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6年3月底，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司履生致信中国科学院，称中科院院士、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涉嫌“论文造假”，在科技界内外激起波澜。

　　近段时间以来，对于科技界学风道德建设滑坡的批评日渐增多，论文抄袭，成果造假，骗取经费，评审拉关系、走后门……种种来自科技界内部的揭露和抨击，引发人们对科技工作者学术品德的关切和忧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批评大多停留在“泛指”的层面，监督仲裁部门很难据此对具体的人和事进行调查及处理。

　　司履生教授对魏于全院士的举报，是近年来少有的实名举报，涉及的内容比较具体，加之双方都是肿瘤免疫学领域有一定声望的资深专家，所以无论最终调查的结果如何，都将成为举报学术不端行为的典型案例，对我国正在完善中的科技界学术规范和制度产生积极的影响。

　　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记者对当事双方和有关方面进行了初步调查和采访。应该坦承，由于举报涉及的核心内容专业性较强，新闻媒体很难也无权对是否“论文造假”作出最终的评价。我们将了解到的内容和疑问予以公开，是希望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推动有关主管部门和学术机构对这一事件的进一步独立调查、公正裁决和信息公开，还清白者以清白之身，给违规者以应有惩戒。

　　日前，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司履生致信中国科学院，公开举报中科院院士魏于全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中华肿瘤杂志》和国际学术刊物《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的两篇论文涉嫌“学术造假”，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司履生看来，魏于全有什么错？

　　3月31日上午，我们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病理楼二层办公室见到了司履生。

　　司履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免疫病理及肿瘤免疫，曾先后两次赴美进修和协作科研，历任中华医学会陕西省分会常委，《中华病理学》杂志编委，《中华肿瘤杂志》特约审稿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生理病理学科学基金评审组副组长。

　　司履生在信中说：

　　“《异种黑色素细胞疫苗诱导小鼠恶性黑色素瘤免疫反应》(发表于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肿瘤杂志》2001年第23卷第2期，编者注)一文，介绍了他们用猪的黑色素细胞做瘤苗对小鼠进行主动免疫预防和治疗小鼠的黑色素瘤的实验研究结果。只要稍稍认真阅读一下，就不难发现实验设计中的明显错误，实验结果的不真实性和实验结论的不可靠性。十分明显，这是一篇十分拙劣的假科学论文。”

　　“另一篇论文《immunotherapy of the tumors with xenogeneic endothelial cells as a vaccine》发表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 2000，6(10) 1160)，这被认为是奠定魏作为院士的基石之作。的确，这一篇论文没有出现像上一篇论文那样的设计错误。从文字上看，这也的确是一篇结构十分严谨，英语水平修养很高的文章。但是，只要使用免疫学和病理学的基本原理认真思考一下，就不难看出其中的诸多破绽。这一论文同样是一篇虚假的编造出来的赝品。”

　　更令司履生感到诧异的是：

　　“2003年，我给《自然·医学》写了一篇评述性文章，当编辑部接受我的短文以后，要他写回复文章时，他一连5周，每星期五从成都飞到西安，星期六到我的办公室恳求我一定不要发表这一文章。”

　　“他说，这对他十分重要，关系到他的个人名誉。只要我将文章撤回，他愿意给我资助100万元的科研经费。”

　　“除了他亲自来以外，他还动员我的朋友，以至我认识的熟人，对我进行劝说，要我放弃发表那一篇评述。”

　　“我迫于形势，向《自然·医学》写了信，只是要求推迟发表。然而，编辑来信说，既然有这么多麻烦，他们就决定不予发表。于是，这一问题就不了了之。”

　　这一年，魏于全参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1月底，魏于全成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50年来的第一位院士。

　　司履生为何要“旧事重提”？

　　现任四川大学副校长的魏于全院士， 1983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1996年获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1997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是“十五”“863”生物与农业技术领域生物工程技术主题专家组组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负责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司履生说，他看到魏于全发表在《自然·医学》上的论文，是2001年评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相关项目时。当时，魏于全“申请了一个关于‘抑制肿瘤血管生长’的重点项目，资助金额是150万元。”

　　“我当时看了他的申请书，觉得有很多东西不可靠。他在申请书后附上了2000年他在《自然·医学》上面发表的那篇文章。粗粗看下来，觉得这篇文章不可信，其中有不少问题。”

　　“二审的时候，分了两个小组。在组里面，我是病理方面的专家，讨论的时候，我对魏于全的文章提出了一些意见，提出他的研究结果不可信，组里的不少专家都同意我的意见。”

　　“我提出在这种情况下，没办法进行评审，应该让魏于全来答辩，落实后再说。因为当时找魏于全来有困难，基金委有关负责人就拨通了魏于全的电话，让我和他在电话里沟通查证。我在电话中说出了自己的疑问，但是对话没有解决我的疑惑。”

　　司履生说：“在那次的基金评审中，经过我们的坚持，形成了一个决议，必须组织一个专家组，对魏的工作包括实验记录进行认真的检查以后再决定是否给予资助。”

　　对于这次评审的过程，记者找到了当时参会的一位当事人。这位当事人说：“当时的确有些争论，但是有个很重要的细节：最后决议是一致通过对魏于全的资助，事实上所有专家，包括司履生教授都投了赞成票。同时，在决议中也的确有这样的建议，就是要组织专家对魏于全的实验进行检查后再确定资助。”

　　记者还采访了当时参加评审的另一位专家，据这位专家回忆，当时司教授提出这些问题之后，大家的确有些讨论，但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国科学家在《自然·医学》这样的顶级杂志上能发一篇文章并不容易，也不多见，大家觉得《自然·医学》杂志的编辑应该还是有水平的，于是投票时还是赞成给魏资助，同时也在决议中提出建议，要先组织专家对魏的实验进行检查，以确定其真实正确。

　　专家事后是否对魏于全的实验进行了检查，司履生表示并不知情。可是后来，他又在《中华肿瘤杂志》上看到了魏于全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我看到这篇文章，十分失望。”司履生重新找到魏于全在《自然·医学》上发表的论文，进行了较为仔细的研读，发现了更多的问题，“于是给《中华肿瘤杂志》和《自然·医学》写了评述文章。”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文章都没有刊发，这件事情也最终耽搁下来，一拖就是3年。”司履生说：“这件事憋了这么久，我的心里也很难受。我马上就要退休了，这在我心里总是个事。现在，国家对科技事业这么重视，对学术腐败的治理会更加重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而且，我也希望能在自己退休之前，把这个事情解决。”

　　《中华肿瘤杂志》是什么态度？

　　2003年，司履生给《中华肿瘤杂志》编辑部写信，就魏于全的论文《异种黑色素细胞疫苗诱导小鼠恶性黑色素瘤免疫反应》撰写了评论文章。

　　“这篇评论文章差不多1000字，对那篇论文提出了一些质疑。” 司履生说，“后来，杂志社给我回信，说已经将我的信转给了魏于全，待魏答复后一并刊登。”

　　“不久，我接到了魏的电话。魏说他已给《中华肿瘤杂志》的主编打过电话，对方说让我们私了。当时我说，不存在私了的问题，这是学术问题，又不是我们之间的个人问题。我写出自己的疑问，你回答就可以了。”

　　司履生说，魏于全“承认他的细胞株可能有问题，质量是可能不合格，他在实验中有错误，并说因为论文是研究生写的，他没有很好把关，今后他要汲取教训，很好注意等等。”

　　但是，魏于全近日表示，他已经圆满回答了司教授的提问。“在接受司先生对论文质疑的两封信后，我发现他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有很多误解，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司先生没有仔细阅读我们的论文及当前国际上相关专业的科学进展，另一部分原因是对我们的实验过程和细节不太了解造成的。”

　　那么，《中华肿瘤杂志》对司履生的质疑和魏于全的论文到底持什么态度呢？记者找到了该杂志编辑部2003年7月18日给司履生的复信。信中说，“罗、魏的那篇文章确实存在着错误疏漏之处，您严肃地予以指出，这对于青年科技工作者实属关心爱护之举……我们很敬佩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这正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最宝贵的基本素质，但愿它能在新一代的研究人员中得到发扬光大。”

　　《自然·医学》为何未登司履生的评述文章？

　　与《中华肿瘤杂志》的论文相比，魏于全2000年6月发表在《自然·医学》的那一篇论文无疑更加重要。

　　在认真研读过这篇文章之后，司履生和他的学生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了历时约两个月的重复实验。“结果与魏的论文很不同，也验证了我的疑问。”司履生说。于是，他给《自然·医学》杂志写了一篇评述性文章，历数了自己的疑问。杂志编辑回复说，接受司履生的文章，并将和魏于全的回复文章一起刊发。

　　然而2003年9月3日，司履生致函《自然·医学》，要求推迟刊发这组文章。他在给编辑的信中写道：“魏博士在收到我的评述之后，很多次给我打电话，并在一个月内3次到西安拜访我。魏承认其实验中的欠缺和错误，但希望我撤回评述或致信《自然·医学》推迟文章的发表。魏说，这对他非常重要，我的文章让他非常紧张，他每天难以入睡，家庭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同时，他还动员朋友们来劝我，这让我感到很大的压力。为此，我写信请求您在可能的情况下推迟对我文章的发表。”

　　不明就里的编辑多次向司履生询问推迟发表的时间和原因，往复的邮件将近10封。最后，杂志社决定，不再刊发司的这篇文章。司履生对编辑部的这个决定感到不满，他多次致函编辑，说明自己只是要求推迟发表，而非撤销文章。

　　今年3月31日，记者当面向魏于全了解论文的情况。魏于全几次提到，自己被司履生指出问题的两篇论文，在科学上是站得住脚的。“目前，科学上的问题，应该是说得很清楚了。因为我那个东西是国际公认的。为什么说是国际公认呢？在我们这个基础上，又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国外做类似研究的有170篇，就是人家做了，引用我的。这种文章是很多的。”魏于全表示，“国外没有哪一个教授说反对我的，人家还在用。这个领域现在非常火。”

　　相反，魏于全认为司履生提的问题倒是有明显的常识性错误。“他提问的方式错得太多了，他给《自然·医学》去信，几个问题里边有明显错误。”

　　“后来两个杂志都是有决定的，觉得我还是很有道理的。《自然·医学》也没有登他那个。就是说人家认为不值得登。”魏于全说。

　　司魏二人见面究竟谈了什么？

　　司履生介绍，《自然·医学》表示接收他的文章并请魏于全写回复文章时，魏于全“一连5周，每星期五从成都飞到西安，星期六早上到我的办公室，恳求我一定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2003年中秋节前，每一次来都带着不少礼物，主要是一些四川的土特产。”

　　“他说，这篇文章求您别发表了，对他影响太大，关系到他的个人名誉。我说，你的文章我有些看法，我提出意见是很正常的，你回答就行了，也不会有影响，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

　　“魏说，可国内的人不这么看，这样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恳求您别发表了，我知道您的科研经费紧张，我愿意给您支持100万的科研经费。”

　　提到几次到西安找司履生，魏于全的说法是：“因为我看了他那个信，可能误解得太多了，就想面对面跟他交流交流。”

　　因为觉得司文的问题很多，“我想这样的评述文章如在国际一流杂志发表，对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先生会留下遗憾，国外从事学术的人士可能会误认为这是中国教授的水平……我当时的本意的确是不希望他发表这样的评述，或者至少是应该进行大的修改以后再发表，以维护老先生的学术声誉。”魏于全说。

　　“至于我给司先生送了什么‘大礼’，说来可笑，但是不得不澄清，是我在去西安路上，在候机厅买了一点成都的小特产，总共不到100元钱。”魏于全说，“司先生作为一个长辈，他也是我导师的好朋友，按人之常情，带点家乡小特产也是对长辈的尊敬，总不能空着手去。”

　　“在我与司先生的交流过程中间，他谈得最多的是西部的科研人员缺少科研经费。”魏于全说，“我考虑他是不是想与我们一起合作，于是建议我们与他们合作，发挥他们病理学的一些优势，做些研究，以便将来能有更好的基础共同申请一些大的项目， 例如100万以上的项目，他听了我的建议以后很高兴。后来，在我与司先生的交往中，我发现我与司先生很难沟通，当然主要还是缺少共同感兴趣的研究内容，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

　　司履生否认魏于全曾与他深入探讨学术问题：“他来了之后，始终就是那几句话，只是让我撤回文章，始终没有和我讨论学术问题的实质。每次提到争议问题，他都不直接回答，不说明自己实验的细节，只是说谁谁的文章也是这样。往往，我们俩面对的时候，是长时间的沉默。”

　　哪些人介入了司魏之争？

　　“正常的学术争议，应该说不会对作者产生任何不好的影响。”一些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但如果将非学术的因素引进来，事情就变味了。”

　　“魏于全第一次来我这里的时候，带来了一封我的老朋友、原华西医科大学校长的信。”司履生说。这封信司履生还保留着，信中说：“年龄不饶人，我们这些老人按自然规律都将陆续退出历史舞台，而由年轻有为同志取代。年轻人有很多优点，也有不少缺点，如心高气盛，学术上不够成熟，对老年同志不够尊重，处理问题上不够审慎等。作为老一辈的同志首先应该爱护他们，在此基础上严格要求他们，使他们能健康成长。”

　　来信最后说：“时间过得很快，回忆当年我对您们成立博士点的支持，要求任校长看重您就支持您的工作，建议CMB Sawyer博士支持您的科研工作等，已成过眼烟云。眼见您在学术上的成就，感到衷心的高兴。我相信您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除了魏于全亲自来以外，“我的不少朋友，以致我认识的熟人对我进行劝说，要我放弃发表那一篇评述。其中，还有我的好几个学生和其他专家。我的一个学生给我来电话说，别发了，你弄不过他们；另一个学生说，把文章撤了吧，别惹这些事了。还有一位院士也给我打来电话，说都是同行，希望我算了。”司履生说。

　　“当时我还是没有动摇，就在我要给《自然·医学》杂志发电子邮件，签署发表合同的时候，我的朋友、医学院微生物教研室的一位教授专程到我家，他受我们交大主管科研的领导的委托对我说，上头有人说啦，不要弄了，让我不要发表那一篇论文。”

　　司履生办公室同楼的一些教师和科研人员向记者证实，的确见到过魏于全来拜访司履生。至于“朋友和熟人劝说”的事情，有些人承认，有些人否认。司履生的一位学生在电话中说：“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有关事情我不会回答。”司履生的同事王教授说，的确有人给他说过相关的事情，让他有机会劝说司教授，但是他拒绝了。那位到司履生家劝说的教授告诉记者：“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细节都记不清了，是哪位领导说过也记不得了。是有这么回事，只是当时和司教授聊的中心意思，是请他要把问题搞清楚，搞扎实，要慎重行事……”

　　魏于全与川大的说法为何不一致？

　　在四川大学采访，记者还向魏于全提起一件旧事。

　　2004年新年前后，本报报道了几位中科院新当选院士的事迹，其中就有魏于全，这就是刊登于2004年1月15日本报第十六版的《魏于全：不负众望》。

　　当时，本报两位记者根据在四川大学的采访记录和校方提供的材料写出初稿后，1月13日，魏于全发来传真，称此文“与事实存在多处不符。目前该稿正在人民日报社编辑部编辑中，尚未发表，请通知二位记者撤销该稿件，以体现贵报社尊重事实、客观、公正的办报宗旨，也同时是对我本人的尊重和爱护。”

　　经过沟通，魏于全同意报道，但删去了原稿中的一些内容。

　　对照原稿和见报稿，记者发现被删去的内容，其中有两点。一是介绍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他在肿瘤的病理学和免疫学方面发表科研论文27篇。二是介绍他在日本留学5年，在美、英、日等国杂志上发表论文42篇，成果频繁出现在国际医学界，他的知名度在世界肿瘤研究领域不断提升。

　　事实上，这些素材都是四川大学在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发放的，其中一份材料是川大内部刊物上刊登过的文章，另一份材料是校方专门整理的《魏于全院士材料》。

　　今年3月31日，记者把这两份文字材料的复印件给魏于全看，没想到他当面把它们撕了。

　　“这些内容是从哪儿来的呢？”记者问。

　　“是抄来的。1996年我回国后，有个记者写我，报道刊登后，学校的一些人就抄下来。从来没有哪个人给我看了。乱七八糟什么都给你弄上去，你说那多危险。”魏于全说。

　　“当年我们登了你的报道，你删了一些。介绍你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成果的数量，也不行吗？”记者又问。

　　“那都是过时的，都不是确实的。”魏于全说。

　　“事实也不怕去说啊。科学家讲成果，成果不怕说。”记者说。

　　“不愿媒体炒来炒去嘛。”魏于全说。

　　川大华西医院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据他们了解，司履生和常人不一样，他在学术上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但性格偏激，行为偏激。至于魏于全为什么几次到西安找司履生，这位负责人认为，2003年，魏于全要评院士，司履生写信提出不同意见，“大家也知道，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魏于全为了顺利评上院士，去找司履生，拉拉关系，沟通沟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评价魏于全成果时，这位负责人还说，在华西医院，肿瘤生物治疗这几年发展得很快。刚开始时只有十几张床位，现在是140张床位。老百姓非常欢迎。所以，应该到病房里了解一下这些年来肿瘤的治愈率、好转率，看看魏院士的方法是不是延长了患者的生命，是不是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但对于这位负责人的说法，魏于全却郑重否认：“那个是两回事。不能扯在一起。基础研究是一回事，临床是另外一回事。”记者提到上午找他时，学校有人说他经常在门诊，魏表示：“差不多半年没有去了，他们不了解。”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赵亚辉、武卫政、杨 健、王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