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周鸿刚、李进主编，黄刚、何云峰副主编：《理论经纬•2009》，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12月版。

　　笔者曾撰文指出，历史上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与分析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学路径：一种主要存在于英国和法国哲学中，强调意识形态科学维度和知识维度的呈现，借助于两分法（科学/意识形态）的认识论架构对意识形态进行实证主义的研究，它起源于特拉西的启蒙主义语境下的观念学；另一种主要存在于德国哲学中，是社会?历史主义路径，它反对运用自然科学范式对意识形态进行实证研究，强调意识形态社会学维度和历史学维度的显现，认为应当在一个广阔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下，对意识形态进行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叙述1。我们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暗含着对这两种路径的整体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出场形态，一方面着重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思辨哲学进行了“颠倒”式的批判，揭示了一切思辨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的认识方法，同时指出思辨哲学由于自身的哲学范式和内在性问题，必然导致对现实存在的遗忘，从而进行着迷恋理性自身的形上王国的建构，使得意识形态的自足性和虚妄性展开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它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指出了其所谓的“实证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旧唯物主义的“感性直观”的提问视域，无法穿透资本主义的物化之镜像结构，并且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虽然浅表性形态是一种实证主义，但是隐蔽的底层结构则是思辨主义的思维方式，它的一些基本前提是未经反思和先行澄明的，预设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同时缺乏一种历史维度和历史的自觉性，对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着非历史性的永恒叙事，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盟者。总之，马克思正是沿着哲学的道路和经济学的路途，在对思辨哲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之上，才使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得以合乎逻辑地出场。
　　
　　（一）拨开思辨哲学的意识形态之迷雾
　　
　　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就指出，黑格尔法哲学是“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2。这里，黑格尔把国家归结为“理念”实现自身的一个环节，并且以神秘的方式决定着市民社会，颠倒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真实关系。黑格尔对国家的考察，不是从事物本身出发，不是从市民社会中寻求自身存在的根基，而是预设国家的内在逻辑或本质（抽象的本质主义），服务于“绝对精神”的逻辑运动即一个无所不包、自足圆满的逻辑体系。“在这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3由此，我们可以察觉，对事物的理解和把握不是从事物的本质出发，而是从抽象观念或意识出发，逻辑地推导出事物的本质及其关系，必然是远离和歪曲现实事物，成为遮蔽事物真实存在的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总之，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指出了黑格尔的“神秘主义”方法，洞悉到思辨哲学的唯心主义秘密。黑格尔哲学作为“露骨的神秘主义”，置换了主语与谓语，偷换了主观与客观的位置，“用客观的东西偷换主观的东西，用主观的东西偷换了客观的东西”。这一“置换”和“偷换”表征了黑格尔思辨哲学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辩护士功能，导致了不是把经验的存在归结为它的真理，而是把真理归结为某种经验的存在。由此出发，普鲁士国家作为理念的现实真理，必将具有合理性和永恒性。
　　马克思不仅停留在对“神秘主义”方法的揭示，并且进一步深入到思辨哲学的认识论的深层结构，使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方法论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呈现出来。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通过对“果实”概念的形成过程的生动具体描述和分析，揭露了思辨哲学的从观念到现实，让事物适应逻辑的思辨主义的思想之路。“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观念”，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则成为苹果、梨等等的“实体”，并且它们的本质不是它们可以感触得到的实际现实性，而是“我的观念中的本质—‘果实’”。同时，“苹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它的样态。”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特殊与普遍，存在与观念、概念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这一颠倒必然导致作为观念的“果实”对诸如苹果、梨、扁桃等具有现实的千差万别的具体果实的支配和统治。“因此，通常的果实的意义现在已经不在于它们的天然属性，而在于使它们在‘绝对果实’的生命过程中取得一定地位的思辨属性。”4我们发现，颠倒性和抽象性成为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理性思辨哲学的基本特征，而观念的颠倒和概念的抽象也成为一切唯心主义意识形态的惯用的伎俩。
　　为了拨开思辨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迷雾，马克思在揭示其“神秘主义”方法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机制之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德国意识形态”方法论前提和思辨主义思维方式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且第一次正面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指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一切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思辨哲学遵循着从观念到现实，让现实适应观念的抽象思辨之路；形而上学家们头足倒置地宣称观念和意识决定存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眼中的德国意识形态即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都是“虚假意识”，都是以主观幻觉和错误的方式反映了现实，颠倒了现实与观念，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马克思借助于两分法的认识论架构，以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参照系，揭露了思辨哲学方法论唯心主义的特质即虚假性和颠倒性。思辨哲学观察方法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是“从天上降到地上”5。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是立足于经验观察和对社会历史事实的客观分析。“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6 “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7这里所谓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当然“真正的实证科学”绝非“直接经验知识”，马克思只是借用了这个近代词，但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这些阐述无不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思辨哲学（意识形态）的截然对立，表现了对思辨哲学的唯心主义方法的拒斥，呈现出从生活、实践到观念、意识的解释路径。不仅如此，马克思为了消解意识形态的自足性和幻象性，科学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自身本源和存在方式。在考察意识的起源时，马克思明确指出意识、观念、思维等等都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注定要受到物质的“纠缠”。马克思说道：“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的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倒现着，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的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8物质实践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阿基米德点，同时也成为科学予以说明意识形态本性的支点，从而解构了思辨哲学的意识形态的独立王国；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一切意识形态都不具有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独立发展的历史。由此可见，黑格尔《逻辑学》所展现的“绝对精神”的逻辑演变的概念史必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虚幻的历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9。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阐述了人类的真正历史，是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它作为真正的知识，必将使包括思辨哲学在内的一切意识形态毫无立足之地。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马克思简洁的一句话，向我们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范式：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传统思辨哲学是一种理性形而上学。笛卡尔“我思”开启了理性形而上学全新的地平线。“我思”由于其自身的内在性的基本建制，使得当它对历史存在及其境域进行追问之时，必然沉陷于虚妄与悖谬之中。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只要人们从我思出发，便根本无法再来贯穿对象领域；因为根据我思的基本建制（正如根据莱布尼茨的单子基本建制），它根本没有某物得以进出的窗户。就此而言，我思是一封闭的区域。”11意识内在性的矛盾必然导致以笛卡尔式的“我思”为基本建制的思辨理性和逻辑演绎遮蔽了人的真正存在本身，人成了“无人身的理性”。无论是鲍威尔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的“类”，还是施蒂纳的“惟一者”都是以概念和范畴为出发点的。青年黑格尔派之所以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正是由于其出发点的虚幻性。理论哲学作为一种理性本体论，借助于抽象理性和逻辑概念，迷恋着对超感性本体世界的建构；这种崇拜着思维独立性的意识形态都是对现实生活世界和现实人的真实生存状态的遗忘与对抗，并且利用逻辑建构的形上王国和至善或理性的人实行着对现实人的支配和统治，使人们专注于对彼岸世界的苦苦追寻，让人们沉湎于意识形态家们的头脑编织的无比美好的虚假谎言中，达到既定政治秩序和社会权力关系的稳定化乃至永久化。总之，理性哲学通过把现实世界纳入到具有统摄性的逻辑结构中，在一种理性的虚幻信仰中实现对人的现实统治。德国的玄想家们也宣告对德国现实进行批判和变革，那么为什么马克思还是揭露他们只是“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的东西”呢？因为“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思想领域中发生的”12。德国哲学家停留在纯粹思辨式的抽象理论解释和所谓的批判上，只是通过对无目的的批判而达到对尘世的批判。“德国的批判，直到它最后的挣扎，都没有离开过这块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它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现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13青年黑格尔派从来没有超越黑格尔的哲学基地上，他们只是进行着反对词句的斗争，与现实的影子作斗争，实际上最终成为现存社会的蹩脚的辩护士。“既然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14德国意识形态由于其自身的哲学范式的限制，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为对现存世界“微不足道的说明”，它提出来的所有的“革命”任务都是虚假的，不管其词句多么的“震撼世界”，最后还是落入在最大保守分子的阵营中。未离开哲学基地的任何批判都无法消解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幻象，并且最终归化到唯心主义谬论当中，无法“跳出意识形态”的历史命运之圈。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人类社会，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它追求着“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指示我们，要消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必然要依靠现实的实践活动。而这恰恰是一切唯心主义理论哲学无法认知的。任何诸如“自我意识”的批判对于现实的社会存在是毫无变革之力的，这注定了它在审判意识形态的历史法庭上毫无尊严和权威。只有“实践”这一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才能使审判虚假意识的舞台得以转动起来，才能具有对一切进行批判和变革的权威。“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15
　　
　　（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而出场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号称自己是一门科学，直接面对人的当下生活，声称是从客观事实出发对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然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提问视域是一种旧唯物主义的“感性直观”，它所谓的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只是不加分析和批判地从现实经济生活的表象中截取矛盾的片断；停留在颠倒的社会表层而没有深入到社会的矛盾之本质一度中。马克思指出，对社会经济的分析既不能用化学试剂，也不能用显微镜，而是要用“抽象力”即科学反思，批判地反思来自经济生活的表象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物与人都笼罩在一个物相的社会总体之中，所以感性的直观不可能把握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关系，最终只能成为在资本化的物质世界中充当遮蔽资本主义生活本质的“物化意识”。任何所谓的如实地描述现象，并将这种描述封为真理的手法都是为这个特定的物化之镜的社会存在作宏大的理论叙事，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惯用形式。在所谓“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的幌子之下，进行的现象堆积，如实地反映着这个颠倒的世界现象，导致的不可能是科学的认知，而只能是似真实伪的体认，一种颠倒视域之呈现，其结果必然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
　　在资本魔法控制一切的世界里，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了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16。桌子通过人类抽象劳动凝结其中，就取得了一种价值形式，它内含了一定社会性的关系（即人们通过劳动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然而在市场上，人们直接面对的只能是商品与商品的交换关系，而人们之间内在的社会生产关系只能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被处在物物关系强光笼罩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无法通过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所能认识的。“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17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宗教幻境世界中，人脑的产物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支配着现实的人及其相互关系；同样，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如此，它的主人们成为拜物教的忠实信仰者了。商品、货币以至资本成为一种“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掩盖了一切色彩，评判着一切存在，言说着偶像的权威。“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18同时，资本作为同一性的自我复制的社会化存在，总是以“物”的方式（地产、商品、货币）呈现出来，具有物的特性。这种致命的物化，使得人的社会属性以一种外在表象（物的自然属性）出场，这种物化的关系就成了遮蔽真实的社会关系的假象。因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总是在表象面前停止不前，并常常陷入错觉，把资本理解为纯粹的物；把土地的自行增殖理解为物的自然属性或物理性质产生的结果，就像土地会自动地长出庄稼，遗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的存在，掩盖了资本剥削劳动以及阶级对立的真正的社会事实；存在的只是琳琅满目的商品，色彩缤纷的世界，进入了一种歌舞升平的幻象。
　　马克思不仅指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一种对颠倒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表达，它无批判地接受一切既定事实、粉饰现状，为这个物相世界作辩护，成为一种拜物教的意识形态；并且指出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同样是一种“粗俗的唯心主义”，马克思识破了这种实证主义的虚假性和肤浅性，并着重揭示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其实证主义外衣下所隐蔽的思辨主义的思维方式，分享了思辨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前提是未经反思和先行澄明的，并且先在预设了一些抽象观念，从这些抽象观念出发去理解和说明现实的经济事实和经济活动。亚当·斯密把人性论作为其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认为个人利己主义是人类的本性，以此出发来阐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天然合理性和合法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经济人”作为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支点，实质上是对现实的人及其他们生存状态的理性抽象和逻辑过滤。由此我们发掘：所谓直接面对人的现实生活，从生产和从事生产的人出发，其实只是掩盖其思辨主义逻辑支点的意识形态的空话。“私有财产的事实”作为国民经济学眼中的“当前经济事实”并未得到真正的批判和反思，而是被当作当然的事实接受下来，导致了国民经济学不仅无视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异化劳动和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异化现状，反而本身则成为私有财产的异化性质的理论表现。一切要加以证明的东西都已包含在前提当中了。“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19国民经济学“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20。国民经济学不会向人们展现血与火的历史，没有向人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它最多只是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虚构的原始状态”。蒲鲁东虽然对国民经济学不满，并对之进行批判，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可悲的历史剧作者，最终还是接受了国民经济学的抽象的逻辑方法论构架。他同样从未反思的抽象概念出发去解释现实，他认为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逻辑范畴这种底布上的花彩”。马克思把蒲鲁东的学说指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并无不讽刺地批判道，“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21。这不仅仅是对蒲鲁东的批判，也是对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本质性的否定，指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虚假性，以及遵循从范畴出发说明经济现象的思辨主义的真实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种粗率的经验主义，已变成错误的形而上学、经院主义，挖空心思要由简单的、形式的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引出各种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用狡辩，说它们本来和这个规律相一致”22。
　　包含着如此严重的思辨抽象的实证主义，必然通过其理性化的肯定性的宏大叙事方式，言说着权力化和偶像化的话语体系，构筑起全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大厦，并且它无法从其中穿透出来，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自身的历史性，诸如“生产”、“商品”、“资本”、“利润”、“分工”、“信用”、“货币”等等都将被神话化为非时间性、非历史性的，普遍的、永恒的范畴。这些无人身的普遍理性及其产物观照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存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缺乏一种历史意识和历史维度，根本不可能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历史性前提。如果说思辨哲学只是遵照诸如“理性”、“自由”等历史之外某种尺度来理解现实历史，从而形成一系列虚假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历史的话；那么同样如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借助于抽象的普遍范畴堆砌起意识形态的城墙，阻挡着与时间性相关的历史流动及其理论表现对它产生的强大的消解性力量。马克思一针见血指出：“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23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历史性自觉与强调，用历史辩证法去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的形而上学方法，因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中同时包括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4。在历史之光的普照与审视之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虚幻性暴露无遗，也正是由于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才得以出场了。
　　
　　（三）结语
　　
　　其实，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内在的关联，两者具有同体生成的逻辑进路。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或理论形态，更是马克思整个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侧重于对一切唯心主义和思辨哲学的批判，从而达到对意识形态科学维度的“实证化”澄清；而历史唯物主义则侧重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无情批判，进而达到对意识形态社会学维度和历史学维度的“抽象化”说明。当然，这两条道路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思虽然在哲学和经济学的黑暗小径孤独地行走，然而可喜的是，作为引领灯的“批判”，最终指引他走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康庄大道。
　　（唐爱军系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 唐爱军：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流变，《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3期。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1-7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6 [日]广松涉编：《文献学语境中的<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11 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7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02页。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38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2页。
22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