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以后的儒学发展中，曾子关于孝的理论具有相当重要地位〔1〕。前辈专家和时贤学者关于曾子的研究中常提及曾子的孝道， 但尚未进行系统的缕析；联系曾子所处的时代来认识其关于孝的理论的社会意义，这项研究还有待深入。对于曾子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本文提出一些粗浅认识，希望得到批评指教。
　　　　一
曾子关于孝的理论的提出与其个人的品质和理论素养有着直接关系。曾子本人是典型的孝子。《孟子·离娄》上篇和《尽心》上篇都记载有曾子养曾晰必有酒肉、曾晰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的故事。《新语·慎微》篇说曾子奉养父母无微不至。《孔子家语·六本》记载，曾子触怒曾晰，曾晰举杖以击，曾子昏倒在地，苏醒后，他并不关心自己的安危，反而拨琴而歌，以安慰父亲，表明自己并没有因为遭受痛打而影响健康。这些记载，虽然有后人增饰的可能，但曾子本人是一位孝子，则还是大致不错的。曾子通过个人的体验和理论总结，改造和发展了传统的孝道观念，将孝演绎为一项具有根本性质的原则，赋予传统的孝以新的意义。曾子对于传统孝道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曾子强调指出孝是人们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它存在于人类的自然天性之中。这是曾子关于孝道理论的基本点。曾子说：“忠者，其孝之本与！”（《大戴礼记·曾子本孝》）“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大戴礼记·曾子立孝》）所谓“忠”，从中从心，指发自内心的一丝不苟的真诚〔2〕。 与忠密切相关的孝，就是由心中的忠爱之情而自然流露出的行为，并非源于外在的约束。基于此，曾子认为，实行孝道的心情存在于所有人的心灵当中，人人都有发出这种情感的可能，只是表达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而已。曾子说：“礼以将其力，敬以入其忠，饮食移味，居处温愉，著心于此，济其志也。”（《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只要有了孝养之心，孝的行为自然就会出现，孝的志向就会实现，这就是曾子所强调的“著心于此，济其志也”的意蕴所在。孔子虽然也强调了孝道中对于父母的敬，钽他却侧重于依父志而行事，谓“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孔子的弟子有若讲孝的时候，侧重于尊长顺服，谓“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这些关于孝的理论虽然涉及到了孝的本质内容，但对于孝作为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这一点还不太明确。曾子强调发自内心的诚恳的孝，所谓“著心于此”的说法，以及其对于“善必自内始”（《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的强调，无论是从个人修养方面，抑或是社会伦理方面看，都是对于孝的本质的新的深刻认识。
其次，曾子对于孝的内涵不断进行扩充，指出孝充溢于社会每个角落，几乎可以囊括关于个人活动、社会关系以及政治行为等方面的所有规范，赋予孝以无限深邃广大的意境。曾子说：“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他所列出的这些事项，几乎包括了人们社会生活中相互关系的所有方面。曾子把孝的范围推向极至，说道：“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孔子曾讲到孝为仁之本的命题，谓“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在这里，孝虽然重要，但还只是诸种高尚品德之一，远没有达到“置之而塞于天地”的地步。在曾子那里，孝已经跨越了时间与空间，成为永恒的命题，是人类社会一切领域的终极法则。曾子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论证了“夫孝，天下之大经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这个概念。传统的孝道理论发展到了曾子，就其包容的范围来说，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再次，把孝理解为一种柔美的思想意境，力求达到和谐完善，这是曾子关于孝的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在曾子看来，孝与乱、尤诸事是不相容的，“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大戴礼记·曾子本孝》）。实现了孝道，就能够有和谐与柔顺，就能够“美言兴焉”（《大戴礼记·曾子本孝》）。曾子认为和谐的情境应当是“宫中雍雍，外焉肃肃，兄弟僖僖，朋友切切，远者以貌，近者以情”（《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完全是一派祥和气氛。在实践中，儿子与父母的意见或许相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依靠孝道来维护家庭的和谐呢？曾子说：“微谏不倦，听从而不怠，欢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谓孝矣”（《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孝子对于父母的言行并不盲从，而是“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曾子所提倡的“谏”是“微谏”，即孝子要“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也”（《礼记·内则》），用舒缓、委婉的方式来达到“咎故不生”的目的。若父母固执已见，孝子就应当“谏而不逆”（《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达善而不敢争辩”，“行之如由已”（《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在曾子看来，真正的孝子显然应当首先维护家庭的温愉环境和气氛，不惜委曲求全。曾子所讲的孝，如果理解为一种手段的话，那便是以柔克刚，便是采用亲情以缓和冲突，达到父母与子女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假若子女“微谏”而父母不听，那样的话，子女就要更尊敬、更孝顺、更竭尽心中的诚信，不惜作出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在温暖和谐的气氛下，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感悟父母。曾子谓“民之本曰孝，……乐自顺此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这种“乐”，也就是和谐之乐。孔子也讲“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也讲“色难”（《论语·为政》）的问题，把在父母面前的愉悦的颜色放在重要位置，但还没有象曾子这样把孝完全理解为一种柔美的思想意境。
第四，曾子把孝作为实现一切善行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在传统的儒家理论中，仁、义、忠、信、礼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而曾子则以孝为中心，将这些内容都和孝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是将这些都纳入了孝的体系之中。他说：“民之本曰孝……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体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认为讲求仁爱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体现出仁爱；讲求仁义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掌握适宜的程度；讲求忠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真正合乎忠的要求；讲求信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合乎真正的信实；讲求礼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对礼有真正的体会；讲求德操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真正实践德操；讲求坚强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真正表现出坚强。孝与仁、义、忠、信、礼等道德范畴并非平行的概念，而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在这里，孝完全统摄了一切社会行为准则，是一切高尚品德的内在依据。因此，在实践方法中，曾子认为，奉行孝道，就是追求各种美德的起点，实践孝道的过程，就是对于仁、义、忠、信、礼等美德的发挥扩展过程。进一步说，实现了孝的目标，同时就兼修了仁、义、忠、信、礼等各种美德。孔子以仁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以恭、宽、信、敏、惠以及刚毅、木讷等作为实现仁的根本标志。《论语·阳货》篇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子路》篇谓：“刚毅木讷近仁。”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总括了诸多道德范畴，作为高远的目标“仁”的最终实现，首先依赖于恭、信、敏、惠，以及刚毅木讷的实践过程。不难看出，曾子与孔子的思想方法论存在着根本差别。可以说，曾子是对孔子这些学说的一种改造。其结果，即是在孔子那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追求道路，在曾子那里，成了简单易行的途径。
第五，曾子强调了实践孝道与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提高修养的方法，在于为孝过程中的实践与内心的反省。曾子说：“礼以将其力，敬以入其忠，饮食移味，居处温愉，著心于此，济其志也。”（《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孝子通过对于父母日常饮食起居的悉心关切，表明自己的孝敬之心，从而达到他追求忠、诚的境界，并且实现个人道德修养的志向。在这里，孝正是“济其志”的起点。曾子认为，道德境界的提高在于孝子严格的自身努力。他说：“君子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遗体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故恶言不出口，忿言不及于已。然后不辱其身，不忧其亲，是可谓孝矣。”（《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按照曾子的观念，实践孝道需要终生守此不渝。曾子说：“孝之于亲也，生则有义以辅之，死则哀以莅焉，祭祀则莅之，以敬如此，而成于孝子也。”（《大戴礼记·曾子本孝》）曾子强调实践孝道必须持之以恒，实行孝道“安可能也，久为难；久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殁，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
在曾子的心目中，孝是发自内心的诚恳而真诚的爱。这种道德情操的培养，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参悟，不断地开阔心灵的领域。这便是曾子突出强调的提高道德境界的重要方法——内心的反省。他提倡“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讲求用内心的反省来检查自己的举止是否合乎道德原则。曾子讲过：“夫人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恕蕴含着曾子本人的深刻体验。所谓忠，就是要尽最大努力为别人着想；所谓恕，就是要在最大的限度上理解别人。曾子关于孝的理论着眼点在于强调孝子本身的修养，强调不要苛求于父母。曾子所谓“善必自内始”（《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就是强调善须自孝子的道德修养开始。《大戴礼记·曾子立孝》篇说：“可人（入）也，吾任其过；不可人（入）也，吾辞其罪。”〔3 〕子女向父母进谏而被采纳，若有过错，子女便代任其过；若谏劝没有被采纳而发生过错，子女便要躬身自省，谴责自己的不足。总之不管何种情况，实践孝道的子女都不仅要代为承当过错，而且要自省，要问罪于自己。曾子说：“不耻其亲，君子之孝也。”（《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子女要对于父母表现出最细微的体谅和最宏大的宽容，这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升华。孔子也讲内省，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这种自省，是相对于外在根据的比照，而曾子则基于孝是人类自然天性的流露这一点。将孔子提倡的道德修养转化为人固有的内在品德，强调反观体察自我就是开掘心灵深度。这对于儒家学派的伦理思想的发展具有着重要意义。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曾子关于孝的理论应当说是全面而深刻的。他不断扩充孝道的内涵，甚至将孝摆在一切善行和美德之首的显赫位置，还赋予孝道以柔美和谐的色彩，其做法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强调孝应当成为人的真实情感的流露。曾子也提到过“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一类的话，但没有像孔子那样将孝与政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为政”原则，曾子固然没有违背，但曾子更为看重的是将孝与个人道德修养融合为一体。曾子关于孝的理论的核心内容应当就在于此。
　　　　二
曾子关于孝的理论，对于礼的下移与普及有着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作用。从本质上看，孔子的仁、礼精神主要是为贵族阶层所设计的人生理想，并没有为“平庸”的芸芸众生提供可行的人生行为准则。然而，曾子的孝是一种人类内心固有的德性，包含着个人道德修养的丰富内容，因此它就突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界限，将道德追求真正从贵族阶层推向广大群众。曾子说：“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任善不敢臣三德。”（《大戴礼记·曾子本孝》）对于君子、士、庶人等的孝道，曾子还提出“大孝”、“中孝”、“小孝”的概念，并且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久为难；久可能也，卒为难。”（《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养与敬二者相比，敬当然是曾子所更为看重者，然而他并不否认养，并且从某种意义上看甚至认为养是孝的基础，如果离开了养，也就毋庸谈敬、安、久之类的问题。曾子还说：“孝有三：大孝不匮，中孝用劳，小孝用力。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就曾子的观念看，作为贵族的君子之孝当然要属于“大孝”的范围，然而庶民群众也并没有被排除到孝的范围之外，“用劳”与“用力”两项应当是普通民众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孟子·万章》上篇谓“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这种孝道就是“用劳”、“用力”之孝，属于曾子所谓的“庶人之孝”的范畴。曾子将孝划分为各种层次，就社会等级而言，其所区分的就有“君子”、“士”、“庶人”等的不同。这里所指的“君子”，似乎不仅仅是道德意义上的概念，而且还有社会等级的含义，可以说就是有相当地位的贵族。这里所说的士，即指下等贵族，特别是有文化知识者。这里所说的庶人，就是普通的劳动者。庶人之孝，强调的是“以力恶食”，其含义是庶人的子女要尽力于田穑之事，将甘美之食献于父母，自己则吃“恶食”。庶人之孝虽然达不到君子之孝和士之孝的标准，但就庶人的生活条件看，也还是差强人意而应当予以肯定的。曾子将各种道德规范融入孝的范畴，原本显得生硬而远离生活实际的道德规范与礼仪，在曾子那里贯穿于日常人情之中，成为生活的自觉，因而变得和谐亲善。孝既是人们道德修养的起点，又是那目标本身，比之于那些抽象复杂的、远离生活的说教，更易于为广大的群众所接受和遵守。从这个意义上说，曾子关于孝的理论实际上是将重点着眼于为最大多数的社会民众设计人生，从而将儒家的道德规范从贵族推广普及到普通民众，把越来越多的人纳入道德修养和礼法中来。显然，曾子关于孝的理论完全符合普通民众登上社会政治舞台这一历史发展潮流。
还应当指出的是，曾子强调的源自个体内心的道德修养，实际上是个体自我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觉醒的表现，反映了曾子对于个人价值的关注。曾子所生活的时代——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正处于大动荡的时期，传统的礼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社会各个阶层的价值取向已经不在于维护旧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的思维，而趋于要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环境中体现出个人的价值。如果说在此之前，个人的价值淹没于以宗族为主要形式的集体之中的话，那么在曾子的时代它却日益突出起来。曾子关于孝的理论，从表面上看是在强调子女对于父母兄弟的责任，强调个人对于家族的责任，然而，在实际上，却是在极力指出所有这些责任都与个人的道德修养密不可分，曾子所强调的重点更在于个人人格的完善。曾子看重发自个人内心的孝道的价值，倡导内心反思，指出每个人都应当重视自我，发挥个人的作用，这些无不体现着曾子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那就是使人的主观精神达到自觉，从而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孟子·离娄》上篇记载了曾子实行孝道的一个事例：“曾子养曾晰，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晰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曾子不仅考虑到供给父亲酒肉，而且考虑到父亲的愿望。父亲吃剩的酒肉，曾子必定要询问将剩余者赐予哪一位子孙食用；若父亲问是否有剩余时，曾子不管有或是没有，都必定回答说有。孟子十分赞赏曾子之孝，谓“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孟子·离娄》上）。曾子这样的表现，完全出自于内心的孝，在孝道中不仅体现了“忠”，也体现了“恕”。曾子关于孝的理论中对于个人价值的估计，比以前宗法观念下人们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然而，还应当看到，曾子将孝过分膨胀，孝成为人的个体修养的全部依托，容纳万善的渊薮，这其间固然有曾子的高明之处，因为它毕竟为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捷径，不过它又在相当程度上将原本宽厚的道德修养变得十分狭隘。这样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应当忽视的。
　　　　三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结构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果说西周时期，周天子和各国诸侯占据了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可以说从春秋中期开始随着政权的下移和霸权迭兴局面的趋于结束，各国内部宗族的势力则迅速登上社会舞台。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宗族的势力的发展也有了很大变化，家族势力以至于个体小农家庭在社会上逐渐处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曾子关于孝的理论正是儒家学说适应社会结构变化而发展的一个典型部分。曾子在讲到人们实行孝道的时候提出必须“忠爱以敬”（《大戴礼记·曾子立孝》），然而，忠爱于什么人呢？尊敬于什么人呢？在曾子看来，首先是父母兄弟，其次是族人，最后才是君主。他说：“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专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大戴礼记·曾子本孝》）曾子认为首先要遵循“父之道”，其次要事奉“你之朋友”。关于“朋友”的含义，前人注释或引《礼记·曲礼》郑注谓“敬父同志如事父”〔4〕实于文义有缺。在周代铜器铭文和文献中， “朋友”一词习见。关于其义，专家曾经指出，“其义不同于现代汉语词汇中的朋友，即使在东周文献中，‘朋友’一词有时仍用来指称本家族的亲属”，《左传》桓公二年载“士有隶子弟”，《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语述其义则谓“士有朋友”，“两相对比，可知师旷所言士之‘朋友’，即师旷言士本家之‘子弟’”，“士之朋友是指其子弟，包括同辈与晚辈族人”〔5〕。这是很正确的说法。曾子所谓的“事父之朋友”、“率朋友以助敬”，都含有加强宗族或家族内部关系的意义。《论语·泰伯》篇载：“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6 〕他所引用的《诗》句见于《小雅·小ｗéｎ＠①》篇。“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仅是其病情的写照，而且在其思想中也是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紧张态度的说明，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曾子所说的“吾知免夫”，意蕴可能是多方面的，然而其中应当包括着他关于孝的理论。曾子谓“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孝了游之，暴人违之。出门而使不以，或为父母忧也。险涂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大戴礼记·曾子本孝》），孝子如此小心谨慎，其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不在尤之中”（《大戴礼记·曾子本孝》）。在春秋战国之际动荡不稳的社会局势下面，在人们普遍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时候，家族和家庭可以说是个人生活的避风港。因而，曾子强调以孝来维护家族利益，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曾子关于发挥孝道以团结族人，强调孝道在家族中的重要作用，这种认识是颇有见地的。
当然，曾子并非将孝道完全排除于政治之外，并非不讲作为统治手段的孝道，而只是将作为统治手段的孝道排列在家族与宗族的孝道之后而已。曾子说：“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故为人子而不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顺其弟者；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与父言，言畜子；与子言，言孝父；与兄言，言顺弟；与弟言，言承兄；与君言，言使臣；与臣言，言事君。（《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在这里，曾子讲孝道的“忠”，首先强调的父、子、兄、弟，然后再谈到君、臣。孔子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名言，齐景公大为感慨，说道：“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行而食诸？”（《论语·颜渊》）。在孔子那里，重点在于强调君臣；在曾子那里，重点在于强调父子。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排列顺序问题，而是意味着曾子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最为现实的家族利益之上。曾子的这种精神，同样也体现在他关于个人修养的原则之中。曾子要求实践孝道的子女在完善道德修养的过程中，必须严以律已，他们对于父母“达善而不敢争辨，……无私乐，父母所忧忧之，父母所乐之”，这其间的原因在于，“争辩者，作乱之所由兴也，由已为无咎则宁，由已为贤人则乱”（《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因而孝子必须竭力约束自己，不要因为与父母争辩而导致家庭的混乱。可以说，维护家庭和家族的稳固，是曾子修已思想的重要目的。孔子说：“修已以敬，……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到了曾子，修已之道则转入了为家族服务的途径中。在东周时期的社会上，人们往往迫切地呼唤同族兄弟的联合，盼望家族的团结与兴旺。这在《诗经》里面可以找到许多反映这种呼声的诗句。例如：“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其鸟矣，扰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诗经·伐木》）“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诗经·沔水》）“兄弟婚姻，无胥远矣！”（《诗经·角弓》）从这些诗句里面，可以体察到当时的人们对于家族和宗族是何等重视。曾子所提出的以家庭和家族的巩固为目标的孝道理论，显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如果说孔子狃于传统而竭力维护已经日薄西山的周天子的王权和各诸侯国的君权的话，那么，可以说曾子关于孝的理论比孔子要现实一些，已经将注目的重点更多地投向社会实际。
对于孔子以后的儒家学派的发展，曾有专家断定其转入了消极的道路。这其实是缺乏具体分析的，就曾子关于孝的理论看，它并没有转入消极的道路，而是积极地发展儒家学说，以务实的态度来面对社会现实、适应社会现实。的确，务实的目标和高远的理想相比，显然没有太多的理论色彩和浪漫情调，然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却更容易为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成为巩固社会秩序的伦理学说的精华。尽管我们不排除曾子关于孝的理论还有缺陷，但其对于传统孝道的发展还是相当突出的，对于社会伦理道德普及于广大民众这一点还是做出了巨大贡献，它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应当予以肯定。
注：
〔1〕曾子关于孝的理论主要见于《大戴礼记》与曾子相关的诸篇，关于曾子的著作，《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载“《曾子》十八篇”，《隋书·经籍志》载“《曾子》二卷”，当是将《曾子》十八篇编为二卷者。这十八篇文字有些保存在《大戴礼记》一书的《曾子立事》、《曾子天圆》等篇中，唐代选编《群书治要》，其所摘《曾子》的内容，在《大戴礼记》中都能够找到，这表明《大戴礼记》所保存的关于曾子的诸篇很有可能就是《汉书·艺文志》所列《曾子》十八篇的遗存。从《从戴礼记》的曾子诸篇文字看，都应当是曾子后学所记曾子的言行，足可反映曾子的思想面貌。这些篇章皆冠以“曾子”之称，如《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等，疑此“曾子”原来就是《曾子》书名，《大戴礼记》的编者收录这些篇章时遂将书名与篇章名合而为一，究其初，“立事”、“本孝”等才真正是原来的篇名，现在的这些篇名也透露出这些篇原属《曾子》一书的消息。除《大戴礼记》外，《论语》、《礼记》等书所载材料也很宝贵。或有论者直接以《孝经》来论证曾子思想，似乎不大妥当，因为此书系为曾子后学所撰，与曾子思想原貌尚有一定距离。
〔2〕《论语·里仁》篇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曾子对孔子思想所进行的集中概括，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事情。这个概括里面所蕴含的意思相当深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内心自省。这种内心自省的重要范围之一便是作为“孝之本”的忠。关于曾子的这个重要思想，专家曾有精当的说明，如谓“以忠恕为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方法，包含着重视心的地位和作用这一层意思在内。……曾子第一个拈出忠恕作为孔子的一贯之道，实际上起到了将由孔子肇开的儒家致思方向引导到心这一路上去的作用”（王钧林《从孔子到孟子的儒家“修已”思想》，《孔子研究》1994年第4期），就是很正确的说法。
〔3〕这一段话在《曾子立孝》篇中谓为“子曰”，似为孔子之语。但此段语言与孔子关于孝的理论尚有一定距离，恐系曾子托名孔子而言者。语中的两个“人”当为“入”字之误。清代学问家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四谓“‘人’当为‘入’，谓入谏也”，甚是。
〔4〕见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四。
〔5〕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308—309页，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6〕曾子语中的“启予足！启予手”的启字， 《论语》集解引郑玄说谓“启，开也，曾子以为受身体于父母，不敢毁伤，故使弟子开衾而视之也”。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一谓《说文》“ｈù＠②省视也”，《释言》谓“ｈù＠②窥也，古通作启”，王念孙认为《泰伯》的启，“视也，郑注训启为开，失之”。按，训启为视，比训为开虽然要好一些，但仍未合经文原意。《说文》ｙí＠③字下谓“离别也，从言，多声，读若《论语》‘ｄàｉ＠④予之足’”，疑《泰伯》之启当即ｄàｉ＠④，读若挪。曾子病重，手足僵硬，故呼弟子挪动一下。曾子语所谓“战战兢兢”，其中当有形容其手足之义，并且由此而喻指在动荡时代里自己的谨慎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