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 剑（《南京大学学报》执行主编），来源：复旦学报网站
汪涌豪主编在刚才的发言中引用了陈思和先生在其与王德威先生共同主编的学术集刊《文学》于今年6月创刊时所说的一席话：“《文学》是一本定位于前沿文学理论的刊物。摒弃目前社会流行的办刊思想，不朝所谓核心刊物、权威刊物去靠拢，不接受所谓学报体的论文，也不发那些短平快的报章体，力求走高端的学术道路，寻找真正的学者发表积累多年、有深刻思想内涵、有学术含金量的学术研究论文，目标就是反映文学理论前沿的各种探索和思考，从而打造其独具特色的权威性。”我觉得，这段话值得我们所有学报主编深思。因为陈先生在这里表达了一种对现有学术期刊特别是学报及其办刊思路并不认同的看法，尽管他没有解释何谓“学报体”，但从他对理想中的学术期刊的表述来看，所谓“学报体”显然与此有很大的距离，并令他连同对“目前社会流行的办刊思想”皆生反感。所以，他才要亲力亲为，自己操刀来办反“学报体”之道的刊物。
我不知道有多少知名学者持有与陈先生类似的看法，但为数可能不少，不然，已有1300余种人文社科学报遍布于各高校，学术集刊这种由高校学者创办的“以书代刊”的“非期刊”为何还会长期存在？自学术集刊这种“奇怪的”期刊被“发明”以来，已有不下一千种先后问世。尽管其期刊身份难为官方和评价机构承认，尽管因经费等原因不乏半途而废（停办）的，但坚持下来的不少于600种，且后继者络绎不绝，陈思和先生的《文学》就是最新创刊的一种。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拥有正式刊号的学报的许多主编都在感叹好稿难觅；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却在为找不到合适的期刊发表自己的学术成果发愁。学术集刊的出现和顽强存在正是这种悖论现象的逻辑结果。
学报虽然是学术期刊之一种，但我知道，我们的许多学报主编并不承认有所谓不同于其他学术期刊的“学报体”存在。客观地说，学报特别是一些重点大学学报所发表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与篇章结构诸方面，与学报以外其他被学者看重的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相比，并无太多不同，在这些学报上发表的论文，至少在形式上并没有构成一种独特的“学报体”；而一些封闭办刊沦为主办单位“自留地”的学报，与其说所发文章皆为面目可憎的“学报体”，不如说这些所谓的论文大多是些并没有统一文体也谈不上学术质量的“低水平重复”之作，甚至是某些学者眼中的“学术垃圾”，也形不成统一的“学报体”。
因此，所谓“学报体”更可能是学者对以刊发在学报上的文章为代表的某种风格的印象，亦是对以学报为代表的学术期刊办刊思路和方法的某种看法，对于这种风格和思路，陈思和先生这样的学者颇不以为然。
作为学报的主编，我们可以不认同有所谓“学报体”的存在，但我们无法否认，在诟病“学报体”及其办刊思路的背后，是学者对学报的不满以及与学报疏离这样一个事实。这才是最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的。我想，它至少说明了学者因与学报之间存在着某种隔阂而对学报产生了不信任，或者说，学报的公信力出了问题。
面对这种现象，我们不得不追问个中的原因。在我看来，直接的原因至少有三：一是优先服务于本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多学科泛综合的高校学报，既没有清晰的学科和问题边界，也缺乏开放的姿态，在学术界也就没有对之有归依感的读者（学者）群和公信力；二是来自学者的评价付诸阙如，只能推崇专业评价机构的排行榜和排名表，评价机构借此上位为“指挥棒”，学报须跟着评价机构的偏好走，学者的需求常常难获重视；三是脱离了学者队伍的职业化编辑需要应付一两个乃至多个一级学科，无法深入学科前沿，也无从与学者展开学术对话。当这样的刊物数量达到千种以上时，学者与它的疏离就难以避免了。
明眼人都能看到，上述三个原因的存在，实际上是学术期刊体制使然。体制下的学报也陷入了悖论：一方面，体制造成了学报今天的困境；另一方面，体制也保护了饱受诟病的学报继续照原样生存。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期刊体制变革的呼声一直没有中断过，但收效甚微，而亲自创办学术集刊，既是出于对体制的无奈，也是欲打破体制的尝试。对于学术集刊，主管部门的态度耐人寻味，从最初严令禁止，到后来既不承认也不查禁的默许，可以看出期刊体制有所松动的迹象。
201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正式“吹响了”“报刊体制改革的号角”。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其以“转企”为唯一手段的学术期刊体制改革办法虽似搁浅，但市场化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面临着严峻挑战，必须在继续原有体制还是改革自新之间进行抉择。在我看来，一味地抵制变革只会坐失良机，因为，只要市场化的方向不变，刊号这个依靠行政部门审批和保护的紧缺资源的全面放开将是迟早的事，一旦刊号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必然会改变学术期刊的格局。学术集刊从“书”到“刊”的蜕变也许是在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到那时，学者们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期刊，学报还能在学者中拥有市场吗？甚至还能有生存的余地吗？
由此看来，陈思和先生借《文学》创刊所宣示的与“学报体”、评价机构所赐予的“核心期刊”、“权威期刊”称号的决裂和对“流行办刊思想”的抛弃，更具象征意义。对于学报而言，与其说要改变某种文体（学报体），毋宁说须改变与学者的关系。明智的选择是：学报应主动打破与学者间的樊篱，积极向学术共同体回归。如果学者真的成了学报的主人，那么，学报是否应进行专业或专题化转型，学报是否应从学校的“窗口”转变为开放的学术平台，学报应如何处理评价数据与学术需求之间的关系等长期以来困扰学报界的问题都有望迎刃而解，因为在学者那里，这些问题早就有答案了。
（原文刊发于《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12月20日09版“新学术”，发表时因版面原因有删节，此处是全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