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周鸿刚、李进主编，黄刚、何云峰副主编：《理论经纬•2009》，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12月版。

（一）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渊源
　　
　　1．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支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因此，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不但需要有政治纲领、经济纲领，而且需要有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文化，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1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种新文化，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区别于旧民主主义文化的地方，首先和主要的在于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是以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亦即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的。
　　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建设概念的提出是《新民主主义论》中最为闪光的理论精华之一。而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好了理论准备。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从根本上否定了旧文化传统，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创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提高了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使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它所确立的政治至上的新文化传统取代了伦理至上的旧文化传统，在革命年代、新中国发展的早期，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热情，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2．泛政治化的文化建设
　　建国后，文化传统的“泛政治”思维极端化为“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在遇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2民族的凝聚在“文化大革命”中变成了个人崇拜，变成了纯粹的“政治领导”凝聚力，“文化大革命”式的文化建设其实是革了知识分子的命，革了文化的命，消解了民族的文化凝聚力。
　　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末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过渡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在社会主义需要全面建设、大力建设的情势下，文化建设的政治至上传统依然保持，中华民族凝聚力依然强大，但由于政治、经济政策的失误，使得文化建设的性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方向发生偏向，阻碍了新中国的发展。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就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矛盾让位于政治矛盾，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第一阶段凝结的政治至上传统当然延续。在民族实践中，政治成了重要准则，经济、文化也政治化“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十年“文革”便是这种思维支配的恶果。革命的新文化传统、政治为核心的凝聚力依然焕发出无穷的力量，但它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其发展产生了严重偏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极端的政治主义；二是新式的保守主义；三是极端的非科学主义。甚至于影响到在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我国第二部社会主义宪法。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和“四人帮”破坏的影响，宪法中有关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内容，比1954 年的宪法有所倒退，其中的关于国家发展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事业和保障公民从事科学研究，从事文学艺术创造及其他文化活动自由的内容被取消，增加了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化教育、文化艺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内容。科学服从于政治，于是轻视知识、轻视科学的浮夸风盛行一时。文化建设发展方向出现偏差，造成的失误与破坏令人震惊与痛心。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积极改进了对文化事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领导新时期文化工作的实践中，及时地调整和发展了文化艺术工作的方针政策；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制定了繁荣文化艺术创作、发展群众文化活动和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许多具体政策和规定；提出了文化产品生产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力求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佳结合的方针；提出了适应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方针。这些调整发展为整个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
　　1．真理标准大讨论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反思
　　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打破精神枷锁、实现思想解放的理论先导，并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以此为契机，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全力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真理标准大讨论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反思主要侧重于三个方面：一是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二是清除“ 文革” 给社会精神生活造成的消极影响，净化社会风气，倡导和塑造社会主义理想和高尚精神，以“五讲四美”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蓬勃展开；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抵制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和侵蚀。
　　要走出“文革”的误区，便首先要在文化思想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于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结束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建国以来空前活跃的局面，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电影、电视、戏剧、音乐，以及其他各种艺术，都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有了质的飞跃。在文学领域，首先出现了以声讨“文革”罪恶、呼唤人性、歌颂真善美为主题的“伤痕文学”。“伤痕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应该是刘心武的《班主任》了。由于作品所提出的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社会性，与现实政治密切相联，所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虽然在这种反响中有不少质疑、指责的声音，但由于揭批“四人帮”的政治需要，它没有遭受“封杀”，而是作为控诉“四人帮”罪恶的证据被合法化，进而带动了类似作品(即“伤痕文学”) 的问世，也带动了整个文艺内容、主旨的更新。
　　在“伤痕文学”作品初登文坛时，戏剧、电影、电视界也出现了明显的“伤痕”化迹象，其产生的原因自然与“伤痕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完全一致。话剧，如《于无声处》、《丹心谱》等就是这种“伤痕”化的戏剧作品中的代表作。电影和电视也不例外，如《苦恼人的笑》、《牧马人》等。很显然，这是一种政治伦理的要求使然。但是，政治对文化所起的推动作用是有一定的条件限制的。20 世纪80 年代初开始的对“伤痕文学”作品《苦恋》及根据此作品而改编拍摄的电影《太阳与人》的批判，就是文化发展越过了政治容忍尺度的结果。当然，刚刚从文革中从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呈现出同步前进的态势。文化领域呈现的多样化特色是新时期政治环境逐步宽松化的结果。
　　2．强化精神文明建设下的文化产业异军突起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而且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的原则，人与人同志式关系等”3。
　　早在1978 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科学概念。1982 年9 月召开的十二大，我们党对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作了系统总结和全面论述。在“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部分，集中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又是互相渗透和互相促进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是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4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建构起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初步框架。
　　十二大以后，认识进一步深化，主要表现为对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相互关系上，认识到思想建设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还注重发展新型的社会关系，使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较强的理性色彩。十二届六中全会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专门会议的形式专题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以十二大政治报告为指导，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总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认识的深化突出反映在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进性与普遍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层次性和阶段性，它表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已经基本形成。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有两大理论成果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二是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十三大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轮廓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奋斗目标，同时政治报告中提出：“要根据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按照‘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5这就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和任务作了具体规定，指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和方向。
　　从十三大到十四大，国内、国际都发生了重大政治事件。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工作中，努力纠正“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失误，并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党在曲折和教训中，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92 年10 月，十四大所做的政治报告，以及十四届六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基础，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作了全面概括，提出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和整个世界的大局的高度，全面、历史、发展地进行考察；要求全党对这个任务的长期性、复杂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长抓不懈，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6的重要思想；更加全面地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基本方针和重要措施，全面部署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至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基本成熟。
　　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同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这一新的概念被提了出来。从文化产业兴起开始，党和政府就十分重视运用产业政策规范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经过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和十六大，文化产业的概念被正式明确下来，即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它一般是与公共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概念。文化事业主要依靠政府扶持、社会赞助，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则主要面向市场，依法经营，自我投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其范围随着国家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从我国现实情况看，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文艺演出、影视业、音像业、文化娱乐业、广播电视业、新闻出版业、信息网络服务业、教育业、旅游业、体育业、广告业、会展业、咨询业等。
　　在继承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文化事业论述下，党强调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是我党对文化建设一新的突破性认识。邓小平历来重视文艺、新闻、教育等文化事业的作用，“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7在此基础上，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8对文化产业的论述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文化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也是势在必行。十六大报告指出：“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同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结合起来，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加强宏观管理，深化文化企事业单位内部改革”，“按照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管理体制，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9在党的报告中对文化产业的定位，对文化体制改革的论述，并进一步把文化建设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说明了我党在文化建设方面认识的深化与进步。
　　3．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提出
　　十五大前后，党的重要文件频频出现“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的并列使用。这决不是文字上的游戏，而是有着新时代深刻的、丰富的意蕴。特别是在世纪之交，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习惯、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加强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化”和“西化”。面对这一复杂的形势，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选择，正面回答了现代中国人在新世纪建设现代国家中的文化方向和价值导向。
　　在1994 年1 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江泽民特别指出：“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发展自己。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10
　　在建党70 年大会上，江泽民作了相关阐述，“改革开放，总的说来，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巨大系统工程，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要相互协调，配套进行”11。
　　党的十五大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的高度，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十五大报告使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这一概念，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一起，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出。十五大报告强调指出：“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2，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十五大报告把文化与经济、政治，把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作为党初级阶段的纲领提出，认识和考察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这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新发展。同时，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发展途径、重大方针政策等做出了科学深刻的全面概括和阐述。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本方向的规定。“面向现代化，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面向世界，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应是闭关自守、孤芳自赏、固步自封的文化，而应该具备世界眼光和时代精神。要着眼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善于在全球多元文化的激烈竞争和互补中吸取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善于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中不断创造新的文化……面向未来，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致力于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势，洞悉历史的发展规律，发扬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以不断创新作为自己的灵魂”13。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在地包含着现代性的理念。理解“三个面向”，现代性是其理论核心基点。现代性意涵理性、进步的信念与历史进化论的含义。它集中地表现为对理性的崇拜，对经济发展、市场体制和法律、行政体制的信仰，对合理化秩序的信念，可以把这些信念概括为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现代性问题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其与“现代化”概念紧密相关。“在这里，‘现代化’是一个活生生的动态性概念。它与‘现代性’不同，它不是指后者所象征的那个静态的文明结构，而意味着一种连续，一个过程，一个当代世界正在持续着的历史演进。”14
　　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下的和谐文化建设
　　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具体的发展要求，是在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来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设，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特别是从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调节收入分配、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具体规划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全面论述，认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从而使全面小康社会的内容具体化。
　　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建设和谐文化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任务。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这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同时，关于和谐文化及其建设的思想，无疑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和谐文化建设的要求，就是把先进文化的要求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加以具体化，从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内容。
　　和谐文化的建设要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和谐文化建设就是要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的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和谐文化的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和谐文化建设就是以和谐为思想内核与价值取向，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树立社会和谐的理想信念与道德规范，坚持和实行有序的社会道德准则。
　　
　　（三） 当前文化建设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创新发展主流政治文化
　　我国当代政治文化是由多种不同内容的政治文化因素构成的一个文化系统。但在这个系统中，各政治文化因素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其中有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我们将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为主流政治文化，它是一国民主政治的灵魂。在我国，这种主流政治文化就是我国政治上层建筑中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我国的这一主流政治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坚持其指导地位，并用之来统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同时，还必须与时俱进，致力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概括新经验，让顺应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的旗帜高高飘扬。
　　第一，扬弃传统文化，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荣辱观是中华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荣辱是一对重要的道德范畴。荣辱观作为对荣辱的根本看法，实质上是建立在一定世界观、人生观基础上的价值观问题，其通过对社会生活中真、善、美的评价，对个人行为起道德导向作用。荣辱观作为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同其他社会意识形式一样，具有历史继承性。但同时都是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关系和特定历史条件之上，因此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以至不同社会集团都会形成不同的荣辱观。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荣辱观，言简意赅，集中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精神的高度结合，是当今我国社会的重要道德准绳。
　　第二，市场经济与文化价值的矛盾。文化发展可以为市场经济的发育提供精神动力，可以影响物质产品的文化含量、影响社会经济管理的发展方向、决定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传播经济信息等。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与文化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致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与文化价值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市场的最高原则是利益最大化，文化则以至真、至善、至美为最高价值和原则；市场经济活动关心的是个人的、团体的、局部的、世俗的利益，文化则从其终极意义上把人类基本生存状态作为自身的最高关注对象并建构人类的基本价值；市场的规则、制度、法律设施只是最低限度地保证每个人面对市场所划定的空间界限及道路规则不犯规、不逾矩，带有功利性、工具性的特征，而文化则要给社会中的每个人提供心灵停泊的家园、安身立命之所。文化价值与市场经济矛盾的解决可以归结为文化与市场两股力量如何平衡，换言之，在张扬文化活动的最高价值取向的同时，如何又不压抑由市场经济引发的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适度冲力。事实上，实现一个健全社会所必需的文化最高价值取向与市场的最高价值取向的平衡，融通文化理想主义与市场经济现实功利主义而为现代式中庸之道，无疑是一个重大而深远的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嬗变反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紧密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建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三十年来，党和政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进行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不断地进行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实践创新。三十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很好地解决了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化的关系，是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好写照。
　　（戴冰系上海师范大学团委书记、讲师、在职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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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
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367 页。
4 摘自中共十二大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982年9月1日。
5 摘自中共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年10月25日。
6 摘自中共十四大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
7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9页。
8 摘自中共第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
9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0页。
10 摘自《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1月24日。
11 摘自《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
12 摘自中共十五大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
13郑传芳、朱清：《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7、208页。
14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三联书店1995年，第12页。