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涌豪（《复旦学报》（社科版）主编），来源：复旦学报网站

我国SCI论文已稳居世界第二，但被引用率却低于世界平均值。一些论文不但缺少原创性，且好将简单东西复杂化，熟悉东西陌生化，有时食古不化，学洋不真，只知从文本到文本，深陷于符号迷宫而不知返，为一种狭隘的自循环模式所拘而不能出，不仅远离当下的现实，也无关一己的性情,让学人读之生厌，大众望而生畏。
其实学术研究是要人有追问，能反思，最是思维刻板化与固化的天敌。但现在满眼是部落式的黑话，欲其与他人构成有效的对话，并对外界质疑作出及时而合理的应答，几乎没有可能。今天，已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种学院化的知识生产体制明显不利于学术发展。甚至有不少刊物公开声明拒绝“学报体”。其实他们对学报有误解，因学报从来就走高端路线，也以发表有思想的学术论文为追求。但之所以有此误解，又不能怪别人。
譬如学报上一些经济学论文不仅外人不懂，专家也为之措手。尤其遵循所谓“新古典范式”的论文，大多重技术，轻思想，只按先提出问题，再综述文献、做出假设、数据来源与处理、模型与方法、计量、发现和结论、政策含义等八个部分展开，被讥为“新八股”。主流经济学中的计量方法固可提升研究的精确性和科学性，但应用之有度，尤以研究当下、回应现实为旨归。但事实是，有些文章使用了许多让人看不懂的计量方法，得出的却是尽人皆知、没多少实际意义的结论，自难免受人诟病。
当然，这种程式化现象与当下中国学界整体的研究环境有关。权力主导型的资源分配方式与不尽科学的量化管理模式，几乎将所有人一网打尽。为在体制内生存，许多人不得不将自己的研究纳入到课题中，在职称与考核的多重压力下写一些不痛不痒的八股文。但同时不能不指出，之所以这种现象在高校表现得特别充分，以至社会大众印象深刻，也与学人自尚身份，甘于征实不问发扬，甘于书斋求知不问广场启蒙，甘于在技术层面上安顿自己不追求在思想层面上有所建树；私心又佩服能守先待后的饱学之士，轻忽但开风气的俊迈之才；努力于域外新学的周知，轻忽别裁与融通功夫的培养，由此学术个性未得伸张，个人才思未得疏浚，进而多元并存、杂语共生的学术格局与知识共同体未能形成，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中国古人做学问，从来义理考据辞章并重，尤其提倡“简质”、“雅洁”，反对“以艰深文浅陋”。并且，如胡适论诗的深度有三阶段，“浅而浅出者为下，深而深出者胜之，深而浅出者为上”，也不以高头讲章为好，更不以掉书袋为一流学问。但很遗憾，许多人在不带水土地移植西方主义的同时，简慢了自己的传统，丢弃了先贤的典范，进而错误地理解学理的含义，也未能真正体察通行的学术规范所要求的引述、注释及参考文献之于学术研究的作用，于学术研究能助成人气性、完满人心智的意义更少体会。结果一味放大硬指标，但求外在形似，迷不知返，自然只能使研究愈趋愈差，流于下道。
为今之计，打破僵化的管理模式与学术GDP，让学术回归本位，显得尤其重要。而适度还原感性与感知在研究者认识-解释世界过程中的基础地位，有意识地兼顾个别性与有效性之于学术研究的意义，在搭建共同性的学术空间和范式体系，让研究者在同一平台讨论问题时能时时提醒自己，有模式可循的文章不仅最平庸，也最容易被抄袭，甚至最能引发自己去抄袭，也非常有必要。总之，再不能仅满足于面上的规范化标准化，而忽视甚至放弃内容的丰富与深刻了。至于错误地认为这种规范化标准化就是丰富深刻，就更不应该了。
在文史研究领域，已有学者呼吁写“轻性论文”。鲁迅1933致杜衡的信中，就说过“轻性的论文实在比做引经据典的论文难”这样的话。只知獭祭古人，动辄引经据典而不能断以己意，甚至靠引文来支撑全篇，以死知识充真学问，于思想抉发无所贡献的平庸文章，未必有意思。鲁迅当然能写《〈嵇康集〉考》这样的学术文章，但似更愿写、能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样厚积薄发举重若轻的论文，事实证明，这种观察深刻口角波俏的文章非才识俱佳的大家莫办。你想抄它不易，但它给你的启发却最大。
所以，我们今天正该想想，是不是应适度提倡一下这样的论文。当然，进一步开放，向西方学习，在引入新知的同时从容含玩以求融通，也非常重要。

（原文刊发于《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12月20日09版“新学术”，发表时因版面原因有删节，此处是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