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与表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视域

作者：任文启1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指导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实践，已经历经了近百年的历史，这近百年的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在不同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用于解决不同的问题，已经深深嵌入到中国人的思想土壤之中，并具有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形态。在现代性日益凸显和被广泛讨论的今天，本文拟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土壤、话语背景及诠释方式等问题做出一些思考，以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一）我们有几个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土壤
　　
　　传统这个概念，基于现代而产生，在人类没有思考和探讨现代性的时候，传统概念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因而对于什么是传统，我们有几个传统这样的问题的思考，其本身的论域就是对现代性的关注。
　　在现代性意义上去反思传统，也就是要厘清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在现代性意义上界定传统，传统就是指历史中存在过的发生重大影响的对于现在仍然有影响的习惯、文本与事件。现代也并非与传统完全对立，而是在当下不断卷入的过程中的所有既存传统的再诠释和再生产。传统与现代在概念上具有相对性，但在实践过程中，现代性处于一种用完的未完成状态，它的不断完成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将既存传统不断卷入的过程。2
　　如果从时间统一的维度上讲，我们民族只有一个传统。那就是与现代相对应的，所有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简单地说，我说完这句话，这句话就成为我的一个传统，我之后的反思就可以以之为基础而进行。一分钟以前发生的事件和一千年前发生的事件在现代性这里，都是属于传统的范畴。在全球化日益深入世界扁平化日趋显著的今天，在中国发生过的和在美国发生过的，甚至在非洲发生过的文化传统在现代性这里也都具有同一性，都是可以用来构建现代性的传统元素。如果从空间统一的维度上讲，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中国当下社会出现的皮影戏式的各式各样的文化传统。它们各式各样的方式在现代性的舞台上竞相上演，一如培根所说的“剧场假相”，前现代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古今中西各种标签纷纷登台，鱼龙混杂，五彩缤纷，莫衷一是。但总括来说，以时间而论我们历经了不同的历史时段，期间兴起和存续了三种不同的思想传统。
　　1．古典传统的破坏
　　这个传统主要是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传统。主要是以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封建专制政治体制为主体，以儒家文化典籍为核心的传统。这是我们民族固有的古典传统。在这样的传统下，中华民族经历了2000多年的灿烂与辉煌。如果不是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我们的这种传统依然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2．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确立
　　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这又是近代一个传统孕育的时间段。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内，是中华民族在外患内忧重压下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时段。新文化运动作为一面大旗，是在帝国主义侵吞蚕食中华民族的过程中，民族知识分子为了自强图存，避免亡国灭种，重新面对西方现代化与中国古典传统，并在二者中进行艰难抉择时的思想形态。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武器主要是严复引进的“进化论”，随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古典传统中的腐朽落后的部分，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以迅捷的思想、坚决的行动、彻底的态度对腐朽的专制主义做出了清算。尽管有些地方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比较同情的说法是，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过火一些是无法“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同时，参照当时运动的普及面来看，也并非是全社会层面的清算，而只是知识分子内部的论战和思想解放，民众只是作为“看客”与动员的对象，而未加入到思想解放的行列中来，这也为日后的问题埋下了伏笔。作为从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继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事业的思想武器，在经历了几次论战和革命实践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此拉开序幕。
　　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到1978年改革开放，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锁国亲苏。由于世界划分为东西两大阵营，冷战的意识形态成为当时世界的主题，体现在中国本土就是文化资源的相对的单一。我们所可以吸取的经验除了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和“封建农奴制”历史传统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之外，再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尝试。从自主的经济探索到计划经济体制，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全社会的政治动员和泛政治运动，抵制了西方近代思想传统的同时，使得我们的古典传统虽然经历了更严厉的破坏，却没有经过正面的适当的清算，马克思主义以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被确立了起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新的思想传统。
　　3．西方思潮的涌入
　　1978年改革开放，我们迎来了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三个传统。在这一历史时段中，虽然各种既存传统都竞相上演，但居于主流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有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法律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全面推进。中国共产党锐意改革的同时，对于马克思主义也有了新的认识，面对新时代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必须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搞清楚”3。在马克思主义处于主流地位的背景下，西方传统进入中国的思想土壤。从近代被迫进入现代化，一直到改革开放主动进行现代化，这样的力量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它就是西方的现代化思潮，而现代化在中国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进行时态。只不过不同的是，我们已经可以把西方的现代化思潮主动纳入到我们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来。所以我们不论反观传统还是进行现代性的开拓，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传统。
　　就思想土壤而言，我们毋庸置疑的拥有有中、西、马三种思想传统，尽管三种思想传统都有各自的理论品性，但就表述系统而言，有中西两种语言表述系统。这两种表述系统体现出了一种不平衡，其不平衡源于近代中国的落后和现代化过程中的从属身份，体现在了话语背景上的两种不对称上。
　　
（二）两种不对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背景
　　
　　近年来在国内兴起一方面“国学热”，与此同时也在国外有了一定程度的“汉学热”，这似乎对于中国是件好事，最少体现了西学东渐以来古典文化重新受到国人乃至外人的青睐，也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影响力的提升。但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西文化在受众中的两种话语上的不对称：其一，中西思想在受众之间的不对称：中国人了解西方思维方式甚于西方人了解中国思维方式；其二，中西思想在受众中的不对称：中国国人了解西方思想传统甚于了解自己本民族的古典传统。当然，这两种不对称均归因于近代中国落后向西方学习和全球化西方化过程中强势的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效果。第一种不对称使得中国面对西方时总是以小学生的态度在西方话语中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第二种不对称使得我们的本土话语并未充分成长起来，形成可以与西方对话的东方话语系统，其所直接体现出的效果就是话语体系的西方强势。
　　之所以要关注表述系统上的不对称，主要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背景。因为从表述系统上讲，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是西方式的，是西方思想体系中的产物，但它又具有独特性。其独特性最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作为批判西方思想体系的典范而存在，是西方思想发展体系的一次反动，与其产生时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政治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有着批判继承关系的同时又成为具有高度独立性的一种学说；第二，指导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为核心理论体系与中国本土相结合，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呈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第三，马克思传入中国的文本主要来源于俄国，因为“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诠释过程中受到俄国文化与时代形势的影响自然不言而喻。中国近代的战争和运动使得马克思主义其实成为一个并未被充分展开研究的领域，更多的是作为“思想武器与批判武器”做“拿来主义”式的利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三种思想传统的互释融通，更是表述系统的话语融合，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性在不断将传统卷入以造就新文化新思想的要求。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世界的扁平化更加显著和突出，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对抗和泛政治化的时代已经终结，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如何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其重点并不在于将其置于所有学术思考的指导地位上，这往往会出现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语录化、庸俗化的理解，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平等的传统思想资源，再不断卷入中建立适合现代性的统一话语系统。这样的话语系统需要不仅在国内是自觉与统一的，在国际社会也是可以被认可的。

（三）再论“问题与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诠释方式
   
   20世纪初的中国，由胡适和李大钊掀起了一股“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胡适为了批评当时的中国政客们空谈“社会主义”，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继而李大钊在胡适的启示下更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时事相结合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就离不开主义，有了主义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李大钊认为只有把对问题的认识提升到民众的视野，形成统一的理想主义，才有可能对问题予以彻底的解决。此后胡适进一步指出，没有什么空谈的主义可以包治百病，只有针对各国自己的具体情况去研究问题，才可以找到医治的良药。胡适与李大钊的论战对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重要意义，双方在论战中其实都同意了一种主义的中国化必须与中国的实际问题相结合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4。所憾的是，此次论战并未展开到进一步细致和深入的地步，乃至此后对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简单定性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对抗性的论战5。
    “问题与主义”之争，其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但它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养料，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结合不同历史阶段和时代特色，也是针对不同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发展与创新的不断日新的过程。针对当时的中国，阶级矛盾冲突剧烈，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空谈主义当然不对，但如果只在制度框架内埋头与一个一个微观问题的解决，以求点滴式的改良，是难以实现革命者共有的社会理想的，而只有打破旧制度，从根本上以一种理想主义去统领，才可能将问题予以整体上的解决6。上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呼吁“回到马克思”，他们主张对马克思经典文本予以重新解读，有见于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语录化和庸俗化的流弊，同时也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偏颇之处。我们现在却不禁要问，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品质和活的灵魂是批判和实践，如何才能回到马克思？
　　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上，在终结了宏大叙事的理论构建之后，“回到马克思”的呼声是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哲学诠释的过程。这样的认识学界已有共识，诠释的问题往往是一个表述方式的问题，也就是将诠释对象以受众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思想的对接与融合不可避免，面对时空的具体问题便可能产生出创新的思想来。
　　传统的诠释学一是“我注六经”，以求文本意义的“真实原意”和作者的“本来意图”，这样的方式已经被学界所批评，现在被广为推崇的是“六经注我”的做法，强调解释者的独立性、强调文本的开放性、强调解释过程的历史性等7，其实这样的做法也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就目前而言，建立统一的话语系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阶段需要面对的主要理论问题。这一目标使得如果完全以解释者的“六经注我”来诠释马克思主义，会造成更多的话语鸿沟，更加不利于话语系统的统一。因此，结合“问题与主义”之争所存留下的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现阶段的任务应该以中、西、马（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思想资源为基础，以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为切入点展开新的诠释与建构，在诠释过程中应该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教条化、语录化和庸俗化，同时以批判的眼光面对所有既存的理论传统和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并在实践中予以检验证实或者证伪。只有这样，才可能把中国本土的特殊性予以理论的概括和话语上的表达，才能建立中国的话语系统，也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 [英] 吉登斯：《现代性及其后果》，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 王明生：“问题与主义 ”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1期。
[4] 罗志田：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5] 罗志田：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6] 韩柱、高春花：“回到马克思”与哲学诠释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理论与改革》2009年第2期。

1 作者简介：任文启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2 [英] 吉登斯：《现代性及其后果》，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4 王明生：“问题与主义 ”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1期。
5 罗志田：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6 罗志田：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7 韩柱、高春花：“回到马克思”与哲学诠释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理论与改革》2009年第2期。

本文已公开发表，见李进、何云峰主编：《理论经纬·2010》，安徽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4月第1版，书号：ISBN 978-7-5461-17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