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源、动力、纽带：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作者：徐剑雄1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它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础,包含了多种内容各异却有内在联系的流派文化，体系庞大而驳杂，内容繁浩且精深。它以经史典籍、辞赋诗词、戏曲小说、谚语警句、民间故事、风俗习惯等各种形态传承至今，流播广泛，影响深远，已经渗透到人民群众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这为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推动其大众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渊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和传统文化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现代转换，赋予其时代内涵，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渊源，择其大端简述如下：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对传统的“小康”社会理想的继承和超越。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就提出了“小康”的社会理想，几千年来，这一伟大梦想一直激励着无数中国人为之不懈奋斗，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都没有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胜利为实现这一理想奠定了基础。新时期，邓小平继承并超越传统“小康”思想，通俗的概括为“所谓小康社会，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2并将其确定为20世纪末要达到的战略目标。经过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20世纪末，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这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基于此，党在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围绕这个目标制定了具体的发展政策；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提出了五个新的更高要求。这些理想和目标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小康”思想的精华，并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赋予其时代新内涵。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对传统的“礼法结合、德刑相参”思想的继承和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伦理教化，古代思想家一直鼓吹“德主刑辅”的治世之道，但是，在专制制度下，人民大众没有享受到德政的恩惠，却吃尽了独裁暴政的苦头。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经过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历史的超越，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作为安邦治国的方略。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而以德治国，则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 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以人为本”思想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超越。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民本思想的内容极其丰富，早在三皇五帝时大禹就有训示“民惟邦本”，殷商盘庚主张“重民”,周朝周公姬旦推崇“保民”。可见，民本思想自古即有，源远流长，并为后世历代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发扬光大。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孔子倡导“爱民”,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强调“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汉代贾谊极力提倡“民为国本”,唐代魏徵也说过“民存则社稷存，人亡则社稷亡”等等。当然，在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漫长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者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
　　当新时代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广大人民才真正有了自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发展者，中国共产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邓小平理论中有“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要求“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所有这些都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发展、具体化，时代化。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思想是对传统“和”文化的继承和超越。中国传统“和”文化内涵丰富，《尚书·尧典》中有“协和万邦”之说，中国先秦时期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孔子的弟子有子说过“和为贵”，孔子的孙子子思也曾说过“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左传》中有“亲仁善邻”的倡议，管仲提出“远者来而近者亲”、“远者以礼，近者以体”，墨子主张“强不执弱，富不辱贫”。
　　中国共产党吸收了传统“和”文化的合理内核，邓小平从中国“和”文化出发，结合时代特征，创造性的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在继承、超越传统“和”文化方面也有创新，在国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提出建设和谐世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其主要涵义包括“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和谐世界”的倡议是2005年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和谐世界”是持久和平与共同安全的、共同繁荣的、具有包容精神、文明多样性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所谓“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3 。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对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孟子有曰：“知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可知天也。”庄子曾言：“天地与我齐生，而万物与我合一”。这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在总结中外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继承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基本要求之一是可持续发展，它的基本含义是：当代人的发展要做到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会对后代的生存构成威胁，倡导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内源性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历史进程，随实践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它是由多种力量形成合力来推动其发展，传统文化是这个文化系统不断螺旋式上升运动的内源性动力。
　　第一，传统文化可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中不管是硬文化如古迹、文物、典籍，还是软文化如价值观念、道德风尚、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等都是构成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组成部分，它们以各自存在形态展现自己的文化力。要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以其广泛的民族认同为中华文化共同体提供强大的凝聚力，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理论创新提供创造力，以庞大系统的知识资源为抵御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同质化趋势提供智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发展中，它需要和全人类一切优秀文化交流，吸收其精华，融入自身肌体之内。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是中国的文化，是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中，是产生于中国社会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实践中，是中国人民大众创造的文化，它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成长发育机制，它吸收、消化外来文化需要有自己的内化机制，这种内化机制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形成的。古今中外的无数事例证明，一个民族如果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而盲目接受外来文化，“那就必然会大大挫伤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大大损害民族文化在民族认同方面的力量”4，最终结果会造成民族的文化沦丧，成为无所依归的民族。
　　传统文化作为国家的凝聚力、作为民族精神力量之源，不能故步自封，要与时俱进，适应时代要求，实现现代转换，否则，在全球化浪潮中会被其他文化淹没。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我更新能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融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吸收创新经验、在全球化发展中不断地融合外来的优秀文明，使自己不断获得新的文化支撑，增强创新力。
　　第二，传统文化能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持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沧桑，是在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群体文化交流、碰撞、冲突、融合中发展而来的，延续数千年，直至今朝，仍然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究其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千秋相传、万代相依，在相传中得到精华的积累，在相依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积累提供其后续发展的动力，发展保证其活力永存。
　　一种理论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蕴含着持续性的创造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生命力不仅体现为它是发展、创新的理论，更关键在于这种发展、创新是“不断的”，即是可持续的，这就要求它必须有一个可依靠的绵绵不绝的文化动力源泉，这个源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曾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任何理论的创造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文化条件，这既是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必要的文化前提，更是理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造力一方面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另一方面来自于它赖以发生的、具有几千年深厚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这种“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传统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渗透进了中华民族每个成员灵魂深处，影响着人们思想和行为，它是一种潜在的软实力，在适合的条件下会迸发出巨大的生命力，这是它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的根本原因。
　　第三，传统文化还会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世界优秀文化的整合。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面临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促进文化交往，一方面带来文化冲突。现代信息技术使各个国家文化交往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交往的频率之快、交往范围之宽广使得不同文化的交流、冲突变得更加频繁。各国都在寻求避免和化解文化冲突以及加强、深化文化交流合作的对策和方案，文化整合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所谓文化整合是指各种文化协调为整体的一种文化创新过程，它要经历选择、消化、吸收、新的适应等一系列复杂程序，最终诞生新的文化形态。正确处理文化整合会给民族文化带来新的因子，促使传统中落后的文化元素得以更新改造；反之，文化整合可能造成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的损害和丢失。在全球化进程中，在文化多样性的现实环境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过文化整合可以增强应对各种冲击和挑战的能力，提升世界影响力、感召力。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必要选择。
　　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思想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如“和合”文化、“人本”思想、对人类“精神家园”的重视等，这些是整合外来文化的基础；另外，在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史上，中华文化一直秉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和胸怀，表现出高度的文化宽容，在无数次文化整合中，既坚持了中华文化价值核心，又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创新，还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包容品格。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发展起来的当代中国文化进一步弘扬了传统文化的包容品格，传统文化自然可以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世界优秀文明的整合。
　　
（三）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的纽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6，基于上述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那么，在当代，弘扬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重要途径。
　　第一，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同。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需要解决社会大众对它的心理认同。当接触到一种新的理论时，人们总是从传统出发、以既有认同为参照系来审视它，如果新理论与传统的认同价值相通，起码不相悖，那么新理论就容易进入人们认同的视野。
　　传统文化有很深的民族心理积淀，并具有稳定性、普遍性、持久性的特点，影响着人们思维方式、道德取舍、价值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话语习惯、价值取向、社会目标等方面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二者血脉相连，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直接、间接架设起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的文化桥梁，即是说，因有对传统文化的广泛认同而容易生发对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广泛认同，其间，传统文化的接入，起了平滑效用，消解了大众对新理论的排斥，缩短了大众对新理论的心理磨合周期，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一般而言，人们对一种理论有了认同，才会产生对这一理论的价值判断，从而决定是否接受这一理论，并用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在解决社会心理认同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就容易推进，理论武装群众才可以实行。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被认同的强弱，不仅决定着其存在状态，而且影响着其大众化的程度。
　　第二，弘扬传统文化，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播力，扩展其辐射大众的范围。从文化传播学角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就是一种文化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传播力的强弱最直接体现为对受众群体影响范围的广度，这也是衡量其大众化程度的一个标尺，受众群体越大，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辐射力越强。
　　如前所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文明血脉的延续，是中华文化在新时期的创新，既有鲜明的时代性又有古朴的民族性，这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辐射力强弱的决定性因素。
　　仅就传统文化而言，它何以能、又如何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播力、实现其大众化呢？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千年积累，具有明显的大众性，大众性是指它不仅为一般民众认同，而且为知识精英群体认同。这样，一方面，从广度上观察，传统文化的大众性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易于在普通大众中传播开来。另一方面，从深度来考量，传统文化的大众性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容易在知识精英中渗透。由于掌握了不同层次人群，突破了辐射空间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达到大众化目的。
　　第三，弘扬传统文化，培养大众理论兴趣和学习习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受众的理论素养。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传入，其特点是消费主体和生活方式的同质化，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文化日益流行，不仅解构了泛政治化时代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消解人们对政治理论的热情，而且瓦解着民众中传统的基础，导致新生代对传统文化日渐疏远和淡漠。因而，弘扬传统文化、培养大众理论兴趣和学习习惯是相辅相成，具有同一归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具有学理性，它的大众化要求理论宣传工作者通过话语转换，把深奥的理论通俗化，适合民众理解，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大众作为理论的接受者，也需要有理论兴趣、理论思维，所以培养大众学习习惯是必要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民众的教化和学习，一是表现为全民重教乐学，如对孔子的敬重、对知书达理的追求、对棋琴书画的热爱、对六艺兼通的强调等等；二是表现为国家以制度和体制来推进民众的教化和学习；三是表现为民众从习俗、礼仪、日常生活中学习。这些教化和学习的传统在当今社会民众中仍有影响，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中能够与现代化生活合拍、能够为大众认同、践行的传统，对于培养大众学习习惯是有现实意义的。
　　美国著名的认知派教育心理学家奥苏伯尔认为：学习新知识的过程，就是学习者积极主动地从自己已有的认知结构中，提取与新知识最有联系的旧知识，并且加以“固定”或者“归属”的一种动态的过程。过程的结果导致原有的认知结构不断地分化和整合，从而使得学习者能够获得新知识或者清晰稳定的意识经验，原有的知识也在这个同化过程中发生了意义的变化。从这里，联系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渊源，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弘扬作为“旧知识”的传统文化来推动学习作为“新知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可能性、重要性。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 作者简介：徐剑雄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页。
3《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2页。
4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85页。
6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本文已公开发表，见李进、何云峰主编：《理论经纬·2010》，安徽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4月第1版，书号：ISBN 978-7-5461-17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