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种特殊机构，叫学科评议组，其主要任务是决定哪些单位可以设二级学科博士点，哪些单位(如果有了一定数量的二级学科博士点)可以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一个单位有没有设立某一博士点的条件和能力，固然需要一个学术权威机构来认可，但是，不同的博士点之间有什么样的纵向、横向和交叉关系，岂不是更值得评议吗？其之所以值得评议，是因为现有的学科目录不尽合理，不能适应跨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我不敢妄评其他学科，只能针对自己从事的哲学区分“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的弊病，发表一些意见。
我国的学位制度分三级，最高一级的门类下设一级学科，一级学科下再设若干二级学科。就研究生(硕士和博士)的学科而言，哲学门类只有一个一级学科，根据1997年修订的学科目录，哲学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和科学技术哲学8个二级学科。其他国家的哲学，大概没有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的区分。为了理解哲学学科的这个“中国特色”，有必要回顾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五四”前后，中国哲学开始了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奠基者，或有学贯中西的世界视野，或有论从史出的学术功底，或两者兼而有之。比如，冯友兰、胡适等人开创了中国哲学史这门世界性的学科，他们对当时的西方哲学的新思潮也有全面的把握；贺麟在翻译、评述西方哲学的同时，发展了儒家的思想；张岱年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全面梳理了中国哲学的古代形态。他们在哲学与历史、理论与现实之间游刃有余，没有什么学科壁垒或思想禁锢可以阻碍他们的理论创造。当我们今天景仰哲学大师们的辉煌成就时，不免有些惆怅，为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创建时期的优秀学统被中断而感到惋惜。
这一切是如何造成的呢？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高校的哲学系都并到北京大学。朱德生先生是北大51级学生，他回忆说：“当时所说的‘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的哲学都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反面教材，严格地说，没有资格称为哲学。因此全部教授都学习马列和从事哲学史的备课工作，暂不开课。哲学课都由刚开始学习马列的青年同志来讲。不过，如果他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也会被贬到哲学史队伍中来。这样就使原来的学科分工，变成了政治上的分类。从而使这种分工，成了不可混淆的汉界楚河，以致到今天也难打破。”[1]
虽然至今没有消除那时的后遗症，但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在不断好转。从1981年开始，我国实行学位制度。哲学学科设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现代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自然辩证法、宗教学和东方哲学等二级学科。这些二级学科基本上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一体两翼”的布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等学科构成了哲学的主体，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现代外国哲学和东方哲学属于哲学史，是哲学的两翼。哲学史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反面教材，变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翼辅，这是一个历史进步。
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哲学学科更加进步。1997年学科目录修订，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合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史、现代外国哲学和东方哲学合并为外国哲学，中国哲学史改名为中国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全称改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不再只是哲学史学科，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没有史与论的界限。
如此一来，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取得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平等的学术地位，过去的“一体两翼”变成了现在的“三足鼎立”。有人于是担心马克思主义失去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和指导作用。我听到反对哲学设8个二级学科的一个理由是：中国的哲学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的简称，马克思主义不能只是哲学学科的八分之一！这样的反对声音并没有能够改变哲学8个二级学科的布局，但却导致“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于2005年诞生。使人费解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级学科不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二级学科。我能想象到如此分类的逻辑是，从政治上分类，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马克思主义；按学科分类，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哲学。这个分类逻辑的前设是这样一个等式：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我不理解这个等式及其分类逻辑的合理性，但还是愿意承认，与50年代那种“把学科分工变成了政治上的分类”的做法相比，现在的学科分类是思想解放和历史进步的产物。
如果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造成了儒学的繁荣，那么，哲学一分为八，也推动了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哲学发展的一个明显标志是规模效应。哲学8个二级学科之间有着纵横交错的关系。比如，逻辑学中的中国逻辑史，美学中的中国美学史，伦理学中的中国伦理学史，科学技术哲学中的中国科学技术思想史，宗教学中的佛教史和道教史，它们是中国哲学史的纵向分支；它们之间也有着横向联系；中国哲学史与中国现代哲学，中国现代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又有交叉关系。外国哲学与外国(印度、西方、东方)逻辑史、美学史、伦理学史、科学技术思想史、宗教史之间也有这种纵横交错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辩证逻辑、美学原理、伦理学原理、自然辩证法的关系也是纵横交错。而且，外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既有纵向(源流)关系，也有横向联系(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交叉(如自然辩证法与自然哲学)关系。
各个二级学科的纵横交错关系在图表上表示为抽象的线条，但这些线条的背后是专业人员、课程、研究课题、著作论文、教师和研究生数量的算术级数的增长。中国大学的哲学系的规模比较大，教师多则六七十人，少则二三十人，有成百上千的学生。有些行政管理者想把哲学系规模压缩到西方大学哲学系的规模——通常只有一二十个教师。他们不了解，中国大学的哲学系相当于西方大学的四五个院系一部或全部。在西方的大学中，哲学系以西方哲学为主，中国哲学和东方哲学放在汉学系或东方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政治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科系；另外，宗教学系、科学史系和艺术史系全部或部分承担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和美学的教学研究。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哲学系乃“一全三多”，即，学科齐全，教师多，中文研究成果多，培养的学生也多。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哲学界出现的新气象。
与哲学二级学科相关的进步和繁荣，主要表现为数量上的增长。我国现在的学术出版物以不亚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快速增长，在数量上大概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指标。但是，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少有国际影响的，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突破性的创新成果更是微乎其微。大多数研究的“成果”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很多“成果”只是简单地重复。哲学上的成果也是如此。我们应该从提高教学质量和研究水平的角度，认真总结8个二级学科分立带来的不利于、甚至障碍哲学学科的因素。
任何一种分类都有一定的标准。区分哲学8个二级学科的标准是不统一的。按照地域，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的区分是周全的；按照研究对象，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宗教学的区分则是不周全的，没有包括本体论、认识论等最重要的哲学部分；设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既不按照地域，也不按照研究对象，而是按照它的思想内容。这3种学科标准有时相互包容，有时彼此交叉。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源上说，属于西方哲学；从思想内容上说，既是现代西方哲学，也是现代中国哲学的重要成分。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的地域区分也有思想内容上的交叉，比如，韩国和日本的古代哲学典籍是用汉字写的，是中国哲学古代形态的分支；再如，外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并列关系。按照研究对象区分的伦理学和美学或属于中国哲学，或属于外国哲学。
至于逻辑学、科学技术哲学和宗教学，它们既与其他哲学二级学科交叉，也与其他一级学科和非哲学的二级学科交叉。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科学史这个一级学科，以及社会学、传播学、管理科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严格地说，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宗教学是宗教哲学；宗教学的其他分支，如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史、宗教语言学等学科，很难归属于哲学一级学科。逻辑学传统上属于哲学，但现代逻辑与数学、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突显出交叉学科的特点。
学科分类目录是学术地图，分类标准不统一的学科目录就好像是一张没有统一方位和比例的地图。现在有一个口号，叫做“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如果用一张糊涂的地图来指路，学科建设的方向和前途令人担忧。
如果不只是抽象地讨论学科分类标准，而是看看现实，那么，哲学二级学科分立的弊病就更明显了。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像中国这样，哲学是有名无实的“一级学科”，它的8个“二级学科”是以邻为壑、互不往来的“独立王国”。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三足鼎立”，虽然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如果继续强化三者的学科界限，那么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处境，就如同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那个老国王，他把王国分给了3个女儿，自己却一无所有。
现在，哲学界人心思合，中西马对话成为一种时尚。对话值得提倡，但融合为时过早，需要经过严肃学者艰苦细致的工作和几代人的学术积累，才能达到中西马的交流和贯通。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淡化哲学二级学科的区分，加强哲学与其他一级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为哲学创新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氛围条件、学术视野和舒展领域。
从世界学术大势来看，跨学科研究是发展趋势。据北京大学科研部的一项资料，最新的高科技成果和基本理论的创新成果，几乎没有一项是在传统的“一级学科”(如数、理、化、生、地)的范围内取得的，都是打破学科界限、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而取得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是这样，哲学和社会科学也是这样。比如，社会科学与生物学的交叉(“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等)，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与各种学科相交叉的“分支哲学”(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考古哲学、生物哲学)，还有跨哲学(Philosophy)、政治学(Politics)和经济学(Economics)的综合学科PPE，等等，都是最有活力、最有发展前景的新的理论形态。面向世界学术发展趋势，中国的哲学学科建设要调整格局，重整队伍，努力创造出融汇中西、史论贯通的哲学新形态。
【注释】
[1]朱德生：《51级旧闻》，王宗昱编：《苦乐年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