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於兴中，来源：《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作者简介：於兴中，1956年生，甘肃岷县人。兰州大学外语系文学学士，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博士，曾执教于西北政法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现为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王氏中国法讲座教授，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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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价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牵涉到所做研究的水平高低及其重要性。一项研究可能具有以下几种价值。第一是思想价值，即所做的研究是否产生新思想、新观点、新观念。这一层次是非常难以达到的。第二是学术价值。针对某一个概念，某一个问题或者某一种学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一种新的见解，发展并丰富了该方面的研究，供后来的研究者参考，这就是学术价值。这种研究也很困难，但经过认真仔细刻苦地努力，通常的研究还是能够达到这一步的。第三是参考价值。一份调查可能不具备什么理论创新，但其所提供的资料可以供人运用，这就是参考价值。

还有一种价值，就是相对于研究者本身的价值，亦即个人的兴趣。你做一项研究不是为了别的，而仅仅是因为你高兴做它。实际上，这才是研究学术的真正动力。许多伟大的学术思想都是在这种状况下产生的。比如前人康德、洛克、伯克利、莱布尼茨，哪一个是为了学位、职称、拯救人类，或者为做什么重大贡献而从事研究的？没有！洛克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觉得所说的内容在某一方面有意义，于是，就想写一篇文章记下来。当他写这些聊出来的问题时，发现一两篇文章无法说清楚，于是就继续阐述，洋洋洒洒地写成了他那本关于人类知识理解的著作。再比如培根，他做研究并不是为了什么使命。他一生志在政治，做学术只是个人兴趣。他之所以得感冒而病逝，就是因为他要做个实验。他曾经看过一本书，说一只鸡装了雪块可以冷藏，因此，在一个下雪的日子中途停车取雪，不幸感染风寒而离开人世。许多人做研究都不是为了做出贡献或者具有一些专门的目的。最典型的就是斯宾诺莎。他被所在的犹太教区开除之后，靠磨镜片谋生，他不接受人们提供给他的教授职位，只是一心一意的做研究，研究如何对神学进行新的界定。研究微积分的牛顿、莱布尼茨亦是如此。当然，现今我们已经无法模仿他们了，除非你的家境很好，或者学术造诣很高。因为做研究是一种很奢侈的消费，一般人是很难支撑的。即使我们硬着头皮一心去做，最后也很可能是累得筋疲力尽却毫无所获。

大体上，学术分为三类：一类是关于人类基本问题的认识和解释。对这类命题的研究，很可能会产生思想大师。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出推动人类发展的思想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学者没有将精力放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的研究受到了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知识结构、现实要求等等。第二类研究，是研究那些由比较聪明的人对人类基本问题做出来的解释或提出的理论。这种研究比较常见，比如对黑格尔、马克思提出的异化问题、权力观、正义观和平等观的研究。最为典型的就是对民主问题的研究。众所周知，民主是第二性，而非第一性的问题。第一性的问题是人怎么生存，人和人之间怎么交往。对于什么才是一个合适的制度，有人倾向于寡头政治、专制主义，有人则提倡民主政治。因此对民主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对有些人对基本问题所做的回答的研究，而非对基本问题本身的描述或者阐释。研究马克思、韦伯、哈贝马斯，罗尔斯思想的人，如果不超越所研究对象的观点，就绝对不会成为大师。学术的第三种类型，是对事实和事件的研究。这种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能提供相应的参考资料。史学研究往往都是这样的，如果不是有意识地提升到对基本问题的反思的话，更多的时候它只能提供一些材料。

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应该区分知识、学问和思想。一般而言，知识、学术、思想、意见、牢骚，这些都是很容易混淆的。如果你自己能形成对它们的判断和筛选标准，那么你的学术品味很可能会有提高。其实，读书多了，见识广博了，你自然会形成一种品味。 当然，品味的形成要经过一定的培养，一定的启蒙和参照。知识一般来说是重要的，没有知识我们不能做学术。但知识不是最重要的，我们随时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去获得知识。相对来说，学术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学术是对各种各样的对知识的描述和评论的总结和系统化，这需要一定的功夫才能达到。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有些思想可以体现在学术中，但是学术并不一定体现思想。一个思想可能会改变世界，比如自由主义的权利和正义观就改变了现代人的命运。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学术相对少一些，思想则少之又少。现在产生思想的作品非常少，甚至凤毛麟角，因为这个时代不是产生思想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掌握一些技术、技能，或者适应这个时代的知识。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自然而然地就走上了一条不是很高雅但又是必须的道路，即实证研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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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学术评价取决于一定的前提。自然形成的学术秩序和成熟而健康的学术传统至为重要。用于学术评价的语言符号要与实际相符。更重要的是，学术评价有赖于大的文化环境的诚信。

首先，学术秩序的存在为学术评价提供了结构性的保障，同时它也提供了学术评价的基本标准。但是，这个秩序必须是自然的而非人为的。所谓自然的秩序，指的是从下往上的自发的秩序，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spontaneous order。在一个自然的、自发性的学术秩序下，一个作者是否优秀，是否可以被看作是重要学者，其著作是否可以被看作是重要著作，完全取决于知识界同仁的认同或认可，而不需人为评价。同行的认可是最好的评价。凡是历史上有名的学者，他们的著作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受人欢迎，并不是由任何人指定的，而是由人们口耳相传，经得起历史的历练，最后成为佳作，传之于世。一份杂志或一本书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被列入什么计划或被指定为反映最高水平的平台。试想一下《哈佛法律评论》、《耶鲁法律杂志》这样的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期刊，它们的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们并非是由任何人指定的核心期刊。

与自发性的学术秩序相对的是计划性的人为秩序。由于种种原因，人为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繁荣学术、促进学术的发展，当时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却违背了学术发展的自然规律，非但建立不起健康的学术秩序，很有可能适得其反。计划性的人为秩序归根结底是一种虚假的秩序，而非真正的学术秩序。虽然可以在短时期内貌似成型，但不会长久。真正的法学家是不可能经过选举或评定产生的。“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而不是权威的女儿。” 把学术刊物硬性规定为核心或普通，或人为地分为各种等级，是一种不科学的做法。表面上看，似乎因为有了核心期刊等等分类，已经建立起了可以被接受的学术秩序，但这种学术秩序因其虚假性，是不可能持久的。

计划性的人为秩序背后实际上是学术专制主义在作祟。学术本来应该是百花齐放的，一枝独秀不会带来学术的春天。但是在学术专制主义的支撑下，似乎学术界会有一种主流，会有一种被官方所接受的，极为推崇的学术，这是妨碍学术繁荣的最大障碍。学术专制主义只能催生意识形态和说教，而不能产生繁荣的学术和思想。

其次，成熟而健康的学术传统也是进行有效学术评价的前提之一。如果说学术秩序是一种隐性的前提，学术传统则是显性的前提。学术秩序的存在是学者们自身能体会到但外人并不十分明确的现实，而学术传统则是白纸黑字记录在案的。西方的注经术、中国古代的经学、儒道释法、罗马法的注释学、自由主义学说、宗教的或世俗的阐释学以及从边沁以来的功利主义和苏阿雷兹与格劳秀斯以来的现代自然法学，凡此种种，各有自己的传统。每一个传统都有自己关注的问题，不同的流派和一套不言而喻的评价系统。该学问发展到了什么地步，谁提出了新的观点，谁的文章有新意，谁对谁的观点有不同看法等等。从问题到学者，从观点到流派，从流派到学说，其间的发展脉络一清二楚，无需特别关注便可以知道一位学者的分量或一篇文章的深度。

有了学术传统就有了学术流派，无流派的时代也就是学术停滞不前的时代。有了学术流派就有了学术辩论，有了学术辩论就会展现出学术水平的高低，才会知道哪一篇文章有价值，哪一篇只是在重复别人的观点。才会知道谁是哪个流派里的主将，谁是跑龙套的，谁是马前卒, 不需要专门评价，就已经各见分晓。

再次，普遍使用的语言符号与实际相符，才可能产生有效的学术评价。语言表达与现实的脱离是当今中国学界进行有效学术评价的一个重大障碍。任何语言系统和其产生的环境和服务的现实都有不同程度的脱节。这固然主要是因为语言的不确定性和语言解释者的主观发挥所致，但使用语言的人的道德情操和责任感却也是不可小觑的因素。

这就是说，从事学术评价的人必须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责任感大体指的是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表明了特定个人、行为和情境之间的某种关系。说某人应对某事负责就意味着对一种特定权力、法定责任或者其他责任的履行。问责需要有对责任承担主体、客体及内容的清楚描述。

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对于群体的归属感将群体的成员结合在一起。任何一员在群体内外期望，也被期望着扮演一定的角色。相互的期望引向互利互惠和同伴义务形式的问责。体现这种问责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乐团。在乐团里，只有通过每个成员的通力合作，才可能创造出和谐的旋律和节奏。一个鼓手为其在表演中担当的角色向其他成员负责。这不是因为他背负有任何的道德责任或者法律责任，而是出于同伴义务。

同伴义务或责任要求学术评价者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在使用评价语言上尽量言之有物，使语言符号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尽量缩短。目前流行的学术评价体系，可谓五花八门， 应有尽有。无论选择哪一种都不会尽善尽美，都一定会各有利弊，关键在于尽职。

最后， 有效可信的学术评价必须建立在诚实社会的基础上。不诚实的社会是一个失去了理想，没有信仰、荣誉感、羞耻感的社会；一个异化甚至抛弃自身的中坚力量——劳动人民的社会；一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生活水平绝对悬殊的社会；一个说假话、造假货、做假账、考假试、示假爱的社会；一个良莠不分、真伪不辨、经典与垃圾平起平坐、利益和无耻共舞齐飞的社会。

如果一个社会充满了谎言和欺骗，而这种谎言和欺骗不仅存在于组成某一社会的民众、个人中间，而且成为一种制度性的、一贯的和大面积的实践，那么，无论“法治”、“德治”，甚至“神治”对它都是无能为力的。在人的智慧和欲望面前，法律是很脆弱的。人们可以诚心诚意地拥戴法律，也可以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任意玩弄法律。无论一个社会的法律有多好，如果社会本身是不诚实的，有法会变成无法，良法也会变成恶法。只有在诚实的社会中，谈论法治才具有其意义，良法才会显示出它的可贵来。因此，提倡“法治”，首先应该提倡诚实。同理，真正的学术评价也只能在一个诚实的环境中才有可能实现。如果大的社会环境不诚实，该环境中的学术评价也不可能诚实。

在一个不诚实的社会里，做一个诚实的人既艰难又不为社会认同。恰如在一个人人皆赌的社会里，一个不赌博的人决不会被看作是君子——他只是一个异类。因为那里的惯例是，只有善赌才是真君子。同样的道理，在一个腐败的司法制度下做一名正直的法官，是一件既不合时宜又不合群的事。知识秩序的失调、钱权不分的政治经济制度、计划标准过高、榜样的力量失去了真实性以及过分强调面子的社会都有可能导致不诚实社会。这些都是实行有效学术评价的阻力，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