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提出应当建立专门的社会科学委员会，负责管理社会科学研究。因为没有专门的社会科学管理部门的现状跟科教兴国的战略相矛盾；对合理使用国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资源投入是非常不利的；跟科技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管理经验也不相吻合。在成立社会科学委员会的具体做法上，作者提出了三个可能的方案。
[关 键 词] 社会科学委员会 社会科学研究 管理

一、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规范化的社会管理机构

当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巨大，人们生活中无处不见科技进步带来的革命性变化。现代社会是科学技术化的社会。然而，这也似乎给人们一种印象：社会科学没有多大作用。于是，在科学技术统治的时代，社会科学被边缘化，不被当作科学看待。在我国尤其如此。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似乎跟科学技术没有多大关系。这从管理体制上就可以看出。社会科学研究的管理虽然有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部门来做，但却是隶属于宣传部门。而宣传部门并不是专门的科学研究管理部门。国家和各省市都有专门负责管理研究开发的科学技术委员会，但他们都不管社会科学研究。于是，人们的心目中，似乎社会科学不是科学，仅仅是意识形态。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科学的作用越来越不能被忽视，今天的社会科学已经科学化，许多社会科学学科已经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它们采纳科学的方法研究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定量方法、模型化方法、实验方法等等大量的采用，社会科学事实上已经实证化，成为整个科学系统中的半边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没有专门的社会科学管理部门似乎有些不合时宜。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建议我国应当尽快设立全国性的社会科学委员会，专门负责管理社会科学研究。
首先，没有专门的社会科学管理部门的现状跟科教兴国的战略相矛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战略。这本身也蕴涵着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也担负着科教兴国的重要任务。然而，如果社会科学不被当作科学看待，这就贬低了它本来的作用和地位。其实，我们国家当前的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蒸蒸日上。但社会管理十分落后。这恐怕跟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不够不无关系。以经济学研究为例。国际上流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都是定量化和模型化的方法。但由于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没有充分采纳这些方法，许多研究还是以传统的思辨为主，有的甚至还停留在经验猜测和感觉的层次上，根本没有深入到经济问题的里面去。部分经济学研究者仅凭理论推导和意见表达的方式（跟科学探求的方式相对应）就振振有辞地给决策部门提这样那样的建议。这样，落后的经济学研究导致许多经济决策的失误。在社会科学领域，其他许多学科也是如此。如果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恐怕科教兴国的战略是难以实现的。
其次，没有专门的社会科学管理部门的现状对合理使用国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资源投入是非常不利的。跟自然科学相比，我们国家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本来就很少，资源十分有限。而从笔者的经验判断来说，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远多于自然科学研究人员的数量（没有查阅统计资料）。所以，分到每个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头上的经费比自然科学低数倍。人们的观念似乎是：社会科学研究只要看几本书，拍几下脑袋就可以了。所以，在经费资助上往往少得十分可怜，一个项目参加几次学术会议就所剩无几了。近几年，随着国家投入力度的加大，极个别的社会科学研究“大项目”，可能可以获得稍微充裕一些的经费资助。但这些所谓大项目研究很少是按照科学研究的规范（例如实证科学的研究规范等）要求去做的。这样，社会科学研究几乎被限制在书斋里了。其实，如果社会科学按照实证科学的趋势去做，许多研究的资源耗费并不低于自然科学研究。例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学、语言学等等社会科学学科的许多研究如果按照实证科学的要求，需要通过观察、实验、访谈、问卷等手段大量搜集数据和用计算机甚至科学仪器分析处理数据。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研究如果没有足够的经费和其他资源支持，根本不可能按照国际上通常采纳的方式去进行。以语言学研究为例，科学化的语言研究需要采用语音学、声学以及其他物理学仪器和大型计算机去分析。但没有经费和资源的支持，这样的研究根本不可能。目前，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人员（甚至部分研究人员本身）对这些最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趋势根本不了解，还是按照传统的思维去分配和管理资源。这样的局面不改变，我们的社会科学将很难跟国际对话。相反，如果有专门的社会科学管理部门，对管理人员的素质各个方面加以训练和提高，让他们了解社会科学的国际趋势。他们就可以判别哪些专家适合于对各种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进行评价，就可以判别什么样的社会科学研究是科学化的研究以及什么样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从而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促进社会科学研究。
其三，没有专门的社会科学管理部门的现状跟科技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管理经验不相吻合。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的管理并不分家，至少分家不明显。以香港为例。香港的研究资助委员会（RGC, Research Grants Committee）既资助自然科学研究项目，也资助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笔者发现，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很多时候并不小于对自然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同样可能获得数百万元的资助，甚至高于对某些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的资助。由于自然科学研究使用的仪器、设备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有的研究可能只需要新的实验试剂等消耗品，加上许多大学设施为公共设施，间接费用（如房屋、办公室使用等）并不需要打入预算，而社会科学研究使用的许多工具和手段（例如问卷、实地考察、访谈等）却是不可重复使用的，所以根据研究自身的需要，某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资源耗费高于自然科学项目是完全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对相应的项目给予更高的经费资助是完全必要，也是合理的。但是，这样的管理方法要求管理者真正懂得什么样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手段和资源耗费。而没有专门的社会科学管理部门，这样的管理人员可能也有培养的难度。根据这个特点，所以许多科技发达国家和地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管理采用跟对自然科学研究管理相类似或不分家的方法。这个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考虑到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笔者极力主张成立全国性的社会科学委员会，负责管理、规划、规范社会科学研究。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应该相应地成立这样的专门管理机构。

二、关于成立社会科学委员会的操作性方案设想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各省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虽然在形式上有些类似科学技术委员会，但在规范和管理社会科学研究方面远没有像科委那样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而目前的宣传部所属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因为过分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非常好地将社会科学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加以规范和管理。因此，在成立社会科学委员会的具体做法上，可以考虑以下三个可能方案：
方案一，对现有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甚至也可以考虑包括对社会科学研究院）进行整合、重组。该管理机构应当充当跟目前的科学技术委员会相类似的角色，但管理的是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该方案的好处是（1）可以充分发挥原有社会科学管理机构的长处；（2）有利于快速建立新的社会科学委员会；（3）也有利于今后社科委机构及其工作的更早完善。但此方案的不足是，现有的两个机构分属不同的上级主管部门，在整合后的初期协调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尤其是，社联更擅长于社会科学社团管理，而规划办则擅长于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管理。在如何整合、今后如何分工等问题上需要更加细致的分析研究才能使新的社会科学委员会高效地开展工作。
方案二，在现在的科学技术委员会下面增设社会科学分委，或者对现在的科委进行改组，在其名义下分别设立自然科学分委员会、工程技术科学分委员会和社会科学分委员会等等。该方案的好处是（1）可以直接体现社会科学研究跟自然科学研究的同等重要性；（2）可以非常明确地把社会科学研究归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从而对我国社会科学从目前的不完全科学形态走向科学化将有着特殊的影响；（3）有助于国家研发经费的统一归口管理；（4）可能有利于推动社会科学院士制度的尽早实施。但本方案的不足是（1）现在的科委缺乏管理社会科学研究的经验；（2）可能容易导致社会科学在科学研究领域被边缘化。
方案三，不管现有的体制而完全另起路炉灶，成立跟规划办、社联、科委等相对等的社会科学委员会。本方案的最大优点是（1）有利于根据国际上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最新趋势及时有效地组建起管理机构，从而推动我国的社会科学管理跟国际接轨，一步到位；（2）有助于逐步取代原来的社会科学管理体制，在保留原来的规划办和社联的情况下能够给予新旧体制之间的衔接一个过度时期；（3）可以有利于尝试各种新的管理方法，推动制度创新。但该方案也有缺点：（1）要考虑今后跟保留下来的规划办、社联的关系协调问题，这可能会影响新机构的运作效率；（2）不利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归口统一管理；（3）由于是新增管理机构，在长期的人力物力等总体耗费上无疑要大于前两种方案。
当然，以上这些仅仅是笔者个人的观点，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可能还有其他的备选方案。至于每个方案的具体可行性、必要性、优缺点和操作方法方面的问题，有关部门应该组织专家对各种可能的方案给予专门研究、全面论证和考量，最后做出决策。笔者的观点是，不管采取那种方案，成立专门的社会科学委员会是非常必要的。

三、转变观念，通过规范化的管理来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

笔者认为，通过成立社会科学委员会来规范社会科学研究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选择，它涉及到我们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和功能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做这样的决策，要求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转变观念：
首先，社会科学首先是科学。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不同，同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观念上长期以来更多地考虑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功能。不过，在今天的时代，社会科学尽管还是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特征，但它更主要的是科学研究。它不仅提供各个方面的关于社会、历史、人文的知识，而且也要探求社会发展的规律。在揭示各种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的时候，它需要采纳跟自然科学相类似甚至相同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在进行科学探求的时候，各个社会科学具体学科有不同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手段。作为科学，它必须采纳科学化的手段和方法去调查、分析和研究社会现象的本质。如果不这样去看待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将无法得到保证。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耗费资源，但同时也产出科学研究成果。跟自然科学一样，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也是需要经费、场地、物质设备的支持的。以为社会科学研究就是看几本书、查点文献、动点脑筋就能搞出研究来的观点已经彻底过时。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也需要对社会现象进行科学调查、观察，甚至需要实验、试验和模拟。为了保证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能够顺利地开展研究工作，必须投入相应的资源。当然，国家投入到研究中去，也期望有产出。关于这点，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虽然多半不会像自然科学那样产出专利、技术发明，有些研究甚至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但它也产出自己的成果。例如，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通过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发现其规律和本质，寻找到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和可能的解决办法，并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方案。这些成果在社会决策、社会管理、社会控制中有着特殊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因而可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其三，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科学管理。跟其他研究开发管理一样，社会科学研究也是离不开管理的。既然有投入，就必须要对这些投入加强管理，提高产出与投入的比率；既然要耗费资源，那就有合理分配、调度和配备资源的问题；既然是科学研究，就必须对科学研究的规范、目标、运行模式等进行管理；既然科学化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需要对其运作方向、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等等加强调节和管理。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管理的表现。但这里有一个观念变革的问题。以往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被看作意识形态，所以管理是监管、控制、管束。而科学化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管理则主要是按照科学研究程序和规范去进行。
总之，我们需要转变观念，对社会科学研究加强专门化的管理。为此，相应的专业性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机构就是必要的。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认为我们应当成立社会科学委员会。

（文/何云峰，2006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