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是中华民族世代相因的传统美德，是淳朴的敬老养亲的思想情感．从小背颂《三字经》，其中的“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深深地植根于心田里，很小的时候我便发誓做个孝子。 我与父母亲常回忆起往事，总能勾起我们美好的暇思。母亲说我小时候一看到她洗菜洗衣，就会悄悄地抱着板凳跑过来，放在地上后，再甜甜地说一句：“妈妈，请坐。”她会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亲了又亲。一贯深沉的父亲这时也打开了话匣。笑呵呵地讲道：“小勇小时候可乖了。我睡着了的时候，他就用小被子给我盖上；自己包瓜籽舍不得吃，我一回来就往我嘴里塞瓜籽仁”说到这里父母的目光都会聚在我身上，我们相视而笑……会心的微笑。中学以后，我开始热爱学习，也更体会到父母工作的艰辛，学习的目的也更明确，尽孝子之心从未改变。进入附中以后，加入郭慧智老师主办的哲学社，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阅读了《蒙学十篇》、冯友兰先生的著述《新世训》等，对孝道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静承。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则面。”这是做子女的职责和义务。汉代出现《孝经》，唐法典规定人子有养老的义务。“孝道”始终是华夏文化的中心点，是以亲子情为核心的人际情感关系。
　　 我读过《二十四孝》，其事迹十分典型突出，故事情节生动感人。鲁迅先生在一九二六年曾写文对《二十四孝》进行过深刻的剖析，指出：“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诚如先生所言其中的有些故事充满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色彩，有害人性、不近人情的污秽泥垢，如郭巨埋儿、黔娄尝粪等。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历代帝王把提倡孝道孝行作为生身教民之本、建国治邦之基，不断表褒奖孝子为之立传，彭其弟诙《二十四拿》所竭力颂扬的孝子大多是被统治阶级及其御用学者扭曲了的形象，相当的成分是典型的“愚孝”，是应当摒弃的，然而像“为亲负米”、“扇枕温衾”、“戏彩娱亲”、“拾椹供亲”、“怀橘遗亲”、“打虎救父”、“卧冰求鲤”等故事．却更多地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朴素真挚的事亲老养老的情感；虽然不免或多或少地被涂抹上封建迷信的色彩，宣扬因果报应、天赐神助，但在另一层面上，也不难看出人们对孝子孝道的肯定与美好的祝愿。
　　我曾经思忖：为什么人要讲“孝道”？还记得那位朴实的农民在摄象机前坦诚而自信的表白：“俺虽然没啥钱，但俺有力气，俺娘想上趟北京，我就是蹬车也要送她去！”；记得李向群在最后一次探亲返队之时，对母亲所说的话：“妈妈，您别伤心，儿子将来会好好报答您的！ ”；不会忘记那首牵人心弦的《常回家看看见》：“……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是给爸爸捶捶肩，帮妈妈刷刷碗……老人不图儿女给家做多大贡献呀，只求个团团圆圆！”想想孟母三次搬家的典故，回味父母为我们所付出的汗水和关爱，讲“孝道”不是很应该吗？《陈情表》的作者李密全靠祖母刘氏抚养长大，而祖母晚年，他常在榻边待奉汤药，从未废离。“乌鸟私情，愿乞终养。”不知让多少人掩卷而思，怆然泪下。
　　在中国历史的大事年表里，1907年似乎没有什么可记，是一个比较平静的年份。然而，在周恩来的人生经历中，这一年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悲哀。这年春天，他的生母万氏得了胃癌，在贫穷、愁苦与劳累的煎熬下，病情日益加重，年仅30岁的她不久便离开了人世。万户皆春色，周宅独素风。这年下半年，悉心哺育他成长的养母陈氏因身患痨病，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1907年秋冬之交，刚满9岁的周恩来扶着养母陈氏的灵柩，乘船返回淮安驸马巷老家，借债将养母和养父合葬在一起。深秋的荒凉与初冬的微寒，恰如周恩来此刻的心境。落霞满天时，他常常静立在淮河岸边。缓缓东流的淮河水啊，写不尽少年周恩来对母亲无限的思念……
　　我深为当前商品经济意识条件下产生的虐待老人、抛弃老人之事愤慨，扼腕叹息。我不禁要问：“你们的心是怎样长的？你们的心理是怎样的状态？”去年陕西的一位老太太饿死于街头，见者无不涕下，而其亲生儿子，含辛茹苦养大而今是某县长的儿子却恬不知耻地矢口否认：“这不是我母亲！”民众哗然。俗语云：“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位副县长，您何处安身？我曾祖母病故之前，我还在榻前倒大小便、清洗便器，您几十岁的堂堂国家干部，还不如我一个十几岁的毛头小子，还有什么资格领导群众呢？我从不讳言自己父母是国企职工，因为工作的差别丝毫不代表个人的品行为人与能力，如果不是那场文化活动，也许他们会有更好的工作去做……这简直是一定的。 我深受父母的养育之恩，从小立志尽孝，要通过自己的扎实努力取得高学历，通过自己的勤勉工作开创自己的事业，使父母晚年过上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我不会忘记孔子的告诫：“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我在心底呼喊：“天地良心，千古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