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学说称之为“传统知识论”,那么,也可以把以叔本华为代表的唯意志主义、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以詹姆士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等相关的思潮统称为“生存实践论”。当然,就我们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而言,在相当程度上撇开了种种偶然的因素,而着眼于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主要思想倾向和特征。在我们看来,从传统知识论到生存实践论的发展,乃是西方哲学史发展中的一条根本性的线索。厘清这条发展线索,不但能加深我们对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内在规律的认识,而且也能使我们对传统哲学的反思和批判获得新的维度。
传统知识论有三个基本的特征:一是直截了当地把求知理解为人类的本性,未深入反思人类求知的动因究竟是什么;二是把求知理解为人类对外部世界的静观,未深入探究人类求知的实际过程;三是把真理性的知识理解为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相符合的结果,未深入追问知识的本质及其它何以可能的真实的前提。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P980a)然而,有趣的是,亚里士多德并未对自己的上述断言作出任何具体的论证,仿佛它是一个自明的真理。其实,这里成问题的正是:为什么求知会成为人类的本性?难道人类是为知识而生,为知识而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和发展的吗?事情的本身是否正好会颠倒过来,即人类的本性是在这个世界上求生存,而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他们才去求知的。不管如何,只要亚里士多德对人类求知的动因未加深究,他的上述断言的真理性就是可疑的。
紧接着上面的断言,亚里士多德又指出:“我们乐于使用自己的感官就是一个明证:即使没有实用意义, 我们也爱使用它们,而在诸感觉中,视觉(thesenseofsight)最为重要。无论是我们在按观点行事时,还是在无所事事时,与其他感觉比较起来, 我们更喜欢观看(seeing),这是因为,能使我们认识事物并洞见它们之间的差异的绝大部分感觉来自视觉。”[1](P980a)在这段人们很少注意的重要论述中,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第一,人们经常以非实用或超实用的方式来使用他们的感官;第二,在人类的所有的感觉中,视觉最为重要,而视觉则是以观看的方式,亦即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以静观的方式加以使用的。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非但没有深入地探究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与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之间的内在联系,反而通过对人类的非实用意义的感觉现象的强调,力图掩蔽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下面这段人所共知的论述中,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求知与生存实践活动必然蕴含的实用性目的分离开来:“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人们的哲学思索都起源于他们的惊奇;……所以他们从事哲学思索是为了摆脱无知,显然,他们并不是为了任何实用的目的,而是为了求知而追求科学。”[1](P982b)作为古代知识论观念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后人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提供了这样的定见,即真正的知识是与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和实用目的相分离的。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无论是笛卡尔在火炉边上的沉思, 还是康德或黑格尔在书房里的遐想,都不自觉地奠基于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传统,把知识与知识的基础——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分离开来。正如海德格尔所批评的: “通过对笛卡尔的本体论立场的继承,康德耽搁了一件实质性的事情,即一个此在的本体论(daseinerOntologiedesDaseins)。” [2](P24)我们知道,在海德格尔的话语系统中,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所以他对康德哲学批判的实质在于,康德从根本上忽视了知识与此在的生存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直到晚年的《逻辑学讲义》中,康德才提出了“人是什么?”的问题,并试图通过其实用人类学加以解答。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在未澄明人的生存结构之前去讨论知识问题,这一问题必然处于无根的状态下,因为认识或知识并不是其他的东西,它乃是此在在世的一种样式。
应该指出,从传统知识论转向生存实践论的第一位哲学家是叔本华。人所共知,在康德那里,物自体既是感性刺激的来源,即感觉知识的来源,又是知性认识无法逾越的界限。换言之,物自体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信仰的对象。正是叔本华揭示了物自体的属人的本质,他写道:“什么是物自体?它就是意志(derWille)。” [3](P182-183)尽管叔本华对意志概念有着十分宽泛的理解,但人的生存意志无论如何是他全部哲学思考的中心。这样,叔本华通过自己的理解方式, 把传统知识论所讨论的知识问题重新带回到生存意志的根基上。正是这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带回”从根本上扭转了传统知识论发展的方向,打开了生存实践论的新路径。
显然,马克思哲学在这一转向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这样写道:“一切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所有把理论导向神秘主义方向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一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P7)这一重要的论述第一次阐明了知识、理论与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活,包括人们的求知活动,并不是以静观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本质上是实践的。知识也好,理论也好,它们并不是闲来无事的诗词,并不是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精神形式,即使是神秘主义性质的知识或理论,归根到底也是奠基于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并可以从这一活动中找到其来源的。换言之,生存实践活动也就是人类一切知识为之旋转的轴心。
在马克思之后,肇始于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潮也是促成这一根本转向的重要哲学流派。詹姆士指出:“你所需要的哲学是这样一种哲学:它不但要能运用你的智慧的抽象能力,还要能与这有限人生的实际世界有某种肯定的联系。”[5](P13)虽然詹姆士强调哲学“烤不出面包”,但哲学知识却不能与“这有限人生的实际世界”完全分离。事实上,人类是在与这一实际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才产生出求知的需要来的。人类决不可能以无所事事的方式去求知,他们总是带着与自己的生存有关的、抽象的或具体的目的去求知的。求知不是生存的前提,相反,生存才是求知的基础。美国当代的新实用主义者罗蒂进一步指出:“在我看来,实用主义的出发点是由贝恩和皮尔斯提出的反表象主义主张:信念是行为的习惯而不是表象实在的努力。根据这种信念观,一个信念之真,是其使持此信念的人能够应付环境的功用问题,而不是其摹写实在本身的存在方式的问题。”[6](P1)这一重要的见解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以抽象的方式求知的知识论,特别是其以主客观的符合为前提的真理论,主张知识或信念之为真,其根本的判断标准不是静观中的表象是否与实在相符合,而是“人应付环境的功用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对照: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竭力把真正的知识与任何实用的目的分离开来的话,那么,罗蒂则把实用的目的理解为真正的知识的必要前提。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无论是强调“语言游戏”嵌入“生活形式”的维特根斯坦,还是倡导“以言行事”的奥斯丁;是提出“生活世界”概念的晚年胡塞尔,还是为了交往行动的有效性而创立“普遍语用学” 的哈贝马斯;是创建知识社会学的舍勒、曼海姆,还是倡导“当下上手的”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主义,其共同的理论旨趣都是把知识奠基于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之上。毋庸讳言,充分地认识西方哲学史上这一由传统知识论向生存实践论的根本性的转向,将会大大深化我们对西方哲学史发展规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