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 萧一湘

1989年一份省级日报特刊出了一篇批判当时国家顶尖人赵**的一句话：“商品经济的发展伴随腐败的出现，是难免的。”批判的内容还是由马列经典里的话又回到马列经典里去，根本没有说服力。

我看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只不过是句没有引完全的句子而已。人们在产生腐败原因在认识上的一个重要误区和中国的腐败特点都没有弄清，所以反腐败也愈反愈烈。

误区之一，过去党处分干部通知书总要写句：“某某长久以来，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腐蚀而变质；也有人认为腐败是外因引起的，就是说腐败是改革开放引进来的。因而否定那种认为腐败是人类的人性固有而源起的。

误区之二，对于中国的腐败特点和外国的腐败特点没有分清。对于发达国家的腐败发展特点是，早在资本主义发展时代就带上了原罪，当时原始资本的积累主要是资本向国外扩张，当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后，腐败得到一定制约了的这种情况不与承认。

而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全在国内，对外扩张已经没有条件了，再则受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制约了。中国的政制则是从一个集权体制的源远流长，经济体制又是从一个长期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突发而生，中国的管理层又是“三穷”干部的素质。

建国的前三十年，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治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干部，出生于“贱文”时代，社会谑称“大学的牌子，小学的底子，”谓之“文穷”；成长于文明反祖的“文革”时期，马列主义已雾里观花，传统道德招魂乏术，学校的历史课一度取消了，谈爱国：屈原、文天祥不知何许人也！谓之“道穷”；改革一来，洞开西方窗户，一片珠光宝气，照到自己的穷酸像，感到老一辈，力没少下，汗没少流，苦没少吃，忠没少效，天光看鱼篓，只有几点虾公细鱼，囊中羞涩，谓之“财穷”。

历史打造成的“三穷干部”，那种原始资本积累的残酷、暴发心态毕露。国家又处在转轨时期，民主法治乏力，人治余威犹健，于是当官发财的文化传统，成了他们的尚往目标，进身捷径。虽然不乏优秀志士，但是在一个大染缸中，不是被染黑，就会被淘汰。干部底线如此，而权力又大，大而无制约，人民掏钱雇打手打自己，还要他们信服，那不太天真了吗？

这才是中国式腐败的特点。不认识这些特点，对腐败势将永远无法治理。且让笔者先从一个吃鸡的故事讲起：

从五个人吃一只鸡的故事说开去

先讲一个故事：桌上有碗鸡，周围有五个人，谁都想吃，这是统一的想法，是动物的本能，是共性。但是如何挟到各人嘴里，那就八仙飘海，各显神通了：甲通过自己的劳动赚着吃；乙通过手头的权力弄着吃；丙一无本领、二无权势，凭着两肩力气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抢着吃；丁现在还没有能力吃，但毕竟有点教养，暂时不吃，等到有能力时再吃：戊一无本领、二无权力、三无力气，等到吃饱的人走了，就挤到桌子边捡两根骨头也要吃一吃，心态各异，这就是个性。

总之，食、色性也。所有动物都是如此，人与禽兽之不同处，只不过还有点廉耻和思想创意的差异而已。既有本领和道德修养上的差异，还有生活环境上的差别，如天灾人祸者，所谓饥寒起盗心等特殊条件，于是腐败伴生了。这就是人类社会在发展的道路上腐败的不可避免性，这就是唯物论。而这种差异不但现在有，过去也有，将来还会有，而且随着物资的不断丰富，人的欲望也将随之不断攀比的心理而升级。这就是笔者对“腐败难免论”的看法。从吃鸡的故事中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一，以上故事认识腐败难免了，就是承认人欲是天生的。人欲有它有利的一面，它驱使人们去争取生存，争取不断地活得幸福，进而去争取社会文明进步。从这方面来说，人欲是人类生存的动力。灭了人欲，社会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二，以上故事认识腐败难免了，是否人类社会就会私欲泛滥？一旦私欲泛滥，社会无序，天下大乱，那还得了？正是人类认识了腐败难免，所以千百年来，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才发明两个东西：一个叫礼（形式叫礼，内涵即道德），一个叫法。古云“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是也。有人会说，动物界不懂礼与法，但不也生存下来了？那就是达尔文的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残酷的自然法则。而人类所以高明一等，发明了道德与法治两个社会法则。就逐渐跳出这个残暴循环。

三，一个普通人虽然也有人欲，但产生腐败还得有个条件，那就是权力，而权力不能有所制约，腐败才能发生。谁来制约？那自然是需要对掌握权力的人民。而不是掌握权力的官。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谁能自愿？

四、我说的承认人欲，只是承认腐败难免。只有找到根源，才能对症下药，谈到治理。不承认私欲，就是否定人性，消灭人性，是最愚蠢的。于是什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门坎做得太高，就脱离实际，不合人性了。脱离实际，就会作秀，而作秀最为人所咒。

笔者认为治腐之方，就得从认识人性之源起开始。

只有“发展人性，节制私欲”，社会才能前进，这是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为了社会公平，采用消灭私欲办法，因此把私欲有利的一面也一起消灭，这是错误的，所以是空想。所以巴黎公社失败了。

从吃鸡的故事里理解了以上四点后，治腐败也就有了方向，有了办法了。

私欲既然对人类有利也有害，就应该充分发挥其有利的能量来创造社会财富，同时抑制其不利的一面来保护人民的安全和他们创造的社会财富。还是从上面吃鸡故事来谈。如果每人都有了一只鸡，吃鸡这件事的矛盾就解决了。在生产出五只鸡的时候，首先就要商计出一个公平分配的方案。方案如果每人不论能力大少来分，只按人头平等一份，谁还去养鸡？大伙只有喝西北风去。因此必须按出力多少来分了。

公平分配的方案出来后，还得找个公道的人来分，就要付与他的分鸡的权力，分鸡的人既然权力是大伙给的，就得对大伙负责，就应主持公正、公平，否则大伙就会罢免他。研究分得是否公正，必须有人监督，这就叫民主，否则就叫独裁。俗话说：“人是一口气，佛是一炉香”。分得公平不公平 ，不但饱肚子，还得平和一口气。只有如此，和谐社会才能打造。从分鸡这个最简易的故事就让人比什么经济学理论都好懂了。

好了，道理已经说清，还得从现实与历史中发现的事例来证明。

当今腐败已发展到令人心碎的地步

当前腐败现像的确也到令人心碎的程度，特别在非常重视礼义廉耻传统的中华民族，特别又在新中国前３０年的社会传媒中很少见过、听过的时期。改革开放后，一下突然官方文件、报告，社会传媒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民间的口碑流传，无论从数量、速度上都是史无前例地报导了，几乎震憾全国，令人目不暇接，天怒人怨，忧心忡忡者有之，横眉怒目者有之。全国大案要案，上至省部级干部，下及村级干部，俯拾即是。这里仅就个人耳闻目见的“土特产”谈谈：

之一，几年前常宁出了个民办教师张小梅一千多万的女诈骗案，传说涉及不少当地官员，好些年未解决，害了一大批人。张虽然也被抓住坐了一阵牢，放了。有了这次的包庇纵容，她更肆无忌惮，在牢里反而找了个既是新老公，又是保标，又是伙伴，如虎添翼，改个名字在全国各地继续诈骗了两个多亿，2004年从深圳逃出国去了。可是报纸消息偏偏是在出逃后一日公告了。这一出国，许多人如释重负。

之二，作为一个县的党的一把手，最重要的无非是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反腐败。一次夜晚笔者打个电话向县委一把手反映有位干部有个报告告一个干部的腐败。回答是：“那他找纪委呀！”我答道：“人家能找纪委解决的问题，就不会再来找你了。”停了好久才说：“那好吧！明早７点来。”等我6点40分到达时，他已6点半开车走了。一次下午，我又去找他，没有在家。晚上只得用电话再反映情况，我说：“台胞张泽云投资120万人民币捐建的科技大楼临街一排五间门面，原来议定发租的收入用作大楼维修用，现在都被卖掉了，张泽云很有意见，这还是台胞第一个项目，请你直接干预一下。”“那你就告诉李老县长吧！”“李就是当事人呀！那能解决得了?因为房子出卖就是他拍的板呀”！“ 那你就告诉专管的副县长吧 ”！“老县长拍的板，一位非党员副县长能解决吗？”“那我明天要带一个队下乡搞大检查嘛！”结果没人过问，算是我放了个屁。张原定还有一大批图书来的，结果什么也完了！这是台胞对家乡第一个投资的试探气球，也成了最后一个断了线的气球。可是此人荣升了。

之三，去年《求是》杂志主管的《小康》杂志在网上发现我的帖子，特派记者来采访，写了个调查报导，刊出在《小康》杂志后，全国很多大型网站都转载了。不少人拍手称快，当即好几人来找我反映腐败情况，官方马上来我家问事，似乎有麻烦了，但只是安抚了我一下。可是那些向我反映问题的人们，又都缩手缩脚了。结果还是《平原游击战》里打锣者的声音：“平安无事呵”！

之四，今年4月24日，我向市纪委书记反映一桩村党支书记为主的腐败重案，并告诫此案与乡、市政府有关部门某些人直接有关，不要事未成，反有伤基层弱势农民。市纪委还是下放给乡里去处理了。乡政府去了几个人查了好几天，吃喝花销村里一千多元，据传还接了红包，把该村的帐本、公章、存折都拿去了。但是村党支书腐败主干，果然反攻来了。不几天从外地用车拉来几十个人进村闹事，幸而村里男女老少齐出阵，把他们轰了出村。村民说：“肉包子打狗，也只有去无回，现在叫贼捉贼，我们只有等狗来咬了！”我只得再次向市纪委书记反映后，最近才得知市纪委去了人到村里开了群众会。听说该村书记竟有通天本领，已经向法院起诉原反映情况的村民了。人们正在拭目以待。

从以上几例，看来事虽小，可是有权的官员不但不管事，反而造事，无权的离退休干部管不了，可是穿小鞋，枪打出头鸟你就等着瞧了。老百姓告了，事未有成反身受其害。百姓出钱请自己的公仆来抢自己的钱，还打压自己，这还是什么政府？这些年上访不断，可他们还是对共产党中央有一线希望去的呀！这不是下面对中央正在执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严重挑战吗？中央再不从政治制度上去改，哪里去谈治腐败，哪里去谈和谐？

三十年前就明镜高悬了吗？

当前腐败确是非常严重：今天社会流行说：“现在不是毛泽东时代了！”言下之意，今不如昔。有的网民在呼换毛主席回来了。因为你宪法里还摆有毛泽东思想呀！似乎今天比过去大有世风日下之感，这种现状对改革开放发出了非常危险信号。其实这些人既不懂历史真像，更不知从人性去理解腐败源头，又不能从制度去作源头治理探索，反而归咎于改革开放搞坏了。笔者认为两个时期没有可比性， 因为可比的条件已经变化了，腐败过去有不有呢？又多不多呢？性质又严不严重呢？其实人们并未对过去历史懂得多少，宣传媒体也很少去触及过去。翻开历次政治运动来看，打1950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止，几乎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无不含有反腐败的内容，能说过去没有腐败吗？能说过去腐败有少吗？真能企图专靠政治运动就能消灭腐败了吗？不然，何以还在年复一年地连续不断地有反呢？这不是已经证明一是还有腐败，二是证明腐败还在不断地发展吗？

民主党派到延安看到解放区的艰苦作风，既深为感动，又质疑过毛泽东，这种作风打天下容易，守天下能行吗？毛泽东很有把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破除这个执政的周期率的秘密——民主。之所以有郭沫若早在共产党的早期就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新中国初期，就大演过《屈原》、《李自成》等话剧，太平天国洪秀全才打下半个江山，就在南京大搞腐败，自相残杀，把个才打下的半边江山丢掉了。历史是不能随心所欲地拔高的。腐败也是不能一下子消灭掉的。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拒腐倡廉，一要物质丰富，二要公平的法律约束，三要健全的监督制度，四要道德文明教育。鞭子只能压服一时，春风会吹又生的。笔者也对过去亲历亲闻举出几条：

1952年的“三反”运动，（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杀了两个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高干人物，才镇压了几时，1957年“反右”以来，常宁县委的腐化集团就接着蔓生了。到1960年才捅穿了常宁县委一桩通报全国的腐化集团，案件还不够大吗？不够严重吗？副书记兼县长张宗光腐化69个妇女，局长为之牵线，进省城开会，带着情妇，局长为之放哨。在反别人的腐败时，他自己就一手抱着女人，一手拿着电话指挥批斗腐败分子。三个县委副书记长期与一个女县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通奸，一个勤杂员早上推门扫地发现了，为了灭口，竟然以“神经病”把那位勤杂员拘留起来，达到杀人灭口。1961年过苦日子时候，每人一年三尺仅够一条遮羞短裤的布票，一个初次来到人间的婴儿防寒的七尺布票，一个死人掩体的七尺布票和工业生产急需的布票共30余万尺，当时的县委还专门派个供销社的经理，将这批布票带到广州搞投机倒把，进高价手表再低价分给县局长以上领导干部，难道案件不大、性质还不严重吗?至于一般干部由于物资严重缺乏，除非在老百姓家里或生产队里多吃几餐粥饭未数钱粮，至于人民公社里生产队干部肚子饿了，晚上假开夜班为名，半夜偷偷打开谷仓量出几升谷，碾成粉子，有油倒碗油，煮成糠粑粑填饱肚子，也就腐败到此而已！因为当时基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人去贪哩！看起来好像不严重，但是农民几两米一天的救命粮呀！如果当时腐败不多，性质不严重，何以1964年省、 地万人工作团进驻常宁, 把个常宁搞得翻天复地呢?叫做什么“四清运动”，搞得大部分干部被批斗得死去活来，撤职、卖家具、卖儿女，自杀。四清运动人员还未撤退完，腐败就随之再起。原有的公社和大队干部，被赶下台，换了一批贫农根子。可是他们一上台，一来执政不行，二来穷苦了，上面发下的救济物资或者队里分粮食等东西时，其贪污盗窃程度较之原来干部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势。一个留守人民公社的主管干部，与一个原妇联主任通奸，被公社里的干部活活捉双。这就是政治运动反腐败的“伟大成绩”。

这些丑事，又有多少人能够管得着，连闻都无可奈何。因为当时发现腐败，一般先党内、后党外，先上层，后下层，先干部，后群众，真正到社会上来曝光，群众知晓的就如闻仙乐了，至于报纸杂志等媒体更是一片升平歌舞。

当然皇权时代也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人在历史本纪上找不出“腐败”一词，明朝皇帝朱元璋反腐手段算是最狠者。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溯土之滨莫非王民”，连天下都是归他一人所有，还谈什么腐败，百姓自然应为理所当然。

虽然腐败任何时代都有，但也总还有个轻重之分吧！

又有人说：虽然腐败任何时期都有，但也总还有个轻重之分吧！
　　现在腐败案件的数量要比过去多，案例也比过去要大。有这几方面的原因：１,过去干部人数少腐败案件少,现在干部多腐败个案相应增多；２,过去物少难贪,现在物多易贪：在计划经济时期,物资非常贫乏，想贪的人不是不想贪，而是几乎没有多少东西可贪，吃的、穿的都凭票供应。当时民谣有：“大干部送上门，小干部走后门，群众挤烂柜台门。”生产队干部除非半夜里偷偷摸摸开仓量几筒谷碾成糠粑,煮几大碗填饱一下肚子，现在贪你几百上千，也可能没要人命，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了有钱可贪；３,过去在计划经济下，有钱也无处花,现在有钱有处花：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贪了钱也花不上什么地方，吃的只不过20多斤口粮，穿的只有三、五尺布票，住的根本谈不上私人盖房子,（城市职工不但无钱盖,也不准许盖，农民盖房连梦不敢作）；玩的看一场电影，还要开后门，农民还要向生产队长请假：４，过去手头没钱过手，现在张张钞票都经过自己手头出进：当时在封闭的条件下，大家拴在田头地角，人口无法流通，和钱接触的机遇都很少，想贪的人也没多少条件下手；现在人口随意流动，和钱打交道的人数大大地增加了，钱数也大大地增多了。自然贪的机遇也就多起来了，金额也就大起来了。５，过去腐败人们知道的少，现在腐败曝光多：当时处分干部的方式,强调先党内后党外、先上后下、先干部后群众,等到群众晓得的案件也就淡水一口了，还那里去分谁多谁大呢？

例如1962年揭发的常宁县委腐化集团，就很少有多少群众了解底细。有些腐败案子就算你晓得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说。现在到底言论宽松多了，各类报纸杂志几乎天天都有腐败曝光，至于人们相聚，公园、路上、办公场所、家庭休息、亲友千里电传，随处都可以谈论，真的可谈，捕风捉影的的只要你不在正式场合上指名道姓，也没人去判你的诬告罪；６，现在腐败的性质够严重，过去腐败的性质也不轻：当时人民生活极端贫苦，一个劳动日只有几分钱，几角钱，几两谷，1960年县委腐化集团把人民死人、生孩的几尺布票，拿到广州倒贩进口高价手表等物资低价分配给县委和科局长干部，权力腐败比什么金钱其性质都更严重！

所以腐败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存在，只是时代不同，基础不同，给人的印象带来有差别罢了。这种拿过去和现在的腐败现像简单对比方法，怎能真正说明问题？

当然,在建国之初,大多数是热血青年,对于新中国的一种火热的心,向上的心,希望之心,激发着他们的灵魂。在封闭的环境里,也能安于守贫、吃苦耐劳。而现在门户开放,打开了西方窗户,自我反思,自我比较,发现自己的长辈苦干了几十年还是落后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短期艰苦十年二十年也能坚持下去,时间太长了,而且没见尽头,于是思想呈现出多元化来,能够激发奋进者固然有,但是急于追求着美好的生活,不择手段的也就大有人在。例如上面我举的五个人吃一只鸡的例子,人心总是难齐的。

西方国家的腐败,在某种条件下,却能发展经济；而中国的腐败,却只能搞垮经济。西方企业家腐败官员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他们自己的企业。中国企业领导人搞腐败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是拿企业的资金去腐蚀官员,让他个人能够更好更多地向企业拿钱和向上级要官。这无异和腐败的官员分赃。外国企业家搞垮了就跳楼,而中国企业领导人只是跳槽而已。还有发达国家的官员，多是先发财后做官，而中国的官员，多是先做官，后发财。更必须从体制上去探索了。

过去治腐败抓得紧，处分得狠，现在治腐败，太松了吗？

问题是如何治腐？过去的治腐是用政治运动,是重人治,轻法治,政治运动的形式,群众一轰而起,甚至动武,未曾法律制裁先就饱尝皮肉之苦,案情难以落实,容易扩大化,误伤好人,而真正的腐败分子反而容易滑过去。所以政治运动不止,而腐败仍然不能息。

1952年笔者参加湖南省财政干校学习,一去就宣布“三反”运动,参加学习的两百多人,来自全省80多个县市,互不了解情况,只是互相大搞批斗,什么吃馒头、跳美国舞、疲劳战术、车轮战术,花样百出,跳楼自杀都来了。最后打出的老虎比打虎队伍的人都多起来了，结果一个也落实不了，常宁此次去了三人,带回一个“老虎”,一个被乱斗了一阵,回乡后,谁都落实不了。带回的虎，还是位税务所长,局长也无法安排他,只得调离到衡阳一个企业里去管仓库，了此终生。

毛时代治政也好，治民也好，治文也好，治腐败也好，根本不要法律，只是一手舞剑（阶级斗争），一手握《圣经》（毛选红宝书），你要保肉体，就来洗脑。只逼得原本不想贪污盗窃的人，如那些饥寒起盗心者。奈何！

现在治腐败，真的是松了吗？从形式上来看，没有搞喊喊杀杀的运动了，采取以法治了，毛泽东反腐败30载，只杀了两个地委书记，改革开放25年光判处省部级干部已有几十人了。当前难点是：
一则、人民民主还是实行不了，无法监督，特别自愿来监督的人，还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二则、法律本身有问题，还保存原有过时或者错了的东西。
三则、执法者问题：三穷干部怎样去执好法？


82岁 萧一湘 2005/6/20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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