书所说的卖国贼，至少也有希望中国好起来的愿望……。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复辟却总也实现不了（包括强人袁世凯所尝试的看起来仅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

反对者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北洋团体’的军人们。进化论的魅力在那个时代，显然不是其它什么力量可以抵销的”。张鸣指出：“这时的中国已被西方拉入了他们的世界体系，军阀政治无论在操作手段上多么传统，但毕竟摆脱不了现代性的印痕……。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不但没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两个方面特别活跃，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决’的方案，当发现制度改变没有能改变中国的时候，就更把努力方向投于伦理和文化改造方向。新文化运动本身倒无可厚非，但知识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思想，不仅过于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变革的真正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知识精英，又对好人政治、贤人政治有过多的幻想，基本希望托庇于某个好军阀，借助军事和政治的强力，实现自己的思想抱负”。“这一时期虽然也不乏有留学西方，专攻宪政和民主的学者回国，但就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并无多大起色，即使在学界也没有多少声音，学界丧失了对政治的理性思考的能力。相反，唯物史观的阶级话语，倒在学界逐渐发出大声，甚至占据主流。唯一有力的抵抗倒来自于主张文化保守主义的陈寅恪，钱穆等人。北洋时期这种沿下降线行时的政治演进，值得后来的人们认真地思考。在政治台前表演的军阀武夫们，不见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也不见得都是背后受帝国主义列强牵线操纵的木偶。中国政治从代议制逐渐演变为军事专制，最后变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治和军事专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绝非一句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可以说清楚。”

这正是我在此引用而所想表达的主要意思，我很有同感的。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上，民国历史的重要课题之一，亦在上述所言。北洋政府这一短暂时期，在历史上的真实价值，从学术上是不能因其丑像而被唾弃掉，这是历史学者的责任所在。正如张鸣最后结尾所感叹的：“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北洋时期纷乱的历史就更加复杂，这个复杂蕴含着机遇，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迷局的机遇。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北洋历史的时候，不要再放过了”。看来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认识，我们实在是做得很不够的，最起码的也应该承认，“帝制结束之后中国变了民国，在名义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经挂在了首都的城门楼上，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代议制政府。”但中国军队历史上就是权力政治即封建专制工具，武夫即军阀也是依附于政治生存，一般由政治领袖直接指挥的权贵势力代表人物，享有特殊待遇。在中国由于习武与习文的传统不同，武夫多非秀才，大都少通甚至不通文墨，而能秀才出身的儒将更可谓凤毛鳞角了。并且有些人也做过好事，受到民众赞扬的。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入侵时，曾想把北洋军阀头目作为他们的争取对象，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在这些中国军人面前几乎全都碰了壁。如已经变节的王克敏以师生情谊，欲拜会出任过民国总统的徐世昌，去拖他当汉奸却吃了闭门羹。徐向人表示说：我没有这种门生。段祺瑞也被列入在日军“合作者”名单上，为了不让这位有影响的国家要人遭受敌寇所挟持，蒋介石亲笔致函恳请南下，当他抵达浦口，蒋与少将以上的军官早已集体恭候迎接，段发表书面讲话说“为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防御能力的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而为后援，瑞虽年迈亦当勉从国人之后。”

曹锟历史上名声不好，有贿选总统之称，抗日救国中不少老部下沦落为汉奸政权要职，受日军指使千方百计地想拖曹下水，出来当傀儡，他却与夫人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日本人打主意最早的是东北王张作霖，但张并未屈膝就范，所以发生了皇孤屯事件把他炸死了。再就拿吴佩孚来说，也并没有始终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立场上，晚年通电抗日，坚决与自己的同胞为伍。日本亦曾派人拉拢他，要出钱让他东山再起，使之与人民为敌。遭他坚决拒绝，称“饥不饮盗泉水，热不栖恶树荫”。而且支持过五四运动，与苏俄保持联系，理解同情工会为工人主张的活动等。死后哀荣葬礼轰动京城，民间大众送行各界都表示哀悼，中共也给予评价把他与军阀之中突出来了，堪称民国的风云人物，一直至今还有人所提及。后来的军阀势力也并不是完全置于革命的对立面，不少转入了革命力量阵营之中，起过积极作用，在革命历史上也是有功的，这一点就值得给予评价。孙中山北京之行既要与张作霖等人在谈判桌上寻求南北共和合作、统一建国以谋民族复兴、大众福祉的事业。所以他们并非就是反动派，而正是中国历史以枪杆子出政权的结果，彻底改变这一现象，中国才能有现代化。

（六）

若以两分法、两点论来看历史，就要坚持史实为是，事实求是的立场，不能以偏概全，取之一点，不及其余了。但中国社会封建专制的文化传统思想，往往是不容思想自由，有可任个人选择主张的权利。权力政治就是造成中国历史落后的根由，因而也为现代史造成了严重恶果。蒋介石、毛泽东都是因此而留下历史千古遗恨的。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一直受到权力政治的阻碍，即社会现代化步履为艰，始终落后于时代与广大民众的期待。我们不能不面对这一现实，从历史中正确找到应该发现的问题，这乃当代中国学者士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革命曾使学术完全脱离自身规范。张鸣文中所谓“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其实是中国社会现代史上一大云谲波诡的晦涩景观。纸上谈兵，坐而论道，士绅阶层，尽善尽美，不遗余力，高起点、高调门，口若悬河。而中国的实际现实问题，比任何国家都要复杂繁重。面对如千头万绪的乱麻一团，总会有困惑迷艰的尴尬局势，甚至发生反向的逆旅，却正是军阀执政的事实。这种时候走老路几乎成为“惯性定律”，是值得研究的，因为新路有待拓荒探索，需要一个创立过程。革命只是一种手段，并不能就此完全达到目的，最终任何社会变革，都是在逐步改良的理性之中真正实现的，要为整个社会与历史都能接受。应该说逐步变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改良主义可为社会变革首选的最好形式。另外历史至今的一切革命派和改革家，在接受西方社会科学与文化知识的同时，可说从来就没有、也离不开传统思想文化和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习俗影响，这一点不仅北洋军阀、蒋介石如此，毛泽东也是如此，其传统文化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可随意拈来运用自如的。但中国历史的发展与现实情况，往往使人们当时只能选择革命的暴力手段，以尽快解决亡国亡族之危难，夺取政权被认为是势在必行的先决任务，舍此无民众与革命者的地位。（学术研究与历史的立场，较之革命完全不同。历史研究只能以学术规范，从史实求是中客观公允地评价，理性认识，用史治史，以史鉴世，启迪后人）。

中国现代历史上革命之后执政者无不如履薄冰，难择其善，成为政治上现代化一个凸出问题。军阀时期乃民国之始，武夫治国，他们可以说是根本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的。有点完全是惘然而不知所措（辛亥首义成功后，革命派的情况亦如此），受传统文化熏陶，只能沿革一些历史上旧的社会政制，以致皇权主义历史承袭的统治形式了，于是走回头路，出现开倒车现象。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甚至可比马克思曾剖析过的《露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尹振环就此写了《马克思与“秦家店”》一文（见2007年第2期《炎黄春秋》），他指出：“这一切的社会基础，就是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由于他们是零散的、单独的、彼此隔绝的、互不联系的，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因此，虽然有着相同的利益，却不易形成一个阶级，组成一个力量。由于他们劳动条件最差，劳动时间最长，报酬最低，文化物质条件最坏，受的教育最少，对社会的负荷最大，贡献最多，而享受最少，总之，处于社会最底层。因而是一个愚民、谀民、骗民、欺民、奸民政策最理想的滋生土地。正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们的立足基地。”中国的情况基本上当时还是这样。前不久《南方周末》采访杜润生老先生，他是毕生致力于中国“三农事业”的政治名人了，在他94岁生日时，老人把自己的如下愿望移交给大家：一是要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农民协会。可见中国农民的问题，始终是政治上中国的一大核心问题，当记者问及中国改革开放需要警惕什么？老人大声答道：“权贵资本主义”。

民间传说有关8341部队番号之源，倒可为一个有意思的俗套说教：辛亥革命爆发，风华正茂的毛泽东参加湘军。编入湖南新军混成旅第15标第一营左队为下士，领发到一个编号“8341”的汉阳造旧步枪。毛第一次拥有西式真枪便情有独钟，爱不释手，每天擦得锃亮。他离开新军时，上交了那支心爱之物，却一直念念不忘，终生入梦。后接受马列学说，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更对苏联十月革命心神领会，真正懂得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靠武装斗争，建立工农自己的军队，并且由党指挥枪，他领导秋收暴动，还不时把这些思想与那支枪联系在一起。在组建中央警卫团时，马上情不自禁地决定，用“8341”作为这支特殊队伍的番号。却不料无意间竟成他终身之忏，即毛泽东阳寿83岁，自遵义会议确立他的领导地位到去世41年。而“8341”作为一枝普通枪的编号，有着令人们如神嵌脉的猜思与含义，不能说不无巧合天成，既符合传统也符合毛的思想，无所谓去辟谣解释之。正如有人所言，历史是永无休止的争论，这有其客观成立的一面。它为一个始终而永久的话题，任凭人们数指评议，也只有历史能够让所有人痛改前非。毛泽东把“8341”作为中央警卫团的番号，也即枪杆子出政权，打天下保江山，由党指挥枪的意思，只是中国历史与战争年代决定的真理。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之惨状，可为中国历史长期权力政治背后的残酷写照。军阀执政不就是同样原因所形成的？无论古代、近代至现代都是这种强权政治的历史，换句话“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之。政权（皇权）由军权支撑，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都由强人拥有军队优势的强权政治专制，从没有根本的改变。实际上也正是这种传统政治的绞索，使历代统治者无免败落衰灭，形成中国由权力腐败而恶性循环的历史怪圈。现代社会是否还要如此，已成为人们一大争论的话题与具体内容。

权力政治下往往会出现盛世不继的历史，甚至朝代更迭替换，最终无不走向衰败覆亡。毛泽东在建国前被称之“窑中对”里就说过：“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但是由于他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极端偏执，把民主与西方政治混为一谈，二者结合成一体，使他对民主的理解后来完全反向，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可以说理论于这个问题而言从根本上就有错，给后人留下一道未能破解的难题。在今年6期《炎黄春秋》中有一篇春江写的《钱三强三次受挫》一文，钱曾经这样指出：“马克思说过历史上的政治家在夺取政权以后，不可避免的就产生皇权主义思想，视天下为私有物。仍然存在封建主义、皇权思想”。从这一点看毛泽东历史上是有过失的世无完人也。中共只有从历史中不断走出来，才能永久于未来前途。

中华民国史（包括北洋军政府在内）的很多东西，还有待进一步认识。历史的价值是珍贵的财富，把军阀脸谱化就看不到内在的东西。而且民国的诞生军阀有很大的作用。但他们反对革命，缺乏政治观念，思想陈旧保守，无法跟上社会要求，所以成为了革命对象，最终只能退出历史舞台。政治是高尚的志业，需要一种舍身奉已的精神，因为中国社会的传统即封建专制所决定，很多人都献出了生命，完全牺牲了个人利益，如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黄兴、蔡锷等，所以人们始终不会忘记他们。军阀大都不懂政治缺乏政治头脑，也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产物。但对军阀的认识也不能过于简单。加强对北洋军阀执政时期的一些认识，是以史明镜史实求是理性正确的学术思想态度。蒋介石由革命走向了军权加政权的专制独裁道路，也就是与军阀时期性质完全同样的传统强权政治。中共革命在这点上亦无区别，都采用武力权势定局，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国共可为“共性”的突出特点，仅管它为历史的结局，现今也都在转变之中。但历史却明示我们权力政治从无永远必然败落之。而西方政治就在于完会改变了这种传统政治，使社会不断趋向理性光明。

（七）

然而已为历史的是，在中国，权力政治却是一大社会色彩，乃中国的传统“世道”，后又成革命的主调，如聚众造反“吃大户”劫富济贫与强势暴动等。也为俄国十月革命的立国经验和主要思想精神。而中国人自己有这样的文化观念：江山靠打出来的，官逼民反，为奴隶或做山大王、造反争当皇帝去，“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一旦成功有一大批新的“既得利益群体”，可以彻底改变受苦受奴役的困境。这些人又多是负罪在身，或生活中已迫于绝地者为主，皆因生活无出路所逼出来的。横下一条心去造反做强盗，最终结果大不了一死。与其被困死还不如求得一个痛快，到死也不会后悔，便是在旧社会强权势力凌辱欺弱底下形成的一种民众心理。归根结底形成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的世道。有谓乱世出枭雄，时势造英雄也！（外国有人这样说：“我们每个人都是遍野尸骸上的国王”， 可为这种社会历史最好的诠注，亦是文明的反动。）这即中国历史从陈涉吴广起义就形成的道理，造大势惟恐天下不乱，以强力定夺。农民暴动都有这种状态存在的因素，对社会破坏性几乎是无法理喻的。而且目的道理有时乃至如此而已的极其简单：就在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过往往都是被“逼上梁山”，可说是至亡境而后存，置死难而后生也。此乃旧中国因极权专制压迫剥削而引发改朝换代的周期律（中共革命的初衷就在于彻底改变这一历史，真正解放广大劳苦民众，建立民主自由的新国家为广大劳工民众谋执政权。

美国革命建国时改变了这种现象，以国家概念取替一切权力，回归于人人平等的权利政治，消灭特权。华盛顿做出了榜样，从总统的最高权力上退下来，回到社会民众地位之中，实行法治的法制化社会，树立了完整的国家意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美国立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可称现代资本主义取得第一个胜利的里程碑。与此相反国民党北伐尚未执政便发动4、12清党，上台后以党治提出党国论的观点，结果走向反面。中共执政后也走了回头路）。凤凰网4月5日转载文章有下述观点：读中国史农民造皇帝的反确实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动力。但在争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领袖人物，不管是成功还是不成功的真正出身农民阶层并不多。通常都产生自一些好逸恶劳的“躁动一族”，也就是农村无产者流民之类，这些人往往能够聚众一起为主而肇事的。他们都具有赴死的坚定造反意识，亦带有破坏性的野蛮行为甚至亡命之徒。却很容易于乱世而从彻底拼死以求生路或荣华富贵中（即每在改朝换代之当口）脱颖而出，也就出“英雄”之辈了。这种现象是我们今天研究应该参考反思的问题，乃中国历史恶性循环的一大社会因素。人人想当皇帝维持强势形成的特权主宰天下。由于没有人权观和法治意识权力腐败盛极而衰，便出现这种恶性循环怪圈的周期率现象（如汉之刘邦明之朱元璋等）。

该文针对的是所谓“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巢之乱。自唐末至五代以降，中华民族总体国势便一直处于不断削弱的过程。到明末的李自成造反，可说都是如此，其中民族争斗，如元朝与满清入关及太平天国等，也是造成中华民族趋向落后的一大历史因素。即封建专制的历史传统与民族争斗矛盾，始终无法摆脱掉权力政治的恶性循环怪圈。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著名的一席“窑中对”，其内容就是这种历史的一个总结。当时中共处于革命党地位，毛泽东谈话中能够充分表达出社会要求的民众意愿。但执政以后毛泽东还是被时局与形势所困扰和迷惑，他自己并没有能走出来而苦果至今。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暴乱篡政，这种改朝换代的现象，过去无论正史、野史，其评价均是负面为主要的。后至当代社会，肯定农民起义是“官逼民反”、“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论为主要观点，乃推动整个社会不断进步的力量。亦完全忽视、甚至抹杀这种大动乱对社会的严重破坏和损害，也是学术思想认识上有盲点和误区的。一概而论不是、也不可能史实求是，以至于“一白遮百丑”，并非正确态度。还有人极力辩白美化农民运动的负面作用，那更不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也失去历史的作用。例如对张献忠在四川犯下的残酷杀戮罪行（杀人如麻，还吃人）就要以史而论，从思想道义上给予谴责。太平天国运动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打击削弱了满清统治，我认为并非就是社会进步的，满清代表的是中国政府，这也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和灾难。把太平天国运动说成是历史进步的东西不够说服力。

历史是以据为证史实求是的，必须用事实真相说话。中国历史上出现恶性循环之现象，即每一个封建王朝都会由盛而衰走向没落，这种怪圈的所谓周期率，不仅为皇权专制政治的因素，也是中国传统思想封建文化长期教化影响的结果。强势的统治集团在“皇权神授”的精神控制下，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把国家作为自已的天下奴役人民。而权力争斗与奢华极欲至腐化堕落、荒淫无道则必然走向灭亡。这里边长期的封建文化，却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专制思想工具及其制度。出于权势阶层自身利益的需要，又使这种落后的传统政治“换汤不换药”，还是要回到原来的社会秩序去。朝代更迭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皇帝而已，如明清两代就基本如此，国家并没有什麽根本改变或大进一步的，甚至更加封建专制，闭关锁国，近代由是渐趋衰落。因为这种暴乱完全是权力争夺，战乱反而给民间的正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对整个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与损害，在强权下总而言之是老百姓无辜受苦遭殃。虽新皇帝继位，都会相应作出一些有限的让步，如宽容缓减及暂时性地解决办法，很多情况下真谈不上社会发展的，于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只有开国皇帝或有可谓历史胜绩功名，会相应显现出“英明”、“英主”的。

仔细分析历朝末帝皆无能之辈为多，政业不兴，却又醉生梦死般的，民间怨声载道。尤其明朝酷政贪吏对老百姓盘剥无度，穷奢极欲，使得民不聊生。有些史学家忽视了这个社会腐败现象，历史研究一定不能套任何理论概念，只有从过去的“清规戒律”中走出来，才能使中国史学界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说阶级斗争历史，它却并未改变封建传统文化与社会政治落后，谈不上根本进步的。以文革为例完全反动更是倒退！既没有产生新的文化思想，反而整个社会都搞乱了，国人全民遭殃。我认为只有先进文化思想才會推动历史发展（如西方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而阶级斗争学术理论并不确切。中国自汉代以后封建传统文化，都是为统治集团政治服务的工具。正是这个原因改朝换代不会改变传统文化的说教，总是要以封建伦理道德作为借口，实际上维护那种“皇权神授”、“天经地义”的等级制不平等社会秩序。农民领袖也受这种文化影响（中国人长期在传统文化熏陶下生长，自小便耳濡目染）目的是造反当皇帝（或做山大王），享受这种最高的特权。所以中国封建王朝都离不开传统文化，以此维护自己的皇权专制，这种情况下任何起义，都不能说是有真正意义的社会进步。

（八）

中国社会就是这样被封建专制长期统治且以“天朝自居”，在虚幻的“世外桃源”领地中昏馈不醒，以至于闭关锁国而落后挨打，发生历史上八国联军入侵国都的百年耻辱。这里很有必要指出对义和团的功绩决不能以偏概全，八国联军入侵是殖民帝国主义武力强权政治决定的，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必须明辨是非的重大课题。中国老百姓虽然落后，但对外国人在中国无视中国权益与民族文化的行为，所自发产生的反帝斗争是无可非议且必然的，我们决不能站在一个另外的立场上去说话。造成庚子国难怪义和团运动不成为理由而完全是借口，主要在于慈禧为首的清政府无能，甚至利用义和团作为自己的挡箭牌，只是封建王朝与殖民帝国主义斗争的矛盾激化而产生的（有外国提出欲迫使“太后归政”，即以光绪为“儿皇帝”之说）。义和团表现的民族精神与历史作用不容否定和诽谤，我个人坚决反对把义和团说成是造成八国联军入侵的原因，落后不等于没有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此为西方社会常识常规），可任由外国人在中国为所欲为。西方社会那些“现代化”在不能为中国人接受的时候，难道就允许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吗？但是这场运动的结果相反，对中国尤其是义和团民众无疑是一场严重的灾难。中国人也要从中最深刻的认识并懂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任的政府，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条主要的经验教训。同时专制政治下文化落后，思想僵化守旧，民智压抑，社会缺乏创新动力，始终无法跟上现代化要求，应该看到这才是我们社会久而久之所存在的一大根本问题！

这里边也显见出中国社会太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根本不可能与西方以军事力量去较真的。光绪等人曾提出过用镇压义和团为代价，或许不会有历史上这场庚子国难之耻，中国西化进程也将可能会有另外的路径（即被殖民奴化）。但从当时中国已成为多国入侵地的事实来看，中国的发展受控于几大外国利益掣肘，亦决不可能会有今天国家与民族的独立自主，中国人自已当家的现代成就和倍感骄傲自豪的心情。而当时地方上出现东南互保等情况，国家已经面临分裂迹象，李鸿章这个人并非不想为君的，可能是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只得作罢为全身而后已。汉族久居人下受到压迫，在多国利益下中华民族内部必然分裂（太平天国就是显著反映），它实际上也是殖民帝国主义的目的之一（西方当时所谓民族自决、民主自由当中多是幌子，印巴争战即可为例），所以我不赞同一些学者（如港台海外就有人把义和团视为祸根）的观点。历史上中国首先是封建统治与殖民帝国主义冲突发生鸦片战争，同时又受中国封建思想文化的长期浸淫，在中国人心目中无法接受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观念。所谓民族性首先就是以人为载体，即群体种族地域性区分以及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西方文化历史的差异（利益）决定的。中国人这种自然排外的情绪在民族和国家间发生严重危机时表现出的极端行为，正是中华民族生存权力受到打击威胁下盲目产生出一种民族性精神的必然趋势。西太后是代表封建统治利益（皇权）的中坚势力，在封建主义与殖民帝国主义矛盾激化中，她完全利用了这种民族矛盾必然结果的暴力反动性行为，其目的也就是要想刺击伤害西方入侵者（于她本人而言也不过一种以牙还牙的报复性心理出口气，根本是不负责任的），却对这种会可能出现的后果根本没有准备（甚至不会有过认真考虑），等于让义和团作无谓牺牲品一样，是去白白送命。而她（们）是决不会以无数生命的代价当回大事的。光绪有西化倾向意欲变法而失去权力，这个人更有性格（精神）缺陷，他从小生活在慈禧羽翼下，权力政治实质上也就是能人（精英）政治，光绪缺乏治国经验能力，更不是安民济世的人材料子（可能是早已为殖民者看好的儿皇帝吧），历史条件决定了他个人的悲剧命运。

而革命力量早就在中国出现，孙中山成为了历史上中国新的一页（后来暴发的辛亥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应该承认清政府腐败无能是中国当时根本上的政治危机，使八国联军敢悍然入侵进京，因此我认为历史可以多方面认识，也不反对就庚子国难中义和团的负面研究，只是不能以窥一斑而断全貌。历史真面目决不能抹杀，更要接受事实求是（它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如果可有另一个选择的话，镇压义和团必然使国人失去民族自信心而被奴化乃至国家殖民化。光绪等人根本无救国济世才能，李鸿章、袁世凯之流也只能是苟且偷安，甚至全一已之私而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清政府当时已经出卖了大量的国土和主权），中国必然要四分五裂。义和团运动却使中国人民空前地投入于救亡之中去，可称为近代历史上中国革命运动打下了一个奠基典礼，内已显见的是同时使国家命运与人民利益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核心问题（“在世界近代史上‘1894一1900年的中国危机’或所谓的‘中国问题’，即瓜分中国的问题，业已成为当时‘国际关系中头等重要的问题。’”牟安世《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第2页）让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奋勇起来共赴国难，这正是中国的前途。革命运动在中国完全是由西方殖民帝国主义所逼迫而发生的，中国人民付出了血与火的沉痛代价。而这方面乃中共学者对历史研究取得过的重大成果之一，大陆学术界也似乎已早有共识了，牟安世的《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就很具这种研究的基本参考价值，是集这一成果的史实史料大成之著，又可为代表性地具体而有力的全面阐明，也是较为理性与客观存在的真实内容，作为一个中国人该如何来面对自已的这一历史，谁又不会要去从中深切真实地认识清楚的呢。“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事实最有说服力，永远胜过任何辩解，是最公正的。

但有些大陆学者近年来却一反常态，好象也要改变过去已成为共识的正确观点（袁伟时就多次抨击过义和团的愚昧无知造成了国家灾祸，这是很有些偏见的片面之词）。历史事实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封建主义的封闭式大帝国（有学者还喜欢于这大字前加上泱泱形容），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占统治地位，尽管非常落后，也已开始有商品生产并可能孕育着资本主义。但长期封建专政制度使整个国家与全民族都很陈腐守旧，各方面的发展都十分缓慢。这时殖民帝国主义发动进行的侵略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自已发展的道路，在社会转型中它不可能走向资本主义国家去了，而演变为有被殖民奴化和继续实行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这是中国社会在外力下当初转轨的典型特征：西方列强都知道并始终企图在中国培植一个能为自已利益服务的权力代理，所以很想利用清政府作殖民政策的傀儡以“夷”治“夷”，即维持封建专制的统治，不过清政府却未能放弃自身利益而一直没有完全就范）。英国没有能够实现把中国变成为第二个印度的目标，又再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但西太后在位时还是仍能基本上掌握政局应对下去。这里头一个重要因素是在此前后，中国正处于太平天国反帝反满清运动中，“当时‘满清皇朝之所以在中国当权，既不是由于它本身的精力充沛，也不是由于它的臣民效忠，而是由于列强曾经决意要它蝉联下去的这个事实，否则满州人也许不能苟全于太平起义之中了’。西方列强之所以决心要清皇朝蝉联下去，一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经处于它们的控制之下，二是它们需要借助于它来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参见牟安世〈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17页）。在屈辱之下清政府不得不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苟涎残喘，使中国丧失大量主权和利益，外国人却在中国土地上扯高气昂，享有种种特权，任所欲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逾百年的深沉灾难。中国社会由而发生了人们当时无法想象到的突变性的巨大冲击：清皇朝自身难保，国家主权受到损害甚至于处动摇不定之中；中国封建经济开始解体，自然经济遭到破坏，灭国亡族之势已成燃眉之急，危在旦夕，迫不及待地需要中国人民作出自已的选择。

拳民运动在民间开始兴起，当时本是一种民众自我保护意识的行为（即被侵略军践踏下弱势民族必然要自卫自保的一种自发习武练功活动，只是后被清朝廷所完全利用）。面对列强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在不平等条约下对外国人的一些当时还不能使中国人接受的东西，群众中有人所产生的一些破坏性打击报复行动，中国人民当时应是可以有这种权利的，因为它首先是在不平等的情况下出现的，而且政府又不能代表国家与民族及广大民众的基本利益了。当时洋人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非常严重，甚至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上海公园曾挂有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中国人的人格尊严都被剥夺和受到长期地严重侮辱。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众对外国强盗行径的一种自发形式上的反抗，历史上中国人民是真正的受害者，如果不然日寇侵华也就是有理由的了，这可以成立而为我们所能接受的吗！（后来中日恢复邦交时，我们连要求战争赔偿损失的权利也放弃了，中国人可谓伤心至极，日本国有些人却还至今并无真正忏悔之诚意）。西方曾也有人说过好像多亏英国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才得以走向现代化之路的，这种强盗逻辑我们可以接受吗？它使我想起蚂蚁咬死大象的故事：一只大象踩毁了蚂蚁窝，幸存的蚂蚁扒到了大象身上，都叫着咬死它，最后从象眼耳朵鼻孔里开始，慢慢地把大象咬死了。故事告诉人们：弱小者并不可欺，同样有生存的权利。而对义和团的研究有一个基本的民族立场（国家利益）和事实求是的学术态度，它是殖民帝国主义本性与清政府无能造成的，主要责任不在拳民们的愚昧落后。正是义和团运动唤醒了全中华民族所有人的思想觉悟，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和以后中共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奠定了社会基础。在此之前我认为中国并未形成自已民族的强烈意识与真正的国家概念，义和团高举“灭洋扶清”的旗帜从而使广大民众树立了这种坚定信念，中华民族才有了革命斗争的决心开始进入反抗到胜利的历史。因此它也是对中国现代史有直接影响的重大事件，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全面认识。

民族性是民族文化与一个国家的灵魂（即民族精神与民族利益），从而承先启后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这是传统文化的内含（核心），可谓现代国家利益重点的突出表现（民族特色就是一个国家最大的特色），它在中国现代史上乃是中共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民族精神、民族利益、民族团结与各民族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今天的光荣，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革时代事业胜利的有力保障。应承认对于义和团的认识我们已有了解，当时的行为于事无补，完全是清政府的不负责任最后酿成了害国害民的一场大祸（拳民行为受政府引导或控制，他们不应承担其直接责任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义和团对国家与中华民族的正面影响在历史上更为重要和长期性，被侵略的弱势民族当时是没有什么其它好选择的。我们在研究革命斗争历史负面性时，首先要肯定它对中国历史主流作用力所取得的正面成就，不然也就没有今天的辉煌历史，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历史上社会变革时代精神作用（文化思想）才是产生主导力量的（而经济并不起主要作用），就是落后也不能被征服中国近现代史证明了这一点。另外我认为与义和团不同太平天国虽然也反帝反满清，其结果和所发生的很多事情都相对说明，只不过是在自欺欺人与事实恰好相反，它加深了国家民族及人民的灾难，并没有也不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什麽好的希望。只是极少数精英个人利益与国家问题加以结合利用的发挥。与李自成起义一样（正是它使中国历史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民族间互相残酷杀戮的灾祸，实际上倒退到一个更加封闭落后的朝代之中），完全是中国历史恶性循环怪圈的重演罢了，它的结局到全过程已完全展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历史事实上看到）。

因此曾国藩、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平息疆域反乱安邦定国在历史上不是罪孽，它有利于国计民生与全社会的安宁，维护了国家统一和稳定，也是为朝廷命官在历史上身负的责任所在，历史研究不能去苛求古人，要服从历史的背景与现实以史论史（但范文澜对曾国藩的揭露有事实根据，曾的另一方面也是不能否定应承认看到的）。毛泽东早年对友人这样高度评介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蒋介石也曾对蒋经国说：“至于中文读书写字之法，在曾公家训与家书中言之甚详。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应该说太平天国、捻军等虽然打击了清朝廷，有它的理由和意义却并非就是历史应当肯定的，历史上清朝廷所代表的是中国政府，这是为历史所永远不能推翻的客观事实。而且这种造反也不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任何真正的利益与社会变革，反而使国计民生受到更大的破坏和打击，对国家破坏性极其严重。当然，这种民众造反运动亦是满清统治阶级民族压迫的结果，在历史上满清贵族可谓是血债累累的。所以这亦并非就是对过去研究农民运动（包括太平天国、捻军在内）的成果完全否认，只是我们今天全方位认识历史所必须有的正确立场和事实求是的态度。过去有些中共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却具根本错误而很多偏颇的，使我谈及到现代史时，也有必要给予一定澄清，目的是对历史负责任。

（九）

阶级斗争（即农民暴动）与民族斗争（压迫），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的社会现实情况，也是权力政治的必然趋势与结果。元朝且不必说，但明朝是被这种阶级斗争推翻的。满清入关中国社会又因民族压迫，民族斗争开始再次上升到第一位。反清斗争一直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中国社会才从这种社会不平等的强权政治中有所猛醒觉悟。这时马克思理论传到中国，形成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却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毛泽东称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指导社会变革的。实际并未能改变这种历史怪圈恶性循环的现象，也无法在根本上真正推动中国社会彻底进步。建国后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独断乾纲，大搞阶级斗争，事实上一党专政，几乎使共和国倒退了一个时代，濒临于崩溃边缘。“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是毛晚年不保的真实原因。中国历史的改换朝代自秦始皇至汉以降，再没有新的文化思想产生，满足于农耕经济的自给自足（尽管中国人大都有种吃苦肯干、勤劳奋斗的精神），一直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传统模式沿革下，始终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本质上中国传统文化沿袭到宋代儒教，更加腐迂陈旧，完全与孔子本人的精神相悖。不过文化哲学上历史文明进步的一面，早已使传统政治即封建专制空前完备健全，能够摆脱（或不囿于）恶政暴政，以循为善地趋向人性化的封建世理道德。这也是《春秋》的社会贡献与《史记》的历史作用，封建制与奴隶制区别的政治标志之一。统治阶级从中懂得自己需要人民养活着，就必须维护保持“亲政为民”的一面，使天下“归心”。在能够养活着万民的基础上，以强化皇权专制，维护自身利益，巩固统治地位，避免百姓造反。无以养民的皇帝只能自取灭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仁政”。即是以桀纣王的下场为镜鉴，可称封建王朝的“文明” 一面，也谓“自成景观”了。

15、16世纪西方新文化思想通过宗教传道士东入，在中国这个自然封闭条件强的世界第一大封建王国，遭到统治集团政治上强烈的坚决抵抗并扼杀。中国社会以统治集团利益为中心，也是长期传统文化形式成的核心，走上了历史落后的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甚至“万邦之首”自居的衰败时期，几乎置国家与中华民族亡国灭族之危！有很多人至今看不到或根本不承认这一点，正是中国史学界可悲叹的事情。尤其明、清两代统治集团完全站在既得利益立场上，使民族与国家利益服从于统治集团利益，这是中国社会落后即权力政治的历史表现，造成整个国家与全民族的根本落后（即历史的落后是政治落后与思想文化落后），专制极权恶政最终走上亡国末路。这里边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一大历史缺陷，是没有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观念），极力维护皇权等级制秩序，强化奴才意识，从而缺少阶级互动的思想制度。科举制并不能使各阶层的阶级关系发生彻底变更，只是极少数个别人才的荣华富贵而已（即精英化特权制等级社会），真正的老百姓极少能出才子读书人的。而阶级关系互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与活力源泉，只有在西方“天赋人权”、与生俱有、人人平等的意识中才能真正出现。中国古代历史虽有人说过：“居庙堂之高则犹其民，处江湖之远则犹其君”的话，却没有相应的社会条件环境与具体制度，更失乏这种真正的精神境界和文化传统。土绅阶级多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的，它成为中国历史的另一大特点。权力（皇权）政治不仅造成历史上经济发展缓慢，民意不达，民智不发，更使这种皇权主义本身趋向腐败，往往由盛而衰，不可能永久，必成一条自取灭亡的“吊胫绳子”，是社会落后不断改朝换代重演的周期率现象之真实根由。传统政治的要害就是权力与文化之专制腐败，乃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特色。

我借此还想指出：毛泽东在延安讲过著名的“窑中对”，曾明确提出过让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政治思想内容。但执政后没有做到这一点，工农民众并没有真正的话语权，才导致了他晚年犯的严重错误。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既是法治的法制缺陷，更为社会现代化的损失和阻碍，不少人现在都看出了这一点。最近网上有人总结这段历史提出了三大矛盾的观点：就是中共党的阶级性与国家权力超阶级性利益之间的矛盾；中共党的意识形态鲜明立场与现代执政意识形态兼容并包、以法典宪政立场为基础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共党的社会基础与执政权力的全民性国家利益社会基础之间的矛盾。它是中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所必然发生和存在的根本变化中三大突出矛盾（其中包括少数反对派合法的权利），这正为中国社会当代历史的现实课题，即建国后必须树立有一个完整的国家概念的思想意识。中国现代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搞阶级斗争及任何专政学说理论都没有社会主义，不能根本代表国家与全民利益，更无法实现和谐社会，与人类社会趋向文明发展的潮流相悖。

毛泽东晚年是真把自已当成“帝王”又代表人民，在一片万岁声中独断专行，我行我素，自以为是，就因为没有法治制度约束（他自已也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却受掣理论偏失，完全不接受西方文化）。同时我们看到欧美国家在“天赋人权”基础上，以人文主义发展的民主、平等，自由和法治的社会公共关系；保障并强调私有财产（乃民生既能让民富，有民产，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剩余价值首先是人类智慧与劳动的结晶），及个人对社会的公共责任；对政府公权力的制衡，防止滥用私权，限定政府作用（权力）主张最小；还有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选择性、民享权等，民主宪政的法治社会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思想，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并包括个人自主创业）而始终保持社会活力，能具理性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配合资本市场和社会供求为前提（市场经济也是法治下完备的法制化经济），丰富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品种质量；使西方发达国家能成功地不断解决着现代化管理的基本要素，以促成社会各阶层的积极互动，从而保持繁荣和不断地发展进步。换句话说是文化思想观念改变了西方社会面貌，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所要有的明确方向。

（十）

下面回到本文正题内容上。孙中山从苏俄胜利中坚实信心，在苏俄帮助下开始建立自已的革命武装进行北伐，从而决定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命运，革命成了唯一的选择和出路。改良主义再无立足之地而逐渐告终。它也决定了国民政府以后要出现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以及毛泽东晚年犯错误及中共建国后走弯路的历史。因孙中山曾提出过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设想的社会逐步变革思想观点，后却为蒋介石搞专制独裁统治找到理由（当然它并非就是孙中山先生理论上的错误）；毛泽东在建国的大局稳定时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后来也走向了反面，这是不能否定的事实。原由皆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直接相关，完全没有人权和法治的法制观念，社会意识与制度都跟不上去。所以文化传统历史及思想意识，决定了国共两党要走向完全否定西方政治的发展道路。国共两党可以说关系微妙，都有以俄为师和走俄国人的路这么段可谓同向之历史，蒋公开反共后并未在政治上接受西化的政制，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所以也使西方国家与他经常发生矛盾（研究历史者应该发现，蒋与西方的冲突中主要表现的还是文化思想的差异，这里边我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人治与法治的区别）。在中国强权就是人治和政权，自古历来如此所以会有北洋军阀执政的现象，军队是专制工具军权决定强势政治与权力。

北伐胜利中蒋介石翻脸；1957年中共会要搞反右斗争等成为中国现代史的深刻教训，这是我们今天值得认识的。西方宗教改革与文化启蒙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因封建专制而无法出现，扼杀了广大民众的创造性活力，是社会落后的痼疾（即专制极权）。人治社会必然造成盲目的权力崇拜及个人崇拜，以至愚昧无知让人们依附精英权势，也是不平等的权力政治特色和规律。乃不平等之皇权、神权、族权、还有夫权，就是没有民权（人权），被称为中国人身上的四根绳索羁绊，是套在民众头上的精神枷锁与“紧箍咒”。束缚了国人“民智”的开化，梁启超曾提出开民智的新民之论始终具有针对性，是中国历史即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灾害，中国近现代衰败落后的主要因素。没有人权民无自由，只能为奴才。后来邓小平这样认为：要千方百计让全国人民的脑袋来代替总书记、总理的脑袋，我们再聪明也聪明不过人民。而早在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论著名的窑中对时，毛就说了“只有人人起来负责任才不会人亡政息”的话。以后中共执政也同样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式，这里面最大的内在困扰是文化思想上激进，中国历史传统从来没有天赋人权、生而平等的人权意识，始终在权力为中心的等级制社会秩序中恶性循环，即精英政治无法走向民众权利的现代社会去，加上闭关锁国与传统封建文化具宗教性质的自然排外排它性，造成了中国社会现代化最顽固强大的障碍（也是最终最大的思想障碍）！不树立社会上人人平等的权利观念，形成民主自由宪政的法治环境，也就决无中国现代化的未来，甚至重蹈历史恶性循环的怪圈。

如果今天我们再回到历史中去，可以从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与保守的顽固派相区别）如严复、张謇、梁启超、蔡元培、章士钊等的著述演讲中发现，他们当年的一些立场观点和基本主张，与革命派目的可谓趋同，而且改良主义更具理性的睿智光芒，思想更注重于民生和社会安妥稳定，反对过激性行事及破坏性活动等这些都是很难得的，完全符合社会变革具多元性、只能逐步改良变革去实现革命的最高境界。因为历史是螺旋形上升状推进的，更符合社会不断进步的客观发展轨迹。它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应承担的一大主题，中国历史内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社科思想理论科研课题。我认为要在这方面重点专题探讨研究，服务于社会与历史的进步。尤其是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几乎就成了“唐僧肉”，谁都想争着吃天下何能太平？社会主义只能是民众的事业，就中国的实践经验而言，我认为可以说即是民权民主民富民享民立的现代社会，换句话说中国要做到还政于民的科学社会主义！

（十一）

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今天有人认为这不对，著文要翻案的趋势，这其中亦是矫枉偏正而过犹不及之！余英时就曾这样认为：“不幸的是在20世纪，传统得到了相当负面的意义，通常被认为是和所有现代价值，诸如理性进步自由、尤其是和革命相对立的。从历史上来说这种对传统的负面观点，有其来自启蒙时代的渊源。大体而言，启蒙思想家认为任何传统都是人类进步的阻碍。”“在早期去掉传统糟粕几乎被当作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然而当现代化过程的经验研究渐渐成熟后，传统的真正价值才被缓慢地再发现”。“到了70一80年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建设性关系已经稳定地建立起来”（载香港《九州学刊》1992年第5卷第2期）。事实上当时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具体情况，出现反孔是“几乎被当作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非此不为而行不通了，且中国已面临亡国之虞。本来儒家纲常名教历史上就是封建统治的社会思想工具，当时反孔又具有现实的重大背景，对历史起了非常有利的推动作用，至今也为中国现代化一大切实课题。当然“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建设性关系已经稳步地建立起来”。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光大传统之。

南京政府在南北议和成功后，北迁到北京，由袁世凯接任民国大总统职位。袁一上台，就下令尊孔恢复旧学，以此作为他治国的方略。1913年10月公布的《宪法草案》提出：＂国民教育要以孔孟之道为修身大本＂。1915年1月又颁布《教育要旨》，提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忿争、戒躁进”作为要旨。并于同年二月的《教育纲要》中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孔孟以致其用＂。要求各学校“均加读经一科”，正式恢复读经书。与此复古现象相呼应，各地都开展了建立“孔道会”、“孔学会”等尊孔组织，鼓吹封建纲常伦理。在辛亥革命洗礼后，妄图重兴旧社会秩序，力倡孔教为国教。这也使近现代历史上，有人多次要立儒教为中国宗教的努力主张，被时代所排除。梁启超先生正是在那个时期，发表著名的孔学为传统文化而非宗教文章的，关于孔学与宗教的争论却一直至今。个人认为孔孟之道在历史上的价值，自汉以降实质是中国崇教的一种具体表现，在发挥出中国宗教更甚的作用，就宗教论又与西方宗教有别，即其封建属性。而很多人至今一直在为此努力，任继愈先生就是其中有名的一位。我本人虽是尊孔崇儒者，又支持认同历史上五四反孔的。当然传统受到革命冲击，说明只有现代观念更新才有传统文化的出路。民国之初大清帝国的“遗老”们都以康有为所代表，在当时创办了一个《不忍》杂志，发出非孔教不能救中国的惊世狂言。到处大肆诋毁民主共和制度，做了反历史的急先锋与抢弹，妄图以传统文化代替时代思潮，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巨大阻力和障碍（康有为最终也只是一个反面教员形象，一直在历史上相形失色并不光明）。

袁世凯称帝举行祭孔仪式，试图以此清除以革命带来的在中国大地上迅速传播的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与宪政思想，给复辟帝制的政治企图大造舆论声势。共和国的成果面临消失殆尽的命运，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开始了第二次革命的英勇斗争。历史上中国现代化中革命派总是占据主流意识而为代表的，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一大主要特点之一。这里必须特别指出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是没有出路的。史实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孙中山这样的伟人，中国现代化进程将难以设想。像严复、王蹈等人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拐点上，不可能有一种敢破敢立的斗争精神，为国家与民族振兴做出自我献身的伟大革命牺牲的。孙中山自小受美国教育，切身感受到中国的落后。同时大批留洋学子也从国外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决心以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为学习榜样（通常我们所谓西化之争的因由也），从内心深有体会地发出了时代呐喊，成为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锋与栋梁。他们奋起而为之，点燃了革新之火，中国现代化就是有这些优秀儿女，才有今天的可喜局面。这也是五四运动的时代之光与不朽的历史大功绩，没有他们决无现代史中今天的辉煌。（吕正惠在《读书》2007-8期上撰文说：“在世纪之交我慢慢厘清了一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似乎比以前更了解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学、新文化的发展与现代中国的关系。”他指出：“新文化运动当然是为了改造旧中国，也就是以启蒙来救亡。”并且认为“这样的启蒙运动后来分裂了，变成两派，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派(本文注：这里所谓革命派首先应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组成北伐革命军，孙中山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广泛最优秀最具代表性的革命杰出人物和领袖，因此就当要包括于内)。

革命派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下全力支持国民党北伐，终于打倒北洋政府。但北伐即将成功时蒋介石却以他的军事力量开始清党，大肆逮捕屠杀左翼革命派, 主要是共产党员，也有部分左翼国民党人。就在这个阶段原来采取观望态度的胡适改良派才转而支持国民党。这样国民党保守派和胡适派（以下我们改称自由主义派或自由派）合流，而幸余的革命派则开始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武装斗争。抗战后期形势有了转变，大量自由派开始倾向共产党，其最重要的力量组织了中国民主同盟。到了内战阶段知识分子倒向共产党的情况越来越明显，最后当胜负分晓时，逃到台湾的只剩最保守的国民党员——很多国民党员投向共产党，以及一小群自由派——连与胡适渊源深厚的顾颉刚、俞平伯等人都选择留在大陆”。“不管大陆自由派和共产党的关系如何，但有一点看法应该是他们共有的：他们都知道新中国的重建之路，并不是循着五四时代向西方学习的方向在走的”。

吕正惠说：“虽然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初期学过苏联模式，但为时不久这个政策也大部分放弃了......我们也很难为这一政策命名，但可以说它绝对不是西方模式”。“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共产党内部有关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现实问题的辩论与路线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也是历史现实的合理现象，一个古老的中国不是可以轻易改造过来的。像大鸣大放与反右——这是一个事件的两个阶段、文化大革命——包括林彪事件、和改革开放就是内部最大斗争的反映。应该说到了改革开放共产党的‘革命阶段’才完全结束，大陆进入‘后革命时期’。”传统文化是中国历史落后的社会根源，革新派（含革命派、改良派）于中国现代化变革过程中功不可没，永载史册的。也只有在社会现代化的伟业之中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真正作用，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一大永久性思想财富重放光彩的。《南方周末》曾刊登了陈仓的短文这样写道：“就百年社会转型的大时代而言，如果政治儒学‘光芒万丈’，神乎其神，则李鸿章等人不必搞‘洋务运动’，‘戊戍六君子’不必提着脑袋搞变法，孙中山不必推翻帝制，革命先驱不必远涉重洋，寻求救国真理，革命先烈不必为追求民主、自由、正义和科学抛头颅，为打倒专制腐败的蒋家王朝而洒热血，中国也不必搞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向后看没有出路”。亦决不能把五四运动与“文革”去相提并论，二者乃风马牛之不可比，有着根本的区别，性质绝对不同！

（十二）

五四运动是历史上取得胜利的群众自发爱国反帝、反封建政治运动，始终影响于中国社会现代化，同时也是新文化的思想变革运动，兴社会现代之新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巴黎召开和会，中国是参战胜利国。会上日本却公然提出，原由德国强占的中国胶东半岛和青岛地区归日本管理，即为日本占领地。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表示反对。（当时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是顾维钧先生。会上日本代表牧野要求，战败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应由日本继承。顾先生站起来冷静地说：“西方有位圣人叫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耶路撒冷如今成为基督教之圣地，谁也不能侵犯。我们东方的圣人孔子，不但在中国、就是日本也承认为圣人。山东是孔子的故乡，是中国人的圣地，也是所有认为圣人的圣地，又岂能容侵犯！”牧野被奚落得哑口无言。）

消息传到国内，引起全民公愤，舆论大哗，于是有＂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当时运动从北京迅速扩及全国，各地相继罢课、罢工、罢市，强烈反对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并以强大舆论向世界和会发出抗议和呼吁，最终迫使和会搁置日本的强盗要求。五四运动是以北大为中心发动的，又于新文化运动之际，除反帝反封建为内容外，还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著名口号，这并非偶然的。此前，北大就发起了轰动民国的新文化运动，以文学革命为突破口，其内容不断扩大深入。接着与＂五四＂爱国运动相互结合激发，开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政治的新局面，成为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一块光荣的里程碑。（北大前身是美国用庚子赔款在中国设立的燕京大学，曾任校长的司徒雷登，后任美驻中华民国大使。毛泽东写过《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这位一生具有中国情结的美国人离开了中国。直至中美复交司徒雷登骨灰还是回葬在这块他不舍的土地上。而他的学生却早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人才，还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著名女作家冰心，以及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女士等很有影响的一些人物）。五四运动被纳入到新文化运动的范围内，激进的革命派力量（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成为现代历史舞台的主力军（中国现代社会蓝图的设计与描绘师）。他们对传统文化思想开始决裂，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可谓中国历史上的启蒙运动，把中国社会的历史车轮，真正推进到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上。其意义和影响极具深远而长久之！它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真正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工农大众的伟大力量，推动了马列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提出，非科学与民主不能使中国社会得到复兴，而且提出非反帝反封建并举，不可以完成中国革命大业的。一部分受苏联十月革命影响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不久之后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运动走上与马列理论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应看到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在中国扎根成长，一开始就乃很自然而普遍广泛传播的，成为了中国社会变革实践的远大目标与崇高愿望。它从来就不是仅停留于书本上、供学术理论探研的抽象条文或死板公式，今天更早已发展成中国现代社会历史的一场彻底变革的政治运动，而且最为中国广大民众所接收的。

孙中山先生也因十月革命胜利，和中国发生“五四”学生运动，而深受鼓舞和巨大启发，致函于国民党员，嘱他们“务必懂得这次运动的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期间他对自己“奔走国事30余年”的亲身体验，作了深刻的理论认识与思想总结。殚精竭虑，一直呕心沥血，写成了《知难行易的学说》和《实业计划》二书，加上1917年在上海写成的《民权初步》，合成了有名的《建国方略》。在对三民主义的阐释中，孙中山的思想与时俱进，形成更加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变革需要的全新概念，即新三民主义理论。为中共后来领导的、毛泽东提出著名之《新民主主义论》奠定了社会思想基础。新民主主义就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毛泽东曾经这样明确说过。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也都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忠实信徒”，最先从事的革命事业就是“孙文主义的事业”，即中国社会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中共后来走弯路便在过急改变了这个正确的方向，犯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受苏联影响），这是中国现代史最值得很好总结的深刻教训。

自此形成了一个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是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政治纲领，及中国自己最早的当代社科理论指导学说。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事业，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至今还在启示我们，有着积极的现实作用。乃中国社会发展建设、民族振兴、祖国统一的指路明灯与奋斗旗帜。孙中山不久就采取措施，指挥北伐，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把中国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内，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中国新式的资产阶级社会民主革命由此发端（即毛泽东后来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运动），可以说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变革，也即新兴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主义革命（今天应为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中的内容）。它并不是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这可能导致了毛泽东后来的变革思想。（1953年调邓子恢进京任农工都长时毛说：“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就农村来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做第二篇文章”。已看出他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解的偏失与错误，且有结束民主革命搞社会主义的想法了。对于西方民主观念意识，完全被他排除根本不能接受。对革命事业的理想主义与苏联模式，造成后来大得不能再大的历史性失误之严重结果和灾难）。五四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中国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看到了黎明的曙光，这就是不西化不能救国，在五四运动和新思想激荡中，出现过文化与实业（科技）强国富民的潮流。革命派深入民众，在社会上广泛发动各群体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救国斗争。革命思潮基本荡涤着一切保守派与改良主义的社会变革企图，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之主流。

令人慨叹不已的是五四运动后，革命主流意识并未回归于文化思想建设上，而是趋向于暴力强权的崇武精神，即完全对权力的迷信。蒋介石访苏回国所学到的就是以党治国和强权专制思想。中共更在苏俄的直接帮助支持下，以武装夺取政权为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了。人权、民主、平等、自由及分权制约监督的法治等西方文化曾完全被否定，这正是中国现代历史的时代悲剧（建国后中共党内第一次重大斗争的高饶事件，其中高岗问题首条即“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所谓“军党论”，这里边对党指挥枪执政之事的观点很露骨，毛离京轮流负责也是刘少奇提出来的）。而今天的情况国共两党已正在转变，它却仍是有待客观正确地科学认识的。应该说真正的问题不在回归传统文化，实质乃新文化即现代思想观念的建设。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反帝斗争也是历史上的民主运动，对中国社会始终产生出深远影响的思想文化作用。这里我想谈到亨廷顿说的一段话（他好象对中西文化有过比较研究，曾因提出“文明冲突论”在中国受到批评，而学者是当有自已的观点），他说“伟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像回教或儒教都是各种思想、信念、信条、论点、作品和行为模式十分复杂的综合体。任何主要的文化、甚至包括儒教都有一些与民主相容的成份，就像清教和基督教中有显然是反民主的成份一样，儒教民主也许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辞，但是儒教社会中的民主则未必是”（亨廷顿：《第三波》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十三）

最近有人说五四运动过度贬低传统文化，使我们变成民族虚无主义者，大学生了解西方比中国历史还要多等，不能说不是同样偏失，过度贬低历史了。五四与“文革”有可比性吗？到底应该如何认识才对呢？看当年参加或接受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前辈中，不少后来就为国学、民族文化大师的，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毛泽东、鲁迅、章太炎、蒋介石等。他们的民族精神传统修养造诣极深，使新文化开宗明义、弘扬历史、引经据典、推陈出新、批判继承、教育人民，更放光芒，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历史上当代著名人士、民族精英，都受到过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影响，可以说乃是造就人才辈出的时代。例如历史学家范文澜等人写的历史文章，仅管有些观点还待重论，但对晚清投降派的揭露批判当时影响极大，使蒋介石与汪精卫终于划清界限（即“曲线救国论”），坚定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蒋开头是不抵抗而怕事的。发生9。18事变前后，东北军不抵抗行为，被国民党元老、北平民国大学马君武写过两首诗，斥毁责难张学良，在社会上一时影响很大，本可谓子虚乌有的事能流传全国，原因很简单，不管真象如何，不抵抗有罪，又不能讲清楚的，所以老姓也就会信。

革命新文化溯源接流，溶古汇今，扬弃进取，开拓创新，不正在大胜历史传统、建设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社会吗？怎会是“拦截了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流”呢？我只觉得社会上出现的任何事都不会是孤立的，一种倾向性背后可能隐藏着另一种倾向性。而历史事件一定不能够脱离当时的背景与实际，学术自由要负责任，有其自身规范要求。切忌主观片面，搞一些“摸象”的学说出名，以至于哗众取宠，故弄玄虚炫耀，以倾向性去代替事实而说话。对权威专家的成论认识，更要允许质疑，大家能探索发现，心得认知，深有体会，以维护学问求切实真是的原则。五四与新文化运动都有重新认识之处，但说什麽使我们变成民族虚无主义者，叫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这种提法不对，亦非什么过度贬低传统文化，历史上它本来就是衰败及负面的，我们至今还吃这个亏，即封建主义文化思想流毒。我认为有关五四的话题都要与新文化思想运动直接联系，否则将失去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一个重要发展新阶段的意义。也就是说乃新文化思想运动，推进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真正步伐，开始改变中国社会精神面貌。而五四运动就是因为与新文化运动相结合，才能够正式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胜利里程碑。换句话说，五四运动也因为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受到直接影响结出的历史果实，于是能在中国历史上独放异彩的。谁把这一点丢了，就会完全脱离历史。

这是我对周策纵《五四运动史》一书的看法。即新的文化思想产生，推动中国现代历史进步，周先生与我的看法是一样，但任何超历史现实的观点则不能成立。周先生认为：“五四时期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尤其是政治党派的立场和人生观，变动得特别快速和突兀，连他们自已也非初料所及。加上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各党派的不同解释，更使亲身参与者、所见者、所传闻者前后的回忆，往往自相矛盾；或加油加醋、畸轻畸重；或无中生有；或抹煞事实；或夸张减料、抹黑抹红，几乎无所不有。有鉴于此，我决定大量采用当时人的谈话记录，透过这些原始资料，让当时的人和事自已说话。我深恶当代史实多在逢迎上意，为党派之争而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如此。我在著述《五四运动史》时，立下两条原则：一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二是不求得宠于当时，而期待于未来”。可谓切中时弊要害的。正是这个原因他的书曾不能与自已的同胞见面，近三十多年后大陆才出版。这本书使我们能全面了解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况，也为我们对历史研究别开生面了，其价值是多方面而更值得参考的。正如周先生自已所言：“身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及政治转变，对近代的变局，应有一通盘了解。自从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触后，中国应如何批判和继承传统，中国前途如何安排？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中西文化互动后中国人的反应与改变做全面检讨，方足以谋解决之道。”

可一言以蔽之，即今人所谓中国化甚至外国也有称中国元素、中国化浪潮什麽的。不过认识历史当然首先是要面对并接受历史现实。中国现代史就是民众运动进行的时代变革（革命改革）历史（以革命为主流而书写的，也是殖民帝国主义逼迫的，乃中华民族不甘灭亡之正义活动），因而得有今日的社会。否定这点就是否定历史了（党派斗争另当别论，也仅其中之一），只是我们对革命历史的认识与时俱进，应全面性地总结经验教训（学术与政治不同，可以反观反面反向思维）。我认为现今一些有关五四运动的观点，都与周先生这本书有一定联系，所以写到这儿便会想起他来，也自然要介绍一下他的。（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夫人看了《五四运动史》一书后写信说：“现在读到这全部历史故事，和那些参与者的一生、时代与活动，而一部分参与者如胡适、粱启超和周恩来等，我又曾亲身会见过，这样读了真使我感觉非常痛快......我只希望目前英国能像当年中国青年的年轻一代，希望能有像蔡元培校长等人一样的大学首长，愿意支持他们的学生。最后我必须恭维你、在你的书中所表现的学问和研究”。可见中国历史上这场以五四运动为突出标志的新文化思想运动影响很大，是划时代的。作为中国现代史，应设立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国、袁世凯与北洋军阀政府、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这三大专题篇章）。

读周的书再了解些他的生平，其人格操守、政治品行更令我佩服之。他是个才子，大学毕业后，曾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秘书，正值抗战胜利之初期），蒋介石当时的一些重要讲演文稿不少出自他的手笔。几年后他却于春风得意中辞职西去美国留学，这是为什么呢？请看他写的回忆：“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本文注：指1945年重庆会议）以及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派系如何纷争，党派何等瘫痪（我指的不只一个时代，一个政党），我如果继续工作下去，对国事决不会有太大的补救，自已的个性也与官场不合。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因此‘知迷途之未远’，我于民国三十六（1947）年考取自费留学，就决意辞职出国”。自知之明乃此公矣！这正是他去国的真实动机与原因。了解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当必先读《五四运动史》一书为要，真可为第三力量代表性著述，内有很多各方面的史料事实，未读此书前我不知道，后读过该书才了解到。或许是就因为他有独立思考，一些观点能独树一帜（与正史不同）匠心独具之，有些人也是受他的影响了。但同样的是《五四运动史》也不例外，其中观点都有我们值得注意和全面性探讨研究之处，能做到这点也就可以学有所成而很不容易的。（我曾在《五四运动史》书上写过宋健的一句话：“仁爱、礼义、贤能、廉洁、文明是千年文化传统美德的规范，极端激进情绪是新时代不应该继承的遗产”。）

（十四）

资料表明第二国际与共产国际，都曾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革命高度重视和支持。中共建党后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接受国民党的建议加入国民党组织。列宁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通过苏共直接告诉中共组织，中国革命要以孙中山的民主主义路线变革为当前的任务，只有通过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中共领导李大钊等直接与孙中山联系，加入国民党（毛泽东亦担任过国民党内具体职务）。五四运动后中共一成立，孙中山就曾直接与李大钊等人见面会谈过，帮助中共参与中国社会民主主义变革运动。还多次要求他们参加国民党。对中共采用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行国共两党政治上合作，完全赞同支持且立即表态愿意担当主盟介绍者，（是1922年与李大钊会谈时。孙中山曾6次力荐李大钊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并在国民党内安排职务）。

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是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发表文章，多次追述过孙中山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的中心位置。并把新三民主义放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中进行分析。指出其对国内国外两方面的解释，符合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理论，符合中国民族革命的实际，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与指导国民革命的正确思想方针。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特别是他将孙中山与列宁、中山主义与列宁主义并提，高呼中山主义万岁。说“他们两人的思想和人格的伟大，全无异点”、“列宁精神就是中山精神”、“中山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不论是理论上，策略上，都有密切联系。“列宁主义者可以说是中山主义者，中山主义者也就是列宁主义者！” 这可以说三民主义乃属社会主义体系范畴，思想理论上是趋同而相通的。但在孙中山先生之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掌握了政权，完全改变了孙中山先生制定的正确路线与方针政策，发动＂4.12”大清洗的反革命政变。把中共组织＂逼上梁山＂，使中国社会又回到权力政治的老路上，走向了新的极权专制政治统治。结果反共不成，倒为“共反”，中国人民蒙受了长期外侵内乱的痛苦磨难，国民党也最终失去了在大陆的政权，败走台湾省割据一隅偏安，造成国家长期分裂的局面。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纪念孙中山先生》等文章中都始终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三民主义理论忠实的继承人，和不懈努力奋斗去完成的坚定革命力量。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和相互统一的整体，本身包括新旧民主主义发展的阶段，这是历史事实。就中华民国史而言也是举世公认曾为中共所接受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不少人对国民党史颇多误解甚至曲解。李锐老最近回顾这段历史时这样认为：中共“自成立之后，一直存在革命的性质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争论。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时曾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合作的政治纲领。到1927年合作破裂后，又将三民主义视为‘完全是一部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理论。’这也是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的一种理论认识。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再次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长文时，已将三民主义视为旧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2月发表的，正式提出中国的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成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从理论上看这也是国民党所无法接受的。本文注。）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在宣传上或者说策略上确实取得很大的成功，使得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减少了对共产党的疑虑，在国共两党殊死斗争中愿意站在共产党一边。这对于这场斗争最后胜败的结局是大有关系的。”（见《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14页）。毛泽东还发表了《论联合政府》一文，在当时政治上产生巨大了影响，广大民众并不满意于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希望有一个民主的政府，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普遍认同和支持的，新民主主义及联合政府的主张赢得了社会的共识，从而也确立了后来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定于一尊”的地位。正如李锐所言：“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当时同国民党斗争的需要。”蒋介石却根本不能真正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张，他心里只想吃掉共产党“唯我独尊”，走中国历史传统政治的老路，完全改变了孙中山确立的方针与三民主义宗旨，结果也是他根本想不到的。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蒋介石因为抛弃民主，走上官僚专政的政治末路，而失去了权力支撑的民众基础。中共执政后也因其于民主理论的极端偏失，曾误入歧途，导致改革开放前的一系列严重错误，甚至发生法西斯的“文革”运动，使新中国几乎濒临崩溃边缘。国共两党有很多东西可以相互借鉴比较，总结研究的。“人的思想不可能纯而又纯。以1940年1月写出《新民主主义论》的境界而言，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的思想主导，是追求科学与民主，以创造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为已任。随着大气候的变化，其思想发展过程中消极的一面逐渐显现和强化，及至晚年竟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居，真令人瞠惑与惊悚。”“据当年在重庆谈判期间，与毛泽东有过接触的民主人士回忆，这位深知在中国离开了武装就没有地位的中共领袖，针对蒋介石的专制与独裁，以睥睨六合的口吻说：蒋介石信奉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就不信这个邪，偏要出二个太阳给他看看。”“1965年初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认为，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个人崇拜，在中国还是需要更多一点个人崇拜。”曾“毫无顾忌地直言：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见《随笔》第3期冯锡刚《毛词双璧：咏雪词与游泳词》）。

可以说中共不少人历史上是认同人治的，刘少奇就说过还是要搞人治的话，也有要人治法治结合起来的观点，这些都是至今有待理性认识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并未真正弄清楚了。中国现代史因而有其独具的一大政治内容。更为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社会现代历史进程中的根本任务与目标之一，即建立民主与法治的法制社会。而今天中国人不少对法治民主的认识，好像仍处在启蒙时代。这是思想理论界不能不引起重视的社会现象，原因何在，不值得认真反思吗！皆因长期受皇权专制统治，中国从来没有过民主自立的意识，以及封建传统文化思想的浸淫。社会上民众根本不知道“天赋人权”生而平等的道理，视民主乃一个怪物谁也不敢相信（认命却不相信自已）。比民主更为奇怪的是政治（这个词在中国至五四运动后才真正形成），过去几乎成了一个无处不在根本讲不清楚的东西，甚至莫明其妙就因此扣上“帽子”，还有被枪毙丢了命的事。它确实是过去发生过又始终为历史造成的。面对着中国现代历史的话题，我永远忘不掉这一惨痛的历史，而且有很多人是不该死不该杀的好人，我们不能忘记！“党中央也在反思，历史上的很多事情终于用血的教训弄明白了。1979年9月在共产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明确规定结束政治运动，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入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事实证明政治运动发动容易把握难，时常一搞结果就过火，经常会伤害好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见《炎黄春秋》2006。10期37页）。事实上思想理论的偏激与缺失给整个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几致颠覆性。

（十五）

善史从实为是的，民主主义社会变革，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至今如是，仍在继续之中，并未真正彻底完成的。（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可为最有力的结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陷于长期的内战争斗，根本分歧在是否把反帝反封建的事业进行到底，以及是否实施民主和倡兴科学文化。这是中国现代化的一大历史前提。当时蒋介石错误地提出“先安内后攘外”，没有有力地联合国内一切积极的革命力量坚决反帝。相反，却对帝国主义步步退让，招致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８年艰苦战争，中华民族遭受了极大的灾难。此次又是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两党都在各自不同的位置与条件下，艰苦卓绝地做出了贡献，取得抗战的伟大胜利。

历史是事实求是、有据为证的。但十分不幸的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的大好时机，并没有被中国在历史上完全把握住。国共两党合作再次中断，民主未施，内战又降临于中国大地，中国人民付出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最为沉痛的“血与火”的巨大代价。（我们错过了很多可以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思想学术研究中，是非常值得认真比较认识和沉思的，以史为镜子告诫后世）。直到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最终覆亡，中华民国退出历史舞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变革，才由而更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1949年10月1日在中国现代史、乃至世界的历史上，无疑是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的。它首先庄严地宣告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啦！从而结束了长期战争动乱的政治局面，广大民众有了一个渴盼已久的和平环境，期待着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从此可有平安幸福的日子生活。社会制度由旧入新，真正开始于建设新的现代化社会的伟大事业与制度变革之中，开创出一个全面复兴的光辉时代。并且凝聚了中华民族一切积极力量与变革源泉，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即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中国现代史有了一个更新的起点，人们都寄予了全部的希望。然而，历史表明，还有很远的路程等着我们要去走的。当我们回眸历史，从已经走过的道路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迈出的步伐，非但很不轻松，而且仍然是相当艰巨而沉重的。特别是在社会现代化，即首先在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及新制度方面上，社会民主主义变革的任务并未真正完成，一直始终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更有待我们加倍努力地实现。应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所取得的一个胜利结果，却并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当时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属于中共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变革性质。而它为以后的历史所证明，正是社会主义必备的政治基础与过渡必经的阶段（今天称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也是毛泽东后来犯错误的历史原因。政治上建立在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即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基础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其政府也是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经济上实行了国民经济为主体，各种经济（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个体户、手工业者经济，私人资本包括公私合营经济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并存发展的体制。中国呈现出一派万象更新、欣欣向荣的生机。很不幸的是接着就发生了消灭私有制的错误，出现什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左派幼稚病等违反发展规律的严重损害社会行为。红色风暴后来竞变成红色恐怖席卷中国。

本世纪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了《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是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中这一阶段的一个思想认识及总结。胡绳指出：“现在讲这段历史，主要讲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军对垒，讲它们间的矛盾斗争……其实，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他认为“除了国共两党的角色外，还应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就是第三个角色政治力量的一次突出之集中表现。对于五四运动后这30年现实政治的主要问题实质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社会变革到底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胡绳说，中间势力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走不通，因为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干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去解决反帝反封建的问题（今天来看这一观点显得有些过分勉强的，并非客观事实了）。《新民主主义论》实际是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解决反帝反封建这两个基本问题的（它正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变革的内容），这就解决了困难。既始终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方向，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真正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继孙中山先生之后，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承前启后，从思想理论上奠定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基础。并且由毛泽东发表了《论联合政府》一文，指出了当时社会政治变革的具体目标和任务。胡绳认为中间力量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中国革命的胜利，除了靠武装斗争，再一个就是统一战线。大批中间力量参加过来，政治力量对比就变了，这就是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这里边必须看到，三民主义凝聚了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坚定信念和决心，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学说，也是孙中山先生以毕生精力完成的、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比较完整的科学指导理论，即孙中山对中国实际问题提出的全面解决方案。历史证明，它可谓中国特色社会民主主义最早深入民心的正确理论，也完全为中共所接受过。正如毛泽东说的，中共的胜利也就是三民主义的胜利；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这个阶段，才能搞社会主义（即现在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理论）。孙中山本人也明确地指出，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主张，实欲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与贫富苦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竞争悲苦之境。”并且说他对“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予言至此极抱乐观。”这是完全正确的理解与预言！历史上可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最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当时认识不到！我们有必要重新启动和认识，它真正是中国现代化的“龙头”。

（十六）

然而出乎所料的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这个进程就因1953年新民主主义取得阶段性胜利中，被腰斩而中断掉。历史在激进主义进程中转了一个大弯，实际上欲速则不达之！这个时候起，虽然中国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却并非为历史创造机遇的获得，而是一种更大而严重的人为丧失。共和国的脚步由此而无法轻松，甚至有些举步艰难而显得更加沉重。中国人民为此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忍受了一场社会异化裂变的惨痛经历，与长时期阶级斗争恶政而造成后来的10年浩劫，这些都是中国现代史所不能回避的。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共一举粉碎四人帮，更改性地端正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航向。直到1978年中共11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公再次复出，开始纠正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新中国伟业才重新步入改革开放的阶段。这是邓小平对中国历史的伟大功绩。

许多事情实际上还要从新民主主义成果的基础上从头做起，正如“大跃进”以后所制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还要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一样。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都是必须认真总结的具体内容。归于一条，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与所谓的过去那种“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变革实践中深刻的经验教训等等。这些都为共和国历史发展的一些根本的思想理论课题，历史事实也作出了具体的回答，中国现代史更不可有任何的遗漏。提出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理论，正是对过去历史错误从根本上的纠正。例如，这里，我们就有必要从当年媒体记者所报道的当时组成的联合政府的情况，再看到第三个角色所承担的重要历史作用。它包括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些中间势力的一大片的著名代表人物，主要是当时反对蒋介石强权专制政治独裁统治、坚持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的各党派政治力量方面的领导人物。他们也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涌现出来的革命先进分子的杰出社会领袖，为新中国建国作出了一定贡献。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布“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钩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延楷、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到，中共确实做到了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来共同管理国家，凝聚了所有的积极力量，是一个真正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央政府。即多党联合、民主执政的新型政府。其56名委员中有28位（占一半）是非中共党人，六位副主席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为非中共党人。当时的政务院（即国务院），由周恩来任总理。而四位副总理中，也有两位非中共党人（郭沫若、黄炎培）。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却是民主党派的沈钧儒先生，这是有首创性历史意义的。同时在中央政府任部长的非中共党人士，也占到三分之一比例的成员，还有许多非中共党人担任副部长职务。而上述具体内容却在《中国现代史》中被忽简，只有主席副主席，其余全部从略，这就无法真实地展现历史原来的面貌了。对于现代史研究可以说，也就是缺失与不足，认识上则是更大的损失。正确的思想文化（如中国现代史），必须以资料文献史实原件为基础，这是史学家的责任。（我发现清末帝退位的诏书，在一些地市图书馆都找不到，史书无载之，使我甚是不解了，有种对历史的哀伤感觉，历史研究有很多问题必须正本清源）。

今年第四期《炎黄春秋》里白琳写了篇“半个世纪后的思考”一文，对于建国初期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段历史给予了再认识。他写道：“中共十三大后一些著名政治家和学者，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实践的正确性开始怀疑，资深老政治家薄一波，在1988年3月19日的中顾委会议上提出，为了加强对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要重新研究建国以来特别是50年代的历史。‘新民主主义社会搞得时间再长一点是不是会更好，’社会主义改造如果搞15到20年是不是会更好？毛泽东在‘八大’后说过，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要社会需要可以搞私营，可他没有去做。‘为什麽对于事先提出制定的、本来是正确的、符合实际和符合国情的一些设想、方案、政策和和路子往往不能贯到底，中途就被改变了呢？’应‘进一步做出实事求是的研究。’薄老提出的这个思想很重要。于光远在1988年5月出版的《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书中指出：‘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过程中，毛泽东把刘少奇作为主要对象进行批评......实质上是批评了毛泽东自已创立和在多年中有所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薛暮桥在1988年10月发表的文章中说：‘现在看来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似乎提得太早......不宜匆匆忙忙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1996年7月出版的〈薛暮桥回忆录〉重申了这个观点。

1998年《中共党史研究》发表了胡绳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1999年该刊发表胡绳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胡绳认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最大贡献，是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民粹主义的界限，找到了正确道路。令人遗憾的是建国后毛泽东很快放弃了其正确思路，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党基本上没有摆脱民粹主义，走了弯路。1953年中国大陆并不具备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的条件。如果认为趁资本主义还少就可以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倒向民粹主义而离开马克思主义。十三大后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之所以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实践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直接的根源是十三大报告对私营经济的再生和发展做了明确阐述：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鼓励它们发展。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要，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必须尽快制定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

翌年4月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对私营经济的地位、合法权益及发展做出了宪法规定。至此私营经济在中国大陆又进入合法发展的阶段。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把非公有制经济定位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究竟什麽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一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进步的也有是落后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还批判过一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并非都是好的，民粹主义也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时至今日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据说已超过500种，毛泽东和其他主要领导人所效仿的唯一的正宗社会主义样板就是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20世纪末中国经历过1/4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后，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中固守唯一模式的人大概为数不会多了，那么新民主主义实质上是不是一种社会主义呢？

1998年冬薄一波在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时说：“今天看来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不仅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实际上也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别是具有较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1987年十三大确认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领导力量、政党制度、国体、所有制成分、指导思想是相同或相近的。不同之处在于生产力水平不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个体经济比重很大，几乎没有外资。共产党执政与允许非公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两者间的最大共同点。30多年后人们又重新研究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主要根源，在于个体和私营经济死而复苏，一大二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20年不仅耽误了现代化，而且出现两场大灾难达十三四年之久。如果把新民主主义也看作是一种社会主义，让其按现代化规律长期发展和完善，中国大陆的经济与世界相比，差距就不可能像70年代那么大。虽然这只是假设，但非公有制经济的死而复生和迅速发展，足以发人深省：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是有持久生命力的？一大二公、高度集权和扼杀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坚持了50多年最终垮掉了，它被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竟争发展的市场经济、与三权分立和多党竟争所代替。一大二公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坚持了不到30年，被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竟争发展的市场经济和以富强、民主、文明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所代替”。可以说今天这一认识毫无疑义，已成社会共识，其基本内容都写入了国家与中共的正式文件。然而《中国现代史》却完全没有给以事实求是的叙述，反而仍旧坚持原来观点而强调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使人们思想还停留于过去的历史上何谈与时俱进呢！作为教科书课本更令人不胜耽忧之至，这是个严重错误。

（十七）

历史事件有具体过程和情节的，正是通过细节的具体情况，折射出时代的足迹与光芒。上所述新民主主义政府，是通过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产生的。政协第一次会议就有600多位代表参加（现在超过2000人），为各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民族与海外华侨以及解放军的代表。在各党派中有14个单位，其中，中共、民革和中国民主同盟三大单位代表人数相等，都是正式代表为16人，候补代表12人。这在今天看来尤为难能可贵的。它充分显示了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政府，即多党联合，民主执政的新民主主义的政府，并且开创出现今代议制政治具有新中国社会特色的一条新路。但后来的发展却反而改变了它，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大现实课题。新中国的胜利诞生，与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现今代议制民主政治，产生因果的直接关系。蒋介石曾懊恼万分，暗中自叹不如。当时的情况举国上下一片欢呼，成就了一代人的梦想，是他们终生刻骨铭心的情结，记忆至死犹新，永远不能忘怀的。民主与法治揭开了共和国光辉的历史新篇，即民主对中国首先就在于政治现代化，也可为社会法治的法制化，总结这方面中外已有的深刻经验教训，它是自由、民主的前提条件，也是根本保障机制。新中国成立之始制定的新民主主义《共同钢领》，在宪法制定之前起宪法的作用。当时还对写入“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条，有过人明确提议。而周恩来总理对此作了非常诚恳真实的解释。他指出：“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的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地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这种理性科学民主宽容的政治态度，是我们所应该保持发扬的。政治是高尚的志业，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史风如歌，强声长鸣。政治领袖即政治人物应该是活在民众心中，并且永远活在历史上的。“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戴逸语），一切文化现象也都在历史的具体活动中才能得到充分体现与反映。所以不应该忽视历史过程的任何细节内容。社会主义不是写上去就行的东西，后来的历史更表明实践中做了也不定就是社会主义的。因为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有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和不断地在具体中准备、精细、深化、提升的。

任何社会变革都是渐进地逐步实现的，改良主义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研究有着非常值得重视的现实价值（例如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就是改良主义一大历史表现，促成国共再次合作，达成一致抵抗外侮救亡的新局势。并取消了“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社会主义始终没有一个可以定论的成功标准，只是人类社会发展长远的目标，而它必然是客观理性与科学的，由现实当中不断地逐步产生出来之。西方资本主义也有很多就是社会主义因素的东西，甚至是我们社会一直所缺陷的。例如美国宪法保护私有财产，即公民合法私产（含财富）受法律保护而不受侵犯，就具有人类社会划历史的伟大意义。私有制以剩余价值为特征，是人类劳动与智慧的财富结晶，为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标志。但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原始态意识扭曲下，强人、强权以其强势所霸占，侵犯、攫取而支配（皇权神授），马克思称罪恶之源是针对人类历史自奴隶制、封建制到原始资本主义（所表现的最高形式是殖民帝国主义），都存在这种残酷剥削压迫的不合理社会制度事实而言之。保护私有财产则正是人类社会一场彻底的变革，从此揭开了新兴资产阶级领导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崭新时代。即使民生有保障通过法典让人人可以自已致富，而民富则国强之矣！

上述的文献中就可以看到新中国是由民主主义产生的，已经自身就有了社会主义性质发展的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民主的政治制度建设开始产生，执政党与多党制的现代政党制度也初步形成。历史开了好头后来却走上弯路，这是很值得深刻反思的。接替中华民国，新中国胜利启航，继续中国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变——即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但受苏俄的直接影响，中共在理论及意识形态领域上，始终存在严重错误与缺陷（如东西方对立、搞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的人治政治等）。所谓马列主义与马克思，列宁学说，实质是成为两个已经有所不同的概念，完全背离社科学术思想理论的正常范围，走向了反面。导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发生政治运动不断，并且提出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政治统帅一切的口号，而造成神州大地一度处于红色恐怖的恶政非常状态，从上至下发生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事件，作为过来者叫人想到此便心有余悸，实在觉得无法理喻，历史走了的回头路是至今需要认真进行自省总结的教训。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我们思想理论上有不少一直存疑的自身社会局限问题，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这是要看到的。近几年来在改革开放中这方面开始不断有人从中走出来，就史论史话及当代，并且溶入现代社会人类文明的思想结晶，努力破解着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出现的问题和困惑。例如就中国现代史的课题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虽避开了新中国历史的现实内容，却对近代以后尤其是中华民国史，提出了很多值得研究思考的重大课研内容。有些对我们来说也是于过去观点看法的挑战。中华民国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国现代历史中出现的一大特点，其真实的价值就在于不及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而在中国发生了二次政权的更迭，有二个可以进行比较和区别分析的政治实体。

例如民国的《六法全书》，是中国历史上初创的当代宪政文化，其主要内容为现代法律制度之集大成，可称为人类现代社会先进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始终有着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朝代更替社会却是承前启后的，而共和国建国初始完全废除《六法全书》，却有悖于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的理论主张，造成了新中国走上人治社会发展的老路。这是发生后来十年浩劫的政治根源，法治的法制被完全否定掉，与现代化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也是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一个思想条件（如反右斗争，大跃进，“文革”中取消宪法等）。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宪政建设先天不足而致历史创伤之巨，是任何一部冠之以中国现代史所不能忽视，更不能遗漏忘记的沉重事实。当年种下的祸根导致了后来大得不可再大的苦果，这是任何一部中国现代史都要痛定思痛的。王桧林等主编的这部《中国现代史》，在法治的法制建设上，却删掉了共和国历史上最惨重的这一曲折经历（如毛泽东自比秦始皇的讲话等）。把一些民间学术文章对照作一个比较认识的话，我甚至觉得中国学术研究上文史哲等方面能真正出成果的，并不在官方性质的专门研究机构（因为它受历史自身的局限），却多在民间学者的论述见著之中。中国社会现代化仍然存在一个中国社会民间组织（即民权）亟待发展的问题（如工会应由工人自已主张，建立农民协会等直接参政议政）！首先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政代民的状态！实现文化自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

杜润生老先生最近说：“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民族就比较容易找到正确的道路，少走弯路少走错路，理论思维活跃有利于民族振兴。这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这里边首先一个条件主要是建立健全法治的法制，让人们能自已敢站起来讲话，还政于民。而过去则是党（或精英）完全代表人民，事实上不可靠，出了大毛病大问题。毛泽东晚年犯错误，其社会根源就在于这里边。教训沉痛，难以为继，非变不可之。民不敢言敢想敢干敢于创新，党和国家的希望又何在呢！中国是一个大国，而我们最大的资源就在于人，只有发挥出人的因素（其真正的作用力），才是中国最大的希望所在，人权决定社会的未来。熊先觉先生在《炎黄春秋》撰文，专门回顾了新中国建国后废除《六法全书》的缘由及影响。并指出“要构建法治大厦就必须拥有雄厚的法律资源，其中包括思想理论、人才和物质等软件与硬件。实践充分证明，搞人治、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只有搞法治，萧规曹随，才能长治久安，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更为中国现代史必不可少的内容。惟有法治的法典是民权民主与自由真正的保障机制。实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法制建设，说到底就是继续反封建主义，彻底扫除封建专制文化的流毒，从根本上铲掉“文革”发生的土壤，更是标本兼治预防腐败犯罪最有效的具体措施。归根结蒂一句话：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就是搞法治的法制给人民真正的权利，让他们自已知道去如何维护自已的利益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责任与义务，而这也正是中共建党的宗旨和初衷。

温总理指出：“科学、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见《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在中国如果说社会现代化，从政治上而言可以这样的概括：这就是从皇权专制走向民权法治，实现由等级专权社会变为平等平权民主的公民社会（主权在民）。即不搞人治实行法治用法治的法制取替所有的权力与权利。上至领袖下为百姓都必须依法普法守法执法。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都要以法唯是、听（服）从之！包括文化道德思想标准在内，思想道德文化亦以法律为准则。而作为中国现代史这一点就必须十分明确之！这些看法可为新中国后来走弯路的一个切实的深刻教训：因为教条主义，狂热的现代宗教式政治信仰，以及个人崇拜、神化领袖的作用与特权等，都是权力政治下人治社会的现象。实行平权的民主政治，即法治之法制社会，这些东西也就失去其生存的条件，从而有力地遏制了权力与社会腐败现象。我们要从历史中去总结认识，吸取经验教训。

（十八）

“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马克思语），社会变革终会是以正义与公理而战胜一切的。在中国现代史上，国民党在大陆的衰败与蒋介石的强权专制独裁政治负有全部直接罪责的，它充分证明权力政治行不通，这是中国现代史的一大结论。最近胡锦涛先生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蒋介石丢掉的正是国民党的传家之宝——社会民主主义！邓小平也曾经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它对中共的教训同样是沉重而最深刻不过的！如果讲“软实力”概念就中国现代化而言之，民主与法治（法治的法制乃民主的先决条件，无法治的法制没有真正的民主）可为政治变革中历史诉求的二大主要内容，于国共两党都始终是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和首要目的。政治与理论应光明磊落。蒋介石吃亏就在他的极权专制思想，即所谓中国只能是一党一主义的观点，政治上此即败于时代而是然！翻开国民党及中华民国史，在大陆政权期间的最后几年除了军事上惨遭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败，蒋介石在政治上也失去了民心。和谈中蒋未能把握住国势民情与自己执政的有利地位，以及战后军队情况及民众情绪，反而使社会上认定政府必然对中共动武，实行极权专制独裁统治。中共正是在政治上充分发挥出自己有利的方面，以民主、团结、自立及坚定的民族信念和思想，取得了社会上主要政治派别力量的支持，并且依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大智大勇主动从战场上敢于打败自己的强敌，很快就置蒋介石于无可挽回的败局被赶到台湾省去的，新中国使民众为之一振，从而中共改写了中国现代史。

历史可以结论的是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史上只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而中共的崛起正是因为有一个蒋介石这样的人物为对手，才三番五次地于绝境而再生，置死路而重出的。这里边即可为“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古训了（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历史文化中产生出的一条很简单的道理），但换一种说法，又正是应验了胡绳晚年在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阶段中总结出的上述观点，即中间势力往往能改变“两虎”相斗的优劣强弱态势。中国广大民众往往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表现出自己的决定性作用与真正力量的（这也就是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真正推动力）。蒋介石总是犯这种可谓政治上低等性质或弱智商的错误，很不顾及于民心民意和民生大忌的。古人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

例如北伐胜利在即，蒋便迫不及待的发动4.12大清洗的血腥事件，以后又对红色苏区大行围剿。虽几乎置红军于死地，却以政府的职责所在是大有不该的。当时因北伐以及对内部军系派别斗争的平定，人民更渴盼国家安定和合，致力于恢复建设发展生产。而大局刚稳却于民生国计不顾，政府军队在苏区围剿中犯下了残酷杀戮的严重罪行（蒋介石称宁可错杀三千，不得放走一个。造成后来出现了无人区，还有抗战在河南炸毁黄河花园口大堤、火烧长沙城等），这实际对国民党的统治是很不利的。以后又借长征的红军力量去对边远地区的地方势力范围给予打击和控制。接着发生东三省沦丧（日寇入侵打乱了当时惨淡经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有学者认为日本对华侵略当时并非是不可避免的），蒋在军事上初期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军被调往西北去围剿红军地区发生西安事变……加上对各民主党派的长期打压，甚至于暗杀谋害等，蒋介石早就在给自己下了“套”。

晚年在台湾他也有所检察悔悟，只是悔不当初了（确有过自省反思，这一点是要肯定的），但作为一任民国领袖他自知亏欠了国家、民族和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与责任。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现代史上蒋介石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是中共的对立面始终有他的一页，实际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不可或缺的研究课题、和一个必然要有适当结论的历史人物。如何评价只能事实求是，他在现代史上对中国社会也有功绩，如指挥北伐，领导抗战以及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等。蒋介石曾经实实在在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大总统，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当年那段民族危亡之国难非常历史的困苦阶段，就这一点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也决不是一个可以完全否定的历史人物。（秦伯益先生最近撰写的《情系国殇墓园》指出：“本文想说的是国民党抗日的一面。。。国民党是执政党。。。负责正面战场的全面防御守土有责。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关系是国军在明处，日军在暗处日军主动。日军可以有选择地重点进攻，国民党无法回避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只有打，打败了只好退出。共产党军队和日军的关系不同，日军在明处，共产党军队在暗处共产党主动。共产党没有自已的领地，没在固定的驻军，没有守土的直接责任，而是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打得羸就打打不赢就走。正是国民党负责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两者的良好结合，构成了这一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壮烈画卷。没有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击，共产党很难抓住战机，深入敌后有力地牵制日军；同样没有共产党深入敌后牵制日军，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将遭遇日军更大的攻击，导致更多的失败。正是国共合作才有力地打击了日寇，才能以弱而穷的古老国家最终战胜强而富的新兴帝国。

再从国际范围来看，正是国共合作后牵制了几百万日军，才使日本没有力量再北上攻击苏联，或南下攻击东南亚、西印度洋，直至中东和澳洲，这才保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国际贡献当时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都曾充分肯定过。”他还从统计表上感叹道：“抗战期间共歼灭日军154万余人，其中东北抗日军民歼灭日军17万余人，敌后战场歼灭日军52。7万人，正面战场歼灭日军85万余人，国民党的贡献得到了如实反映。人民群众从历史的真实中感知国共两党合作其利断金”）。上述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并且有必要说明一点的是，从中共领导下成立的首届中央政府委员会名单里边，很多著名人士都是从蒋介石身边被失掉的。又多是当时具有相当代表性与影响力的社会精英及有识之士者如黄炎培、张东荪、马寅初、司徒美堂等在国民党执政期间蒋介石却都无法用上。黄炎培终生不为官而在70岁时正逢中共建国，这时却挺身而出担任副总理兼部长职务自称为人民为官之。可见历史上中共政治上的优势早就胜过了蒋介石政权。而共产党尽一切努力能够用上这些人亦充分显示了政治上民主的作用。不可否定的事实证明，中共也正是以民主团结赢得民心，打出天下得有江山的。

（十九）

几年后黄炎培与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窑洞的一席著名的“窑中对”，却不幸被再次言对了。毛泽东无法摆脱当时的国际形势与国内局面，把苏联模式当作新中国事业学习的成功经验，而且在中国完全实行斯大林主义，采取激进的冒险政策，一意蛮行，彻底改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正确发展方向，甚至走了回头路，中国人民可以说是吃够了苦头的。中共以党治国，大搞强权的传统政治，尤其是以反右为名，对民主人士开刀，实行一党专政，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一段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领导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曲折中发展”的历史。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最沉痛的社会异化裂变阶段，使当时的历史几乎倒退了一个时代。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中，还远远没有能够真正总结认识到的一个当代社会恶政时期。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重要、最值得仔细研究的时期，也是当今世界历史研究中，为所有历史学家所尤为注重的一大研究课题。特别是“文革”非常时期，始终是大家思考研究的一大历史功课，仅管对此已完全否定之。也就是说中共执政后多有善政，也存恶政的。（其实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便口头传达了打倒国民党后，中共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

治史必当直言，这是王桧林等人所还做不到的事。作为中共学者身分，现实不允许亦自身无法摆脱这个“世俗”，所谓《中国现代史》也就存疑甚多。可能王先生自己也有意识的，我从其“前言”中似乎已经看得一点出来。他说“由于中国现代史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以及其它原因，不少人时常把它同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等同起来。从学科概念来说，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对象和范围是不完全相同的，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应该形成各自的学科体系。”“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现在研究仅仅是开始。由此看来，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乃是一项创新的工作，它需要在科研和教学的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先生，在他履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写了一篇“告别辞”的文章，坦言过作为一名中共学者的如此观点：“历史从来都是统治阶级写的。统治阶级写历史，当然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不仅如此，统治阶级还要创造许多为自己服务的概念、范畴、话语”。“世上没有这样的历史学家，他写历史的目的，是要去损害自己阶级的利益，哪有为使自己灭亡而写历史的？所以写历史的确有为谁而写，为谁服务的问题。”这即为中共学者的立场，典形的毛派语法，更是时代的局限了。一个实际存在的既得利益群体，可能躺倒在自己先辈血与火的功劳簿上，而逐渐地远离了人民，甚至有可能反向，走到社会对立面去。我们务必避免陷入中国历史的怪圈，从中自己走出来，中共执政党有这个把握与力量，却需要付出极大努力以至于一定代价的（应是一场自我革命）。

我可以毫无疑议地认定，中国现代史应始于孙中山领导组织反清斗争，形成至今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著名的三民主义思想理论，并且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初蓝图《建国大纲》。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派立即一致同意，请孙中山出任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这使辛亥革命的成功，在中国社会现代史上，完成了结束帝制，创建民国的第一步，这是划历史的。即中国历史的一大拐点，出现伟大的根本转折，自此进入到现代化发展时代的。然而作为中国现代史，没有包括中华民国的全部内容，也就是反历史的行为。就政治现代化的改革来看，中国国民党是中国现代第一党，其发展历史（党史）乃是中国社会现代政党政治上一面镜鉴，内有很多东西可为我们的思想财富之一。台湾省的社会政治变化，不但对大陆学者值得密切关注，更要深入研究、全面探讨、仔细分析、具体认知、正确解读、理性参考、破疑求真（其中也有借鉴作用）。

去年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14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民革何鲁丽强调：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孙中山先生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以孙中山先生爱国思想为纽带，为全力遏制“台独”，促进海峡两岸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祖国和平统一做出不懈努力。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史，既是需要也是件必须做好的大事（史学家则是天字第一号的职责了）。王桧林等人新编的《中国现代史》的缺失，乃政治现实决定的，他们自己无法走出来。因此，只能以中共党史作为中国革命史的主线，而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基本内容。甚至对于中华民国与国民党的历史，仍存根本否定的态度。所以作为一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中，却看不到台湾省的社会内容，也没有作为中国领土之香港与澳门社会的基本情况，是有悖于学术研究与历史本身立场的。这个“中国现代史”也就不完全、不完整了（台湾省这方面也是把大陆分开来的，造成“台独”有其历史上的原因，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一点）。而自“胡连会”国共两党第三次握手后，这种情况亦必须改变。从清朝末帝退位至现今将届一个世纪，面对这百年时空我们当有责任，完成一部中国现代史的重大任务。首先促成两岸的往来与交流，通过两岸学者的努力，或由民间学术组织来真正完成这一迫在眉睫的历史要求，以跳出政治上的障碍及作为政党和革命史的束缚。历史就是历史，以据为证从实求真，使中国现代史溶现实与政治于其内，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形势逼人勿容我待，众望心切之。

（二十）

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具体过程。以历史人物为代表者，乃历史内容的主要真实表现。它是有骨、有肉、有血相连而生动真实的。就中国现代史说，江泽民先生曾经明确论及三个历史人物，这就是孙中山、毛泽东与邓小平。他们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三个不同阶段中、社会主要思想的时代代表人物和杰出的人民领袖。但在这部新版的《中国现代史》里，却不仅没有孙中山先生的主要篇章，也没有关于毛泽东、邓小平二位时代历史伟人的专门评价与详细介绍。不仅如此，像蒋介石和袁世凯等人也是中国现代史上少不了的，即使是党史与革命史，在中国都离不开这些历史上具体的人和事。而且应该说是必须有这些历史人物独立成章的一页。正是这一点上，我认为这部所谓的《中国现代史》亦是很不够的，这里我指的是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说。了解中国现代史，就必须了解这些历史人物的作用，包括他们个人的一生及出身与家庭等的。

这里边令人非常不解和有突出矛盾的是，中共一、二、三代领导都对孙中山的现代功绩，始终予以肯定和崇高的评价。而大陆现行的中国历史分期，可为定论的这种所谓“沿袭”，却把中华民国从历史上腰斩掉，分成为近代史与现代史两个部分。所以，在王桧林任主编的《中国现代史》内，既没有完整的中华民国历史与伟大的辛亥革命，也没有了对中国现代化社会毕一生之精力，去推翻帝制，创建民国的孙中山先生的历史作用，即三民主义在中国现代政治上的应有位置。这一点从学术思想与政治上而言，可说是于历史之反动的了。作为教科书而又不能不指出来的。换句话说，没有孙中山，没有民国历史，何谈中国现代史呢？我的这一看法是从历史中得出的，史实求是的。但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对此都敷然塞则，无谓究竞，亦不肯定或否认它。历史研究务求甚解，要有自己鲜明的立场与观点，才能有所进步的。而一些学者对于学术持种令人难解的麻木状态度，岂能于社会而不忧之？年轻人读过这样的教科书，思想该受其影响，对历史的偏失产生出未来的隐患，更当可想而知的。

写到这里，有些话可能我不当如此直白，却又如鲠在喉，不吐要难过死的。还望诸位恕谅了。（问题不是都不清楚，却没有人来说，社会存在一种失语态。古人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许是生于斯地，乃吴头楚尾的缘故，我从小受吴楚文化熏陶，心慕屈子骨节品行，血性人格，耿直为怀。不摧眉折腰，阿谀奉迎，以事权贵，但敢于言是非曲直，特立独行，只唯实求是，做人处世。尽管命运多舛，历经坎坷，并无后悔思退之念。而个人观点，鼠目已见，失当之处，在所不免，还望大家能宽容理解，也请指正赐教）。曾经参与组织五四运动的罗家伦先生，晚年语重心长地深切指出：“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从思想现代化做起。”他还告诫我们：“但就现代化的意义来说，仍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至此我最后要提出，于现代历史课题而言，这方面先得有一个全面性认识和正确的指导思想。尤其重大事件如现代史上，其中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想到外蒙古独立与《雅尔塔协定》，这是不能不谈到且仍是还有待究竟的。国内历史研究却很少有人提出过，为什么呢？资深外交官程远行写过一本《中国涉外事件秘闻》，对此事件作过比较真实的介述。中国作为二战参战胜利国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还失去了大片国土。俄、美、英三国以中国领土作为出兵参战的交换条款，使俄国趁火打劫，得到“由于日本1904年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这造成日俄至今的“北方四岛”争议）之承诺，而受害者最大的则便是中国（1904年的日俄战事却可谓亦在中国进行的）。毛泽东与中共当时多次严厉声明，坚决表示反对（但后来同样只得接受事实，与苏俄维持现状而划定边界）。

程远行说它“彻底揭开了号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面纱，许多历史事件证实苏联蚕食别国的意图从未能改变，1924年苏联已放弃一切特权的《中俄协定》不算数了，1936年苏俄参加签署的黑海海峡的《蒙特罗公约》也不认账了。斯大林作为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袖，而且还乘人之危火中取栗，他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帝国主义。对此我们受蒙蔽的一些人应该吸取一些教训。”所谓《雅尔塔协定》是指1945年元月11日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到克里米亚海滨雅尔塔开会，商量尽快战胜法西斯的战略方针和战后一些合作问题。三人还密秘签订了一个满足斯大林对中国领土要求的“三巨头”密约（即《雅尔塔协定》）。国弱无外交。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既曾有过侵略者以武力进行扩张，让我们割地赔款；又于20世纪中叶反法西斯战争中，竟然是堂堂战胜国也被共同作战的同盟国堂而皇之地宰割，它就是苏联（俄国）。斯大林侵犯分割了中国主权与领土；外蒙古独立；大连、旅顺都被苏联占据。“但谁也无法否定这是一件极不光彩的协定，谁也无权限制后人对此怪事的质询”（程远行语）。而我们的中国现代史，却好像谁都不得涉及到它似地、很少有人去谈论它，这行吗？事实证明它完全是强权政治的恶果，公然对中国人民进行的一次赤裸裸地侵犯。蒋介石先前并不知情，却弱国无政治，亦不可奈何之。这一历史事件，中国现代史要有记载，对后人一个交待。

蒙古国独立后我国接受这一事实，早就建立了双边外交关系，而对蒙古民族，国人是长久的伤痛和分裂了。（实际上中共建国后，对少数民族和地区实行特别政策，大力扶持帮助，使其不断地尽快改变落后面貌，因为这些地区都是非常贫困、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也最充分地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再揭出此之历史黑幕，给我们的教训是，国际关系上从来就以现实而决定舍取，落后就会吃亏的。程远行指出：“罗斯福在不与中国打招呼、也不请中国领导人作为战胜国一方、出席雅尔塔会议的情况之下，拿中国领土主权做交易，与苏联签订《雅尔塔协定》，就十分露骨地反映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其实我认为主谋是斯大林，美、英站在自身利益立场上只是帮凶。他们何以敢如此等等的？我仔细查看过些资料，这就是中国当时有机可乘：第一，中国是人治社会，缺失现代国家意识，没有民主制度与民众的政治权利，少数人甚至个别领袖人物可以说了算；第二，国共两党兄弟阋墙，互相争雄，都想吃掉对方（这被“三巨头”抓住要害）。同时中国贫穷落后、外侮内乱、局势动荡不安，自力很弱。而国共两党相互争斗与极权专制政治正是最可利用的关系，所以“斯大林俨然以救世主的口气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并将以武力协助中国从日本枷锁中解放出来”。这对蒋介石是极具诱惑杀伤力的。此时美国方面罗斯福逝世，“杜鲁门上台后通过外交途径了解到，斯大林已表示《雅尔塔协定》要办的事不宜再拖，并向美国讲了三句话：1，蒋介石是中国惟一的领袖；2，我们欢迎中国文官参加将来接收东北地区工作；3，请宋子文外长7月1日前到莫斯科签订（“三巨头”密约）所提出来的协定”。“几天以后杜鲁门约见在纽约参加国际会议的宋子文，才把《雅尔塔协定》的文本交给了宋子文。”这使宋“很恼火，当即对杜鲁门说：因无中国代表参加，它对中国自无约束力，对罗斯福先生这种越俎代庖、慷他人之慨，干出有损盟国的不名誉行为，中国人深表遗憾。对这种非法密约中国政府不能承认。”

但蒋介石在形势大气候逼迫下，首先是得到了美国只承认支持中国政府的保证，尤其波茨坦会议后战争形势变化很快，8月8日苏对日宣战，特别是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文章：号召八路军、新四军立即进行反攻，“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这时蒋最担心的是怕中共在苏联帮助下占领东北和内蒙。便赶紧指示宋子文与苏联谈判，甚至可作出些妥协。1945年8月14日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关于苏军与中国当局租用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处理关系内容等四个协定。中方还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要求，中国当预承认。毛泽东得知此消息曾“大吃一惊”说：俄帝国主义岁月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出现俄国瓜分中国事件。但日本投降后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6月签订《中美处理租界法案物资协定》，美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援华军事案，美将向蒋政府提供大批军火。中共与美关系从此交恶。而对苏联此举中共也只得是口头争斗一番罢了，几十年来中共也吃了不少苏共的苦头。“须知斯大林不会办不利于自己的事，他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已主义倾向十分严重，为了本国利益不惜牺牲别国利益，甚至实行强加于人的强权政治。对华关系更是精打细算得一清二楚。”“当年南斯拉夫铁托主席不愿完全听命于苏联及其斯大林的指挥棒转，则被斯大林看成是闹独立性，于是在1948年推动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一个决议，将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并与南斯拉夫断绝外交关系。这件事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在处理国家关系中为了尽量避免不让斯大林的猜疑，能得到苏联的帮助和支持等种种因素，1949年初就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但坚持独立自主，决不听指挥棒。”仅管中共建国不承认上述条约，而最终也没有实现毛泽东曾公开声明的要求。

国共在这一事件中可说50步和百步。但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与这一阶段历史过程直接影响的，很多政事决策都由此而来，为史不可不论之。这里台湾省的问题更值得一提，台独是一条死路，永远行不通！如果胆敢把大陆同胞置之度外，它将是灾难性的结局无疑（台湾有过著名的保钓事件。性质一样，今天的中国人民决不会看着有谁敢分裂国家而置若罔闻，任其所为的）。何去何从始终是全中国人民时刻关切的头等大事！台湾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台湾更是中国人民的台湾！中国只有“一国二制”，没有联邦制，国家主权不容谈判（一个中国原则下也就不存在的）。但国民党可以“软着陆”，台湾同胞完全可以参政议政，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我们相信台湾同胞的选择和努力！大陆在望！同胞相期，骨肉相连！只有历史型塑着中国文化、思想传统及社会现实与未来，型塑着中国人的生活和改革开放。它是最要真实地珍藏的时代记忆与永久性“相册”，此乃为学者的责任！翻开历史，如同翻开过去社会浓缩凝固定格的“老照片”。只有认识历史，在历史事实求真求是的基础上，方能抉发人类历史的前途、和社会趋势流向的规律，为现实发展服务，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立言”之！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变革都是在中国社会现实当中展开和进行的，否则何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忽悠历史者，有人会去为之，历史却不会忽悠人们，它永远都是事实求是的，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季羡林先生这样说过：“中国老百姓的中国史观是丰富多彩的，有滋有味的，不是一堆干巴巴的相斫书”。这里我冒味加上一句：否则阅者味同嚼腊。正是如此，我认为中国现代史一定要有它完整的历史，不然本身就叫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所以总而言之我是经过上述认识才有感而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