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键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学术呈现出严重贬值的现象，这固然有社会大气候的原因，但也有学术自身的原因。究竟是学术在贬值，还是伪学术装扮成学术而使得学术贬值呢？可能在学术的领域内同样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究其原因就在于缺乏学术规范，即学术自身的边界没有确定，从而使学术与伪学术真假难辨，进而产生一些伪学者在学术界滥竽充数，严重损坏了学术的尊严，也损毁了学者的形象。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要不要学术规范的问题，一直是存在着争论的。一种观点认为，学术研究必须要强调学术规范，否则就很难说是在从事学术研究；另一种观点认为，什么是学术规范都没有形成共识，究竟是要什么样的学术规范？当然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观点。我今天以一名从事研究近20年的研究人员和从事学术期刊编辑工作10多年编辑的身份，来跟大家谈谈学术规范与学术责任这个问题。

一、为什么要强调学术规范？

中国的学术传统实际上是没有学术规范的，但中国儒家传统的强调的是“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不过，这并非是学术规范，而是指个人的修身正心。当然这里也包括治国与个人心术的关系。即所谓“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明晦；学术之明晦，由当事之好尚。所好在正学，则正学明，正学明则人心正，人心正则治化淳；所好在词章，则正学晦，正学晦则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则治化不兴。”因此，“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虽然这里提到了“明学术”对“人心”和治理天下的重要性，但仍然不是指学术规范，包括孔子和他的弟子所说的学术，都是指做人的学问，讲的是做人的根本，虽然这也是学术规范的内容，但中国学术传统并没有学术规范的自觉，或者说，根本不是当今意义上的学术规范。当今所说的学术规范完全源自于西方学术传统，而当今中国的绝大多数学科体系是从西方引进的，在中国自身学术传统缺乏学术规范自觉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得不在学术研究中借鉴西方的学术规范。当然，最终是要此基础上建立中国学术的一整套学术规范。
有一种观点认为，学术规范是学术的生命线。我深表赞同。这是因为，其一，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精细化分工的阶段，这就意味着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与从事其他工作的人都要适应这种社会分工而专门从事自己的本质工作。跨出自己的本质工作都是有悖于社会分工因而也就有悖于社会发展规律。当前有一句话可谓通俗而深刻，所谓商人越来越像学者，学者越来越像商人，官员则想潜力、金钱、学术通吃。这种职业的越位和错位，完全违背了社会化发展规律。其二，社会精细化分工也意味着学科的分工也越来越细，学科的边界也更为明确。因而学术的发展也必然是以各个学科的规范来进行衡量，而不可能是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的学术成果。其三，有了学术规范之后，学术圈内才可以进行正常的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当前，有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就是，学术圈内很少搞学术批评，大家都做好好先生，而学术圈外尤其是从事小媒体的媒体人则往往是以与自己不同价值观的知名学者为批评的对象，攻击一点，不及其余。而事实上，这种批评因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量级的比赛而停在皮毛之上。前一种情况是因为缺乏学术规范而在学术争鸣上产生了惰性，认为“说不清楚好与不好”，也“弄不明白对与错”，从而导致学术权威的丧失，学术的失语。后一种情况则是因为缺乏学术规范，不管是不是这个圈内的，也不管懂不懂学术，只要跟知名学者“商榷”，自己就会红起来，而媒体人士往往都是怀着这样一个目的来跟知名学者“商榷”的。外行来与行家“商榷”，还炒作成为一个“学术现象”，泱泱大国出现此类怪象，岂不贻笑四方！真正的学术论战应该是在读懂对方的书之后才能可以展开，这也对一种学术思想的尊重，也是对论战对手的尊重。梁文道先生说：“知识分子应该是只服膺于真理的人。”但是，今天这种所谓的“商榷”往往不是对真理的服膺所致，而完全是服从于自己的价值立场的所致。
学者之为学者，一个前提就是要按照学术规范来从事学术研究。学术的传承完全依赖于学者，而学者的天职就是传承学术。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术规范就是学者的基本标尺。因此，学者必须要按照学术规范从事学术研究，而不可随心所欲题“想法”。如果仅仅是提“想法”，没有被证明的“想法”，仅仅是一个假设而已。一个假设性的观点决不能代表一种学术水平。只有用理论方法进行了符合逻辑的证明之后，如果这个“想法”具有创新性同时又符合学术逻辑，那么这个“想法”才转变为学术观点，这个观点就代表了学者的学术水平。当前学术界都喜欢在媒体上提出“想法”，而疏于或者根本不愿意去论证这个“想法”，而恰恰是提出想法容易，而证明想法却很难。因为，证明一个想法就必须去查找相关文献，要泡图书馆、档案室等，没有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就不可能有原创新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因而，这个所谓的“想法”是不足以支撑一个学者的称谓的。有年轻学者向我们杂志投文章之后常常会来问我：“老师，我的文章能够发表吗？”我一般不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两个问题，一是“你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痛苦过吗？”二是“你写完这篇论文兴奋过吗？”如果这两个问题都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篇文章一定能刊发出来。这是因为，这两个问题涉及的是一个作者是否按照了学术规范进行论证，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而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的论证过程和由此而形成的理论观点肯定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因为这个创新，作者往往会在完成这篇论文后会情不自禁地兴奋一阵子。任何主编都不会舍弃这样的文章，所以这样的文章一定能够刊发出来。
学术之为学术是由学术规范限定的，而不是自称为学者的人把自己的东西称为学术就以为就是真学术了。学术规范实际上设定了学术与非学术之间的边界，因而学术规范实际上就是学术体制。当前网络写手不少，特别是博客作品大行其道。闲暇之余写点想法，记录一些稍纵即逝的想法，有助于把历史过程积累下来，博客就是网络日记嘛。然而，由于有的博客内容非常新，成为平面媒体转载的对象，因而也就很容易“火起来”。结果，从商人、学生，乃至一些曾经的学者都热衷于写博客，也热衷于平媒体对自己博客内容的转载，进一步制造媒体效应。一旦红起来之后，于是乎，不少博客写手都大言不惭地公开直接署名“知名学者”、而其实他所从事的工作跟学术一点关系都没有。即便是他的博客文章也没有真正的学术味儿。我想之所以会是这样，就是因为一些商人冠以“学者”之名以后表明自己是有学术品位的。然而，这恰恰成为学术之殇。在社会大众看来，以为学者、学术就是这点东西，结果学者、学术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打折扣。而实际上，学术规范对学者、学术研究都有严格的规定，包括学术伦理、学术道德、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学术评价、学术批评、学术创新等。我们试想想，如果缺乏了这些内容，学术还能够叫学术吗？

二、学术规范究竟是规范谁？

既然有学术规范，学术规范对学术和学者如此之重要，那么，学术规范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或者说，学术规范就是对谁的规范，是规范谁的制度？一种说法是对学术自身的规范。毫无疑问，学术规范直接规范的对象就是学术自身，包括学术的问题导向、研究方法、逻辑论证、文献的使用、观点的引述、思想的创新、学术评价、学术批评以及学术成果的应用等。这些都是学术规范对学术进行直接规范的对象。但是，学术是人做出来的，是学者创造出来的，学术研究室一个学者的创造过程，所以，学术规范实际上是对人的规范。
一是对学者的规范，在这一问题上要正确处理四对关系：述与作的关系；学术传统与学术创新的关系；文献与观点的关系；维护学术尊严与传播学术思想的关系。
关于述与作的关系，中国学术传统是以述为主，即把自己的观点或者是想法在一定范围内叙述出来，然后若干年后有听着整理出来集结成册。冯友兰就说，中国人向不十分重视著书立说。但中国人都强调“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就是立德，“外王”就是立功，而视著书立说是最倒霉之事，不得已方为之。中国古典文献大多不是著作，而是述说。最典型的就是孔子的《论语》。述，一般不会按照作的方式进行引经据典，也不会去追根溯源，往往是把一种思想，或者一种观点，或者一个想法说给听着。在当今则表现为，把自己的想法发表在报纸上，尽管是发表出来了，但仍然是述而不是作。因为，文章只是体现一个想法、一个观点、一种思想，而不是在充分材料基础上的逻辑论证。所谓作，则是有文献支撑、有观点来源、有逻辑推导的严格的论证过程。作为学者，更应该是在此基础上的学术论证，而不是拍脑袋而提出想法、观点。提出一个想法或观点很容易，但证明这个想法或观点往往很难。当前有不少学者热衷于提想法、体观点，且往往认为这是自己的“创新”。然而，没有被证明的想法或观点只能算是一个假设，把一个假设以“重要观点”的名义作为结论，既有害于学术，如果拿去作为政府决策参考，则更有害于社会。当前学术界的浮躁也表现在述远远多于作上面。但是，学术的生命力主要依赖于学者的作上，而不是在述上。
关于学术传统与学术创新的关系，创新必须要有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整个社会的知识储备。对于学者而言，学术的创新就是在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假设并小心求证。尊重学术传统就意味着要尊重前辈学者已有的学术研究，即便是彻底颠覆前辈学者的观点，也应该充分肯定其研究的重要性，推翻的是他的观点，而不是他的研究。尊重学术传统也就是尊重学术伦理。学术伦理强调的是对既有研究批判性地吸收，即材料、观点的引述，必要的学术争鸣与学术批评等。只有这样才能够进行学术创新。任何的学术创新决不是在对前辈学者的研究毫无知晓的情况下打开电脑就开始敲打键盘，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论文有哪些哪些创新。内行的人已看结果都是低水平的重复。因此，只有在梳理某一具体问题的学术脉络的前提下，才可能进行学术创新。
关于引述文献、观点与自己文章的关系，没有引述文献的论文，肯定不是论文。一篇好的论文不在于文字有多少，关键是作者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有多少创新。所以，对于一篇论文来说，引述文献和观点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观点的引述要注意：一是不能全部是文献、观点的堆砌，很少有作者自己的评述；二是引述的文献、观点出处和提出者要准确，而不是只要在哪里看到某作者提到了这一观点，就以为是该作者在那里提出来的。这方面，当前学术界的问题非常严重。问题表现在：其一，不读文献就随便使用文献，例如关于马恩著作的使用，大量的论文出现或引错卷数、或引错出版时间、或引错页码，有的甚至引错内容。我在这些年的编辑过程中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举不胜举。其二，不去查证某一重要观点究竟是谁提出的，从而在自己的论文中做假注、虚注，糊弄读者。其三，不加思考地大段大段引述别人的文字，作者自己在论文中完全“失语”。虽然他也注出了文字的来源，但这根本就不是在写论文，而是在文字。如果说不住处文献、观点的来源就是剽窃，这是暗地里偷的。整段整段引用别人的文字且注出来源而自己却没有任何逻辑论证的，这就是明抢。
关于自觉维护学术尊严与自觉防范学术腐败的关系，学术是有尊严的，学术的尊严要靠学者来维护，靠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自觉遵守学术规范和自觉防范学术腐败行为。当前学者普遍存在着一种浮躁现象，当然这与现行的科研管理、考核体制有关，但更直接的可能是学者对于利益的过度追求。由于学术成果已经直接与无知利益挂钩，当今学者们固然要“为稻粱谋”，但可能更多的是要“为别墅谋”，即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这是一种物欲左右下的学术生产。因而，学术生产就很难说是为学术创新而生产，而是为满足自己更大的物欲而生产。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学术腐败，包括各种抄袭别人、自我抄袭、剽窃、一稿多投、粗制滥造等学术不端和学术失范行为，以及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色交易等现象。受影响的是学者自己，但受伤害的则是学术，使学术尊严丧失殆尽，当然学者同样也是颜面扫地。
二是对学者研究的规范，在这一关系上要处理好三对关系：原创与模仿的关系；学问与胆识的关系；阅读与写作的关系。
关于原创与模仿的关系，当前中国学术最大的问题是几乎所有学科都是外来的，没有中国独立的学科体系，因而在学术研究中大多数以模仿为主。现实翻译引进，然后是大肆模仿。学术研究肯定首先有一个模仿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但一直模仿就不可能有原创性的学术。中国学术研究的中状况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学术话语权。现在都把学术国际化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抓，但仍然着眼于学者的外语能力等。这当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内容本身，没有好的内容，学者无论有多强的外语能力，都不可能构建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同样，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为什么国际话语能力弱小，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缺乏自己的原创理论，没有自己的原创理论则是因为没有支撑理论的学科体系（即知识谱系）。所以，无论是从国家的国际话语来看还是从学术话语来看，中国都是被迫回应而缺乏主动的建构能力。学术的原创能力才是话语构建能力的源泉。
关于学问与胆识的关系，首先是师生关系，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今天来解读这句话，我认为，“道”就包含了学术规范，是学术研究的“顶层设计”，同时“道”也包括“术”即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路径。若能得其道，则意味着达到了学术的最高境界。“业”就是学术研究对象方面的知识。“惑”就是拟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为人处世之“惑”，也包括学术之“惑”。学源于思，思源于疑。疑便是惑，“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学问就是在不断通过“从而师之”而不断增进的。学术研究的创新不仅需要有学问，而且还需要有胆识。有胆识就是要敢于疑，敢于向前辈师长、敢于向学术权威提出质疑。韩愈就说：“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亚里斯多德也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没有这种胆识，学术就不能前进，学者就真的成了“一代不如一代”了。
关于阅读与写作的关系，现在的学者喜欢写，而科研管理部门也强迫学者不停地写，因为考核指标非常明确，一年不发表足够数量的论文，考核就不合格。考核不合格，说得轻松一点，对于学者来说就没有面子；对于科研管理部门来说，学术GDP就下降。说的严重一点，考核不合格会影响到学者的饭碗问题。所以，学者就被迫写作。没有储备的写作就只能是低水平重复，这种学术生产就只能是粗制滥造，甚至抄袭剽窃。写作应该是在一种冲动下的主动行为，这样才能有创新。这种冲动来自于什么呢？它来自于知识储备，来自于知识积累的井喷，来自于厚积之后的薄发。然而，在利益的趋势下，学者疲于写作，几乎没有时间来阅读，科研管理部门只管学者的学术生产，不管学者的学术消费。学者也懒得去进行学术消费，反正网络发达，从数据库一调，什么材料都有。前不久有一篇关于中国人不喜欢阅读的文章红遍网络。对此，我有两种解读：一种是我们中国人确实越来越不喜欢阅读了，经典不再流行，书本仅作摆设；另一种是没有好书可读，因为不是在冲动下写出来的书，味同嚼蜡，所以不读。如果中国陷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之中，那么，民族的命运真的堪忧。
三是对学术的规范，在这一问题上也要处理好三对关系，即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的关系；学术研究与政治宣传的关系；学术的科学性与政治价值观的关系。
关于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的关系，学者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是学者的重要责任之一，因此学术也就天然地要有国家责任、民族责任。但是，学术完全贴近政府，甚至要求学术主要是解释政府政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从政府对学术的态度来看，学术就具有工具主义的倾向。而相当部分学者也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学术转化为政府提供决策的重要依据。从学者对政府的态度来看，学术就具有功利主义的倾向。工具主义倾向和功利主义倾向（实际上是自我工具主义的渴望）都是学术和学术的错位。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只是学术功能的一部分，再说，没有身后的学术功底，就可能做好决策咨询。所谓根深才能叶茂，只有做好学问才能当好顾问。没有做好学问，就不可能当好顾问。尤其是年轻学者不要急于要当政府的智囊，而应该潜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先做好学问，这对学术、对政策咨询都是负责人的选择。
关于学术研究与政治宣传的关系，在当今行政干预学术的现象非常严重，学术质量（评奖）、学术水平（各种学术称号）、学术考核等都是行政领导来评价的，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行政级别与学术水平成正比。在行政干预之下，政治宣传有取代学术研究的倾向。一些学者也为了尽快地提升自己的行政级别而不断做政治宣传的“学问”，学理性的研究被束之高阁，应景性的宣传文章则一挥而就，但往往是正确的空话、无用的废话。学者是在既定的政治制度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即便要做政治宣传的工作，那也应该是通过学术研究来进行政治宣传，而不是用政治宣传来取代学术研究。
关于学术的科学性与在既定的价值立场下预设的观点的关系，学术研究无疑是一个求真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通过大量的事实或史料经过逻辑论证之后才能得出结论。正是这样，学术才具有真理性和科学性。然而，当今的学术研究越来越缺乏这样的精神，做历史研究的不愿泡图书馆、档案馆，做现实研究的不愿做田野调查，用的是二手材料和二手数据，并且先预设一个价值立场，用这些材料和数据来证明这个预设的立场或观点。殊不知，同样的材料和数据可以证实完全相反的观点。这样，学术研究因没有按照学术规范而导致学术失去了科学性和真理性。反过来，预设一个观点，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相应的材料和数据来证明这个观点，这同样也会导致难以找到学术的真理。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对学术的伤害，即任何人都可以从事学术研究，学术也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其尊严，也无所谓学术权威可言。

三、学术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我在编辑的过程中常常遇到有人或因拿学位、或因当年工作量、或因晋升职称而推荐文章。在丛书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我也碰到了周边不少朋友因职称到了正高了，就不再有学术研究的动力了，开始琢磨投资理财等事情了。我在想，拿到学术是否就是为了拿学位、完成科研考核、评职称？如果是这样，学术并非目的，而是工具，因为这一切可能都是围绕着一个目的而来的，就是当领导、晋升职务。如果没有这些，学术研究就是为了一个外在的虚名。
有一本书就叫《学术责任》，作者曾经是斯坦福大学校长现仍在该校执教的唐纳德·肯尼迪，他认为学术的责任包括培养的责任、教学的责任、指导的责任、服务的责任、研究发现的责任、学术成果的发表。这未必全面但至少来说学术的主要责任基本包含在内了。不过我认为，归根到底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传承与创新。传承就是厘清学术发展的历史脉络，从而让后来者知道这一问题时从何而来的。创新就是在传承的基础上让从事学术研究的当事人知道这一问题要向何处发展。这是学术的本真，除此之外，学术才兼顾培养、教学、知道、服务、发表之功能。
现在各高校和科研机构都把硕士生、博士生在读期间在CSSCI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作为拿学位的必要条件。由于有了这个规定，学术刊物原本是为了承载创新的学术思想，结果却成为拿学位的工具。同样，各高校和科研机构有规定平副高、正高必须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若干篇论文。姑且不论是否有权威期刊之说，但这个规定又把学术期刊作为评职称的依据。我认为这是非常荒谬的。硕士生、博士生三年中能够把学位论文保质保量的完成，就已经相当不容易。强制发表论文，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学术不断行为。同样，在职称评定机制下发表论文，没有办法就只好托关系、找门路，最后还是把粗制滥造的东西发表出来。这些烂文章因通过不正当的渠道占据着学术期刊资源，结果有创新性而不走关系的文章却被排斥在外，从而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陈寅恪当年在清华时就规定研究生在读书期间和助教三年内不允许发表一个字。尽管陈寅恪有此规定，但后来事实证明他的学生个个都是学术界响当当的人物。即便是在进入文革结束以后这种情况也存在。据说（有媒体报道但我没有求证），在恢复研究生制度以后，冯契先生在华东师大也有此规定，在读研和做助教期间三年内不允许发表文章，后来冯先生的学生也是在学术界都有地位的人。因此，学者的学术成就不是以成果数量来衡量的。没有创新的观点、没有原创的思想，即便发出来也是滥竽充数。
学术期刊理应是为学术创新服务，而不是为某种功利主义的目的服务。在现行的科研管理体制下，学术期刊的功能完全异化了，异化为学术GDP服务的工具。近年来，众多的矛头指向了学术期刊所谓的人情稿、关系稿、版面费等，不排除上述问题或多或少存在着，但学术期刊不是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根源在于科研考核体制、职称晋升体制、学位评审体制，把鞭子抽到学术期刊上，这对学术期刊是不公平的。如果上述体制能够在尊重学术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来进行改革，我想学术期刊的功能就会回归正道。不过，据我了解，上海的学术期刊总体上是严格把守着学术质量的关卡的，也正是这样，上海学术期刊在全国学术界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声望。也正因为如此，上海的学术期刊所面临的压力也最大。
作为学者，履行学术责任就要自觉地克服功利主义和自觉抵制工具主义。学术是少数人的事业，而不是大众的职业。学者回归学术正道，学术研究才能实现在传承的基础上的创新。如果说经济发展是大国成长的物质基础和有形的表现的话，那么，在自己的学科体系支撑下的学术体系的构建和学术思想的创新，则是大国成长的精神支撑和内在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