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学术腐败的三个层次
　　
　　一提起学术腐败，很多人马上把它与抄袭剽窃划上了等号。确实，在中国的学术界，抄袭剽窃风气之盛，已经到了让人目不暇接的地步，以至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枪手。(安文联：关注全国第一例“枪手”讨还学位案——“枪手”的诉讼)。但实际上，抄袭剽窃只是学术腐败现象中的一小部分，论危害性，它们也只是癣疥之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抄袭剽窃只是学术败类中的笨贼、蠢贼、懒贼干的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揭发容易，证明不难，因此想要解决，需要的只是决心。换句话说，虽然中国学术界的抄袭剽窃势头铺天盖地，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却极为简单，也是国际通行的：一旦举报属实，把案犯踢出学术界。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学术界的抄袭剽窃之风却愈演愈烈呢？那是因为存在更深层次的腐败。
　　
　　确切地说，中国的学术腐败不是单纯的“学术方面的腐败”，而应该定义为“学术界的系统腐败”，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学术行为的腐败：这是个人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者在从事学术工作时不遵守科学道德，或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从事不道德、甚至非法的牟利活动；二，学术权力的腐败：这是集团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在学术界，权力运用的实质就是瓜分、掠夺学术资源，也就是进行对自己有利的利益再分配；三，学术原则的腐败：这是学术界系统的整体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打着“学术”的幌子，与贪官为伍，与奸商勾结，把攫取利益的黑手伸向政府和社会。
　　
　　应该说，学术腐败三个层次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的先驱就是个体的学术行为腐败。学术行为腐败都有哪些表现呢？《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先生总结说，它包括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泡沫学术、假冒伪劣、抄袭剽窃五大部分。(李彦春：杨玉圣：大刀向学术界的欺世盗名者砍去)。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则总结出七类：1．伪造学历、工作经历、论文等；2．抹煞别人成果，自我吹嘘；3．伪造成果，纂改数据；4．剽窃；5．“搭车”署名；6．为商业广告做不符实际的宣传；7．一稿两投。 (张静：“科技界真理斗士“邹承鲁：科学界有七种不道德行为)。需要指出的是，杨玉圣先生总结的现象主要出现在社会科学界，而邹承鲁先生指出的学术腐败类别则集中出现于近年的自然科学界。实际上，学术腐败的类型远不止于这些。无论如何，从他们二人的归纳可以看出，即使在个体行为层面，中国的学术腐败也绝不仅仅是抄袭剽窃。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学术界还没有糟成这个样子。那时候，抄袭剽窃者很少，一经发现，当事人立即名声扫地，不仅别人看不起，连自己也觉得抬不起头。另外，除了抄袭剽窃，当时中国的大地上几乎还不存在那么多由杨玉圣和邹承鲁总结出的腐败花样。那么，为什么到了今天，学术小偷能够登堂入室，无所畏惧？为什么学术腐败的形式能够花样翻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学术腐败出现了第二个层次：学术权力的腐败。实际上，个体的、简单的腐败行为能够泛滥成灾本身说明的恰恰是集体的、系统的腐败机制的存在。学术权力腐败的表象就是学者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具体地说，学术权力腐败的内容主要包括：利用权力包庇、掩盖个体的学术腐败和把学术职位当成官场职位。
　　
　　很明显，学术权力腐败的危害性远较学术行为腐败的危害性要大。问题是，为什么学术权力腐败能够在中国的学术界大行其道呢？我认为，最主要、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学术原则的腐败。什么是学术原则？学术原则就是对真理的强烈追求和信仰。宗白华先生曾说，他最佩服的是古印度学者的态度，最敬仰的是欧洲中古学者的精神，前者是“绝对服从真理，猛烈的牺牲成见”，后者是“宁愿牺牲生命，不愿牺牲真理”(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是学术界最大、最深、最根本的腐败。而实际上，中国的学术界几乎什么都搞，就是不搞学术。
　　
　　实际上，学术原则腐败是学术权力腐败的肥沃土壤，而学术权力腐败又是个体学术腐败行为的保护伞。因此，把学术腐败与抄袭剽窃划等号，是一些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抄袭剽窃是中国学术界中最为普遍的腐败现象，普遍到想否认都否认不了的程度。而同时，抄袭剽窃又是国外“学术犯罪”的最基本形式。外国人干得，中国人干不得？因此，让学术腐败等於抄袭剽窃，他们就可以用皮毛之疾掩盖心腹之患，他们就可以为学术腐败正名，改称为“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他们还可以永远地用“学术”这块招牌来遮挡外人对学术腐败投来的好奇目光，他们就可以永远地腐败下去。

四 从小偷到强盗：个体学术行为腐败的日益恶化
　　
　　尽管学术行为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最普遍的是抄袭剽窃，它也是国际学术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不过，抄袭剽窃现象在中国学术界和国外学术界有很大的不同：在国外，它纯粹是个体的、孤立的行为，而一经发现，学术界同仇敌忾，人人得以诛之，案犯的学术生涯几乎注定终止；但在中国，抄袭剽窃是极为普遍的现象，院士、校长抄，博导、专家抄，博士生抄，硕士生抄，如今已经普及到了本科生，甚至下延到了高考生。(刘万永：教育部严令刹住考场腐败 高考考生将签诚信协议)。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肖雪慧就将中国的学术界比喻为“剽窃者的天堂”。(肖雪慧：中国，剽窃者的天堂)。不仅如此，在中国，绝大多数被抓获的抄袭剽窃者不但自己拒不认错，其同僚和手下的人还会为他们鸣冤叫屈、说项求情。结果，这些学术盗贼“除个别倒霉蛋外，大都官照旧当，职称照提，教授照做，博导照当。”(杨玉圣语)。
　　
　　事实上，那几个倒霉蛋(北京大学的王铭铭、复旦大学的申小龙、合肥工业大学的杨敬安等人)与外国的同类相比，哪里是倒霉，简直可以说是幸运得到了家：他们不仅没有被踢出学术界，而且仍旧是原单位的教授，并且仍旧十分风光。王铭铭仅被撤去了几个行政职务，目前仍旧是北大的名牌教授、博导，还差一点儿被评选为北大2003年“十佳教师”(朱修栐：我谈王铭铭是否应当评选本次的北大“十佳教师”)；申小龙只是被复旦大学给予“停止一年申报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处分”，目前已经享有复旦大学教授“应有的权利和义务”(见复旦大学《文科科研简报》第19期)；而杨敬安则仅仅被开除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佚名：警钟长鸣 ——直面高等院校中的职务犯罪)。说他们是倒霉蛋，那是相对于拥有院士头衔、占据校长职位的中国学术窃贼而言的。2003年，东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冠群涉嫌抄袭，证据确凿，但他不仅校长院士照当，教育部、中国工程院对他可以说是关怀备至，连点名批评都不肯做。其它如杨雄里、母国光院士，沈士团校长，抄袭剽窃的铁案早已铸就，可他们几乎都没有受到丝毫的触动?br /> 　　
　　从本质上说，抄袭剽窃就是偷别人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小偷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是光天化日。偷东西而不怕光天化日，叫做强盗。中国的学术界有强盗吗？当然有。上海大学原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半路出家进入法学界，在短短的10年间，著述总量达到一千万字以上，“抵得上一个师出名门，用力甚勤的天才的一世成就”。而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三个学院的院长职务。虽然潘院长自称“非常勤奋”，“每天熬夜到晚上两点左右”，但人们还是发现他的论著多数抄自同行。可奇怪的是，那些被剽的同行们竟然没有谁敢於举报，有的人还不知好歹地说“我愿意”。究其原因，无非是“潘在法学院根基很深”。(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
　　
　　无独有偶。山东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民华赖以起家的“成果”几乎全部是从同行手中抢夺来的。根据山东大学教授于锡玲的检举材料，蒋民华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的手段就是利用自己的职权在奖励申请表中的负责人栏目中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中科院学部委员候选人推荐书》中，罗列了蒋民华的五项科研成果，但这五项成果全部是他人的工作。(于锡玲：学术巨骗——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民华)。于锡玲的指控经《外滩画报》记者调查，几乎都有旁证支持，而这个被称为巨骗的院士除了矢口否认之外，再也拿不出什么过硬的东西来为自己辩护。实际上，据蒋院士自己说，“一年来，我没有（就此）说过一个字，我不予置理。”(许凯：蒋民华院士“剽窃”事件调查)。被人指着鼻子骂娘，却能够一声不响，如果他不是有超凡脱俗的涵养，那就是在承认自己该骂。
　　
　　所以说，中国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有本质上的不同：在国外，存在着零星的小偷；在国内，流行着大量的强盗。纵观中外历史，小偷们是永远也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前面说过，抄袭剽窃只是中国学术界的皮毛之疾，癣疥之患，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小偷一旦发展成汪洋大盗，并且势力强大到足以与“官军”(正义)对垒的程度，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化。耗子成精了！小偷造反了！皮毛上的癣疥发展成了侵入膏肓的病魔。

五 从掩盖腐败到参与腐败：学术权力腐败面面观
　　
　　为什么在中国的学术界小偷能够猖獗，强盗能够盛行？其原因和中国历史上历次大腐败爆发一样，不外是权奸当道。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界，权力几乎变成了私有财产，掌权者利用权力攫取私利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这就是学术权力腐败。学术权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界内的行政权力，一是所谓“学术权威”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前面提到，学术权力腐败是集团行为，它的实质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来瓜分、掠夺学术资源。换一句话说就是，在中国的学术界，权力等於权利，有力才能有利。这个利，既可以是当权者的个人之利，也可以是这个权力寡头的整体之利，还可以是学术界团伙之利。
　　
　　学术权力腐败有哪些表现形式呢？至少有以下两种：
　　
　　1 学术行为腐败的保护伞
　　
　　2003年1月8日，《新语丝》网站发表了一篇揭发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院士涉嫌剽窃的文章。揭发文章问世之后不到24小时，东南大学就匆忙地完成了“细致的调查”，并且公布了“真相”。(东南大学：关于“东南大学校长剽窃外国同行成果”的真相的说明)。“真相”是什么呢？剽窃“完全是李仕锋的个人行为”。同是在这短短的24小时之内，顾冠群的学生李仕锋写出了公开检讨，而且还专门向顾冠群教授致歉。顾冠群校长则指示学校“要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学术道德教育，严厉查处学风不正的行为。”东南大学则召开了“中层干部紧急会议”，下发《关于重申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的紧急通知》，“要求各院系狠抓落实，确保学术研究的严肃性与规范性。”(引文同上)
　　
　　好一个紧锣密鼓。好一个雷厉风行。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人们也许会以为东南大学真的是一块“净土”，李仕锋剽窃案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个事件引发的“巨大反响”真如南京大学蒋校长所说，是“夸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学在东大”嘛！可紧接着，涉及顾冠群剽窃的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文章被先后揭露了出来。此时的东南大学是什么反应？据《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报道：1月22日，东南大学副校长左惟对记者宣称，顾冠群对这四篇有问题的文章全都不知情。记者问左惟：“你们如何断定顾冠群院士不知情？”左惟答道：“李仕峰承认的，之后又写了第二份检查。”由於发表文章需要交纳“版面费”，而这个费用需要导师签名才能够报销，所以记者要求查看报销单据，以确证顾冠群不知情，但这个要求被学校拒绝了。记者要求会见李仕锋，学校则答曰已经把他“送回老家了”，连他的电话和地址都不告诉记者。记者与东南大学其它博士生交谈，发现他们都很紧张，因为他们都被“关照”过，“正在关头上，不能出差错”。(翟明磊、李虎军：东大校长卷入剽窃风波)。2月份，《南京现代快报》记者继续就这一事件采访被顾校长称为对整个事件“都知道”的左惟副校长。可他却既不知道当初究竟是谁在事发后24小时之内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又宣称对此事“不需要调查”。(马莉英：东大校长卷入剽窃风波续：有关人士接受专访)。很明显，为了应付这个剽窃事件，东南大学的整个官僚机器都动员了起来，其使命只有一个：保护顾冠群。如果顾冠群不是校长，不是院士，东南大学会这么做吗？
　　
　　东南大学并不是孤立的。其它如中国科学院包庇弄虚作假的洪国藩院士、山东大学包庇巧取豪夺他人成果的蒋民华院士、浙江大学包庇自我剽窃的褚健教授，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洪国藩的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案被我称为学术界的远华案，因为它涉及的金额巨大，牵连的人物通天，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坏。其它包庇学术腐败的行为一般是由下面的人或者“单位”出力，来包庇头面人物的腐败，而这个案子却颇为奇怪：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不惜当众说谎来为“小小的”洪国藩保驾。[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二)：欺世盗名的院士]。这个黑幕的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交易？可以想象，当这块黑幕被扯下之后，露出的东西定将震动整个学术界。
　　
　　山东大学教授蒋民华强盗他人科技成果案虽然发生在九十年代以前，但对这个大案的包庇却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就在于锡玲教授把她的揭发材料在互联网上公开之后不久，山东大学党委做出了《关于向蒋民华院士学习的决定》，算是“对这件事的正面回复，目的是为了堵住一些人的谣言，也是学校的最终回复”。(许凯：蒋民华院士“剽窃”事件调查)。于锡玲教授的检举材料如此翔实，并且有前届学校当局组织的调查结果为佐证，可目前的山东大学领导似乎根本就不屑于搞清楚事实真相，他们出於本能地保护既得利益者，这既是蒋民华，也是他们自己。於是山东大学就通过这个一纸“决定”侧面地答复了揭发人：让你告，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不信胳膊还能拧过大腿！
　　
　　也许有人会说，褚健既不是院士，也不是校长，浙大为什么要包庇他？这其中也许有隐蔽的原因，但表面的原因也不少。褚健教授虽然年轻(今年四十岁刚出头)，但他在浙大有这么一大堆头衔：共产党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除此之外，他还是浙大中控公司总裁、先进控制研究所所长、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去年，他开完全国人大，返回杭州，不是住在家里，而是下榻杭州著名的四星级酒店之江饭店，他在浙大中控公司的手下要“手捧鲜花抵达之江饭店，代表浙大中控全体员工迎接褚键总裁凯旋归来”。(田颖颖：全国人大代表褚健总裁回杭谈感受)。这么潇洒的教授，在当权者的眼中，比一般的院士还要重要，出了点儿腐败，能不保吗？[亦明：流氓教授与骗子学生(二)]。
　　
　　所以说，有权力集团给他们罩着，这些大腕儿们腐败起来当然是有恃无恐。有大腕儿们做榜样，中国的学术行为腐败自然会一浪高过一浪。
　　
　　2 学术界：权力角逐场
　　
　　中国的学者自古以来就有“清高”的传统：即使是对名利看得很重，但至少在表面上也要显得对它们的淡漠。可如今的中国学术界，“清高”早就无影无踪、荡然无存了，对名利的追逐完全可以用“赤裸裸”来形容。而他们追逐名利的捷径就是疯狂地攫取权力。
　　
　　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对权力的崇拜和向往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学者当上教授、博导并不算功成名就，因为他们只能管管自己的学生，权力不够大。只有在当上了处长、院长、校长，事业才算步入了辉煌。有一名“211”学校的博导，手里拿着出国进修的机会迟迟不敢动身。问之，则答曰：怕发生“政变”。问者不解，经他人指点，原来这个博导是某个学院的第四副院长，怕在出国期间，失去这个得来不易的位置。笔者曾亲眼看见一位副校长(当然也是一位博导)是如何“晋见”该校党委书记的：直挺着腰板，用半个屁股坐在沙发沿儿上，另半个屁股是悬空的。那姿势，活现出一位太监被皇帝赐坐，想坐不敢坐但又不得不坐的奴才心态。一个学者，活得却是如此猥琐，他能搞出什么样的学问呢？“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没有了人格尊严的人，连匹夫都算不上，还能算是学者吗？
　　
　　当然，攫取权力是手段，获得名利才是目的。在中国的学术界，名利的分配原则完全按照生物界的丛林规律：弱肉强食。只不过这个强弱不是学术能力的强弱和学术成就的高低，而是权力的大小。所谓“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就是科研资金分配现状的真实写照。“小钱大评”和“中钱小评”为的是掩人耳目，以利于那些当权派大搞“大钱不评”。为了几万、十几万元的科研经费，多数学者要焚膏继晷地写申请，并且要托门子，找关系。而那些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科技资源，只需要学术界的大腕儿们闭门商量商量就能够瓜分完毕。这就是所谓的自己立项、自己招标、自己评标、自己中标、自己决算、自己验收。(老田：中国的高等知识精英到底有多腐败?)。在工商界，这是犯罪；在中国的学术界，这却是常规。
　　
　　其实，不仅是科研资金由权力来分配，在中国的学术界，各类名目繁多的评奖、晋级、涨工资、分奖金，无不由权力来决定。前面提到的那个“学术巨骗”蒋民华，那个“用权力写作”的潘国和，都是把学术权力运用到了极至的典范。看看中国学术界的评奖内幕：“笔者有幸多次担任所谓评委，对评奖内幕略知一二，首先评上较高等级奖项的一般都是这些专家本人的成果，其次是他们的熟人、朋友、同学或自己的学生、老师、上级等，再次才由其他人瓜分剩下的残羹剩饭。这些评委的评奖方法不是认真阅读原著，也没有时间去阅读堆积如山的原著，而是根据作者本人所填内容胡乱打分。这种方法评出的成果多为平庸之作，少有创新之作，还有许多就是泡沫成果、文化垃圾。可笑的是评奖结果一公布，下面便奉若“圣旨”，增加工资，扩大房子，安排孩子……”。(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在中国的学术界，立法、司法、行政可以说是三权合一了。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
　　
　　对权力的崇拜造成了中国学术界的另一个特色：学霸、学阀横行。学霸、学阀主要是两类人：一类就是中国的院士，他们虽然自己很少干学术工作，但他们有着“副部长”的级别，是国家认定的学术权威，因此他们可以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一副暴发户的嘴脸。据揭露，武汉一所大学曾邀请一个年逾古稀的院士评审一个科研项目，可这个院士竟然要求对方同时支付一个“韶龄少妇”的往返机票。这一对老男少妇在从事学术活动中同吃同住，毫不顾忌。(老田：中国的高等知识精英到底有多腐败?)。由此可见中国的学霸们已经猖狂到了何等地步。去年非典期间，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将非典的真正元凶━冠状病毒━与非典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发现比香港科学家要早了几周。可是，由於中国的一位院士已经提出了非典的病原菌是衣原体，所以这些非典病毒的发现者根本就不敢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Enserink, 2003)。我曾评论道：“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应该是军人，如果不是这些军人科学家的胆子太小，那一定是中国的院士淫威太盛！”(亦明：面对非典，中国的科学家是打了胜仗还是打了败仗？)。中国科学家的工作失误是非典在中国大流行的主要原因，而学霸学阀的横行霸道是导致中国科学家工作失误的主要因素。
　　
　　另一类学霸和学阀是各个学术单位的主要领导，如研究所的所长、学院的院长，等等。这些人手中握有实权，并且有继续向上爬的野心，所以他们干起事情来，特别地心狠手辣。诸如提拔亲信，强占公款，欺上瞒下，巧取豪夺，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这个只有600余人的研究所，公车就有100辆，所长、副所长的年薪都达几十万元人民币之谱，需要分几个户头入账。国家在过去几年内给他们下拨了上亿元的科研投资，但全所只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六篇论文，其它如产业化项目一个都没有，相当于每篇论文的造价是两千万人民币。即使是这样，它的一个研究室主任还恬不知耻地叫嚷：“没有什么项目干不成，只要再给我两个亿。”(天地人：中国科学院的冰山一角)。这哪里是学者在说话，简直就是街头无赖在敲诈勒索！其实，就象那篇文章的标题所说，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的情况只是中国科学院的冰山一角。如果不信，就问问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所长，谁敢拍胸脯说自己没有搞过腐败？不搞腐败，他们爬不上去。不搞腐败，他们也混不下去。
　　
　　学霸、学阀的横行肆虐，在中国的学术界造成了这么一种氛围：想要在学术界混下去，并且混得好，就必须要努力争取捞个一官半职。学术，在中国的学术界根本就没有位置。

　　3 学术权力的扩张：招生黑幕大曝光
　　
　　瓜分学术界内部的利益，对某些人来说，既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可能是感到满足不了自己的贪欲。於是他们开始把手中的特权向学术界以外扩展。学术界手中有什么特权？第一，他们有招收学生的特权。第二，他们有授予学位的特权。在这个重视知识、重视学位、喜好攀比、讲究“面子”的国度，这个两大特权被中国的学术界运用得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中国学术界使用授予学位特权的招数五花八门，什么专升本、本升硕，什么函授硕士生，什么在职博士生，其本质，与贩卖学位毫无二致。(檀传宝：谈“学术腐败”与“学术贿赂”)。最近有消息说，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个研究生班录取了一名只有初中学历的青年，并且接连催促对方交纳两万多元的学费。(许金晶：初中毕业生交钱就能上北大研究生引发激烈争论)。所以说，在目前的中国，只要有实权，什么样的学位都能够得到；只要肯交钱，什么样的学位都可以买到。
　　
　　中国学术界利用招收学生的特权来搞腐败，到目前为止，被揭露的主要有两起。第一个是上海交通大学，第二个是海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招生黑幕之所以被揭开，相当有戏剧性。当时，上海交大的网络发生了故障，不能与外界连接，学生们就在校内网络游逛，结果巧遇该校教务处的一份文件。通过上交大的BBS系统，中国人民总算见识了中国知识分子掌权之后的丑恶一面。这份文件实际就是一个关系图，上面列有这么几个栏目：考生姓名、生源、分数、加分、专业情况、委托人、拟解决意见。在这些栏目下面，还分有校领导接收、中学校长推荐、2001年外地生源机动指标讨论材料等几个类别。整个文件涉及百余名考生，高考分数最高的为632分，最低的只有426分。如果看一看“委托人”一栏，里面有“电力局纪委书记李永鸣之女”、“中医大党委书记张建中侄”、“盛校长之侄”、“教育部、王大中，吴建平之子”、“上海教育超市总经理王星之子”、“清华大学副校长余寿之”、“西南交大蒋校长之子”、“电子科技大学唐小我之子”、“教育部人事司管培俊司长”等等。在“拟解决意见”栏中，有“保证专业”、“120%”、“录取”等几类。总而言之，上海交大校长、副校长共七人，其中六人写了条子；党委书记、副书记四人，有两人写了条子，外加一个纪委书记。除了这些内蠹，参与这个招生黑幕的还有来自交大之外的四名院士。(江迅：高考开后门？交大起风波)。
　　
　　搞交易，都是有来有往的。中医大党委书记、盛校长、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清华大学副校长余寿之、西南交大蒋校长、电子科技大学唐小我用什么来回报上海交大的盛情呢？傻子都能猜得着！
　　
　　大学招生到底黑到了什么程度？没有绘画基础的人竟然能够在海南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高考专业课中得到第一、第二名的成绩。在学校组织的突击测验中，“2名学生测试的最高分是30多分，最低分为7分。成绩差得离谱。”这还是他们在这所大学学习了一年之后得到的成绩。海南大学在随后随机抽查了美术系2002级一百多名学生中的43名。在120张考卷中，有一半不及格，创作测验的最低分是2分。这2分是怎么得来的呢？因为这名学生在纸上画了几根线条。
　　
　　海南大学同一届美术系的学生中有这么多画盲能够被录取，当然不可能是个别考生作弊的结果。据揭露，海南大学艺术学院“从1999年到2002年每年美术系的招生均由包括学院一名主要领导在内的两三个人主持，招生范围圈定在山东、河南、江西和湖南几省，从出题、考试(监考)到打分、录取都由他们全包。”难怪一名河南学生坦白说：“那边老师收了他的钱，担保他一定能够考上海南大学。”除了艺术学院，海南大学音乐学院有的学生考进钢琴专业不会弹钢琴，有人到了大学四年级还不认识五线谱，毕业生没有几个搞本专业。(乔华、胡辛：离谱的艺术类招生——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招生“黑幕”揭秘)。
　　
　　其实，与研究生招生相比，高考招生还算是比较公正的。研究生招生有保送推研、代培扩招等多种名堂，而每个名堂下面都有各自的肮脏勾当。不久前，武汉大学的“推研”黑幕被揭：该校新闻与传播学院三个专业学习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在“推研”时竟然全部落到前三名之外。(姚海鹰：武大2004推研黑幕)。原因？不用到黑幕后面看也能估摸个八九不离十。其实，就是在通过正常考试这个途径来招收研究生，中国大学做得也不干不净：由于专业课考题由招生的教授来出，而考卷也是由他来判，再加上所谓的“复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教授想招谁，谁就能够考上；如果他不想招谁，即使是累死，考上的希望也不大。这在中国的大学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位博导就恬不知耻地这么炫耀：他招的研究生，或者是局级干部，或者是美女。去年秋天，台湾女名人璩美凤投考复旦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她考了三门课程，其中两门不及格，三门课的平均分数不到48分，但照样被复旦大学录取。(心木：专业课33璩美凤被复旦破格录取)。这个勾当虽然肮脏，但却可能只肮脏了一半：复旦大学只是在录取时作了弊，在评卷时大概还是干净的。真难为了这所中国第三高校！
　　
　　在揭露腐败现象的文章中，很多人愿意使用“冰山一角”来形容被揭露案件与尚未被揭发案件之间量的关系。其实，冰山的水下部分与水上部分的比例是8比1左右，但这个比例根本就不适用于中国的学术腐败。到底这个比例是多少，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但用“九牛一毛”也许不是过分的夸张。
　　
　　4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鼓噪
　　
　　从1998年起，zgzf开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工程，叫做“985工程”。虽然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个工程没有太大的不妥，但从教育学的角度来审视，“985工程”是非常盲目和无知的，它与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由中央政府出面、如此大规模地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先例。美国没有，英国没有，德国也没有。其次，仅靠金钱不能够造就世界一流大学，这已经是国际高等教育界的共识。上世纪七十年代，rib政府刻意要在筑波科学城建立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於是把前东京教育大学改造成了筑波大学。三十年过去了，筑波大学不仅不是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即使在rib，它也与私立的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国立的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不在一个档次。第三，目前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几乎都是自己成长起来的，而推动他们成长的动力有两个，一是坚持学术原则，二是拥有充沛的资金。中国的大学放弃学术原则在先，要靠金钱进入一流大学行列，无异于缘木求鱼之举。
　　
　　既然“985工程”是政府行为，它与学术腐败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前面提到，“985工程”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非常相似。大跃进的实质就是无知加狂妄，这已经被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而在当时，中国的一些学术领袖就曾为那场无知的运动提供“理论依据”，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一)：丧失了社会良心的院士]。而就在“985工程”开始后的几年间，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也就是北大清华的校长书记们，罔顾历史事实和现实条件，先后提出了北大清华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时间表”。这么愚昧的行为，却能够在中国毫无掩饰地粉墨登场，是中国的学术水平太低吗？当然不是。是他们欺人太甚！没看到吗？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就在自己的学术论文中就公开歪曲、捏造事实，鼓动政府出资建设一流大学。(亦明：闵维方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吗？)。表面上看，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出於无知或者如有些人所猜测的那样，是为了应付政府的需要，但其实质就是放弃学术良心，欺骗政府和社会，以达到获得政府大笔拨款的目的。开列进入一流大学行列时间表，在性质上与在大跃进年代提出“亩产万斤”理论是一样的。历史的悲剧正在重新上演。
　　
　　一个大学难道能够靠撒谎和欺骗进入世界一流行列？除非这个行列的成员全部是骗子！
　　
　　其实，参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鼓噪，仅仅暴露出了中国大学校长们贪婪浅薄的一个侧面。去年夏天，一则“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的消息成为酷暑中的热门新闻，可北大校长却不冷不热地放出了“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的论调，要北大的学生甘当普通劳动者。一边是口口声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边却要自己的学生甘当普通劳动者，谁能够搞得清这位校长是在用什么逻辑来思维呢？(亦明：北大才子卖肉与北大校长卖人)。有位北大学生说，(“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这样的话全国人民谁都可以说，就是北大校长不能说。可惜的是，这位北大校长连这么点儿见识都没有。
　　
　　中国的大学校长“烂”到了什么程度？看一看参与上海交大招生黑幕的上海交大校长、西南交大校长、清华大学校长、电子科技大学校长(见上文)，看一看自家院内臭气熏天却对公众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的南京大学校长(见上文)，看一看抄袭剽窃的东南大学校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方舟子：“北航”斯德谊、乐强、沈士团、李景文被IEEE确认抄袭并处置)，看一看公开嫖娼的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hf555：“政治腐败”必然孕育出“学术腐败”)，再看一看参与经济犯罪的延安大学校长(佚名：从羞羞答答到雁过拔毛延安大学原校长受贿“成长”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院长(原春琳、刘万永：代表委员呼吁 遏制高校经济腐败)、同济大学副校长(曾祥生：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受贿 一审被判刑十年)、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程婕：首都经贸大学原副校长姜忠波受贿被判刑11年)、成都大学副校长(张学勇：搞贪污竟怪“会计懒”)、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刘德华、刘艳：贪污学生“点招费” 原成都理工大副校长被捕)，这些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现状的一幅特殊“清明上河图”。
　　
　　如此大规模的大学校长腐败，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想要靠这帮人来领导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算是党中央国务院把全中国的所有财富都给了他们，他们也还会嫌钱少，他们也还是建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