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良 1952年出生于浙江海盐，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1999年起任复旦大学副校长，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6年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2009年1月起，就任复旦大学校长。
　　
　　大学在欧洲建立以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开始从贵族“门客”的身份中解放出来，并逐渐转变为“职业化”的研究人员。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学术研究成为国家行为，体现了更强的国家意志。20世纪60年代前后，学术研究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工业界和商业界的介入使得学术研究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得到了空前的发掘。这种深刻的变化反映了学术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需。然而，谋取学术研究的经济社会利益也就随之成为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追求的目标之一，从而伴生出形形色色的学术失范行为。
　　
　　“学术失范”如何产生
　　
　　虽说“学术失范”行为不足为奇，但学术研究职业化的一个严重的负面效应就是对“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解构。时至今日，“学术”不仅可以换取荣誉和金钱，谋取官位，还可以为学术机构带来荣誉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成绩就和学术机构、学者个人的利益构成了复杂、紧密的联系，从而形成了滋生形形色色 “学术失范”行为的温床。
　　
　　在这中间，当个人与学术机构在利益上的捆绑过于紧密时，学术机构也会揭露“学术失范”的丑闻，因为问题的关联方都会意识到，此类新闻的媒体效应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这种杀伤力来自公众对学术研究、学术机构和学者的神圣性和纯洁性的高度期盼。遥想源于17世纪中叶，牛顿和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的发现权（以及是否存在剽窃）的争端，英国皇家学会乃至皇室都被卷入这场纷争之中，至今尚未完全平息。即便是在现代，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许多“学术失范”案的争端演变成国家之争，成为外交事件，政府首脑们也不得不为之亲自出动。
　　
　　如何净化学术空气
　　
　　反观当今国内“学术失范”之风屡禁不止的现象，似乎还另有原因。首先当然是学者对自己“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认知不足，忘却了“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价值理想。除此之外，媒体的报道也为学术研究罩上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光环，使学术研究带上了人为的神秘感，而缺少应有的学术精神和严谨性。媒体的这种广告式的学术报道，往往连研究领域稍有不同的专家都难以理解，并常常对公众产生误导，但它却为学术机构和个人赢得一些实际的利益。这种做法的隐动力之一便足多年来风行的，严重背离学术精神的学术评价、评估和评审体系，其危害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更具娱乐色彩的是，一些大学自己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也热衷于向媒体发布“大学排行榜”之类的信息，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定量计算出国内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更大的问题在于，这种颇具娱乐性的闹剧常常是我们大学自编、自导、自演并得到大学当局和教师的主动、半主动配合的。当这种闹剧在相应的制度保证下被导演出来，它就有一整套繁琐的评价指标、严密的操作程序、定量的计算方法……
　　
　　这种颇像“文革”时期农村“大寨式”评分的考核与评估办法，或许对于“治懒”有一定的作用，但这种貌似精确的手段遏制了学术研究的灵魂，制造了大量学术泡沫，乃至大量的“恶学术”。在这种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评估及评价体系下，大学颇有可能沦为大学排行榜里的大学，“一流大学”成为指标化和数字里的“一流大学”。虽然这样或那样的排行榜的发布有时颇具“新闻效应”，但我们必须牢记，大学要“仰望星空”，要思考未来，更需要冷静与宁静。因此，在此类问题上，大学及其中的学者不应追逐此种媒体效应。
　　
　　令人担忧的是，与这种“大学排行榜”的产生相对应的评价、评估方法正在成为一种制度，并演变为一种“学术科举制度”。这种“制度”还将学术成就与各种实在利益定量、过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会消解学术道德和学术精神，造成创造力的贫乏，还催生了诸多没有真正学问的学霸和官僚化的学者。因此，废除那些不符合科学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学术评估和评价制度，或许可以对净化学术空气起到重要作用。
　　
　　遏制“不良兼职”现象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大学为了抬高自身的学术声誉，也为了在一些评估的数字里有更好的表现，会采取聘用一些“学术大腕”来为之撑撑门面的做法。有时这种门面还确实能为聘用单位谋得一些实际利益，但此举却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国家资源的配置。一些受聘者也会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不顾自己的时间与精力而多处兼职。
　　
　　这种“不良兼职”现象的发生或多或少地也是受到了评价、评估和评审体系的影响，到头来往往给受聘者和聘用单位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毒化了学术空气。因此，杜绝那些有名无实、徒有其表的双聘和兼聘，或许对遏制学术失范现象的发生也能起到积极作用。
　　
　　废除那些不符合科学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学术评估和评价制度，或许可以对净化学术空气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