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克劳与墨菲对马克思主义核心范畴的解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本质主义”的清洗，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基本主张，都是建立在三个核心命题之上的，这三个命题既是拉克劳与墨菲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点，也是他们“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论的落脚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剖析这三个命题，考察他们提出这三个命题的理论根据。拉克劳与墨菲的三个后马克思主义核心命题是：1. 马克思主义是本质主义，本质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致命错误；2.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学已经过时，不能解释当代认同政治和身份政治；3. 民主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反，社会主义只是内在于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拉克劳与墨菲的这三个后马克思主义命题是和他们的三大基本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这三大理论即他们主张的话语理论、霸权理论和激进民主理论。他们用话语理论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是错误的；用霸权理论论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已经过时；用激进民主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拉克劳与墨菲认为，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主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和发展”，是西方左派在晚期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策略，是在“后马克思主义时代”对“革命的新反思”。
　　一、后马克思主义三个命题的基本内容
　　(一)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命题是指责马克思主义是本质主义，认为本质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致命错误。
　　拉克劳和墨菲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陷入危机之中，不能解释变化了的当代世界，无法为左派提供新的革命策略，其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固有的“本质主义的致命缺陷”。不把“本质主义”的致命错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清除出去，就不可能解决马克思主义和“现时代脱节”的问题，也不可能摆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拉克劳和墨菲所说的“本质主义”是什么呢？他们说的本质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有哪些表现呢？他们认为本质主义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有三种表现：第一种表现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主张在事物现象的背后存在着本质，例如通过商品的现象发现商品的本质，研究社会是发现社会的本质，而不是描述现象，任何事物都有其本质，这种辩证法的深度解释模式，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本质主义的第一种表现；第二种本质主义的表现是“经济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这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是政治的本质，也是政治认同的本质，政治必须由经济来解释，政治的结果必须还原为经济的原因，这一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解释模式，是本质主义的又一种表现；拉克劳与墨菲认为，本质主义的第三种表现是阶级还原论，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政治矛盾和斗争可以还原为经济矛盾和斗争，经济矛盾和斗争又可以还原为阶级矛盾和斗争，拉克劳与墨菲认为这种“阶级还原论”也是本质主义的表现。
　　他们认为“经济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本质主义”的突出表现。社会以经济为中心建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也就是一元论或一元决定论，它往往和因果关系问题联系在一起。拉克劳与墨菲认为，本质主义是这样一种假设，在明显会产生某种结果的各种影响因素中，其中有些有可能被证明是它得以产生的本质原因，而其他的则可能不是本质的原因。拉克劳和墨菲在《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开篇中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结构的经典描述是本质主义的典型概括。在马克思描述的社会观中，坚持社会是由经济决定的，政治是上层建筑的派生性的产物，社会具有统一性、客观性和内在的规律性。这一社会观基础，建构了普遍的政治主体和明确的政治斗争空间，在历史领域，历史发展有客观规律可循。因此，拉克劳和墨菲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错误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在社会领域，是具有客观性、总体化的社会观；2. 在政治领域，是具有普遍性、确定性的政治主体观；3. 在历史领域，是决定论、目的论的历史观。
　　(二)后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命题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学已经过时，不能解释当代认同政治和身份政治。
　　拉克劳和墨菲提出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学已经过时的理由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断裂和深刻变化对阶级中心论提出严重挑战。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关系并没有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趋向简单化：一极是工人阶级，一极是资产阶级，阶级斗争围绕着这两个单一的、统一的主体展开。现实的情况是社会代表在不断地分裂，工人阶级在不断地分化，数量在不断地减少，各种新阶层新集团不断涌现，其立场复杂而多样。特别是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以及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热情的低迷，都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的局限性。今天，用工人阶级的“客观利益”很难解释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关系的新变化。因此，拉克劳和墨菲说：“现在我们得出结论：经济领域不是一个内在的自我调节空间，那里也不存在着可以被固定在根本阶级中心上的社会代表的构造原则，更不存在由历史利益定位的阶级立场。”[1] (P84)
　　拉克劳与墨菲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社会运动，表现出许多新特点，新社会运动和传统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有本质的区别，是外在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例如，环境保护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种族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同性恋问题等运动，拉克劳与墨菲认为这些社会运动无法用阶级政治加以解释，是一种认同政治。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在资本主义的深刻转型与断裂中，阶级主体已经碎片化，新社会运动的明显特征是没有阶级性质，不能用阶级斗争加以说明。例如，女权主义反不平等斗争不是阶级斗争，因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就不是阶级压迫。同样，白人和黑人的矛盾也不能说是阶级矛盾。另外，主体立场的多样化，导致了个人身份的多样化，例如，一个污染严重的工厂里的工人由于害怕失业和资本家站在一起，抵制居住在工厂周围的工人或农民要求关闭这个工厂的抗议行动。但是，他又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参加反战争的抗议行动。因此，拉克劳与墨菲说，新社会运动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学解释失效，需要新的政治理论来解释，他们说社会的多元性和对抗性使一种新的政治理论的建立成为可能，这种新的政治理论就是霸权理论。霸权理论是认同政治的理论的核心，也是拉克劳与墨菲取代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的理论根据。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克劳与墨菲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学存在两个严重问题：一个是把政治斗争看成阶级斗争，斗争的主体是单一的工人阶级；另一个是否定了斗争形式的多样性，把斗争的多元性还原为阶级斗争。因此，拉克劳与墨菲断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学陷入了危机，在新社会运动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马克思主义忽视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把政治斗争还原为阶级利益与阶级斗争，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新社会运动中遇到了不可克服的理论困难。
　　拉克劳与墨菲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过渡，从阶级政治到认同政治的转变，是一种理论范式的转换，这种理论范式是由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开创的。[3] (P61)拉克劳说，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理论问题从来都不是被解决，而是被超越。因为，一个理论体系内部的理论问题不是真正的理论问题，只是经验问题或者是理论应用中出现的局部困难。那么，什么是拉克劳所说的“真正的理论问题”呢？拉克劳认为“理论问题”是一个理论体系逻辑结构不一致与矛盾冲突问题。理论问题解决的唯一方法是否定旧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核，也就是从一种体系转向另一种体系。原来的理论问题不是在新体系中被解决了，而是被消解了。根据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客观性、普遍性、总体性话语是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矛盾的根本原因，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解释当代政治变化的“真正理论问题”。拉克劳与墨菲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把这些理论问题完全抛弃了，不是被解决了，而是被解构了。
　　(三)后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命题是提出民主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反，社会主义才是内在于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命题是对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颠倒。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部分，社会主义革命内在地包括着民主革命，或者说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之一。而后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着民主革命，相反，是民主革命包括着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推进民主，就是推进社会主义理想，拓展民主目标就是现实社会主义的目标。这是激进民主关于“走出传统社会主义危机”的一个大胆而激进的想象。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排除民主的阶级特征，取消民主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否定民主具有特定的阶级利益和阶级主体。关于这一立场，拉克劳和墨菲说：“在我们的观点里，所要阐明的是，各种各样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暗含着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否定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形式，也可以转变为官僚化的结果。例如在东欧国家。在这种意义上，社会主义可以是完全外在民主革命的。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兼容性，远不是一种公理性的，而是一场对于二者进行连接的霸权斗争的结果。”[4] (P63)
　　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策略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区别是革命的方式和革命的主体不同。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民主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其目标是为了争取权力，而不是武装夺取政权。革命的主体是大众，而不是传统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由于趋向消失，而且和社会主义并无直接联系，在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中，工人阶级被边缘化了，只是众多民主斗争的一种话语，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划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的来临所引发出的历史阶级的完成，这一演进的根本条件是去除由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与社会生活所带来的障碍，因此，拉克劳与墨菲说：“这样一来，民主的实现不是打碎资本主义民主，而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完成，是从资本主义关系的非民主的框架中解放出来。”[5] (P133)也就是说，政治竞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权力都是中性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些因素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拉克劳与墨菲指出，这种历史的新变化需要新的认识与新的社会主义策略与规划，“那种强调把民主扩散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当作是社会主义演进的前提条件的政治观点，必然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策略。”[5] (P113)因此，对社会主义目标新反思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
　二、后马克思主义三个命题的理论基础
　　(一)话语理论
　　在《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中，拉克劳与墨菲把意识形态的优先性转移到了话语领域，用话语理论反对本质主义。什么是话语概念的含义呢？
　　所谓话语是既包括语言的又包括非语言的意义总体。也就是说，话语是一种社会构造，每一种社会构造都是为了确立社会行动的意义。拉克劳与墨菲举例说，在街上踢的一个圆形物体与在足球比赛中踢的圆形物体，二者的客观自然的事实是相同的，但是，它们各自的意义却是不同的。只有当一个客体与其他客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关系时，这个客体才能成为足球。这些关系不是客体的物质性决定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游戏规则建构。这种关系系统就是他们所谓的话语。
　　根据德里达的观点，话语是结构概念被解构后的产物。由于在结构中先验中心的不在场，导致了在差异体系中意义的不确定，即话语意义可以无限扩展。拉克劳与墨菲把“话语”定义为，在一种去中心的结构中，其中的意义被不断地商谈和建构，这一立场与解构主义相同。否定客观性变成了维护拉克劳和墨菲话语实在的关键因素，根据他们的话语连结理论，所有的社会客观性是建构性的，这表明了社会客体的历史和偶然性特征，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些客体不在话语之外存在，而是说它们在话语之外的存在无意义。因为他们主张，话语之外的无有意义之物，没有话语的连结，就没有社会意义的产生。他们认为社会是话语建构的而不是自然建构的产物。这导致了和唯物主义相对立的结论：话语描述的变化引起了客体自身的变化，关于客体观念的变化被看作是实际客体存在的变化。拉克劳和墨菲在客体的存在(通过话语建构的客体)和客体的实存(话语之外的客体)之间作了区别，他们把存在还原为话语的描述和再描述，把实存看作是无意义的。因此，拉克劳说：“我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核心观点则包括了对任何最终缝合或封闭的客观性的反对。”[2] (P161)
　　由此可见，拉克劳与墨菲把争论的焦点和概念的再定义转向适合他们需要的建构论，他们认为从话语理论的角度看，后马克思主义不再关心存在着什么，而是关心客体如何通过话语建构的。把话语理论之内的存在和话语之外的存在进行比较无意义，二者之间没有关系，社会客体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游戏，就是话语意义的建构。[1] (P108)拉克劳与墨菲认为从话语理论的立场看，社会并不先于政治而存在，先于人们的话语实践活动的社会客体是不存在的，社会关系是通过话语建构的，话语之外无社会，话语无确定意义，需要通过话语与话语之间的联结来固定话语的局部意义，话语的联结就是霸权，就是某一种话语在众多话语中争夺霸权地位。
　　(二)霸权理论
　　什么是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霸权概念呢？拉克劳与墨菲说，霸权理论是葛兰西对当代政治理论的重要贡献，是研究如何在多元化的社会集团和群体之间建构政治认同。社会分裂成碎片式的话语，能够把这些碎片聚合统一起来的政治活动就是霸权。霸权就是指某一社会集团把自己的特殊利益与主张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与主张，这些特殊的主张与利益被普遍化的过程就是霸权形成过程。缝合那些分裂性的社会碎片，就是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霸权联接实践。霸权的联接实践构成了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霸权研究的对象。他们认为霸权是当代政治的别名，话语的联接是建立霸权理论的出发点，霸权的联接功能就是一种政治建构功能。由于阶级主体的分解与碎片化，分裂出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这样就出现了把各种不同的主体立场联接起来的需要和可能，政治认同就是联接对象，这种联接的结果就是霸权实践。
　　拉克劳与墨菲认为，随着阶级的解体，阶级政治也随之消失，从而使认同政治与身份政治成为后现代政治的主要形式。认同政治与身份政治的主要观点是，政治是由话语建构的，由于话语意义的多样性，造成了主体立场的多样性。霸权的联接实践就是在开放、多元、差异的政治斗争中，对出现的各种不同的主体立场进行联接的实践，这种联接实践的结构总体化就是话语建构的政治空间。简言之，霸权实践就是话语联接。在话语理论的基础上，拉克劳与墨菲把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激进化”。所谓“激进化”就是用话语建构论取代经济决定论。把本质主义关于差异性可以还原为同一性的原则永远抛弃，坚持差异的不可还原的构造特征。这种激进化的后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在此意义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说明了完全不同于天真实证的科学社会主义所描述的景象，在其中社会代表完全围绕着利益构造起来，发动由透明的决定因素限定的斗争这种理性主义的游戏根本不存在。”[1] (P14)
　　认同不是霸权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认同并不是预先存在的东西，而在政治斗争中，并且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被建构。这样的政治认同并不是不同主体之间由共同利益联接起来的结果，而是对主体不同立场的联接。也就是说，认同政治是关于主体立场多元化和主体身份多重化的认同建构问题。其中价值观和信仰、意识形态都是认同的组成部分。“因此，连接实践的领域被大大地扩展了，从而对差异完全固定的可能性减少了。每一个社会变成了多元连接实践的汇合点，在它们中存在许多对抗，在这样情况下，完全填补联接者和被联接者之间的裂缝不可能达到彻底的内在化。”[1] (P138)拉克劳与墨菲的意思是这样的，这种霸权联接实践建构政治认同，这些认同不具有确定性与必然性，而是偶然的，不确定的，不断变化的。这也是拉克劳和墨菲所谓的霸权联接的“偶然性逻辑”。这一霸权的偶然性逻辑对本质主义的政治认同是一种解构，“通过对各种固定性类型的批判，通过肯定每一个认同的不完整性、开放性和政治上的可协商特征来终结正统的本质主义。”[1] (P10)因此，霸权斗争把社会关系政治化，霸权的功能是对政治的建构，没有霸权就没有政治，霸权是政治的边界。霸权的偶然性逻辑和话语意义的漂浮，是为了证明经济和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霸权被赋予核心作用，因为它具有开拓政治空间的能力，能够创造和调整政治认同。
　　(三)多元激进民主理论
　　多元激进民主理论是对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化。拉克劳和墨菲认为，新社会运动“使民主革命沿着新方向扩展的领域被创造出来。”什么是新社会运动呢？拉克劳和墨菲所重视的“新社会运动”是指：它把一系列极端不同的斗争汇集在一起，这些多样性的斗争包括都市的、生态主义的、反权力主义的、反制度化的、女权主义的、反种族歧视的、少数民族权力的、地区的或性少数的斗争，“它们的共同点就是与被当作‘阶级’斗争的工人斗争不同。”这些新的对抗形式为民主革命激进化提供了新领域，在开放社会的构造中，多元决定的主体立场产生了新的民主要求，正是这一点，为质疑各种从属关系，要求新的民主权利，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
　　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反复强调激进民主概念的多元主义内涵。民主的概念不能再建立在确定的和普遍性的原则之上，只有接受这一立场，多元主义才能被视为一个激进的概念。也就是说，多元主义激进化的含义是：政治认同多样性的每一个方面都在自身范畴内确立自己的有效性。激进的多元主义之所以是民主的，是因为多元主义每个权利的自身建构，是扩展平等学说的一种结果。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激进的多元主义才是民主的。
　　激进民主理论就是社会主义新策略。首先，社会多元性特征明显表现出来，这种多元性使政治斗争的非同一性与非封闭性也更加明显，社会的多元性和政治领域的开放性正是“使民主革命的深化成为可能的真正领域。”[1] (P186)新社会运动斗争的多样性，非阶级性民主斗争取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普遍的统一的政治主体概念。
　　其次，多样性的条件导致普遍主体范畴的分裂，多样性话语在建构主体立场中的作用，是构成激进民主理论的重要基础。一旦抛弃作为统一的、普遍的政治主体范畴，就会突出认识社会的差异性与话语性特征。为特殊性开辟道路，并可能深化多元的和激进的民主革命概念。深化民主就是走向社会主义。
　　最后，拉克劳与墨菲说，激进民主革命除了在“革命”的模式上和传统社会主义革命的模式具有重要区别之外，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策略和传统社会主义策略仍然有联系，而不是完全否定了传统社会主义策略。拉克劳与墨菲反对别人批评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策略和传统社会主义没有联系，他们辩护说：“当然每一个激进民主计划都暗含着社会主义规划，因为它必然要终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是大量从属关系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是激进民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反过来却并非如此。”[1] (P177)激进民主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反，社会主义是民主的一个部分。这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新策略。
三、后马克思主义“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与矛盾
　　拉克劳与墨菲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三个命题，其目的是清除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错误”，开拓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新途径。那么，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吗？他们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路径是正确的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理论方法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与矛盾。他们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取自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各派的理论主张分歧很大，但是在反对本质主义问题上存在共识。后现代主义认为，本质主义的传统在西方哲学中占统治地位。西方哲学的本质主义传统是：统一优于分散，必然优于偶然，在场优于缺席，普遍优于特殊，这些传统塑造了西方理论话语语境。社会、文化、政治现象在本质主义传统中表现为自我统一，自我证明。后现代主义对这种形而上学传统进行颠覆，强调统一不优于分散，必然不优于偶然，在场不优于缺席，普遍不优于特殊。后现代主义推崇的是结构的断裂、社会的碎片化，强调大写的解放，宏伟叙事的终结。后现代主义在真理观上主张相对主义，历史观上主张怀疑主义，在价值观上主张虚无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采用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解构马克思主义遭到许多激烈批评，他们的理论路径的合理性遭到质疑。可是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造成威胁，而是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成分，是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的有用武器。
　　拉克劳与墨菲认为，后结构主义和话语理论的重要发展，显示出对本质主义问题的再认识，明确了后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理论任务：通过话语理论吸取德里达、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成果，寻求解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本质主义途径，使其在激进与偶然的环境下发展作用。他们说正是借助后现代的理论洞见，才发现了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本质主义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支配了马克思本人的全部著作”，那么，“对本质主义界限的最终裁定，必须是后马克思主义，而不简单地是马克思主义。”[2] (P236)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拉克劳和墨菲取道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路径有三条：第一条路径是社会的去中心化与话语化。他们祛除了经济是社会的中心与基础，认为社会是分散的，不能被整体化的差异系统，由偶然性逻辑支配。社会是由话语建构的，质言之，通过强调社会的话语特征排斥社会的客观性与总体性，强调社会就是话语。第二条路径是政治去经济化。拉克劳和墨菲认定，马克思主义内在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包含了全部的本质主义，这种本质主义以基础主义的方式看待阶级和经济。拉克劳与墨菲反对客观性，反对马克思总体化的政治概念，否认政治是第二性的东西。坚持政治的本体论，抛弃了政治由经济决定的观点，取消政治与经济的联系。第三条路径是民主的去阶级化。政治空间是多元的、开放的空间。在后马克思主义时代，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存在了，因而，民主斗争和阶级利益没有必然联系，民主就是民主，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区别。
　　拉克劳和墨菲“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存在三个矛盾：首先，他们反对理论是对现实的反映。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理论、观念等建构了社会现实，而不是社会现实决定一个理论、一种话语、一个观念的产生；另一方面他们又说，他们的理论是对新社会运动的反映，是对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化，重复了他们所反对的马克思的方法。其次，他们主张差异与多元原则，反对普遍性与统一性，强调相对性与偶然性的重要地位，认为任何理论主张都不能证明自己比其他理论优越。同时，他们又主张后马克思主义是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选择，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优越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最后，他们否定经济是社会的本质，反对经济决定论，反对政治是由经济决定的。但是，他们又主张话语是社会的本质特征，政治是由话语决定的，他们坚持的是一种话语本质主义与话语决定论。因此，我们认为拉克劳和墨菲的三个后马克思主义命题存在着严重问题与矛盾，他们的理论主张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与发展，而是放弃与背离。
　　参考文献：
　　[1]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M]. London: Verso, 1985.
　　[2]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M]. London: Verso, 1991.
　　[3]M. Barrett. The Politics of Truth[M]. Oxford UK: Polity Press, 1991.
　　[4]Sim( ed. ) . Post-Marxism: a Reader[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
　　[5]艾伦·伍德. 新社会主义[M]. 尚庆飞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