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主张及其价值——兼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

作者：张波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要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地中国化和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两个方面的要求，但人们常常将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主线”，忽视了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主张及其价值，进而忽视了法学、政治学、教育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从中观或微观层面开展本学科领域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主张，将有利于推动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开展各自领域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系统中国化主张的提出
　　
　　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主张首先是刘少奇提出来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毛泽东认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应当将其当作教条看待，应该学习革命导师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主张中国共产党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2。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以后，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先后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1939年1月，彭真在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讲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彭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统一的毛泽东思想”3。刘少奇也积极赞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1年7月，刘少奇在答宋亮的信中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说：“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4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大量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以论证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经有学者统计，该报告是“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最频繁的一篇”5。就是在这场报告中，刘少奇明确地提出了必须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主张。他说：“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6由于刘少奇所提出的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主张是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的，已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变成了党的主张。  
　　除了刘少奇以外，邓小平也表达过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意思。1956年11月，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邓小平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只是一个原则，而这个原则在运用过程中还会遇到许多具体问题，因为“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7邓小平的这段论表达了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就是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不断地中国化，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仅要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要与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另一层意思就是表达了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主张，因为在邓小平看来，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治理国家需要解决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不能不同时推进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理论可能性
　　
　　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主张有其理论可能性。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指导思想的政党，而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说，是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化”的对象就是马克思主义，通过“化”马克思主义后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化”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其本身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学说，虽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所构成，但“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三个组成部分，而应是十几个组成部分。”8马克思主义还包括法学、政治学、军事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化学、教育学、人类学，等等。不仅如此，就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而言，有学者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个核心(社会主义学)、两个基础(哲学、政治经济学)、十几个周围部分(政治学、法学、军事学等)。”9不管这种关系圈的划分，人们是否同意，但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体系非常丰富而且诸学科之间是有着非常紧密联系的，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内容。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际上是将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结果也必然形成体系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体系化的特点，而且马克思主义还给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特点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的重要性相比较而言，毛泽东、邓小平等人都更看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价值。1938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过程中，“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10。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毛泽东再次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视，他说：“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11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同样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价值。1978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要求全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12所谓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就是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来看待一切问题。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某些历史条件下的某些个别观点因为历史时代的原因，无法解决当前中国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这为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三）马克思主义系统化中国化的现实必要性
　　
　　刘少奇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主张的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自身的特殊性。就中国社会而言，当时的中国还未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的民主和科学也还很不发达，马克思主义必须要系统地中国化，才能形成与中国社会实际相契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中国革命而言，中国革命是具体的，中国共产党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的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不仅担负着夺取革命政权的历史使命，还要解决好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法律保障、经济发展、军事活动、文化活动，等等。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中国化，而且要系统地中国化，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需要，才能满足巩固政权、司法审判、军事斗争等多方面的需要。因此，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具体性客观上要求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
　　邓小平同样是站在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的基础之上来谈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问题的。1956年，党的八大已经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更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因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执政党，面临着如何治国理政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治巩固、经济发展、法律保障、对外交往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证明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主张。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打破了人们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长期对立的思维观念，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概念，邓小平称赞党的这个决定，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3邓小平的这句话表明：邓小平不仅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也主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热切呼唤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成果，这和邓小平的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思维是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主张也跟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和执政党的地位有关。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指导思想的政党，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作为革命党，中国共产党要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又面临着治国理政的任务，而治国理政则是多方面的，需要一定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文化思想、外交思想等来指导这些具体的实践活动。所以，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要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只能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只能走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之路。

（四）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现象
　　
　　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主张是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来的，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出要修改党章，就是要将中国共产党在24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主义一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哲学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外交思想、党建思想等综合性的理论体系，这些思想体系的内容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彼此也是相对独立的，是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活动相对应的。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主张就与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的丰富内容的理解有关。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14因此，从毛泽东思想体系化的现象来看，完全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系统中国化的辉煌结晶。”15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人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城市与农村等很多具体实践活动，从时空两个方面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也是极为丰富的，从马克思主义不断地中国化的层面来看，它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从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层面来看，它包含着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关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等等。与毛泽东思想一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现象也为党的代表大会所讨论的内容所证实。党的一些全国代表大会所讨论的问题都不是单纯的哪一个问题，往往都是治国治党等一系列问题。党的七大、八大、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讨论的问题往往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民主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党建等全方位的问题，涉及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诸多方面，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也都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被总结性的提出来的，这都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现象的存在。

（五）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内涵
　　
　　正象邓小平所言那样，由于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发展、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等多个方面的内容，这就决定了无论是建国时期还是治国时期，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需要一定理论来指导，而这个理论必须是系统化的或体系化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一种体系化的东西，为马克思主义系统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可能性，而且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出发，马克思主义也必须系统中国化，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满足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的需要。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内涵也应极为丰富，它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而且还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中国化，等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宏观的命题而言，这些命题都是中观层面的问题。如果再从微观的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内涵还应该更为丰富，以法学界的研究现状为例，法学界的很多学者不仅从中观层面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研究还从微观层面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中国化研究，等等。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系统中国化的内涵。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不断地中国化，尽管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的表现，但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中国化所强调的是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体系出发、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其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等等。马克思主义不断地中国化则是从时间维度来讲的，探讨的往往是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不断地中国化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整内容。
　　
（六）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主张的价值
　　
　　首先，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主张有助于开阔人们的研究视域、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内容。从现有的研究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的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历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时候，视域往往都局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观层面，忽视了中观层面或者微观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象。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等问题，几乎都没有涉及到。这些问题往往都是法学界、经济学界、教育学界等学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从中国化的角度进行思考的。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主张，开展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研究有助于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
　　其次，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主张可以解释现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体系化现象。以法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将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法律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法律实践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也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一致的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主张也是法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同样也是法学领域发生的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最后，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主张为各个学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理论支撑。从当下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情况来看，学术界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研究。在哲学界，有很多学者都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界，有一些学者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文学、语言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新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学者也纷纷投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并取得了一批有特色的成果，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呈现出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局面。”16这种从本学科领域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实际上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角度展开的。当然，这些学者在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开展本专业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时，可能存在着理论勇气不足的问题。以法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来看，法学界一些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等问题时，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包含着大量的法学论著和法学思想，这些法学思想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也必然会发生中国化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内容。从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理论出发，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必然，它的研究对象就是法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包括研究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邓小平法制思想、依法治国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等。本文梳理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理论也是为法学等诸学科开展本学科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一些分析视角，进行一定程度的理论论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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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谢忠厚等：《新民主主义社会雏形??彭真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 鲁振祥：《论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兼述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使用，《党的文献》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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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 周文顺、李培臣：《毛泽东思想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3] 汪信砚：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

1 作者简介：张波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2 何克祥：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论析，《探索》2009年第4期。
3 谢忠厚等：《新民主主义社会雏形——彭真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9页。
4 鲁振祥：《论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兼述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使用，《党的文献》2005年第3期。
5 鲁振祥：《论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兼述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使用，《党的文献》2005年第3期。
6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336页。
7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
8 高放：《马在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6页。
9 高放：马克思主义确有三个组成部分，《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1期。
10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15 周文顺、李培臣：《毛泽东思想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16 汪信砚：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

本文已公开发表，见李进、何云峰主编：《理论经纬·2010》，安徽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4月第1版，书号：ISBN 978-7-5461-17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