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周鸿刚、李进主编，黄刚、何云峰副主编：《理论经纬•2009》，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12月版。 正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召唤出新旧民主革命的火种一样，“文革”结束后我国凋敝停滞的国民经济、低下困苦的人民生活，以及与发达国家乃至周边一些原本与我国差不多的国家日益拉开的巨大差距，不仅使全国人民感到震惊，更使心系国家前途、人民利益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痛心疾首。于是，启动改革开放、集中全力发展经济成为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站在这样一个深刻变革的历史起点上，伟大而坚强的中国共产党没有退缩、没有犹豫，而是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义无反顾的决心，带领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走上了第二次革命——以发展为核心的、改革开放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难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主题和党的中心工作，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迅速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诚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今天，当改革开放30年的胜利画卷向我们徐徐展开之际，考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如何顺应时代潮流，在解答“什么是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时所显现出的理论智慧和实践勇气，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他们，引领着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中留下了辉煌的足迹。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是邓小平发展思路的核心
“文革”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是空前的。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使“国民经济面临着崩溃的边缘”。另据李先念当时的估算，仅直接经济损失就达5000亿元。至于间接的损失、包括丧失了发展机遇等更是无法估量。邓小平晚年也曾多次讲过：“‘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如果加上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二十年。”2当然他也解释道：“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3反映到人民生活水平上，就是改善很少、依然贫困。“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4而中国关起门来搞政治运动的20年，正是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因此将“文革”后的中国与当时抓住世界新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而迅速兴起的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更是没法再同日而语。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的时候不无痛心地讲：“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5从上述言论中不难看出，长期政治局面的混乱、经济发展的缓慢、人民生活的贫困、发展差距的扩大、国际地位的落后等现实，都促使邓小平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迅速而坚决地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因此，“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与全国人民一样，都有一种要迅速恢复并抓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迫切心情，他们一刻也不愿再耽误——在整整落后了20年以后，中国确实再也耽误不起了。哪怕以只争朝夕的速度，还唯恐追赶不及。那么，中国要发展，应该以什么为中心呢？邓小平在许多场合多次强调要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和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正是邓小平在新时期最为重视并强调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邓小平关于发展的理念和思想的核心内容。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生产力理论占据了重要的位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力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只有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和需求，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再次复出后，也多次强调和阐明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6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才能表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社会主义制度在人民的心中也才会更有吸引力。邓小平还深刻地总结道：“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8因此，“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9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心任务”或“主要任务”、“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才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称为“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10，并进一步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归结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内容。
毫无疑问，把促进经济发展放在中心地位，坚持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当时设定的第一要务。这既是他关注的重中之重，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这一思想和原则不仅在当时对于中国人民全力以赴搞建设，发展国民经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步伐，实现全面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振兴中华的目标来说，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指导方针。我们绝不能因为现在强调科学发展就认为经济建设就不重要了，更不能因此把我们后来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对原本应该与经济建设协同发展、互相促进的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有所忽视的责任推到邓小平身上，甚至认为他当年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挂一漏万、以偏概全或者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已经历了发展的好几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因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不同，而选取了各有侧重的主攻方向；也是因为科学发展观不仅并不否认经济发展，而且正是以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现实国情为基础和依据的，也是对邓小平发展思想的继承和深化；还因为邓小平当年在反复强调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曾多次提醒全党要注意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协调性，提出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双管齐下、“两手都要硬”等重要思想。早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不久的1980年1月，邓小平就在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由于当时最大的问题是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惯性和远未消除“左”的思维方式，使得我们许多人依然对抓生产，搞经济的重要性认识不清、心存疑虑，或想抓而不敢抓、抓而不紧、抓抓放放，所以邓小平又紧接着指出：“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11因此可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发展理念和思路的核心因素。尽管邓小平当时已看到了现代化建设任务的全面性和兼顾并抓的重要性，但他依然把生产力的发展视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多方面任务和目标的物质基础与必要条件，把经济建设放在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地位，把发展看成是“硬道理”。我们今天在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应对新的挑战和任务时，当然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将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项建设统筹兼顾，但仍然不能因此而忽略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二）“注重质量、讲求效益”，“可持续发展”是江泽民发展思路的核心
在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思路指导下，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经济高速平稳发展，综合国力逐年上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显著提高和扩大。据国外金融专家统计，从1978年至1996年（邓小平逝世前），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为9.4％。其中，工业生产增长49.2％，劳务部门增长30.3％，农业生产增长20.5％，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是前所未有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使中国成为了一个颇具经济发展潜力的国家12。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使英明睿智的中国共产党人失去清醒的头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在经济高速增展的同时，及时而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发展也亦存在着低质高耗、环境破坏，不够健康、不可持续这两大不良倾向。如果不及时纠正这两大弊病，中国未来的发展将难以避免和抵御表面繁荣背后所暗藏着的巨大风险和危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针对当时全国普遍存在并开始蔓延的片面追求产量、产值、速度，产业结构不合理，重复建设多，经济效益低，企业产品质差耗高，损失浪费惊人等突出问题，江泽民严肃地指出：“中央作出的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决策，既要求积极扩大经济的数量和规模，更在于显著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注重质量、讲求效益的增长速度，才是扎实的、没有水分的速度，也才是过硬的和有后劲的速度。”13只有“质量和效益上去了，国民经济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发展才有后劲。质量效益上不去，即使速度一时上去了，最终也会掉下来。要坚持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统一”14。而“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15，“关键在于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16。
同时，针对经济的高速发展给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在积极思考中国的发展如何才能跳出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遭遇的人口增长失控、资源过度消耗、对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陷阱，走出一条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路。他们认真研究和吸取了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顺应时代的潮流和要求，适时提出了以持续、快速、健康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为站在新的历史拐点上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江泽民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并多次强调指出：“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更具有紧迫性。”17 “二十世纪，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带来了一些严重问题。比如，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掠夺，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教训值得深刻记取……。能不能坚持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安全，关系到我国人民生活的质量，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18他还谆谆告诫广大干部群众要树立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要在思想上真正明确“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9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上，我国政府作出了履行联合国《二十一世纪议程》20等文件的庄严承诺，并于1994年编制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文件《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白皮书》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和行动方案。以后，又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正式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列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的基本方针。
如前所述，一个国家在发展的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会面临不同的形势和任务。一个信奉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时，绝不会也不应该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不思进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注重质量、讲求效益”和“可持续的发展”，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思想的继承、发展和深化，也体现了其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基本理念。
（三）“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是胡锦涛发展思路的核心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21。“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体现了其对人的终极关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声明：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人类发展，即以人为本的发展。人类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是手段。也就是说，按照这种发展观，对经济发展的最终检验，不再是普通的物的指标，而是人的发展程度。这种对发展的深刻认识，被国际社会评说成“社会灵魂的一种觉醒”。而我国社会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全面小康社会大踏步迈进的时候，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并开始为执政党所重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回归了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之认识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观”的概念。科学发展观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并把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发展的首要的和根本的目标，进而引导和促使人们对过去一段时间普遍存在的以经济增长状况衡量一切的发展思路进行认真而深刻的反思。在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胡锦涛进一步阐述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发展价值理念，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2他还强调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归根到底，就是要坚持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对人的潜力的调动和发掘为中心，把发展的目标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各种需要、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
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的，不仅在于它强调的发展目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的，还在于它坚持的发展方法和路径（全面、协调、可持续）也是科学的。比如：在发展要素上，强调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体现了全面）；在发展方法上，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体现了协调）；在发展道路上，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和生活，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体现了可持续）。就如习近平在今年9月23日召开的“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所指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发展是又好又快发展，它不但关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更注重发展质量的提升；不但关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涌流，更注重社会利益的分配和调整；不但关注经济实力的增长，更注重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生态等各方面的均衡发展；不但关注开发和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更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不但关注群众基本需求的满足，更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准确地而不是模糊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理解和掌握，才能真正学懂弄通，自觉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工作”23。当然，作为科学理论的科学发展观也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不仅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实践基础上，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思考和科学总结，而且也是对邓小平、江泽民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是在邓小平、江泽民发展思想的基础上，“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丰富的思想内涵构建了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科学理论”2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问题的理念和思路，经历了一个从思变图强——着眼长远——回归本原的辩证发展和历史演变过程：从偏重经济发展到统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从追求物的增长到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从热衷于一时的繁荣到注重可持续发展；从追求速度到强调“又好又快”——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代领导集体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结合实际，在不断探索、思考、总结、创新并汲取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深化着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这一科学理论对于正处在经济社会大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阶段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对于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和民族振兴的伟大目标，创造新的辉煌也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应该说，改革开放30年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所提出和遵循的发展理念和思路都是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都是顺应和切合当时的世情、国情、党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实际和现实需要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伟大品质。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发展理念和思路的兑现和实施是一个非常艰难而曲折的过程，常常会受到特定的经济政治体制、思想观念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制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好的发展思路在现实中却得不到有效的贯彻实施的事例。比如，196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战略是一个科学的发展战略，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冲击而搁浅，由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求纯而被扭曲。1981年提出的经济建设新路子和1995年提出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也是科学的，但是时至今日尚未根本实现。同样，我们虽然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但是次年又紧接着出现了新一轮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并在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由此可见，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不仅要继续带领全国人民不断探索和努力，而且要进一步学习和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精神和深刻内涵。这也正是党中央决定在全党特别是全体党员干部中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重大决策的原因和意义之所在。
（吴欣系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单冠初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9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6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12 [墨西哥] 墨通社1997年2月22日电：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国外关于邓小平理论评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6页。
13江泽民.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做好明年经济工作（1994年11月28日）[A].在海南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01年2月27日）[A].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96.
14江泽民：关于一九九九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1998年12月7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15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9月28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16江泽民：关于一九九九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1998年12月7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17江泽民：在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96年3月10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18江泽民：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0年3月12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282页。
19江泽民：在海南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01年2月27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
20 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了为当今世界所接受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即：“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同时，报告还提出和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得到大会确认。为了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的一致行动，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再次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代表团和联合国下属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了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与会。经共同努力，大会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方针制定并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和《里约热内卢宣言》等重要文件。会议号召各成员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并加强合作，以推动《二十一世纪议程》的落实。《二十一世纪议程》的通过，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思想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承认和接受，标志着可持续发展从理论走向实践，成为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从而开辟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可持续发展时代。此后，联合国又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协调各国执行《二十一世纪议程》行动，同时设立了“二十一世纪能力建设基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增强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迄今己有74个国家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交了执行《二十一世纪议程》的国家报告，介绍本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可见，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可持续发展理论已成为左右各国发展决策的强有力理论体系。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2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23习近平：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和水平，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8-09/24/content_16524894.htm，2008年9月24日。
24 同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