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创新理论实践原则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自觉

作者：高惠珠 赵建芬1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历史任务，十七届四中全会又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此后，理论界对“三化”问题展开了集中研讨。但从现实研究状况看，人们对“三化”作历史追溯与内容考察的较多，一般都集中于对“三化”之基本涵义及其逻辑关系的研究，虽然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反映了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三化”作为理论原则的认知度高，而对于“三化”也是实践原则，尤其是创新理论的实践原则的认识尚存不足。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一探讨，以推动“三化”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三化”作为实践原则的多重意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实践原则，包含着多重意蕴：
　　意蕴之一，须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当下改革实践的指南。
　　提出“三化”问题的首要目标取向，就是坚持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当下全部实践：究其原由：
　　原由一：就理论的使命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实践又要付诸实践是它与生俱来的使命。早在《科伦日报》时期，马克思在其执笔的第179号社论中，就指出：“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2在此，马克思所指的世界，不但是“现实的”，而且是“自己时代的”，就今天而言，就是“当下世界”，与“当下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才是理论的使命。
　　原由二：就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是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所要体现的“普遍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三化”中无论哪一“化”，都必然包含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本质，如果离开这一点，那么无论是中国化、时代化还是大众化，都有走偏方向的危险。普遍性是要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的，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下实际的相结合，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当下我国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一个个具体个人所接受与认同，那么，马克思主义也就不是和不可能是当下实践的指南。所谓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也就未必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化”。
　　原由三：就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斗争的态势而言，“三化”理论的提出，也是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对于来自150多年前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内“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搞革命行、搞建设不行”的不同声音，并没有停止过，在国际，由于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已流淌到淤塞的河道口”。认为：“20世纪90年代对其自身进行反思从而得以幸存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大体上都是改良主义的、民主的、修正主义的。如果说社会主义有未来的话，那么它也将以这种形式存在。”3言下之意，当年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无出路、无前途了。对这些困惑、疑虑最好的消解剂便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成功。
　　意蕴之二，着力解决中国现实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源。
　　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践的关系问题，在《共产党宣言》问世25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宣言”德文版所写的序言曾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这非常明确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要与本国具体历史时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直面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化不是语言学问题，而是实践层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程度，取决于其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深度与广度。
　　首先，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问题，同一时代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的问题，问题的出现，就是矛盾的显现，正如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一样，“问题”出现本身，已包含着“三大纠结”即特殊与普遍的纠结、时代与历史的纠结以及理想目标与非理想的理实之间的纠结，问题的解决，就是“纠结”的化解、融合。
　　其次，正如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库恩把“问题”作为科学革命的动力一样，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解决本国问题而与时俱进的。回顾中国革命史，人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围绕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大问题展开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在这个问题解决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成了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1978年开始的拨乱反正、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上来，这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围绕着中国改革开放、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产生的实际问题展开的，在这些问题初步解决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成了第二次飞跃，产生了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前，如何在改革开放30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中国城乡社会科学发展，做到社会物质建设、精神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等诸建设的统一和科学发展的新问题，必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阶段、新水平。
　　就当前而言，实现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是对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直接的严峻挑战。众所周知，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全球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危机，我国正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的新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创造财富，是以资源为前提的，因此，从“有限资源”的视角出发，资源已成为发展的关键。但是，据最近的统计资料表明，目前我国的土地资源、环境资源、政府性投入性资源、矿产资源、国际国内市场资源、外资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等涉及可持续发展的7大资源，均存在程度不同的风险与危机迹象5，在当代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经验，将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内涵。因为这些在新的世情与国情基础上形成的新政策、新做法，是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遇到的，也是上世纪初列宁执政苏维埃政权时没有遇到的，对这些问题的逐一解决，将形构出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经验事实，正如列宁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自然，在21世纪初叶的中国，这些原理的应用，更不同于上世纪的英、法、德、俄诸国了。它生成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之源。这些问题解决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和广度。
　　意蕴之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之基。
　　理论是时代的产物，是对时代本质特征理性思考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孕育之时，马克思就说：“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6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在当代视野下，所谓与时俱进，在实践上至少有二个要求，一是要适应时代主题，二是要适应该时代人民大众的需求。
　　理论作为时代的产物，一方面表明了它对时代的理性把握，另一方面，也表明任何理论都会有时代的局限性，时代的变迁、时代主题的转换都会使理论的适应度与介释力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对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科学反映，也不能避免它的某些结论与方法的历史局限性。
　　勿庸置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信息社会的来临，使时代眼光、时代标准乃至时代行为方式都发生了重大转变，当今国际间的经济依赖已超过政治、军事依赖而成为世界国际关联的主要形式，所以邓小平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7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作为实践原则，一方面要求我们直面当代，认真应对全球化时代提出的国际、国内问题，另一方面，它是渗透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之中的。在全球大同社会到来之前，每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以民族国家为依托，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要求我们用时代的眼光、时代的标准，时代的技术手段、语言形式和行为方式，去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而言，其时代化的过程已经历了3次跃迁。第一次跃迁，以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两个宣言书为标志。在第一个宣言书，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邓小平第一次把解决思想与实事求是联在一起，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开创新时代的完整概括，实际也是创新理论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第一次跃迁，在作为第二个宣言书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把解放思想具体化为破除“三大迷信”，即对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迷信、对公有制绝对化的迷信和“左”不会葬送社会主义的迷信，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第二次跃迁，以江泽民2001年在纪念党80周年的讲话和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为标志，在这些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全党同志思想解放的三大目标指向：一是要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三个“解放出来”，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深刻总结，已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和时代特色。是创新理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实践中的又一个重要阶段。第三次跃迁，以胡锦涛所作的十七大报告和在十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为标志。在这些文件中，明确的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不解放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号召全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发展进程中，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并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解放思想的重大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理实意义、历史意义。”8正是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指引下，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问题。
　　意蕴之四，人民大众对当代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本。
　　首先，“认同”问题的提出，已经表明“差异”的存在，正是存在“异”这一现实，才提出了“同”的问题；其次，认同问题不是对社会客体而言，而是对社会主体而言的，由于社会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认同问题的复杂性。认同主体基本可分为二类，一类是集体主体，一类是个人主体，对个体主体而言，认同的过程也就是个体接受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过程。理论认同制约着人的价值选择，最终决定个人的行为走向。而集体主体乃至社会主体即人民大众的认同，则需要引导与协调。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使当代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得到人民大众的广泛认同呢？
　　在此，有必要重温一段毛泽东的教导：在上世纪中期（1941——1942年间），毛泽东针对当时因向农民征“过头粮”等失误所造成的陕甘宁边区财政危机和官民关系紧张的情况，在其总结当时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还有许多同志的头脑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的头脑，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这也就是说，关注民生，提高民生，让人民群众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是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应有的头脑。因此，民生问题的解决与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认同实践是呈完全的“正相关”态势。也正是如此，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在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也提出了老百姓期盼最殷切的六大民生重点：即优先发展教育、扩大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完善社会管理、并向全社会庄严承诺要努力使全中国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些看得见的人民福利，无疑是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最有力的实践保障。
　　由此可见，“三化”问题的提出，不只是修辞上的改变，而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革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化”并提，是创新理论思维范式和实践原则的集中体现。只有在思维范式与实践原则的高度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当代意蕴，才能在实践上大力推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宏伟目标。

（二）作为实践原则的马克思主义“三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性品格的有力彰显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史上，历来存在着二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神圣化、绝对化、教条化；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行动指南性、科学方法性和不断发展性。”9前者，就是以本本主义为标志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而后者，则是体现着与时俱进实践精神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用香的马克思主义和臭的马克思主义、好的马克思主义与坏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与死的马克思主义对上述两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观作了生动的分析对比。作为实践原则的马克思主义“三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性品格的有力彰显：
　　在现实社会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演变发展与作为世界历史构成部分的民族国家或社会共同体自身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冷战结束，时代主题转换，主权国家风起云涌，上述关系又出现了看似矛盾却又实际存在的新变化即越来越凸显的世界整体化状况与趋势的出现和加剧越越来越凸显的处于世界整体化状况和趋势中的民族国家或社会共同体自主发展的状况和趋势。对这一现实状况的理论研究，由此使西方出现了被国内一些学者10称之为个体主义或整体主义的两种不同着力点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发展的个体主义理论把民族国家作为“行为主体者”，“关注民族国家体系的发展，并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和后来在世界范围的扩展”11而社会发展的整体主义理论以“世界体系理论”为代表，认为全球化时代，所有国家都被纳入世界整体之中，其差别在于处于中心地带还是处于边缘地带。两种方法各执一端，整体主义方法强调全球化及其过程的整体性、统一性与连续性；而个体主义方法强调的则是全球化及其过程的个体性、多样性与非连续性。这两种不同的方法也为两种不同的政治学说提供了基础理论的支持：“新自由主义”与“新文化保守主义”：前者在方法论上就倾向于整体主义，他们强调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科学技术属性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认为任何民族国家一旦介入全球化就必然要被同化，而难以卓尔不群；而后者在方法论上则倾向于个体主义，认为全球化中的民族国家可以超“全球化”，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全球化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因此，如何处理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演变发展和作为世界历史构成部分的民族国家或社会共同体、自身发展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必然会面对的问题？在实践中，是将关系双方混为一谈，还是关注一方、忽略或否定另一方？
　　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实践原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此作了超越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创造性回答。
　　首先，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概念，就明确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传播、践行的目标取向，它表明中国特色创新理论对三者关系的自觉认知。因为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概念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要求，是经过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历史过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之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并对其作了具体介释：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12。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创建了新中国。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原则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实践，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两大理论体系。针对国情、世情的新变化，中共十七大报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又提出了大众化，大众化成为中国化深入推进的标志，意在新的历史时期要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以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力量。在十七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又进一步提出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如果说“中国化”具有“地域”和“空间”特征，“大众化”具有“主体”特征，那么“时代化”具有“时间”特征，“时代化”一词的加入，使“三化”命题构成了一个涵盖社会历史时空与社会主客体的周延的完整命题。它有力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发展，既不属于整体主义，也不属于个体主义，而是坚持了世界整体发展与民族国家个体发展的辩证统一。在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整体与作为部分的个体的存在本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与部分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不可分割的。不但整体由部分组成，整体影响部分，而部分也影响整体，不仅一个单独的部分的突变可能会牵涉整体的存在与发展，而且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会对整体发生重大影响。因此，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与世界历史各构成部分的关系，全球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并不等同于一股和个别的关系，而是系统整体与其各构成部分的关系。社会发展理论中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理论偏差，就在于其将整体与部分绝对化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中，“三化”是作为一个整体，在实践中发挥效应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是彼此独立、毫不相干的过程，而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时代化和大众化为条件的，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又是以中国化作为表现形式，是体现于中国化之中的，三者化于同一个实践过程之中。但三者也并不是没有侧重点，时代化更多关注世界整体的发展态势，力求在实践中深刻认识世情、正确把握时代特征，并在中国化的实践中体现出来。而中国化更多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注重研究中华民族和当代人民群众的特殊性，正如毛泽东在首创这一概念时要求的那样，“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而大众化，则着重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通过运用各种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技术手段和文化形式让广大干部、群众看得懂、用得上，真正变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
　　
（三）以马克思主义“三化”为实践原则，提高对创新理论的实践自觉，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马克思主义“三化”是理论原则，更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对实践原则的自觉认知，将有力推动对创新理论的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首先，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看，实践自觉是理论自觉的外化与表现，理论自觉要通过实践自觉得到检验与确认。实践不仅可以印证与加深对已有理论的认识，实践是发展创新理论的有效途径。所谓实践自觉，就是在已有的创新理论的指引下，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充分发挥实践的试错、催化、验证、拓展理论的诸多能的实践——认识——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中，加快 国社会发展进程。
　　其次，以马克思主义“三化”为实践原则，对成功回应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背后的机遇与挑战具有重大意义。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五化”）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种力量相互博弈，使现实进程和现实状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机遇与挑战同时并存，在此畏首畏尾、止步不前不足取，但蛮干、盲干、冲动地干也不足取。以马克思主义“三化”为实践原则，本质上是要求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新的实践思维范式，在面对国际化时不忘中国化，在面对工业化时不忘时代化，在面对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时不忘大众化，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始终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所处世情的特殊性和中国人民群众的特殊性出发，想问题、做事情，那么在本世纪中叶抓住机遇和应战成功将是现实可能的。
　　第三，以马克思主义“三化”为实践原则，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具有重大意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情、国情对党建提出的新任务。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实践原则，首先要求全党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到处套用，而是要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之中；不是泛泛而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感性经验，而是要通过反思总结使其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理论；其次要求全党密切关注时代风云变幻，不断从世界历史的最近发展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新结论中汲取营养，以领悟时代的神，考察时代特征、把握时代脉博、洞察时代趋势、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再次要求全党上下全心全意为大众服务、谋利而获得人民群众对党的纲领、路线、政策的认同，通过宣传教育，使马克思主义深入人民大众的心田。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为学习型政党的建设之路，指明了方向，以“三化”为学习型政党的指导原则，必将开创出中国共产党党建新的成功之果、新的胜利之途，以推动中国发展之轮跨越新世纪。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 [美] 安德鲁?文森特著，袁久红等译《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
[4] 《社会科学报》（上海）2010年8月12日第1版。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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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叶险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与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
[9] [英]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10] 《毛泽东选集》第5卷，晋察冀日报社，1944年版。

1 作者工作单位：高惠珠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赵建芬系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教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3 [美] 安德鲁·文森特著，袁久红等译：《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48页。
5 《社会科学报》（上海）2010年8月12日第1版。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版，第121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8 《科学发呢观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
9 石仲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京）2010年第1期，第4-12页。
10 叶险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与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第64-77页。
11 [英]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1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5卷，晋察冀日报社，1944年版，第20-21页。

本文已公开发表，见李进、何云峰主编：《理论经纬·2010》，安徽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4月第1版，书号：ISBN 978-7-5461-17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