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学典（《文史哲》主编），来源：复旦学报网站
复旦学报发起这个“加强高校文科学报学术建设”讨论会，十分必要，十分及时。但在我看来，近20多年来学报的主要“问题”，不是不重“学术”，而是过重学术，换句话说，重学术轻思想，才是当下学报的主要问题所在。学报日益远离时代、远离社会、远离沸腾的生活，远离上上下下所关注的“问题”，躲进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才是学报影响力日渐衰减的根本原因。这当然不是学报自己的问题，而是整个学界的问题，更具体地说，是我们的主流学风的问题。学报界目前所能做的，是联起手来，试着改变这种学风。下面，让我以历史学界为例，谈点看法和感受。
我个人觉得，近六十年来，有两个“主义”对史学界危害甚大：前三十年是“教条主义”，后三十年是“实证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大家有目共睹，而且形成了共识，但“实证主义”的危害，尚未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不仅如此，“实证主义”由于披上了学风严谨的外衣而益发受到鼓励和放纵。实际上，实证主义对史学界的危害不亚于“教条主义”。“实证主义”只相信“归纳”的作用，完全排斥“演绎”，排斥抽象概括、排斥理论工具、排斥概念化能力，甚至排斥“问题意识”的作用，从而把史学界完全引向了“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困境。如同现在中国的工厂企业大都处在世界产业链的末端一样，中国的史学界现在也处在世界学术产业链的末端：中国的学者们如同世界学术分工中的小工，每每像蚂蚁一样到处收集整理材料、清理事实，然后外国学者利用这些材料和事实加工成概念和模型，中国学者再引进这些概念和理论来解释历史。如果这些概念和模型与中国社会历史基本相合也就罢了，但问题它们之间往往凿枘不入。一方面学术界对概念和理论嗷嗷待哺，另一方面引进的“洋奶粉”与中国的肠胃不合，而中国的学术奶企又不生产这些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中国史学界只好陈陈相因而找不到出路了。
正是由于“实证主义”的影响，主流史家竞相以回避现实、回避重大理论问题为荣，丝毫不为火热的外界所动。著名诗人胡风曾经写过一句扣人心弦的诗句：“时间开始了！”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正在开启新纪元，这是当今世界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这一事件已经推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正展开深刻的重构。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历史学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与时代之河的义无反顾与浩浩荡荡相比，历史学的转变还显得步履蹒跚与懵懵懂懂。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历史学似乎对这个国家发生的巨变以及这场巨变对历史学所提出的要求还麻木不仁。譬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已经跨越学科的边界，几乎成为国内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中心。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都在通过对中国崛起的讨论和思考，来展示自己的生机和活力。令人遗憾的是，在众声喧哗当中，唯有历史学家缺席。无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国崛起的讨论如何热闹，史学家们好像都无动于衷。实际上，最不应该成为中国崛起看客的就是史学，因为文明的复兴，仰赖于历史的被唤醒，而史学家担任着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唯一中介；在中国崛起的进程当中，史学家们最有资格、也最应该成为积极的一员。绝不能因为历史学面对的是静寂的历史，就有理由躲避火热的现实。
在中国崛起的同时，历史学界在干什么呢？正在解构所谓“宏大叙事”，正在忙着各种各样的、永远也无法穷尽的“碎片化”的工作。而笔者恰恰认为，历史学要配得上这个时代，必须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必须提出自己的宏大理论。宏大理论是一个国家知识体系的压舱石，代表着一个国家理论思考的深度。历史的宏大理论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其自身发展历程的深刻自觉。大历史呼唤大理论，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大的社会转型一定会推动历史宏大理论的诞生。西方的宏大历史理论，完全是建立在15世纪以来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之上的。中国现在进行的转型，是在有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十数亿人口的大国中进行，无论在规模上、深度上还是在典范性上，这一转型都绝不亚于西方。因此，中国社会的大转型，也应该能产生规制恢宏、统摄全局的宏观历史理论。
而我们所看到的景象却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界理论探讨的演化大势是历史理论逐渐让位于史学理论，即由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寻逐渐被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拷问所代替。这一局面导致一个有目共睹的后果，即在中国史几乎所有局部知识点上，近三十年都有长足的进步，乃至形成了一系列有颠覆性的认识，但在历史学的整体面貌上却未能实现根本改观。重返历史本体，就若干攸关中国历史全局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是当前史学界摆脱“碎片化”问题袭扰的重要途径。
一个整体的中国，绝不是由一片片碎片缀补而成的，它需要宏大的结构作为支撑。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认清自己的历史面目。1902年新史学诞生之前的中国传统史学，按照梁启超当年的说法，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1949之后，中国历史为西方话语所笼罩，常常为了适西方话语之履而削中国历史之足。所以，实际上，自从中国现代史学诞生之后，有关中国历史本身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没有在高度自觉的前提下得到系统的不受干扰的清理。“五种生产方式”说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口径受到质疑之后，替代概念和理论框架的建构迟迟得不到突破性进展，是中国历史的最大的无奈。重回中国历史本体的研究，让中国历史的躯体挣脱西方话语的“洋马褂”的捆缚，让中国史重返中国，推动国人在中国史实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时序与规律，实乃中国史学的当务之急。
中国学术界在拒绝现实、拒绝理论的道路上，走得实在太远了。作为杂志主编，你现在想约写一篇理论文章，已经非常困难。譬如笔者始终有一个看法：在解释中国当前这个大转型大过渡时代的时候，我们离不开马克思所创造的历史理论和有关资本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局限乃至缺陷，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说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最具阐释力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哈耶克还是所谓以赛亚·柏林，都不行。我们在当下中国看到的众多触目惊心的事件，从强拆到食品危机到官员腐败，实际上均为资本的力量放纵的结果，是资本逻辑的结果，在资本的能量面前，不仅平民百姓束手无策，连政府也感到力不从心，到处是资本的盛宴、资本的狂欢、资本的凯歌行进，“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是目前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正是在资本的力量一日千里之时，学术界却拒绝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笔者想约写一篇从马克思的理论出发来解释中国从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文章，几年都不能遂愿。不敢讲马克思的理论，不愿讲马克思的理论，甚至不愿意谈理论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主流风气。
所以，笔者认为，当前学报影响力的下降，不仅是学报的问题，更是学界的问题。
（原文刊发于《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12月20日09版“新学术”，发表时因版面原因有删节，此处是全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