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两名大学生揭露一起“16个单位25人的6轮抄袭”案，引人注目。笔者正好对此有兴趣并有心得，现将这桩“连环抄袭案”背后的社会原因一一剖析，聊作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文章抄袭原因很多，有需求方的原因，也有供方的原因，有制度上的原因，更有权钱交易的原因。

　　在需求方来说，单位评职称，个人要升职，此社会压力也！供方来说，有人要评职称，我来当枪手，提供论文和发表机会，此赚钱之道也。制度的刚性要求，全国一盘棋，上下一锅端，此为计划经济的思维也。权钱交易更有其历史溯源和存在的需要。

　　制度设计的缺陷

　　这里面笔者认为最为根本和最为要害的原因在于制度的设计。

　　现在的职称评定制度设计是全国各行各业都要评职称，一年一度，过期不候。各级政府中的职称评定机构管理着这个宏大而繁杂的评级事务，耗费纳税人无数的民脂民膏，结果是百病丛生，百孔千疮和技术人员的苦不堪言。

　　其实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何必搞得像是一个卫星上天和火箭发射工程一样的复杂和繁琐呢？

　　民国时期以及西方文明国家也有职称评定和升级制度，但人家都是一个一个单位、一个一个公司和一个一个学校的评和升，并没有与其它单位、公司和学校横向比较。你这个单位、公司和学校根据岗位需要这样一种人才，你就招这样一种人才，或人家原来在职的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你就有责任评出这样一个人才并升人家的职。所有评比和升职仅仅是与你这个单位、公司和学校有关，出了门是不算数的。

　　别的单位、公司和学校的评比和升职是另一回事，你在A单位、公司和学校获得的职称或职位在B单位、公司和学校并没有天然的划等号。还得看人家单位、公司和学校需要不需要，如果不需要这个岗位和职称，你有可能去当打字员或营销员或守门口的都不一定。

　　这样的评比就相对简单得多了。笔者看不出来，为什么如此简单的事情到了中国就变了样呢？搞得复杂化了呢？

　　是否跟我们中国人的大一统的思想有关呢？

　　什么都追求一样，连一个评比都要全国一样，这怎么可能？山区有山区的特点，沿海城市有沿海城市的水平；工程有工程的范例，医院有医院的模式；公司有公司的要求，学校有学校特征，你怎么可能要求完全一样时间、一样的论文和一样的水平的评比呢？

　　下放权力，把评职称和升级放开搞活，让各个单位、公司和学校自行其是，这可能是解决“连环抄袭案”这一类荒唐事情的根本途径。

　　取消评比中的论文刚性要求

　　那么评职称与“连环抄袭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有的，且听老夫道来。

　　这个评职称有一个刚性要求就是要提交所谓的论文。不可否认，论文发表与一个人的技术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有论文发表，说明这个人愿意动脑子，工作有创新。但这只是说明某人在思维上比较有优势而已，对一个动手能力强但动脑思维能力弱的人来说，评比项目可能而且应该不同。单位、公司和学位领导层应全面衡量和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

　　在评比和升级中刚性要求提交论文是不科学的，可改为“选修”。

　　取消职称评定中的论文要求是解决“连环抄袭案”的又一根本办法。

　　对抄袭现象真的没办法了吗？

　　笔者注意到，在中国现在有一种认识认为： “抄袭成风，难以控制。”、“天下文章一大抄，这已经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真的没办法啊……”，而这可能是社会心理学上所说的“旁观者效应”现象。

　　“旁观者效应”现象指的是，在一个社会事件中，围观者众，但试图帮助解决问题的人没有出来，因为一般人都可能认为这个事可能有人去管了吧，或者认为这件事我管了也没用。

　　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在制度设计上的考虑和取消在评职称上对论文的刚性要求之外，笔者认为，要抑制论文抄袭现象还应该在舆论监督和处罚力度上加强。

　　在制度设计上我愿再多说两句。

　　如果说职称评定在中国文革后曾经对激发知识分子的工作热情有过很大的历史作用这一点无可否认之外，职称评定只不过是当时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特殊政策。现在社会早已步入市场经济时代，在民营企业，职称评定早已不是一个难题，只要工作需要，企业就会提拔你，当然也要经过一些国家要求的程序。现在成问题的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只有在这些地方还将计划经济时代的职称评定政策当作一个宝贝一直沿用至今。

　　这让知识分子很困惑，压力很大。本来工作就够忙的了，还要参加全国或行业统一的职称评定。

　　在这一年一度漫长的职称评定过程中，不但需要职称英语和计算机知识的培训及考证，还要准备一大堆各种各样的评审材料。除了时间上的消耗之外，还需要额外的经济负担，造成参评人员精神上和体力上巨大的压力和痛苦。

　　一个人的能力本来在一个单位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领导层是很容易判断出来的，不必有劳其它部门的考核。

　　现在主要是对抄袭犯规的新闻舆论监督和处罚力度远远不够。

　　笔者认为，一个是“揭露”，另一个“处罚”，两手并举，不可偏废。在美国，一个研究生的论文如果说是出现了抄袭现象，那他的论文效用也就被取消了。这就是像车管所吊销饮酒驾驶员的驾驶执照一样，你饮酒驾驶了，你就犯法了，现在要扣12分，实际上就是要重考驾照了。

　　笔者相信，只要政府相关部门秉公办事，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职称评定过程中的论文抄袭现象也是一样。

　　但是在中国，因为制度上的原因，这种现象太多，有太久的历史原因和厚实的社会基础，要治理起来确实有一定难度。特别是一些名校名人也带头“犯事”，这给处理这类人和这类事带来一定的困难。

　　但一件事我们的社会首先要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其次是要痛下决心整治。因为听之任之的直接后果就是毒害整个社会，败坏社会风气。

　　如果说我们的社会舆论坚持不懈，有一起曝光一起；我们的学校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出现一起处理一起，让这些人在抄袭后得不偿失、“后怕”和“后悔”，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听之任之，让抄袭现象渐渐地发育成一个社会的毒瘤。

　　人们也都从自身做起，洁身自好，并把“旁观者”变为“监督者”，对抄袭现象勇于揭露，对那些抄袭者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让抄袭现象无处藏身，社会风气就会逐渐扭转过来。

　　抄袭现象的背后推手

　　抄袭现象越演越烈的背后推手有哪些，笔者认为，违法办刊可能是一个主要原因。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杂志是“审批制”办刊，也就是说，一般人不允许办刊。所有办刊人一定要有一个主管单位，也就是我们办刊人常说的“婆婆”。而在西方民主国家实行的是“登记制”，只要你的刊名不与其它杂志重名，合法经管，按时纳税就可以像一般办企业的程序运作行了，任何公民都可以自由办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

　　新闻管制的结果使得国内办新刊很难，而所有的老刊物又由于体制的原因，大多办得死气沉沉，入不敷出。主办单位不想管但又不舍得让它自然消亡（因为是稀缺文化资源），所以就让一些“大胆”的枪手和商人承包办刊。这些所谓的“办刊人”就是一招，收费，质量是没有的。

　　2006年前，杂志社大多为内部人办刊。如果说一些刊物打着以刊养刊的幌子，开始还遮遮掩掩，半遮琵琶半遮面，欲说还羞的样子。但社会发展到今天，相当一部分的刊物已外包给外部人。官商勾结收费办刊已经成了社会的一个毒瘤，因为它不发稿费侵害了投稿人的利益，滥登抄袭论文，污染了学术环境，毒害了社会风气，助长了抄袭和剽窃行为。

　　何以见得？

　　记得在2006年，政府在接到举报后还雷厉风行地处理过一些违规办刊的杂志。但以后这种现象越发多了，就像矿难一样接连不断，政府管也管不过来了，逐渐也就视若无睹，该管不管了。

　　去年《新语丝》有一篇文章专门揭露涉嫌违法办刊的刊物全国有数十家之多，已成规模经营之势。

　　这些违法办刊的杂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光收费不审稿，出版垃圾论文，成了垃圾杂志。

　　但令人更为遗憾和愤慨的是竟也有许多人趋之若鹜，原因是本人前两文中已经分析过的职称评定的社会压力（研究生毕业也是一样的道理）。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杂志发表一篇文章需要交给杂志社的所谓版面费价码也不一样，视你是重点或核心期刊还是一般期刊。据笔者所知，一份地方省级杂志一篇文章也要收到500到700元。一个外地人承包某一刊物，一年需要缴纳办刊费给主办单位若干，一年后这个办刊人就可以买一辆中档小汽车，效益很可观。

　　利益一致恐怕是这种违规办刊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市场压力和利益均沾使得办刊人、主办和主管单位以及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使得这种违法办刊如洪水一样一泄千里而势不可挡。

　　没有最滥，只有更滥。

　　现在的刊物是一个比一个更不要脸，一个比一个更滥。这些垃圾论文不但在国人眼中视同无物，在国外也被同行杂志频频拒载。我不知道这种垃圾杂志还可能存活多久，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国家不改变现行的职称评定制度，单位不取消这种评职对论文的刚性要求，知识分子的社会压力和升职压力仍还存在，这种违法办刊的现象就永远也不会自行消失。

　　抄袭现象的社会危机

　　论文抄袭不是一件小事，论文抄袭可能是一种社会危机。

　　来得慢，毒效大

　　抄袭现象不像火灾和洪水，来势汹汹，瞬间淹没。但抄袭是一种病毒，一种社会毒瘤，一种慢性病，它会慢慢地对社会起一种腐蚀作用，侵蚀人的心灵。

　　一篇文章从发表到阅读到传播一般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周期。这是由传播规律决定的。它不像电视电影，今天一部电影上演，明天就会在全国造成轰动效应，如果说那部电影值得看的话。

　　文章也有过“洛阳纸贵”的现象，但那毕竟太少。大多论文看起来是平平淡淡波澜不惊，因为科学进步都是一点点地积累起来的，不可能一蹴而就。

　　杂志论文的影响一般传播要经年。

　　笔者曾长期担任过某科技期刊责任编辑。有一次接到一位读者来信，信中说到他一直在研究一种胶粘剂，历时一年左右的时间终于研究出一种价廉物美的产品，但在发展市场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市场上早已有了同类产品，经仔细搜索资料发现一年前在你们的杂志上已经发表有研究成果。读者在来信中十分懊丧和后悔莫及，说如果我早一点读到你们的刊物就不用做那么多的无用功了。

　　这个事例说明杂志这种形式的传播时效比较缓慢。

　　但如果说社会上的杂志都是充斥着抄袭的垃圾论文，它就会不是一天两天，而是长年累月的“发酵”，它的毒害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对社会的伤害也是长久的。

　　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

　　人们常说，学术是人类的良心。如果说市场经济商品社会有如长江洪流泥沙俱下，政治纷争难免不择手段，但大学校园和科学研究因其具有的独立性应该是社会的最后一块净土。

　　但现在我们的大学校园和科学研究机构由于体制和经济的关系，实际上并不独立。再加上缺少社会舆论的监督，杂志社并不能独善其身。出版垃圾论文就是一个明证。

　　由于互相抄袭的垃圾论文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它给人们传递的是不正确、不准确的信息。人们拿到手里的再也不是严谨的科学观点和数据，而是一堆不可复制的伪数据。这让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不信任感，久而久之，社会中会产生一种怨气和唳气。

　　消蚀社会的是非判断能力

　　科学研究是一种智力工作。它把人类在科学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得到的各种经验通过逻辑思维和设计以及试验，得到一系列数据并通过分析这些看到来杂乱无章的数据，加以总结归类，上升为理论或观点。通过写论文把科学观点和结论传播开来，人们通过不断总结前人的工作使得人类不断进步。

　　出版以抄袭为主的垃圾论文混淆了正确与谬误概念，使人们丧失了是非或正误的判断能力，造成思想混乱，黑白不分。

　　由此可见，论文抄袭绝不是一件小事，论文抄袭有可能会造成一种长久影响、制造混乱和丧失诚信的社会危机，应该引起人们对它的强烈关注和警惕。

　　知识分子的自我毁灭之路

　　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分析与判断。

　　知识分子都是“训练有素”的人，在他们的专业范围内向民众提供准确无误的知识、观点和数据，帮助人们分析和判断一个事物或一个事件。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何种政治体制下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精英。但在现时的中国，这个社会精英群体正集体走向堕落和毁灭。

　　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我的独家论断，而是由知识界一系列越来越严重的抄袭事件向我们提供的这种演变趋势。

　　在我关于抄袭系列文章行将结束之时，又传来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抄袭事件。惊心是因为抄袭者是中国第一名牌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前《读书》杂志主编汪晖先生；动魂的是这一轮的事件把一个光明的中国搅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

　　清华大学的名声不用我多说，中国人都知道。

　　《读书》杂志我要多说两句，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读书》是中国知识界的一本高雅品牌杂志，月刊，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热门学科诸如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等等精美的诗篇讲稿都有反映。笔者不才，有些文章也读不进去，晕晕乎乎的，但“见贤思齐”，有一段时间也附庸风雅，每一期都寻来阅读，了解这些学科的研究或思想发展。良益多多，有时也读到津津有味和手不释卷。

　　汪晖先生是否当主编，笔者印象不深，但这个名字还是熟悉的，因为他也经常在上面发表大作。《读书》杂志不管谁当主编，因为它的很多作者都是中国一流的教授学者，自然这一本书的份量和价值就有了不同凡响的影响。

　　汪晖先生二十年前的博士论文抄袭是铁板钉钉子不容置辩。不管当时是何原因，汪晖先生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向国民谢罪，以求得大家的原谅。

　　因为汪先生代表了一代学人和一代学风，如果说没有这样的雅量和诚实，又何谓学术？

　　犯错不要紧，尤其是年青人犯错误。允许犯错误，但更允许改正错误。

　　回到本系列文章前面一开始引用的事件，一篇文章有“16个单位25人的6轮抄袭”案涉嫌共同抄袭，大家见怪不怪，这才真是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的一个悲哀。

　　西方谚云“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但知识分子如果大规模抄袭和造假没有了学术，那么知识分子的良心何在？！

　　汪晖事件只不过是把这一事态推向了更高更深的层面。

　　文章抄袭是学术界的制假售假行为，是知识分子走向自我毁灭的不归之路，一个失掉了良心的社会注定是盲目的、野蛮的和不知所措的，因为走在前进路上的人们都失去了对事物或事件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而失去了这种能力的社会不可能再有什么明确的或光明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