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古代的“智者”不构成一个确定性的哲学派别一样，活跃在当代思想界的所谓“后现代理论家”也不从属于任何一个确定的哲学派别。也许我们只能把他们理解为一些具有类似理论倾向的学者。显而易见，不管这些学者在思想上是多么偏激或怪异，他们都无法绕过下面这个话题，即他们和马克思的关系问题。正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说的：“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这充分表明了马克思遗产的普遍性和其无所不在的特征。

      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习惯于把后现代理论与马克思的思想尖锐地对立起来。正如美国哲学家詹姆逊所批评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人们往往感到这是一种罕见的或悖论的结合，是缺乏牢固基础的，以致有些人认为，当我现在‘成为’后现代主义者时，一定不再是任何含义(即用其他一些传统字眼)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了。”(注：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参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2期，第56页。)其实，这是一种很肤浅的看法。诚然，后现代理论与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但人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点，乃至共同点。

      事实上，那些富于原创性的后现代理论家总是沿着以下两个不同的方向来反思他们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的：一方面，他们激烈地批判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的、与现代性的主导性价值相契合的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热情地肯定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的、与后现代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的见解。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他们和马克思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全面地探索并理解这些关系，不但能加深我们对后现代理论的本质特征的把握，而且也能使我们更深刻地领悟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一、肯定性的叙事与否定性的叙事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理论陈述中，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一种是“肯定性的叙事”，即马克思对自己的新理论的陈述，如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共产主义学说等等；另一种是否定性的陈述，如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当然，这两种叙事方式并不是截然可分的，而是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的。但当人们从分析的理性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的时候，还是可以区分出这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后现代理论家常常拒斥蕴含在马克思的理论陈述中的肯定性的、宏大的叙事方式，而对其否定性的、批判性的叙事方式则大加赞赏。在这方面，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利奥塔把传统的、肯定性的大叙事分为两个主要的派别：一派倾向于政治；另一派则倾向于哲学。然后这样写道：“我们可以很简便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以上两种叙事合法化的模式中，左右摇摆。共产党统御了大学制度，无产阶级取代了全民或人性，辩证唯物主义取代了思辨理性理想主义等等。马克思主义与科学自身有其特殊的关系，而斯大林主义或许正是它的终结。在斯大林主义中，科学仅扮演着从后设论述中寻绎或引证的角色，而‘社会主义’则成了精神生活的替代词。”(注：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在他看来，马克思既继承西方传统政治和哲学中的宏大叙事，又以自己的方式对传统的叙事方式进行了改造。然而，马克思只是改造了传统叙事方式的内涵，却没有触动它的形式。也就是说，马克思自己的学说也构成一种新的宏大的叙事，而在这种新的叙事方式中，“共产党”、“无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成了基本概念，而“解放”、“救赎”则成了核心的观念。利奥塔明确表示，他对蕴含在马克思学说中的这些肯定性叙事表示怀疑，尤其是当斯大林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结果的时候，这种疑虑进一步增强了。“不过，我们所以质疑，是因为我们不再像马克思那样，相信人类可以在矛盾斗争中得到救赎”(注：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第30页。)。

      利奥塔对马克思的肯定性叙事的拒斥在后现代理论家那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比如，詹姆逊认为，“陈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范式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注： 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p.11.)他主张，必须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上，对马克思当时的叙事方式和阐释方式进行必要的改造。吉登斯在探讨现代性问题时也强调，尽管马克思十分关注现代性的断裂的特征，但仍然未摆脱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一宏大叙事的影响。他写道：“即使是那些强调断裂变革之重要性的理论(如马克思的理论)，也把人类历史看做是有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并受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动力原则所支配的过程。进化论的确表述了这种‘宏大叙事’，尽管它不一定属于受宇宙目的论影响的理论。”(注：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在吉登斯看来，人们应当在解析现代性问题时，超越这种单线性的进化论的宏大叙事方式，更多地注意到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鸿沟，同时更多地检讨现代性蕴含的风险和种种不确定性。美国哲学家凯尔纳和贝斯特在谈到利奥塔的后现代理论时，也写道：“从这一点看，后现代应该被界定为‘对元叙事的怀疑’，对形而上学哲学、历史哲学以及任何形式的总体化思想——不管是黑格尔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实证主义——的拒斥。”(注：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页。)

     总之，后现代理论家对马克思思想中所蕴含的肯定性的、宏大的叙事采取排斥的态度。然而，有趣的是，他们对马克思思想中显露出来的批判性的、否定性的叙事方式却表现出真诚的认同。这一点甚至连利奥塔都不例外。他在批评马克思的宏大叙事的同时，也指出：“马克思主义也能够发展成一种批判性的知识形式，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由自治主体所组成的，而科学存在的惟一理由是要让经验主体(无产阶级)从异化与压迫中获得解放。”(注：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第117页。)利奥塔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所发展和推进的正是蕴含在马克思的学说中的这种否定性的、批判性的叙事方式。詹姆逊认为，在马克思的否定性叙事方式中，最有价值的学说就是他对意识形态的整体性批判。这一批判深刻地揭示了一切文本或观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马克思的学说称之为“否定的诠释学”。他这样写道：“这就是一般的理论构架，我总是愿意在这一理论架构中，阐明我自己的、可以概括如下的方法论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否定的诠释学(a   Marxist negative  hermeneutics)，一种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意识形态分析的实践，在阅读和解释的实际工作中，必须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肯定的诠释学(a  Marxist positive    hermeneutic)或对相同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文本中的乌托邦的冲动的破译同时进行。”(注：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p.296.)

     在詹姆逊看来，一旦人们抛弃了这种否定性的叙事方式的视角，也就不可能全面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意义。事实上，詹姆逊更感兴趣的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否定性的叙事方式。按照德勒兹的看法，在马克思的否定性叙事方式中，最有价值的应当是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他写道：“我们不相信那种不以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发展为中心的政治哲学。马克思著作中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将资本主义作为内在的体系加以分析。”(注：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第195页。)这里所说的“内在的体系”也就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解剖和反思，而马克思的否定性的叙事方式正是通过这样的解剖和反思展现出来的。

     每一个不存偏见的研究者都会发现，马克思是康德所肇始的批判精神的伟大的继承者，他的主要著作的正标题或副标题几乎都有“批判”这个词。实际上，早在 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已经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正是这种大无畏的批判性的、否定性的精神和叙事方式成了后现代理论家抨击现代性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权力化的话语与反权力化的话语

     正如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思想在被他的追随者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已经转化为一种权力化的话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德国哲学家柯尔施早已注意到这种把马克思思想权力化的倾向，并发出了警告(注：参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页。)。

     但这种警告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事实上，一旦人们把马克思思想意识形态化或权力化，并把它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马克思思想本身也就从一种批判性的意识转化为被批判的意识。特别是在后现代理论家那里，被权力话语化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众所周知，在后现代理论家中，法国哲学家福柯对权力化的知识和话语的抵制最强烈。他指出：“1968年以前，至少在法国，你如果要做一个哲学家的话，就必须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是现象学家，或是结构主义者。可我不是这些学派的信徒。……1968年以后，第一个变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学界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了，新的关心个人兴趣的政治文化倾向开始产生。正是这个原因，我的著作在1968年以前除了在很小的圈子以外，几乎毫无反响。”(注：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在这里，福柯以 1968年划界，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权力化和意识形态化了的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差距。事实上，作为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学生，福柯并没有简单地认同他的老师的学说，而是试图通过对尼采的解读，超出已被权力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这样的话语系统的批评也见于其他的后现代理论家。德里达就说过：“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某种(我在此强调的是某种)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并不需要等到苏联以及全世界完全依赖于苏联的所有一切的最近解体。所有的一切在5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所有的一切甚至在那时就已经不容置疑地是‘可见的’了。因此，使我们今晚聚集在一起的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其实是一个重复已久的话题的回声。”(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22～23页。)德里达在这里说的早已解体了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就是斯大林主义化的、权力话语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他真正关心的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的恢复，而“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所要解答的也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后现代理论家拒斥已经以某种方式被意识形态化或权力话语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他们对蕴含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反权力话语的见解取漠视的态度。事实上，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阐述出来的权力理论至今仍然是无法超越的。一方面，马克思指出，无论是国家，还是权力，都不是第一性的东西，“那些决不依个人 ‘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须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这段重要的论述从根本上消除了笼罩在政治权力上的灵光圈，把它化为日常生活中可以理解的一个问题，从而为关于政治权力问题的任何讨论澄明了前提。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告诉我们：“一个阶段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的支配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7～378、30页。)马克思的这一重要的研究结论启示我们：统治阶级在物质资料生产上的领导权决定着其相应的精神生产上的领导权。这一点决定了：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精神生产总是在无所不在的宏观政治权力的支配下进行的。换言之，占支配地位或主流地位的话语本质上就是权力话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真正现实的诠释学乃是权力诠释学。无庸讳言，马克思关于权力问题的批判性观点对当代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论，还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无论是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构想，还是马尔库塞关于“大拒绝”的呼吁，都在一定的意义上回应了马克思的宏观政治权力理论。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意识到的那样：“马克思对权力之经济关系的重要性的强调，被尼采对权力和统治形式之多样性的强调所取代。”(注：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第31页。)

      当然，后现代理论家仍然以怀疑的目光来看待马克思对宏观政治权力的倚重。利奥塔并不否认，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的揭露，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入的批判，然而，他写道：“今天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的庇护之下‘十月革命’只是成功地再次打开了同一个伤口。问题的确定和诊断可以变化，但在这一重写中同一疾病又再次出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在努力清除异化，但人的异化几乎以毫无变化的形式被重复了。”(注：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158页。)显然，在利奥塔看来，仅仅从宏观上改变权力的形式和构成，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宏观权力造成的异化。众所周知，福柯对马克思的宏观政治权力理论同样抱着一种疑虑的态度。事实上，他更关注的是在生活中到处显现出来的、多元的微观政治权力。正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指出的：“为替代马克思主义有关对立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二元模式，福柯呼唤一种在社会的所有的微观层面上，在监狱、精神病院、医院和学校中发展起来的多元的自主斗争。他用后现代微观政治概念取代了现代的宏观政治概念，因为在现代宏观政治概念中，冲突力量之间争夺的是对扎根于经济和国家中的中心化权力之源的控制权，而在后现代微观政治概念中，无数的局部群体争夺的是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分散的、非中心化的权力形式。”(注：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第 72～73页。)按照福柯的理解，微观政治权力起着比宏观政治权力更为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

       无疑地，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家提出的微观权力的理论，是一种极富创发性的政治文化批判的理论。然而，只要人们公正地对待马克思的宏观权力理论，就会发现，单纯的微观权力的批判，与单纯的宏观权力批判一样是有自己的限度的。这里会出现循环论证，即宏观权力的有效的改变有赖于微观权力的改变；反之，微观权力的彻底改变也有赖于宏观权力的改变。因此，对于后现代理论家来说，对马克思的宏观权力批判理论采取简单的态度是不行的，应当在两种权力的辩证关系中来把握微观权力批判的作用和局限性。

                   三、确定性的偶像化与对偶像化的确定性的消解

      人所共知，在对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上，马克思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思想遗产。然而，在他的后继者那里，情况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马克思视之为确定性的内容在他的追随者那里被简单地、无条件地夸大了，甚至可以说，确定性已经被偶像化了；另一方面，马克思对历史上的某些确定性的结论的消解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直到后现代理论家那里，这方面的思想资源才引起他们的巨大的兴趣。

     就马克思学说的前一个方面而言，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对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的确定被偶像化为所谓“经济决定论”。恩格斯为此而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谬无稽的空话。”(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695～696页。)显然，在恩格斯看来，他和马克思所强调的不过是经济关系在社会历史现象中的基础性的、归根到底层面上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在别处所指出的：“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页注33。)在这里，马克思只是强调地产的问题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演化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并没有把它理解为决定罗马共和国演化的惟一的因素。同样地，也不能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决定论”。然而，遗憾的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追随者在理论上曲解马克思的做法的强烈抗议却在以后愈演愈烈的曲解活动中被淹没了。

     后现代理论家们感兴趣的正是马克思对传统中的、已经被统治阶级偶像化了的确定性的东西的消解。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论述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时，充分强调了这一历史作用中所蕴含的、对传统的确定性的消解。他写道：“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马克思甚至指出，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也锻造了最后埋葬自己的武器——无产阶级。总之，资产阶级以一种变动不居的方式摧毁了传统社会中确定不移的东西，同时也为否定关于自己的确定性神话奠定了基础。泰勒对马克思的上述见解做了进一步的诠释：“大约在 150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该断言是指，过去服务于我们的那些可靠的、持久的、总是意味深长的东西，正在让位给那些堆积在我们周围的快捷的、廉价的、可替换的商品。”(注：泰勒：《现代性之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泰勒在这里强调的、由人的行为方式引起的不确定性，在吉登斯那里则表现为“人造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人造的不确定性”几乎无处不在：“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注：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切尔诺贝利无处不在，面对着全球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即使一个人拥有特权也无法幸免。后现代理论家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认同，在自然科学家那里也引起了共鸣。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认为，从古希腊至今，对确定性的认可和追求一直是西方思想的主脉。然而，在当今，这种确定性正面临着挑战：“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注：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无疑地，在后现代理论家关于不确定性的论述中，马克思某些反确定性的话语也是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

     综上所述，后现代理论家从自己的视角和理解的前结构出发，对马克思思想做出了修正和选择。诠释学启示我们，任何历史的文本，在被以后的世代不断地进行诠释的过程中，其意义总是开放的。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只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不会沉湎于“回到马克思”的梦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抽空自己，返回到纯粹的、不受任何认识“污染”的马克思那里去，而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的话语和思想，回应当今世界中引发我们兴趣的、有待解决的问题，从而阐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事实上，我们对马克思和后现代理论之间的关系的反思也正从属于这一根本性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