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中国创造”的目标，不因科技造假现象的泛滥而成为空谈，是政府和社会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不久前，有报道指上海交通大学某教授涉嫌造假骗取巨额科研经费。上海交通大学称成立调查小组进行调查。官方尚未公布调查结果，已经有媒体将事件的许多细节和数据在网上公开。
该事件曝光发生在全国科技大会召开后几天。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国家领导人提出了2020年使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涉嫌造假的事件，自然引起各方注意。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的。我们的高附加值产品竞争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的距离。在欧美与中国就纺织品贸易发生争执时，商业部部长薄熙来“中国要生产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到一架波音飞机”的感叹，何尝不是中国科技竞争力处于竞争劣势的写照。建立创新型国家，其实是中国民众的普遍愿望。
许多国家和中国一样，也明确提出通过科技创新提升国力，只是大家表述方式和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些不同罢了。我们的邻国韩国，在2001年 通过《科技基本法》后，成立了由总统挂帅的国家科技委员会，政府用于科研的经费增加很多。日本政府 2002年制定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当年通过《知识产权基本法》，成立了由首相领导的知识产权战略委员会。一时间，日本在其他国家申请专利的数量迅速增加。日本就创新、保护创新、应用和推广创新等制定了具体的计划，并明确各政府部门的职责。
正当中国、日本和韩国都提出创新兴国的战略目标时，三个国家都发生严重的科技造假丑闻。涉及的技术领域都是最热的专业。日本和韩国的是两国急于发展的生命科学，中国造假丑闻涉及的产品是中国优先发展的芯片制造。
韩国丑闻的主角是首尔大学的黄禹锡教授。黄禹锡教授原是一位畜医学专家，近年来研究培植和提取胚胎干细胞的技术。黄禹锡宣布成功提取了十一株胚胎干细胞。当黄禹锡的成果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国际领先技术时，黄禹锡教授成了韩国英雄，他被授予“韩国首佳科学家”的称号，并从政府得到数千万美元的科研经费。
首尔和东京都是首都，东京大学和首尔大学一样，也是亚洲一流大学。非常巧合的是，首尔大学黄禹锡事件尚未平息，东京大学发生了类似的丑闻，涉及的学科也有些相关。事件的主角是日本东京大学生物学教授多比良和诚。据东京大学公布的调查结果，他发表的四篇论文使用了虚假数据。其宣称用于整理一篇论文中实验室数据的计算机分析软件，当时实验室根本没有。另一篇论文中称通过实验产生的酶，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多比良和诚教授造假技巧，明显比黄禹锡教授逊色。
上海交大的科技造假事件，似乎与黄禹锡事实更有可比性，不仅手段比日本的多比良和诚复杂，而且两位学者都通过科技造假骗取巨额政府科技经费，并从政府和社会获得各种荣誉。
科技造假丑闻发生的原因，中国、日本和韩国不尽相同。如何避免创新强国的战略目标，不因科技造假现象的泛滥而成为空谈，是三国政府和社会都应该思考的问题。从学术腐败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中国似乎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在科技领域，空洞的口号和滥权经常压倒一切合理的质疑、责任和良知。由于科研经费的审批制度存在严重问题，中国出现了“科研老板”的不正常现象，对此，中国科学院院长也公开承认。“科研老板”们利用虚幻的学术声誉和高超的政府公关技能，占有大量科技资源，分包一部分给他人弄点成果继续蒙人，更多的经费通过各种方式进了自己的腰包。
日本和韩国的造假事件已经基本落幕，中国民众仍在等待上海交通大学的调查结果。日本和韩国处理科技造假事件的措施和手法上，有值得中国某些政府部门学习和借荐的地方。
黄禹锡事件被媒体揭发后，韩国国务总理为此召开国政问题政策调整会，出台了“黄禹锡事件综合对策”，宣布剥夺黄禹锡的“首佳科学家”称号，要求监察院对政府向黄禹锡提供研究资金等支持机制进行监察。韩国政府部门有人承担责任下台，首尔大学校长向国民公开道歉，韩国刑事检控部门启动了追究黄禹锡刑事责任的程序。
日本东京大学多比良和诚事件被揭发后，东京大学没有为媒体追踪报道和评论设置任何障碍。大学成立了独立调查小组，并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与丑闻相关的人员受到严肃处理。
要防止科技经费不被科技造假吃掉，必须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韩国有比较透明的科技经费管理措施，科技主管部门的资金拨款情况可以在互联网上查到。但这些措施未能避免黄禹锡事件的发生。韩国政府和首尔大学处理黄禹锡的措施和手法，得到大部分民众的肯定，大家对政府科技资金管理仍充满信心。丑闻发生后，甚至有人为了鼓励黄禹锡继续从事研究而自杀身亡。
两会期间，有官员称上海交大的调查结果不久会公布。但愿上海科技大学就科技造假丑闻的调查报告和处理措施，能是纠正中国科研管理不良风气的开始。如果政府和社会能对事件能进行深刻反思，制度上的瑕疵和弊端能得到纠正，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有希望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