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长期的社会发展都是在经验型思维模式主导下进行的，人们对经验的确信变成了普遍的迷恋经验的心态。例如：尊老爱幼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但又包含着对经验的可靠性不加怀疑的弊端。习惯上，一个人受到尊重并不主要是因为他/她有多大的本事或创新，而是因为有丰富的经验。“姜是老的辣”，心理上总是认同“经验与年龄成正比”。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对实践经验的重视，这可以说是中国思维中第一个十分重要的本质精神。”与此相关联的就是“关注现象”和“注重现实” 。

迷恋经验的心态在理论根源上主要是把过去的经验定型化和特殊经验的普遍化，从而不仅不去怀疑经验的可靠性，不去说明经验的合理性，更不去探讨经验背后的深层理性因素，而且把经验加以无限制地类推出去，使之泛化，也就是说，思维和行为模式总是停滞在经验型状态。例如：我们把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定型化，于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去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靠大打“人民战争”的措施来发展社会生产力，结果吃尽了失败和挫折的苦头。再比如：我们一度把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普遍化，照抄、照搬其模式，结果也只能是以失败告终。改革开放后，人们观念解放了，开始放眼世界，这是可喜的事情。但受到迷恋经验心态的影响和利用职权的便利，一些人出国考察成瘾。真的考察工作，也还情有可原，问题多半是游山玩水，亲自体验生活去。后来，政策明令禁止公费出国，于是国内这样那样的交流、现场办公等等，便开始流行。哪里出了个先进，今天这个来取经，明天那个来学习；个人要是当上了先进，这里请你做报告，那里请你交流、谈体会；等等，五花八门，样样俱全。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有法制的问题，个人的思想问题，但也有心理的毛病：最好什么都要亲自经验一下。

显然，中国的理性即使有也仅仅是实用性的，而不是工具性的。这一点，连黑格尔都看出来了。他在《历史哲学》里描述中国的情况时指出，在中国，“各种科学，在这一方面，虽然似乎极受尊重和提倡，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可缺少主观性的自由园地，和那种把科学当作一种理论研究而的确可以称为科学的兴趣。这儿没有一种自由的、理想的、精神的王国。能够称为科学的，仅仅属于经验的性质，而且是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专门适应国家和个人的需要。” 黑格尔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同经验和实用理性的结缘，缺少的是崇尚工具理性的科学精神。因此，在他的眼里，中国实际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由于人们缺乏科学的兴趣和只有经验与实用理性，因而中国也不可能有科学。

（何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