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众人物的政府官员，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政府的公信力。但一些地方官员的作为实在是难以将其与“诚信”二字挂钩。比如湖北县级市宜城市29岁的市长周森峰近来就因“论文抄袭事件”再次受到民意的广泛质疑（6月27日《潇湘晨报》）。有关方面颇感尴尬：襄樊市委组织部一方面称，周森峰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另一方面称没有能力审核其论文真伪。而授予周森峰硕士学位的清华大学表示正在核查他的论文（6月26日《广州日报》）。有网民直陈周森峰是清华的耻辱。看来他的前程并不美妙。

而近期另一个“抄袭门”纠葛，发生在京城两大官方色彩浓郁的出版社社长之间。光明日报出版社原社长李树喜状告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侵犯自己的著作权（6月29日《新京报》）。借用一个评论作者的话来说，像这样的两大“权威”出版社的“领军人物”因抄袭而对簿公堂，其“规格”之高却堪称前无古人（乔志峰：“看抄袭决战紫禁之巅“， 6月30日《华商报》）；同样，在重庆高考生民族身份造假事件中，亦看到诸如“副县长的女儿”、“招生办主任的儿子”之类官员子女的身影，不仅挑战了“阳光高考”，也挑战了政府官员的信用底线（6月26日新华社）。

6月2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报道“一位大学老师的学术打假决心”，记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周泽副教授近期对多人多次抄袭其论文的行为。此前，作为律师的周泽曾参与过诸多维护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的行动，而这一次，促使他在对待“学术打假”态度上转变的最关键原因还是公共利益。在周泽看来，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产生的社会危害有两个层面，第一层是对著作权人智力成果的侵害，抄袭者“窃取”了著作权人的原创性智力成果，这是对具体的公民权利的侵害；第二层则是对公众和社会的“欺骗”，因为读者可能会误认为相关内容是抄袭者的原创智力成果。他还认为，当开发反剽窃系统进行“学术打假”成为一种产业时，这恰恰是社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