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周鸿刚、李进主编,黄刚、何云峰副主编:《理论经纬•2009》,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12月版。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转变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执政党领导地位的转变,大大加强了党的历史责任,也给执政党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由此,中共核心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充分考察党的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这些思想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未雨绸缪,立国之初毛泽东指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威胁 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党执政后如何加强自身建设?作为一位伟大战略家,毛泽东早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开始了认真思考。1949年3月,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一致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为执政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第一,阐明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为执政党建设提供了客观依据。报告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事业。“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都是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 第二,提出学习生产技术,学习生产管理技术等新任务,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内容。为了革命胜利后更好地巩固政权,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2。同时,党还必须根据阶级斗争的新变化,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 第三,强调务必防止产生骄傲情绪和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及作风,为执政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历史已经证明,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所以,全党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禁止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禁止送礼等六条决定,为执政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 党在全国执政以后,针对在全国革命胜利形势下党内一部分人中滋长的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不思进取、贪图享乐、假公济私、挥霍浪费等不良习气,以及利用手中权利贪污受贿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有力的斗争。 首先,建立监督机制,实行党内外双重监督。经毛泽东提议,194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成立中央和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在同级党委领导下,中央和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对中央直属各部门及各级党的组织、干部、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进行检查,受理、审查和决定对有关党组织及党员的纪律处分。为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中共中央还建立了各级人民信访办公室。1956年,毛泽东又在《论十大关系》中第一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初步勾勒出了党外监督的基本思路。 其次,进行整风和整党运动。1950年5月,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4这次整风运动历经半年多时间,提高了干部的思想政策水平,改进了工作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在整风基础上,从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对全党基层组织进行了一次普遍的整顿,着重向党员进行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在教育的基础上,对犯有严重错误和不够党员条件者进行组织处理,其中共有41万人被开除出党或劝告退党,极大地纯洁了党的组织。 再次,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专项斗争。1951年11月,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揭露出一些干部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后,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从1951年底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在全党开展起来。斗争中抓住刘青山、张子善这一典型重大案件加以严肃处理,引起了全党的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三反”斗争“是我们党在执政的情况下保持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廉洁,是反腐败这一长期斗争的胜利的初战”。5 此外,毛泽东还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健全民主集中制,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若干重要思想,所有这些对于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有着长远的战略意义。 (二)总结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强调“制度是决定因素”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建国以来历史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同志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严峻形势面前,他领导全党地进行了党建方面的拨乱反正,医治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创伤,大胆探索和解决新时期党的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党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邓小平提出党的制度建设这一课题。他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6毛泽东虽然曾经意识到斯大林之所以犯错误有个制度的问题,但是他没有做到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问题,更由于制度的问题,把他推到良好意愿的反面。“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7为了消除党的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强化党的各项制度建设,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原则。 首先,加强党的集体领导,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确定了少宣传个人的方针,并对中央领导机构和人事上作了重大调整。全会决定成立由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加强对党员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和管理。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8月,为逐步革除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重新调整了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领导成员,以改变党政领导干部兼职、副职过多的状况。1982年党的十二大根据通过的新党章,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初步实现了党的最高领导层新老合作和交替,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其次,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一大批干部由于年老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胜任繁重的工作,解决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就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出了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出:“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做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是无限期的。”8此后,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了老干部离休退休年龄界限:中央部级和省级干部正职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司局级干部一般不超过60岁。退居二线担任顾问和荣誉职务不宜重叠。同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或者离职休养,或者退休。”12月4日颁布的我国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规定: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10年)。这就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取消了实际存在的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 邓小平不仅倡导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而且身体力行做出表率。他几次恳切地表达了退休的愿望。在党的十三大上,他和其他几位老一辈革命家带头退出中央委员会。但由于改革开放刚刚展开,党的事业需要他继续发挥作用,他不得不留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坚决退出”。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完全退下来,为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在组织制度方面,邓小平提出了培养和选拔领导干部队伍的“四化”标准。干部队伍建设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它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邓小平非常关注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早1979年11月,他就提出:“要培养、选拔一批年轻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来”9,要求老干部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有为的干部来接班。翌年年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干部队伍的现状和四化建设的要求,他进一步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10。这就完整地提出了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四化”标准。革命化,是指干部的政治标准。年轻化,是对干部的年龄和身体素质的要求。知识化和专业化,是要求干部必须具备相当的文化知识和专业工作能力。邓小平关于干部“四化”的标准,把新时期总任务的客观要求与党的传统干部理论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囊括了新时期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必备的各项条件,对于从总体上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与时俱进,世纪之交江泽民提出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 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任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样,经过十三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江泽民同志成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十几年来,新一代核心领导人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关切,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对执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了许多洋溢着鲜明时代精神的党建思想。 首先,面向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向全党郑重提出了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宏伟任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邓小平的党建理论,一以贯之地抓党的建设,作出了关于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加强廉政建设、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决定,就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作了重要部署。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着眼于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保证中国能够取得更加主动的地位,又集中讨论了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继续进行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这个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即“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 其次,为了着重解决在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领导干部素质,江泽民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1995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北京视察工作时,针对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忽视政治,思想素质下降,在用人方面存在着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一些党员干部沉溺于物质享受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以及在一部分干部中盛行的不良风气等严重状况,鲜明地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中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111999年6月,他又指出,开展“三讲”教育“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的需要;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需要;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按照十五大的战略部署,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12。正是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江泽民同志对“三讲”,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讲学习就是全面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掌握其精神实质,并用此去分析和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以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提高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和执政能力。讲政治是对党政领导干部最基本的要求。讲政治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江泽民指出:“没有这个政治的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清醒的合格的党的领导干部,不可能成为一个清醒的合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领导者。”13因此,江泽民同志突出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治,他在优秀县(市)委书记表彰大会、十四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工作会议、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以及在各地考察工作时,都十分突出地讲了这个问题。讲正气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同一切歪风邪气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 第三,江泽民明确提出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2000年,处于世纪之交。把一个什么样的党带入新世纪,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思考的重大问题。站在世纪交替的历史高度,总结我们党近80年历史经验,紧密联系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现实状况,江泽民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1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进步性本质的高度,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实质和内涵,是新世纪党的建设和党的全部工作的指南。 江泽民还对反对和惩治腐败、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等问题作过许多论述,构建了系统的执政党建设体系,对党的自身建设的历史性课题作出了新的回答,为新世纪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四)改革创新,新时期胡锦涛要求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顺利实现了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我们党面临的历史任务,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观点,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理论成果,对执政党建设理论做出了新的贡献。 第一,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2004年9月,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和探讨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全面总结五十五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的基础上,《决定》系统阐述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并具体规定了加强建设的内容,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点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把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核心内容抓紧抓好。”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无疑是一个重大创新。 第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2004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决定从2005年1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这是党中央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党的建设的伟大基础工程,取得了很大成效。据统计,“在历时一年半的活动中,共整顿软弱涣散、不起作用的基层组织15.6万个,新建基层党组织13万个,调整充实基层党组织负责人16.5万名,集中培训基层党组织负责人291.9万名,2005年全国受到组织处理出党的中共党员达44738名”15。通过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解决党员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广大党员自觉地加强了思想改造,强化党员意识和执政意识。 第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推动树立科学发展观。马克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从历史上看,只有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才能掌握领导社会变革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动权,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因此,衡量一个政党最根本的标准,是要看它是否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否为广大人民谋取福祉。 我们党是执政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目的就在于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科学发展观把人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2004年3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6。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确回答了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把“以人为本”的合目的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有机统一起来,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而且是党的执政方式与执政思路的科学化和制度化。 此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还提出了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和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八个方面的良好作风;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等党的建设内容,从而将党的建设的完善为思想理论、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的“五位一体”、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体布局,为党的建设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执政党的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核心领导人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在不同时期就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进行战略性思考,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这充分反映出中共领导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和和为谋求长期执政而不断探索、创新的可贵精神。 (贺朝霞系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部副部长、副教授)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1427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页。 5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332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0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页。 11《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9页。 12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9年6月28日。 13江泽民:在优秀县(市)委书记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7月1日。 14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2月26日。 15王金玲著:《中国共产党党章发展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7页。 1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