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了如能汲取教训，就能为以后的成功创造条件，但别忘了前提是首先要承认失败。否则如果讳疾忌医，就不可能汲取教训，何来成功？
在承认失败方面值得向美国人学习。美国人的性格开朗进取，他们不仅敢于胜利，更重要的是敢于承认失败。
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美国朝野为之震惊。航天是科学技术水平之综合表现，不仅事关国家荣誉，而且有许多重要的应用，怎能让苏联着了先鞭？痛定思痛，美国承认自己在这一关键技术上失败了，并认识到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教育落后。学校教材不仅陈旧，而且急功近利，重实用、轻原理。于是决定彻底改革，重写教材，出现了一批由名家执笔的出色教科书。其中佼佼者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曼主笔的《物理学讲义》，此书别开生面，以形象化的实例提出问题，阐述原理，内容深入浅出，成了物理学经典著作。果然！“十年生聚，十年教训”，1969年“阿波罗”号载人登月，使美国一举超越苏联，执航天技术之牛耳。
美国是汽车王国，一向是世界汽车工业之霸主。但到了七十年代末石油危机袭来时，情况有了急剧的变化———日本后来居上，在汽车性能、质量、价格等方面均超过了美国，迅速占领了广大市场，美国汽车之都底特律一片哀鸣。其实日本车的成功有其客观原因，石油危机促使汽油价格飞涨，日本生产的小型车比美国的大型车省油，成了市场新宠。但美国人并未以此为借口讳疾忌医，而是承认失败，从主观上找原因，学习日本人在工程设计、经营管理、成本核算、市场调查等方面的长处。到九十年代，美国汽车工业终于扭转了颓势，在许多方面赶上或超过了日本。
电视是美国人发明的。但日本后来居上，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市场上几乎看不到本国生产的电视机。美国承认自己在电视机市场竞争中失败了。其实这也有客观原因，美国的工资太高，在国内生产电视机根本无法竞争。但他们并未以此作为借口来文过饰非，而是想方设法，以图反败为胜。日本人也在精益求精，发展所谓“高清晰度”电视，但他们仍然采用传统技术。惯于创新的美国人则采用数字技术，企图越顶而过。数字技术不仅能达到更高的清晰度，而且可以进行各种图像处理，提高电视机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未来电视机的应用不仅限于传播新闻及娱乐，还可以作为电脑及联网的终端，在这些方面只有数字技术才能胜任。虽然目前电视机市场争夺战的尘埃仍未落定，但从技术层面看，美国反败为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以上事例说明，如能承认失败，汲取教训，失败确实可以是成功之母。
（摘自沈致远：《失败是成功之母吗？》，《文汇报》2000年8月5日“笔会”）
认识活动中，通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败。所以，失败在所难免。为什么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呢？这有许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认识活动的某种不可控性。这种不可控性主要是有主体的非理性因素所致。在认识活动中，智力系统是可控制的。主体可以通过选择、自我意识而充分调动理性因素发挥作用。然而，人们获得认识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理性能力的发挥，它还要依赖于主体的非理性系统即各种非智力因素。在认识活动中非理性系统通常是不能控制或不可完全控制的。非理性因素在认识活动的作用往往因人而异。但是，主体仍可作某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调动非理性因素的参与。
主体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它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体。人的存在及其种种活动主要是合乎理性的，这主要因为人是社会性存在物，人有特殊的理性能力。但与此同时，人的存在及其种种活动又常常带有非理性的特征，即使在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非理性仍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无论理性和非理性又都有许多具体的因素，从而形成人的理性系统和非理性系统。主体是这两种系统的统一，而认识活动从主体方面来说，正是这两种系统的交互作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不能离开理性因素去考察人的认识活动，也不能把认识活动看成纯粹的理性过程。就人的主观世界来说，理性因素控制着意识系统，非理性因素控制着无意识系统。所以，人的主观精神领域是意识系统和无意识系统的有机整体。
非理性因素是主体内部的各种非智力因素的总和，它包括许多具体要素。我们把主体的非智力系统划分为三大部分：心理因素、机遇能力和直觉。
（1）主体的心理状态。思维活动是观念地再现和改造现实的过程，它原则上也是一个心理过程。因而它跟主体的情绪、意志、性格、兴趣等心理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认识能力和知识结构决定着认识水平的极值，但主体的智力因素的最佳正常发挥首先要依赖于主体自身具备有利的心理状态。如果主体在认识过程中，心烦意乱、情绪波动不定，注意力无法集中，那他就不可能发挥出正常的认识水平，不可能获得深刻而正确的认识结果。主体意志不坚定，遇到困难便萎缩不前，他就不可能将思维过程持续到终点，从而半途而废。同时，如前所述，主体在思维过程中拥有什么样的目的和动机，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一，情绪。情绪能促进思维，也能阻碍思维。积极的情绪状态，能提高创造力，反之则降低创造力。认识主体的情绪状态是否积极，可以根据主体当时所处的心境（即体验）、激情和热情等标准去衡量。心境是一种情绪体验，如心情是否舒畅，有无压抑感，是否满意，有无埋怨情绪等。良好的心境会提高思维效率，使主体的联想活跃，思维敏捷，想象丰富。激情是一种比较猛烈的情绪变化，如愤怒、绝望、恐惧等，积极的激情有重大的激发作用。在消极的激情状态下，思维会中断，主认识过程（有时甚至辅认识过程）被迫中止。所以，激情能决定思维过程是否持续地运行。热情是一种强有力、稳定而深厚的情绪状态。它体现主体对自己的活动和行为持什么样的态度。热情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推动力量。古今中外凡是在科技创作中作过伟大贡献的科学家，都对创造充满着热情。没有热情，就没有创造。心境、激情、热情分别从不同角度 体现主体的情绪状态。
第二，情感。情感像驱动器一样鼓动着主体去创造，争取早日完成思维过程。主体抱着什么样的情感及其强烈程度，这是情感因素的两个方面。情感因素在有的思维过程中的作用表现得极为明显，在有的思维中则可能没有明显的作用，但是情感因素在人的一生中会长期地起促进作用。例如，人们是出于事业心，还是出于责任感去从事认识活动，这会持久地影响主体思维活动的开展。当然，我们这里主要指的是认识情感。
认识情感主要指的是人们对所从事的思维活动的热爱程度和原初动因。我们在分析认识活动的发生机制时曾表明：认识情感决定人们发动认识活动的目的和动机。情感包括责任感（对祖国、对集体的热爱和对科学的热爱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职责情感）、事业感（对所从事的活动充满热爱的情感，将它当作自我实现的需要和目标）、个人荣誉感（对个人名誉和地位的关心程度）、美感（对所从事的活动的喜爱程度）等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事业感和美感。
情感因素决定主体的活动目的和活动动机。主体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去发动认识活动通常是主体认识事物，从事思维活动的心理支柱和内部驱动力。例如人有生存的欲望，有个人的荣誉感和追求幸福、享受的要求和心理倾向。假如主体为了这些“个人”考虑而去从事认识活动，就会使认识活动本身主体化，变成主体内在的需要和不可缺少的活动。在这种主体化的活动过程中，主体会不顾一切、忘我地，想方设法地在科学知识大海中去探寻，寻求自己所感兴趣的目标点，并且会尽可能地快速完成思维过程和提高思维结果的质量。我们决不能回避或者忽视主体的这种“个人”考虑。要知道，这是人皆有之的共同情感。
第三，意志。认识过程往往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任何认识活动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这就要求主体有坚强的意志，不畏困难，不怕失败，敢于探索，勇于创新和冒险。在众多心理因素中，意志因素起着特殊的调节控制作用。当主体处于不利的意志状态下时，无疑会影响思维过程的进行。好的意志品质能帮助主体调节自己的情绪和情感，积极地改造各种不利因素，从而促使思维过程继续运行，直到它的完成。主体的意志力强弱可以从意志的果断性、顽强性和自制力等方面去评价。
第四，兴趣。人总是抱有一定的兴趣和爱好的。广泛的兴趣会启迪人们的思路。在思维过程中，认识活动本身是否让主体感兴趣，这也是至关紧要的。主体越感兴趣的东西，他就越会充满热情和激情，意志力的积极性就能充分调动，从而使思维有效地进行。兴趣能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认识过程中兴趣因素的作用可以从兴趣广度、兴趣中心、兴趣的稳定性等方面去评价。
第五，性格。性格是人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现实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良好的性格是思维活动高效率运行的重要心理保障。性格有许多侧面，主要包括追求真理的性格品质、勤奋。自我批评、献身精神，勇于探索和创新等等。这任何一种性格品质都会对思维活动发生促进或阻碍作用。任何一种性格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或制约着认识活动的动作。如自我批评的品质就是如此。如果主体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和思维方式，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和主动修正自己的错误，而固执己见，这就必然影响思维结果的真理性。所以，我们在前面讨论思维方式时，特别强调主体应当培养积极的批判性思维方式。
第六，探索心理。思维活动都是一种探索活动，因为人们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无所知，便要对它进行认识、探索、“试错”。作为一种探索活动，它有许多特殊的心理品质，这些方面在整个思维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它们总起来称之为探索心理因素，如好奇心、怀疑感、进取心、求知欲等。强烈的好奇心、进取心、求知欲可以促使人们去创造和探索，是极其重要的心理动力。例如伽利略发现钟表的“等时原理”就是由于他对摆动现象有特殊的好奇心所引起的。巴甫洛夫对狗见食物流口水充满好奇心，促使他创立了高级神经生理学。
第七，理想、信念。人都必须有一定的理想和信念。坚强的自信心和崇高的信念、远大的理想会永恒地激励着人们去进行相关的认识活动，不断创造，不断地发现新事物。以自信心来说，如果主体在思维中对自己的能力和意志力失去信心，他就会缺乏攻关的劲头。当他充满自信心，相信自己能达到目标，顺利达到预定的目的地摘取科学桂冠时，他必然会满怀信心，勇往直前，披荆斩棘，直到实现目标。
总而言之，思维活动是由具体的个体完成的。构成个体的一切心理因素虽然是非智力系统的成分，但都对思维过程有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心理因素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主体的智力是既成的，在具体的认识活动中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智力系统，这几乎主要是一个心理问题。
（2）机遇能力。在主体的非理性系统中，机遇能力占有特殊的地位。严格地说，作为一种能力，机遇应是主体的智力系统。但是，由于这种能力的发挥是不可控的，只有在“偶然碰上”才会表现出来，而且这种能力的大小并不稳定，在某些场合你正好抓住了机遇，你就表现出这种能力，但有时候你有机会却没能派上用场。所以，机遇能力是不可控或至少说不完全可控，其发生和表现的程度无法用意识系统去统摄，故属于非理性系统，也就是无意识系统。
机遇在科学新发现中几乎无处不在。绝大部分生物学和医学上的新发现都是意外做出的，或至少含有机遇的成分，特别是那些最重要的和最革命性的发现。例如，巴斯德由于外出度假而暂停了他对霍乱的研究。他在继续研究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障碍，即几乎所有的培养物都变成无菌的了。他试图用再度移植到肉汤中并给家禽注射的办法来复活培养物。但家禽未受感染。他正想丢弃一切，从头开始的时候，突然想到用新鲜培养物给同样一些家禽再次进行接种。这导致了对减弱病原体免疫法原理的确认[1]。许多事实都表明，机遇在认识活动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催化和加速作用。
缺乏机遇能力，往往会导致人们不去注意或考虑那些意外之事，因而在不知不觉中放过了偶然的机会。当一种例外情况非常引人注目并屡次出现时，人人都会注意到它。但是，如果这种情况不再重复，就很容易被人们不自觉地忽视。即使注意到了，也可能以一种未径认真考虑的解释去说明。所以，在遇到表面上微不足道又与当前的研究没有关系的事情时，必须及时地加以思考和利用。真正起作用的是对机遇观察的解释。机遇只提供机会的作用，必须由认识主体去认出机会，抓住不放，这就是特殊的机遇能力。巴斯德说得好，在观察领域，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机遇能力既表现为在注意预期事物的同时保持对意外事物警觉性和敏感性的那种能力，又表现为对意外情况进行正确鉴别（看它是否有意义，能否导致重大发现）和加以合理解释的能力。应该注意而未予重视或者注意到了却用算不上什么解释的解释去说明，都会使主体错过获取真理的机会。总之，新知识常常起源于研究过程中某种意外的观察即机遇现象。认识主体应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并有意识地去利用它。只有这样，人们的理性思维过程才会更加高速又有效地运行。
（3）直觉。在认识过程中，直觉是最好的捷径形式。但直觉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直觉包括灵感思维和顿悟，狭义的直觉仅指直觉本身，它是思维过程的逻辑程序或中间推理过程的简化或压缩而直接觉察或领悟到事物的本质，它使问题与答案之间直接相通。
直觉既可以发生在对问题的答案的直接领悟，也可以发生在对思维方法或思维路线的选择过程中。是一种特殊的思维现象，它往往不依据可靠的事实或推理，但却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事物的实质。因此，直觉既是某些思维程序的“节约”，又是对本质的快速而准确的洞察，它直指思维的目标。正如德布罗意所指出的：“想象力能使我们当即把物理世界的一部分作为显示出这个世界的某些细节的直观图画而提出来，直觉则在与烦琐的三段论方法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某种内在的豁然顿悟中，突然给我们点破”，“当出现了摆脱旧式推论的牢固束缚的能力时，在原理和方法上均为合理的科学仅借助于智慧和冒险的突然飞跃之途径，就可以取得最出色的成果。人们称这些能力为想象力、直觉和敏感”[2]。由于直觉是对中间环节和逻辑程序的“省略”，这使我们走捷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会大大推动认识活动的运行。
从狭义上理解，直觉和灵感、顿悟是有区别的。直觉强调对中间程序的简化，即“直指本质”；灵感强调思维过程中某些带有启发性的环节，它常常是整个思维过程的渐进线中若干转折点；顿悟强调“突然飞跃”，即经过渐进式思维之后突然出现跳跃式前进，它是缓进性的思维过程骤然加快运行。从发生和持续的时间看，顿悟最短暂，灵感次之，直觉再次之。从三者所得到的思维结果的特点来看，顿悟由于经过渐进思考，并未使过程中断，其结果更具有逻辑性，灵感次之，直觉再次之。由于三者的差异，它们发生的时机和条件也是各不相同的，但不管哪一种非逻辑思维形式（直觉形式）都可以加快思维过程的运行，减少劳动耗费。因此充分调动其作用，无疑对加快思维节奏以及提高人们思维的有效性，是十分有益的。
综上所述，心理因素、机遇能力和直觉等构成了主体的非理性系统。它们与主体的理性系统默契地配合，就能使认识过程有效地递进。主体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人们的认识也是理性系统和非理性系统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这两者在认识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是有差别的。理性系统起控制、管理作用，非理性系统主要起催化作用，而且非理性是认识过程中不可低估的催化剂。从认识过程的运行来看，理性系统始终起支配和主导作用，因为各种非理性因素发挥作用的时候，仍然离不开理性光芒的照射和指引。然而，就认识结果的产生来看，并不一定理性系统的作用大于非理性系统，因为有些认识结果的产生可能主要来自于直觉，悟性和灵感。在这种情况下，理性因素反而只起条理、明显化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要求认识主体必须合理地调用自己的理性系统和非理性系统，决不能偏爱于某一方。
理性系统在整个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与某些认识结果产生中的次要作用、非理性在整个认识过程中的非决定作用与某些认识结果产生中的主要作用，这并不矛盾。认识过程从问题的确知到材料搜集和加工再到结果产生，整个持续过程始终离不开调控，这种调控只能由主体的理性系统去进行，因为非理性系统是不可控的。但是在整个生产加工过程中，某些环节是关键性的，对产品形成极为重要。这些关键环节上可能会主要来自于非理性的催化。这就会使非理性上升到整个加工流程的决定性地位。因此，必须正确理解主体的理性系统和非理性系统在认识中的作用。纯粹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理性但并不否认非理性。但西方某些学者过分强调非理性，这显然是不对的。
---------------------------------------------
[1] W．I．B．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页。
[2] 转引自凯德洛夫：《论直觉》，《哲学泽丛》1980年第6期。
-----------------------
本文已经公开发表，参见胡建、何云峰、魏洪钟：《智者的沉思》，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