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海洋文化城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作者：张兴龙1
　　
　　从城市发展的文明历史进程上看，人类城市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政治型城市”、“经济型城市”的发展阶段，进入全球化时代，“文化城市”则作为一种崭新的模式正在取代两种发展模式，发展文化城市，振兴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和潮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洋文化城市”的概念被学界提出并被迅速应用于城市化的实践，但是，究竟何为“海洋文化城市”，其产生的学理性依据何在，这些命题往往被误读、扭曲甚至颠覆。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性思维。同样，一个城市要站在科学发展的最前沿，也一刻不能离开思考自身文化资源优劣的理性思维。尤其在全球都市化的历史进程下，“海洋文化城市”建设成为沿海城市一种“世界现象”的时候，更应该保持理性的头脑去思考自身条件的优势与不足。毕竟“海洋文化城市”的建设不是简单的海洋文化旅游和海洋文化遗产申报，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工程。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本文试图对海洋文化城市的内涵以及产生的哲学基础加以廓清。

（一） “海洋文化城市”的界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的语境
　　
　　对于“海洋文化城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首先至少需要解决如下两个逻辑命题：一是在时间维度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在距今一百多年前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以此用来阐释当下经济全球化的学术术语，其学理性依据何在。换言之，海洋文化城市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如何设置；二是在意义结构维度上，何谓“海洋文化城市”，其内涵应该如何界定。
　　就前者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具体时间和历史背景都与今天有着根本的差异，但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诞生的基本前提，就是用来解释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这些社会经济问题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从旧工业革命到现代经济革命转型之后彻底消失，相反，诸多现代都市病、经济危机一直延续了此前旧工业革命时代的胎记，甚至大有新瓶装旧酒的味道，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当下经济社会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都市化明显提速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政治意识形态不同，但是，在产业结构发展的深层结构上，至少有许多可以相互比较的共同点，例如，社会发展中的城市化问题，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转型问题，这些都是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共同面对的政治经济结构形态，已经成为当下各国城市经济共同面对的主题，它们的存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不仅提供了可能，而且是现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当下学术语境中的概念，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根本把握的客观实际，还具有非常迫切的现实意义。
　　就后者而言，“海洋文化城市”的概念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诞生的，“海洋文化城市”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滨海地区城市，也与“海洋经济型城市”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又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加以阐释：
　　其一，根据当前都市文化学的观点来看，具备“海洋文化城市”的本体内涵，至少需要符合如下几个“文化指数”：一，从城市文化历史文明传承的时间层面上看，对历史海洋文明的传承性和延续性，是“海洋文化城市”的文化基础。“海洋文化城市”的文化之根来自古老而久远的海洋文明，在此后的城市发展中始终传承和延续，并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断裂或者变异，这就具有了文明延续性。二，从海洋文化资源分布的空间层面上看，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海洋文化遗产资源，是“海洋文化城市”的物质基础。换句话说，即使一个沿海城市拥有漫长的海洋文明历史，而在海洋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方面十分欠缺，那么，这样的沿海城市终因海洋文化资源空间的制约，从而无法构建“海洋文化城市”。三，从当代都市化进程的品牌形象经营层面上看，良好的海洋城市形象和相当的国际知名度，是面对都市化进程挑战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猛推进，都市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国沿海城市，树立海洋特色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的国际品位，成为世界各国沿海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四，从城市经济增长方式来看，“海洋文化城市”经济的核心必须是海洋经济，而海洋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导产业形态，应该是“绿色经济”的海洋文化产业。这与不注重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粗放型海洋经济生产，以恶性损耗海洋文化资源换取经济产值的海洋经济城市，无疑具有本质的区别，换言之，是否成为“海洋文化城市”，并不单纯依据海洋经济产值上的数字，而是更侧重这个数字是否来自绿色的海洋文化产业。五，从城市居民生活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来看，“海洋文化城市”在利用海洋文化资源，实现自身经济增长方面，特别注重良性的可持续科学发展观，构建城市发展与海洋环境的和谐的全面的发展机制，努力实现人与海洋“诗意的栖居”共生性审美生态环境。
　　其二，“海洋文化城市”的中的文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为城市经济点缀的文化，而是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体现人类本质力量的城市文化。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文化，对于城市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一旦到了城市文化发展更高逻辑环节，即“文化城市”、“艺术城市”阶段，就明显地暴露出先天不足的致命缺陷。因为它们仅仅附属于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发展并不具有本体意义，最终导致此类文化无法成为现代大都市的灵魂。马克思的城市文化理念，则是一种可以最终支持城市发展的文化力量，而且体现了人类创造城市生活的自由目的，因为人的本质力量就是面对自然客体实现人自身的自由与解放，而不在于仅仅为了创造繁华的城市和物质财富，是为了让城市生产更多的审美艺术的生活空间，而不是让人们成为城市这个庞大机器中的附属零件。因此，仅仅依靠发达的海洋文化旅游，为城市经济积累大堆的黄金白银，而不能实现城市居民审美的幸福的“诗意地栖居”的城市文化理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文化城市”。另外，“海洋文化城市”是以海洋文化产业为主导增长方式的海洋文化艺术之城。“海洋文化城市”存在的直接语境是“文化城市”，在本质上属于不同于“政治城市”“经济城市”的新的城市发展模式，根据都市文化学家们的观点，一切“海洋文化城市”都应该以海洋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海洋文化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海洋文化创意产业为生产中介，以人与海洋的共生性生存空间为目标的新型城市形态。无论以政治文明高度发达著称的西方古代都城，还是以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著称的当代国际化海滨大都市，都不能轻易地以所谓的“海洋文化城市”来指称，因为许多海滨城市文化建设，大都停留在工具性的技术手段层面上，而不是从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海洋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终极意义上来建构的2。
　　在廓清了当下海洋文化城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的具体语境，以及界定了海洋文化城市的基本内涵之后，剩下的问题则是海洋文化城市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体现。
　　
（二）城市发展与保护海洋的“二律背反”
　　
　　“海洋文化城市“概念的出现虽然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后，但是，在都市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体需要面对的客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客体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因为城市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城市文明的生产又是以人类对自然界的最早认识和斗争为前提的。换句话说，即使在工业文明产生的数百年之后，人类都无法逃避对自然界的依赖和斗争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既成为当时那个时代指导人们与自然界斗争的理论武器，同时，也成为我们今天处理与自然界关系的重要法则。而“海洋文化城市”的产生，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层面上说，就是人与海洋的关系。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为“海洋文化城市”的产生提供的哲学基础，最突出地表现在如何对海洋开发利用。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看做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事实上并非如此。对此，恩格斯曾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效果，但是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3
　　恩格斯对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警告和焦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核心理念。它告诉我们人类对大自然的征服是一个典型的“二律背反”：一方面，人类必须征服自然才能获得发展，当人类从大自然中脱离出来，并且向自然挑战，这本身就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巨大飞跃。事实上，从原始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从匍匐在自然脚下到向自然挑战，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我们在与自然界斗争中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对自然征服的程度，代表了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高度。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改变了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行为4。另一方面，人类又不能把自然界看做简单的被征服者，尤其不能看做可以任意奴役榨取的对象。这样将导致大自然对人类疯狂的报复，最终受到损害的是人类自己。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马克思主义哲学很早就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关系。由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就决定了人首先是受动的存在物，是被决定的存在物。因为受动，人才能够吃喝，受动性使人这个主体的出现后于客体，而人的受动的根据，则在于人是血肉之躯的感性存在，而自然是血肉之躯的根据，肉是灵的根据。人作为肉与灵的统一的存在物，都双重受制约于自然。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自城市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生存就几乎没有一刻离开过对海洋资源的依赖。
　　如果说马克思当时对人类的警告尚没有引起正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焦虑，那么，历经一百多年以后，我们的大自然面临的灾难已经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当下最怵目惊心的例子则是，在高速发达的都市化进程中，为了获取更多的海洋资源和财富，人类对海洋的征服已经从维护人的生存沦落为利欲熏心对大自然的毁灭性的开发。海洋污染在严重加剧，海洋生物资源在锐减等等，此前早有相关报道指出，人类生产活动对河流的影响越来越大，河流入海水量的减少导致了自然水流中生物物种的交换，许多河流中的鱼、虾、蟹、藻类、微生物、植物减少或消失，多起来的是海潮难以冲击的污染物。全世界每年海上运输的30％是原油，油船慢性泄漏和海上运输的排污、海底石油管道的持续泄漏，对于海底世界都是灾难。
　　而人类对海洋开发引发的破坏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沿海城市的发展。以世界著名的海洋城市威尼斯为例，研究者曾焦虑地指出，威尼斯作为一个海岸城市，人类沿海岸的活动非常多，但人类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发展，也要给海岸生物保留生存的环境，保持一个完整的海岸生态系统。以前很长时期，威尼斯水产养殖业发展很快，旅游度假区也越来越庞大，结果是海滩越来越小，海水污浊，海草退化。人们赶快用人工礁石保护海岸和海滩，但这样做却使问题更严重了。世界各地的沿海城市，很多都像威尼斯这样对海洋做了同样的错事。类似威尼斯这样对于海洋城市资源的恶性损耗和破坏的例子，并不仅仅限于西方，在中国东部沿海的诸多城市中，随着新一轮都市化进程的开发狂潮，许多沿海城市开发急剧升温，人口急剧膨胀，生活垃圾大量排放到海洋中，海洋生物种类数量明显减少，生态环境几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这些都向我们当下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当措施敲响了警钟，也同时对于如何实现城市从恶性损耗城市资源的经济型城市，实现绿色生态海洋文化城市的转型提出了现实课题。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我们才说发展海洋文化城市已经具备了从哲学理论到现实实践的飞跃。

（三）产业哲学与城市文化：工业文明的灵与肉
　　
　　如果说古代城市的发展是以手工业为根本驱动力的话，那么，现代大都市的出现和剧增无疑是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为动力的。一直到今天，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工业文明尤其是科技革命对于现代大都市发展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给我们造成一个误解，就是现代都市的发展往往被扭曲为纯粹依靠科技，由此把城市发展引向了唯科技化、物质化的误区。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曾经说过，工业文明是一本打开了的体现着人类本质力量的书，这本书的灵魂就是产业哲学，它的骨骼与内容是一幅徐徐展开的体现着人类本质力量的人文画卷，那就是城市文化。虽然马克思的城市文化是工业文明灵魂的理论已经距今一百多年了，但是，其对于今天城市过度追求物质化、科技化的畸形发展趋向，并没有因为那个时代的过去而失去了真理的价值。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当今都市化程度最高的世界六大城市群为例加以阐释，至于选择世界六大城市群作为阐释马克思主义这个哲学理念的学理性依据在于：世界六大城市群代表了当今世界城市化水平最高、城市发展空间结构最成熟的形态。而在马克思看来，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经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显然，世界六大城市群是我们解剖城市文明这个猴体的一把钥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当今世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沿海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当下城市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
　　早在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了世界“六大城市群”的概念，意指“巨大的多中心城市区域”，按照戈特曼的观点，世界上已经形成了六个以2500万人口规模和每平方公里250人的人口密度为下限的城市带，它们代表了城市群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城市群不仅已经成为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成为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历史趋势。这六大城市群分别是：一、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二、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三、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四、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五、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六、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六大城市群中绝大部分都位于沿海地区，这给我们至少如下两个方面的启示：其一，现代化大都市群的崛起，对于海洋的依赖性是非常突出的，换句话说，没有海洋这个特殊的地理空间条件，我们将无法看到世界城市群的迅速崛起；其二，这些沿海城市群代表了城市发展的成熟阶段，其产生的诸多现代都市病也首先对海洋造成了最直接的冲击和破坏。例如，为了扩充城市空间的容量，许多沿海城市不惜填海造田；城市生活垃圾污水等等大量排放到海洋里；以石油为代表的城市能源被大量运输进入沿海城市，以及在都市发展中的恶性损耗等等，又反过来对城市群赖以生存的海洋产生了直接的污染和破坏。如何拯救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保证沿海城市群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不是杀鸡取卵式的结局，已经成为上述几大世界城市群当下急需面对的难题。这也给现代城市社会学家们提出了新的思考：城市的发展并不应该单纯建立在高科技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仅仅依靠高科技建立起来的钢筋混凝土城市堡垒，并不是人们需要的理想的生活模式，其中暴露出最明显的一个就是过于追求科技和物质的力量，而忽视了文化的命脉。
　　在马克思的城市文化是工业文明灵魂的经典话语中，城市文化不仅是一种可以最终支持城市发展的文化力量，而且体现了人类创造城市生活的自由目的，因为人的本质力量就是面对自然客体实现人自身的自由与解放，如果把人的自由仅仅看做是创造出了繁华的城市以及物质财富，而不能在城市中获得审美的、艺术的生活空间，相反，人们成为城市这个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附属零件，甚至成为被城市严重压抑和剥夺人的需要，如此“异己的对立物”城市显然不是人类智慧的最终目的。有学者认为，现代性的基本困境在于，在现代条件下获得充分发展的个体，如何才能解决“自我”与“他人”之间日益严重的分裂与对立。
　　即使在当代西方城市学家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城市文化与工业文明的哲学论断，也获得了理论的证明。当代西方最著名城市学家芒福德曾经说：“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6首先，城市是一种具备了“容器”功能的特殊的物质形态，建筑设施是城市的自然属性，城市建筑学由此成为都市文化研究领域中物质层面。其次，城市构造的“致密而紧凑”打上了人类智慧的烙印，“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的明确目的性大大推动了城市规划设计在都市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如果说城市文化的物质因素是相对表层、外在的，那么文化精神就是这个城市文化的精魂。我们看到的城市建筑物的物质形态，只是浅层的东西，建筑所体现的艺术，所展示的理念和精神，才真正具有深度。把握这种深度的东西，并且用适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一个设计无处不在的时代，城市文化的建设固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制度文化的建设、物质文化的建设，而根本的是精神文化的建设，文化之魂的塑造”7。事实上，“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物质环境往往会随着时空更替而消减、转化，城市文化则可以超越时空，具有长久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是城市的灵魂”8。芒福德指出，将来城市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城市“物质上的质量”转变为“精神上的能量”9。
　　“海洋文化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是海洋文化经济而非传统科技文明，这是一种“绿色经济”的新型文化产业。与不注重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粗放型海洋经济生产，以恶性损耗海洋文化资源换取经济产值的海洋经济城市，都具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构建和发展“海洋文化城市”，并不依据海洋经济产值，而是更侧重绿色的海洋文化。从经济发展方式上看，一般工业经济城市发展成为现代海洋文化城市，不过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中，则是城市发展产业哲学的彻底变革，只有把产业哲学当作工业文明催生下的城市发展的灵魂，把城市文化当作城市扩张升级的血肉，城市的伟大才能够真正体现出来，而这正是“海洋文化城市”产业哲学的基本理念。

（四）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人的全面发展
　　
　　法国学者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说：“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到，逐渐自乡村的最终破产之中脱颖而出的城市，实在是高级历史所普遍遵行的历程和意义，我们便根本不可能了解人类的政治史和经济史。”10这种“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的观念，虽然往往陷入人类文明城市中心论的泥潭，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城市既是资本主义罪恶最生动的体现，同时又是社会进步力量最充分发展的空间。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后，城市成为了文明的核心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为此，理查德·李翰指出，“近三百年来，城市决定了我们的文化命运——它也与我们个人和民族的命运不可分”11。在这个意义上，对都市的关注不仅代表了对人类文明发展核心问题的把握，而且，也代表了人类城市发展的终极目的究竟何在的问题。上海世博会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就是本着城市发展是为都市人服务，让都市人生活的更美好，而不是相反：人为了都市而存在的。
　　然而，城市发展的现实却是，随着19世纪欧洲城市发展的浪潮，引发的社会问题日渐突出，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食物、住房、卫生设施供不应求，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就业的不稳定导致城市里疾病流行，犯罪率上升，街道混乱不堪。这些引起了许多社会学家的关注，不仅直接促进了西方传统城市社会学的产生，而且，也把都市病态现象问题推到了都市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醒目的位置，尤其是都市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都市病态现象研究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都市化进程如此迅速以及引发的众多都市病态社会现象，引发了众多社会学、生态学家的普遍焦虑。一方面，焦虑来自都市化进程自身的质疑，例如都市化进程引发的自然资源恶性损耗、气候恶化、环境污染、人口膨胀、就业交通等等，都引起社会学家的极大焦虑，另一方面，都市化过程中人自身的异化现象，例如人性的自私冷漠等等12。
　　马克思曾经划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13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海洋文化城市”的构建，为实现当代都市人摆脱物质性的过分依赖，以及被都市所束缚的牢笼状态，最终走向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路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现代科技救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自身发展引发的问题，这就为审美的、艺术的方式解决城市人的精神生态危机提供了可能。作为现代都市的升级版，海洋文化城市特别注重构建城市发展与海洋环境的和谐的全面的发展机制，努力实现人与海洋“诗意的栖居”共生性审美生态环境。一切海洋文化城市都应该以海洋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海洋文化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海洋文化创意产业为生产中介，以人与海洋的共生性生存空间为目标的新型城市形态。它的建设目标不是停留在工具性的技术手段层面上，而是从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海洋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终极意义上来考虑的。这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的哲学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指出，在哲学中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的、早已在哲学上被废弃了的命题，常常在研究理论的自然科学家那里作为全新的智慧出现，而且在一个时候甚至成为时髦的东西。“海洋文化城市”的概念虽然出现于全球都市化进程的语境下，但是，关于构建“海洋文化城市”的可能性、合理性等哲学理念，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已经具备了。这既为我们今天以此阐释“海洋文化城市”提供了逻辑基础，同时，也对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指导“海洋文化城市”的建设实践提出了现实需求。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 [美国] 刘易斯?芒福德，宋俊岭、倪文延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6] 王振复：城市“设计”的文化理念，《解放日报》2006年10月8日。
[7] 武廷海：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史上的“江南现象”，《华中建筑》2000年第3期。
[8]  [德国] 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西方的没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9] 刘士林主编：《2007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0] 张兴龙：海洋文化城市与长三角沿海城市发展，《南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1] 张兴龙：都市化进程中的长三角城市群文化现代性阐释，《南通大学学报》2009第5期。

1 作者简介：张兴龙的工作单位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2 张兴龙：海洋文化城市与长三角沿海城市发展，《南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28-3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51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0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5页。
6 [美国] 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倪文延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7 王振复：城市"设计"的文化理念，《解放日报》2006年10月8日。
8 武廷海：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史上的“江南现象”，《华中建筑》2000年第3期，第36-38页。
9 张兴龙：都市化进程中的长三角城市群文化现代性阐释，《南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31-38页。
10 [德国] 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西方的没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页。
11 刘士林主编：《2007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12 张兴龙：都市化进程中的长三角城市群文化现代性阐释，《南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31-3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本文已公开发表，见李进、何云峰主编：《理论经纬·2010》，安徽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4月第1版，书号：ISBN 978-7-5461-17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