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与义愤的情绪反应是需要高额的生理能量来支持的。但面对这些年学界传出的如此频繁与恶劣的抄袭剽窃案件，我们的体力已经透支了。如果你经常浏览学术文化网站的论坛，会感到抄袭事件真像“冬天的雪花一样纷至沓来”，让人应接不暇。而1月23日《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道还在标题中提醒我们：已知的学术腐败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是的，我们已经没有气力再去震惊与义愤，我们几乎在疲惫中“习以为常”，在沮丧中“由之任之”。
　　
　　　　但是，更为恶劣的事件再一次挑战了我们的生理极限。不只因为抄袭本身，甚至还不只因为“明星教授”或“大牌学者”（令人匪夷所思地）抄袭“边缘作者”或无名之辈的文章作品，而是在抄袭败露之后，面对大量的证据，竟然可以断然否认、可以理直气壮地抵赖；面对舆论的质疑追问，竟然能够心安理得地保持“高贵的沉默”，甚至予以威胁性的暗示。
　　
　　　　这难道不会突破我们的生理极限吗？既然我们无力于震惊与义愤，那么可以援用周星驰式的大话句式来幽默一把：“就算抄袭不是你的错，但在败露之后还要抵赖就是你的不对了”。因为这不只是学术操守与个人道德的过失，而是对公众智力的公然侮辱。
　　
　　　　比如，声称是因为出版社在著作付锌之前（出于“不得已的原因”）擅自删除了作者手稿中原有的大量注释，作者就可以据此高调声明自己的“无奈”，于是就保全了自己的清白无辜。这类解释可信吗？如果是一个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少女这样“扮天真状”或许还有点可信度。但作为一个资深教授（更不用说一个“以法律为志业”的学者）根本不必陷入如此“无奈”的境地。即便出版社的行为不当是事实，具有起码法律意识的作者完全可以在事后知会出版社停止发行。如果出版社一意孤行，作者也完全可以公开声明，或者（如果因为人情难却）请律师公证一份备忘录，表示作者不同意出版社的作为，因而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如果作者在法律上格外无知或迟钝，那么至少在被人投诉之后应当为自己的疏忽和不作为而郑重道歉。
　　
　　　　而现在我们看到，作者实际的态度却完全相反：试图以如此虚弱不堪的托词来抵赖，似乎以为这样就可以“搞定”舆论，打发公众。但是，对不起，学界和公众还没有那么弱智，我们拒绝接受这样的侮辱。
　　
　　　　互联网上有评论说，抄袭首先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智商问题”。因为抄袭者（在智力上）错误地假定自己弄虚作假的行为不会被揭露，但实际上败露是早晚的事情。如是，那么抄袭败露后的抵赖可能更为不智。抵赖是试图挽回因抄袭而丧失的道德声誉，但抵赖行为本身却断送了改过自新的机会，而更加恶化了自己的声誉。
　　
　　　　如果抄袭与抵赖真是如此不智的行为，为什么还会有人执迷不悟？真是他们的智商出了问题？也许并没有这么简单。
　　
　　　　大牌教授和明星学者有时不只属于他们自己，他们可能是所属单位的招牌和资本。也就是说，有某种体制性的力量驱动着当事人在事发之后给出个某种“说法”来辩解，以此“挽回对单位造成的影响”。理由无论真假，只要“搞定”就行。作为回报，当事人可能被从轻处理，不必面对公众，只要内部检查。或许沉寂一时，待“风声过后”，可以“博导”依旧，照样“带头”学科，最终达成单位与当事人的“双赢”局面。这种“搞定主义”不乏有成功的先例。于是，抄袭与抵赖有了生生不息的流传。学术腐败与当下的学术生态之间当然有更为复杂的关系，对此笔者将另文处理。
　　
　　　　从建设性的角度来看，在体制层面上对学术抄袭的处罚机制是一个关键。考虑到我们具体的“国情”现实，也不必照搬西方学院体制“一次出局”的严厉尺度，而可以采用（比如“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记过，第三次开除”）相对宽松的处罚条例。这或许会帮助缓解“抄袭－抵赖”的恶性循环。而在对个人道德操守的评价方面，或许也不得不“现实主义”一些。最近，汕头大学新闻学院胡兴荣的学术剽窃案事发，当事人在80小时之后主动辞职，在网络论坛上获得一片喝彩，几乎像一个“虽耻犹荣”的英雄。可见，在我们现实的道德状况中，抄袭者如果能在事发之后认错和道歉，会获得舆论格外宽怀的原谅。
　　
　　　　在今天的世界里，对网络资源和外文文献的占有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特别是学院内外的年轻人，他们很会Google与百度，也不乏精通外语的人才。所以，学界的同仁们最好别怕麻烦，把注释和征引做得全面仔细，也不要搞混“翻译”“编译”“编著”和“论著”之间的基本区别（这并不是多么令人迷茫的复杂问题）。如果你决定冒险抄袭作假，那最好不要在前言后记中标榜自己“潜心研究多年”，扮作苦行僧的样子。否则在败露之后会显得是居心叵测，是那么“精巧地不诚实”。而如果抄袭被人揭露，就干脆利落地认错道歉（可以引用经典如“人非圣贤”之类的警句），寻求在学术上自新重生的机会。如果执意要用瞒天过海的托词将抵赖进行到底，那么，即使“搞定”了单位保住了职称，作为学者的生命也已经死亡：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可以如此蓄意操纵证据的人，他在“研究”中也一定可以“论证”任何他愿意得出的观点和结论。于是，他的所有观点都不值一提。
　　
　　　　“如果已经抄袭了，请不要抵赖”——这种要求在道德上意味着什么？这离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已经很远了，这不过是在要求一点为人的本份，一点对他人劳动的基本尊重，对公众智力更少的侮辱，一点羞耻心，一点磊落，一点尊严。这个期许还是过高了吗？
　　
　　　　（原载《新京报》2006-2-12，刊登时略有改动，作者：刘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